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曲是元散曲中杰出的作品之一。作者睢景臣因创作此曲，而被列入优秀散曲作家之列，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元代著名戏曲作家钟嗣成，在他的《录鬼簿》中说，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那么其“新奇”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从这一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立意新颖，讽刺辛辣
　　综观全曲，《高祖还乡》主要艺术特色是立意新颖，讽刺辛辣。所谓新颖，就“新”在否定皇权至上的立意上，这种立意与正史《史记》有所不同。《史记》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意在突出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概，“威如海内兮归故乡”的荣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壮志，以及不忘故土的深厚感情，以显示刘邦的恩威，给封建皇帝涂上神圣的光环。
　　而《高祖还乡》则不同，通篇体现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刘邦本为泗水亭长，但在得天下后，为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就杜撰出斩蛇起义后老妪夜哭，并说白帝子化为蛇被赤帝子所斩的神话。《高祖还乡》故意抹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環，撕掉“真命天子”的面具，揭起“麒麟皮”而专写“马脚”，显示出刘邦流氓无赖的真面目。曲中揭露刘邦“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埧扶锄”，实为一个出身低微而不务正业、贪杯的酒鬼，并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充其量不过是发迹变泰的乡民罢了。同时指出，他还是一个“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大无赖。在文中，不但封建帝王的尊严不复存在，就是他统治机构的下层基础，像王乡老、赵忙郎这些“妆么大户”，也都个个原形毕露，显得那么卑鄙无耻。从以上简析中便可看出，本套曲由于立意新颖，不仅否定了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同时也动摇了他赖以统治的封建基础，这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是靠辛辣的讽刺手法而实现的。
　　二、手法奇特，形象惟妙惟肖
　　《高祖还乡》表现手法的奇特，就在于作者在散曲中运用戏曲代言体的形式。所谓“代言”，就是作者必须全部隐去。《高祖还乡》虽是散曲，却采用了戏曲代言体形式，以一个乡民眼中所见来写高祖还乡的盛况，因而特别真切可感，形象生动。曲中虚拟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村民作为叙事抒情的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写法，由他来讲述这一切。正因为是村民，所以皇帝旗队图案中的“仙禽神兽”就成了“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这些农村常见的鸡、犬、蛇；耀武扬威的兵器就成了“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这些常用的叉、斧和甜瓜、苦瓜；执掌兵器的又是“几个乔人物”，“穿着些大作怪衣服”；导驾官就像“八个天曹判”；随行的嫔妃、宫女，也不过是妖里妖怪的“几个多娇女”。皇帝的这些旗队、兵器队、车驾、随从，本来是为了显示庄严神圣，而现在竟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毫无神圣可言，尽情加以讽刺。又因为这个村民与刘邦熟识且有瓜葛，所以能揭露他的老底，把一个神圣帝王的赫赫威仪和无赖行径连在一起，前后对比，使人物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
　　三、语言大众化，艺术感染力强
　　《高祖还乡》强烈的讽刺效果还表现在大众化口语的运用上。刻画人物，称皇帝一口一个“那大汉”；面对面揭露时，称之为“你”；讨还欠债时，提名道姓，直呼俗称“刘三”。句句逼进，轻视之意，愤怒之情，随着称谓的变化倾泻出来。刘邦下车时“觑得人如无物”的神态，“挪身着手扶”的动作，与“众乡老展脚舒腰拜”形成鲜明对比，在对比中，只简洁两句就把一个妄自尊大、装模作样、高傲无礼的“神圣皇帝”，描绘得形神兼备，如在服前，令人生厌。用红、银、黄、明晃晃、白雪等状兵器、器仗色彩，五颜六色，稀奇古怪，滑稽可笑。用“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状旗上图案之形，极富农村生活色彩，而且形象生动，褒贬自明。这些农民口语，读来通俗流畅，形象鲜明，既符合村民的生活经验、心理状态，又富于幽默感，加强了作品的讽刺性。
　　四、借古讽今，构思巧妙
　　《高祖还乡》描写的是汉高祖刘邦还乡的情景，却是按照元代皇帝出巡仪仗的规则顺序来写的，讽刺元代皇帝却借汉代皇帝来写，这是由于元代统治者虽都喜好乐舞杂戏，但《元史·刑法志》有“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的记载。刘邦虽然是汉朝皇帝，与元朝无涉，但元朝同样也有皇帝，嘲讽汉朝皇帝也就是嘲讽元朝皇帝，元代法令中虽无如明代“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的明文记载，但必有所忌讳。《高祖还乡》对皇帝大不敬，却又能一直流传下来，是与其巧妙的构思，谐中见庄，寄怒骂于嬉笑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而《高祖还乡》能流传至今，这本身就是对“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最高统治者的莫大嘲讽。
　　正是由于《高祖还乡》以上诸多手法的运用，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因此在元曲作家一度兴起的“高祖还乡”创作热中，能独树一帜，并且体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