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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勇
生于浙江，博士学位，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暨南大学教授，文艺学博导，《行走》（mook）主编。主要作品有《时尚的哲学》、《往西，宁静的方向》、《行走指南》等。
小时候，我们城里的公园下面有防空洞，常常听大人们说，曾经一对青年男女进去后迷了路，结果在里面饿死了。我们很多次望着洞口想象着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但是，没有人敢进去。终于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突然来了勇气，一个挨着一个地慢慢进了洞。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从另一个洞口钻了出来。这是人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常常具有的经验，因为对一个未知的地方充满好奇，却带着害怕与渴望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向着它走去。越是害怕，渴望似乎就越强烈。而这跨出去的步伐，正是冒险最原初的形态。凡是冒险，所要到达的地方一定是不可知的，因为不可知，所以必然有危险。人们常说：冒险的代价。确实，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冒险导致的要么是彻底的收获，要么是彻底的毁灭。
因而，探险常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冒险行为。而早期的探险，大约也是因为好奇才开始的。在大海的那一边，是一个什么世界呢？在山的那一边又是个什么世界呢？一个人上路了，然后是很多人上路了。有些人永远没有回来，而有一些人回来了，带来了远方的信息。在18世纪以前，上路寻找另一世界的人们似乎并不多。常常是有一个人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是很多年后才有后继者。那时候，东方与西方是多么遥远，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两个世界，人们相互的了解是靠极少极少的探险者带回来的零星消息，以及大量的传说。因而，张骞、马可·波罗这样的人物，特别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在那样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他们走出了各自的界域，一步一步地去发现新的世界。人类的相互联系、相互理解，正是从他们的脚步声中展开的。如果没有那样的人物告别亲人、朋友，在晨曦里启程，走向一个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地方，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谓的地球村。
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探险确实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贪婪息息相关。那关于黄金的传说吸引了不少探险家怀着对于财富的强烈梦想，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去寻找新的陆地。但是，在我看来，黄金的吸引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探险本身所具有的乐趣也许比黄金更为重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又一个的探险家死在北极的路上，而北极似乎总是能够发出神秘的召唤之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的探险家继续上路。那里面一定有着人类非常内在的渴望了解未知的激情。就像哥伦布在最后一次航行前所说的：“我此次航行并非为了获得荣誉和财产，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对荣誉和财产的希望早就破灭了。”哥伦布前面几次的航行都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但为什么还是不放弃，继续去寻找呢？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激情，是很难做到的。探险的乐趣大概在于发现一路上都是新鲜的事物，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尼采描绘的哥伦布形象也许是所有不同意义上的探险家共同具有的：他永远凝视着一片蓝色——远方已摄走了他的魂！
在今天，似乎已经再也不可能有探险家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宇航员，只有宇航员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可知的，但星际探险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是无法实现的事。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飞机、汽车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我们去任何地方以前，都会从各种渠道获知有关那个地方的资讯。我们去那个地方，多半不是为了去发现，而是为了去印证一种已知的经验。有一种叫作“生存大挑战”之类的电视节目，并非真正的探险，而是一种预置的表演性的“探险”。这类节目的盛行，一方面意味着在地球上探险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探险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游戏，另一方面意味着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冲动从来不会消退，当在现实中找不到未知世界时，他们会转而从观看中得到满足。
探险不再，但冒险以其他各种形式遍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冒险家的乐园”这一短语中的“冒险家”，遍布在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就在不久以前，有多少人丢掉已经得到的一切，离开自己的家，到深圳，然后到了海南，为了一个未知的前途？抑或只是厌倦了已有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决定去深圳，要下多大的决心，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时候谁能想到深圳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火车站、汽车站，每天有无数的人，从自己的家乡，涌入城市，把自己交给谁也无法预测的命运。在边界，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要漂洋过海或翻山越岭，去另外的国度，过另外的生活。一些人死在了海上，一些人死在了陆地上。但为什么，总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踏上同样的路途……
无论何种形式，冒险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冒险源于试图摆脱既有生活秩序的冲动。当生活成为惯例，成为程序，一切都可以预料得到。在每天同样的工作中，我们的生命会渐渐磨蚀，我们的感知会渐渐麻木。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宁愿放弃优渥的生活，走上未知的路，为的是让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断，把自己从一种连续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哪怕从此潦倒，甚至因此死掉，似乎也是值得的。高更是一位真正的冒险家，放弃了家与地位，突然跑到塔西提岛，去过一种几近原始人的生活。爱德华也是一位真正的冒险家，为了一位妇人而放弃了王位。为生命找到一种新的感觉，对那些冒险的人而言，比什么都重要。只是重复庸常的生活，生如同死，而轰轰烈烈、彻底的一搏，即使一败涂地，也算是活过一回。冒险赋予了生命最充满紧张与活力的时刻。也许，在冒险中我们才能领会“刹那即永恒”的说法。或者，套用福柯的词汇，冒险给予了我们“高峰”体验。确实，只有在冒险中，才能得到高峰体验，就如同在投资中，风险越大，回报也就越高。
生于浙江，博士学位，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暨南大学教授，文艺学博导，《行走》（mook）主编。主要作品有《时尚的哲学》、《往西，宁静的方向》、《行走指南》等。
小时候，我们城里的公园下面有防空洞，常常听大人们说，曾经一对青年男女进去后迷了路，结果在里面饿死了。我们很多次望着洞口想象着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但是，没有人敢进去。终于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突然来了勇气，一个挨着一个地慢慢进了洞。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从另一个洞口钻了出来。这是人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常常具有的经验，因为对一个未知的地方充满好奇，却带着害怕与渴望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向着它走去。越是害怕，渴望似乎就越强烈。而这跨出去的步伐，正是冒险最原初的形态。凡是冒险，所要到达的地方一定是不可知的，因为不可知，所以必然有危险。人们常说：冒险的代价。确实，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冒险导致的要么是彻底的收获，要么是彻底的毁灭。
因而，探险常常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冒险行为。而早期的探险，大约也是因为好奇才开始的。在大海的那一边，是一个什么世界呢？在山的那一边又是个什么世界呢？一个人上路了，然后是很多人上路了。有些人永远没有回来，而有一些人回来了，带来了远方的信息。在18世纪以前，上路寻找另一世界的人们似乎并不多。常常是有一个人走了很远的地方，然后是很多年后才有后继者。那时候，东方与西方是多么遥远，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两个世界，人们相互的了解是靠极少极少的探险者带回来的零星消息，以及大量的传说。因而，张骞、马可·波罗这样的人物，特别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在那样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他们走出了各自的界域，一步一步地去发现新的世界。人类的相互联系、相互理解，正是从他们的脚步声中展开的。如果没有那样的人物告别亲人、朋友，在晨曦里启程，走向一个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地方，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所谓的地球村。
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探险确实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贪婪息息相关。那关于黄金的传说吸引了不少探险家怀着对于财富的强烈梦想，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去寻找新的陆地。但是，在我看来，黄金的吸引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探险本身所具有的乐趣也许比黄金更为重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又一个的探险家死在北极的路上，而北极似乎总是能够发出神秘的召唤之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的探险家继续上路。那里面一定有着人类非常内在的渴望了解未知的激情。就像哥伦布在最后一次航行前所说的：“我此次航行并非为了获得荣誉和财产，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对荣誉和财产的希望早就破灭了。”哥伦布前面几次的航行都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但为什么还是不放弃，继续去寻找呢？如果没有一种内在的激情，是很难做到的。探险的乐趣大概在于发现一路上都是新鲜的事物，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那种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尼采描绘的哥伦布形象也许是所有不同意义上的探险家共同具有的：他永远凝视着一片蓝色——远方已摄走了他的魂！
在今天，似乎已经再也不可能有探险家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宇航员，只有宇航员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可知的，但星际探险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是无法实现的事。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飞机、汽车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我们去任何地方以前，都会从各种渠道获知有关那个地方的资讯。我们去那个地方，多半不是为了去发现，而是为了去印证一种已知的经验。有一种叫作“生存大挑战”之类的电视节目，并非真正的探险，而是一种预置的表演性的“探险”。这类节目的盛行，一方面意味着在地球上探险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探险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游戏，另一方面意味着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冲动从来不会消退，当在现实中找不到未知世界时，他们会转而从观看中得到满足。
探险不再，但冒险以其他各种形式遍布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冒险家的乐园”这一短语中的“冒险家”，遍布在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就在不久以前，有多少人丢掉已经得到的一切，离开自己的家，到深圳，然后到了海南，为了一个未知的前途？抑或只是厌倦了已有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决定去深圳，要下多大的决心，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时候谁能想到深圳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火车站、汽车站，每天有无数的人，从自己的家乡，涌入城市，把自己交给谁也无法预测的命运。在边界，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要漂洋过海或翻山越岭，去另外的国度，过另外的生活。一些人死在了海上，一些人死在了陆地上。但为什么，总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踏上同样的路途……
无论何种形式，冒险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冒险源于试图摆脱既有生活秩序的冲动。当生活成为惯例，成为程序，一切都可以预料得到。在每天同样的工作中，我们的生命会渐渐磨蚀，我们的感知会渐渐麻木。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宁愿放弃优渥的生活，走上未知的路，为的是让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断，把自己从一种连续性中解放出来。为此，哪怕从此潦倒，甚至因此死掉，似乎也是值得的。高更是一位真正的冒险家，放弃了家与地位，突然跑到塔西提岛，去过一种几近原始人的生活。爱德华也是一位真正的冒险家，为了一位妇人而放弃了王位。为生命找到一种新的感觉，对那些冒险的人而言，比什么都重要。只是重复庸常的生活，生如同死，而轰轰烈烈、彻底的一搏，即使一败涂地，也算是活过一回。冒险赋予了生命最充满紧张与活力的时刻。也许，在冒险中我们才能领会“刹那即永恒”的说法。或者，套用福柯的词汇，冒险给予了我们“高峰”体验。确实，只有在冒险中，才能得到高峰体验，就如同在投资中，风险越大，回报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