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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上的“销金锅儿”模式
每个王朝末朝巨大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奢侈型市场经济反而愈加炽盛
本文副题中所谓“销金锅儿”，译成白话意为“吞噬海量金钱的无底洞”，它是南宋人对都城杭州的形容。如此比喻是由于当时为满足城里人数庞大的皇室权贵们各种奢侈消费，所以市场极为繁盛、每天消耗金钱无数，于是杭州有了“销金锅儿”的绰号(见《武林旧事》)。而七八百年之后，这生动的名号仍提醒我们关注经济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城市奢华与市场发展两者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与欧洲中世纪经济的格局封闭、市场狭小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极早，这包括奢侈品的经营，所以《管子·侈糜》就讨论了相关问题。秦汉以后奢侈品生产规模之大、消费型城市之巨，更跃升到空前水平。西汉王符说当时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的盛况是“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潜夫论·浮侈篇》)；仲长统说汉代以来“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到东汉末，洛阳城竟然有“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的气派。
如果说3世纪前的这些老账不便与后来欧洲消费市场的启动相比较，那么宋明(10～17世纪)的情况更为人熟悉。北宋柳永(《望海潮》)描写杭州城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可见当时最让人们艳羡的莫过大都市的极尽奢华和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
大家知道，上述情况在中国经济史上很常见，甚至每个王朝末期巨大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奢侈型市场经济反而愈加炽盛，晚唐王建《夜看扬州市》记：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再如北宋末，宫苑入口附近成了极热闹的市场，“饮食奇珍之物、金玉珍玩衣着”无奇不有，虽然一对茄子瓠瓜竟卖三五万钱的天价，但价格越让人咋舌则权贵们越要抢购一空(见《东京梦华录》)；如此积势下，南宋都城中的奢靡之风更甚、乃至成为“销金锅儿”也就顺理成章。
“销金锅儿”模式并未导致“奢侈产生资本主义”
“奢靡不能富国反而使民穷国亡”之定律贯穿了秦汉以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命运周期，所以大诗人李商隐就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于是就有了大的疑问：照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年，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后移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一一编者注)的归纳，经济创新诸动力之中与运用新技术、完善生产组织等同样重要的是开辟市场，新市场等因素推动经济方式的深刻变革，使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种深刻需要。对市场扩展重大意义的强调，更典型例子如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的结论：“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规模根本不能成为城市发展和生产集约化的动力，所以是富裕阶层的奢华消费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骄奢之风，才带来对美食、服饰、建筑等需求的扩张、造就了就业增长，并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乃至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是我们说：强调奢侈经济对市场拓展的重要意义，此种理论如不加限定所以值得质疑，是因为眼前的明显反例：中国经济史上“奢侈”规模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可为什么这无数烈火烹油般的“销金锅儿”始终没有导致“奢侈产生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果?
更关键的是：如此穷奢极欲非但不能带来长久有效的市场需求并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相反却成了百姓贫困、经济凋敝的根由。比如明代万历晚期(16～17世纪)奢靡之风极盛，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评论是：世风以豪奢相迫攀，于是原来好几天的花销后来不够—餐饭钱，农民百亩之田的收入不足以供城里人买件衣服，家宅雕梁画栋，车马遍饰金银，娼优们珠玉遍体，仆人们穿戴上等衣冠，所以“风俗若此，欲民之不穷也，得乎?”(《国榷》)
进一步观察更可以看到，“奢靡不能富国反而使民穷国亡”之定律贯穿了秦汉以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命运周期，所以大诗人李商隐就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那么这始终走不出去的“破由奢”困局，其制度上的原因和机理在哪里呢?
“权力消费”的特征：权门一席酒，穷汉半年粮
“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
上述历史定势的根源何在其实最为我们熟知，这就是所有那些奢靡消费的启动，都源于统治威势日益专横之下“权力经济’’的急遽扩张。
在秦汉以后中国制度形态中，城市规模的扩张、消费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商品流通网络和货币形态的高度发达、手工业服务业的分工与精致化、奢华风俗的弥漫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皆以权力体系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赋税的超限榨取、权力集团和寄食阶层的人数激增、其消费欲随权力财富积累而暴涨无际等等为前提，即李商隐千古名句所概括：“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就是说“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
这种体制下，百姓的消费必然沦人
“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得一时温饱已非常艰难的极低水平。来看16世纪前后的境况，《警世通言·乔彦杰一妾破家》写一个从乡下来杭州的20多岁汉子：
“如今专靠与人家做工过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冬夏做些衣服与他穿(就满足)。”
明初立“宝钞法”之后铜币贬值极陕，《明史》记到明中叶时(15世纪后期)“一贯仅值钱二三文”，即一贯钱仅值当初的二三文，也就是值一两银子的三五百分之一，所以打工者“每年三五百贯”工钱最多值一两余银子，一个壮汉劳作整年换来的购买力，其低微可怜真到了惊人程度!
再看《二刻拍案惊奇》记述小商贩的收入：
徽州府岩子街有一个卖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程朝奉)一日对李方哥道：“你一年卖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福荫，借此度得夫妻两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赢余么?”李方哥道：“若有得一两、二两赢余，便也留着些做个根本；而今只好绷绷拽拽，朝升暮合过去，那得赢余?”
又记经营寻常饮食的小贩朱三被诬陷“劫骗千金”，而骗局被戳穿的原因是：
太守叫朱三问道：你做甚么勾当，借这许多银子?朱三道：“小的是卖粉羹的，经济不上钱数生意，要这许多(银子)做甚么?”
可见一般商人的经营规模每天“不上钱数生意”、辛劳整年也难有一两银子的利润。
总之，“权力消费”与广大国民消费之间差距的极其惊人是此种经济体制的常态，所以民谚说：
(卢学士款待知县老爷)那酒席铺设得花锦相似。正是：“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醒世恒言·卢学士诗酒傲王侯》)
其实如此豪奢的“席酒”不过是“权力消费”的沧海—粟，更骇人的事情还有无数，以酒饭花费为例：明末吏部兵部的权要为了卖官鬻爵时不受东厂特务的眼热搅局。于是每到选官之年都给东厂送“常例饭钱”，开始是几千两银子，很快暴增至数万两!(见《恸馀杂记》)
如此局面下，国民普遍的市场需求始终无法提振、更不可能导致新经济形态诞生也就不言而喻。至于“权力经济”日益强横炽盛为什么必然导致一系列恶果，例如国民财富被攫取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和一般商人大量破产、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高度腐溃、国家财政在贪污大潮鲸吞之下完全破产等等，以及为什么这些前因都只能归结为包括城市市场在内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则需要另文——详述。
每个王朝末朝巨大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奢侈型市场经济反而愈加炽盛
本文副题中所谓“销金锅儿”，译成白话意为“吞噬海量金钱的无底洞”，它是南宋人对都城杭州的形容。如此比喻是由于当时为满足城里人数庞大的皇室权贵们各种奢侈消费，所以市场极为繁盛、每天消耗金钱无数，于是杭州有了“销金锅儿”的绰号(见《武林旧事》)。而七八百年之后，这生动的名号仍提醒我们关注经济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城市奢华与市场发展两者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与欧洲中世纪经济的格局封闭、市场狭小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极早，这包括奢侈品的经营，所以《管子·侈糜》就讨论了相关问题。秦汉以后奢侈品生产规模之大、消费型城市之巨，更跃升到空前水平。西汉王符说当时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的盛况是“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潜夫论·浮侈篇》)；仲长统说汉代以来“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到东汉末，洛阳城竟然有“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的气派。
如果说3世纪前的这些老账不便与后来欧洲消费市场的启动相比较，那么宋明(10～17世纪)的情况更为人熟悉。北宋柳永(《望海潮》)描写杭州城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可见当时最让人们艳羡的莫过大都市的极尽奢华和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
大家知道，上述情况在中国经济史上很常见，甚至每个王朝末期巨大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奢侈型市场经济反而愈加炽盛，晚唐王建《夜看扬州市》记：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再如北宋末，宫苑入口附近成了极热闹的市场，“饮食奇珍之物、金玉珍玩衣着”无奇不有，虽然一对茄子瓠瓜竟卖三五万钱的天价，但价格越让人咋舌则权贵们越要抢购一空(见《东京梦华录》)；如此积势下，南宋都城中的奢靡之风更甚、乃至成为“销金锅儿”也就顺理成章。
“销金锅儿”模式并未导致“奢侈产生资本主义”
“奢靡不能富国反而使民穷国亡”之定律贯穿了秦汉以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命运周期，所以大诗人李商隐就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于是就有了大的疑问：照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年，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后移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一一编者注)的归纳，经济创新诸动力之中与运用新技术、完善生产组织等同样重要的是开辟市场，新市场等因素推动经济方式的深刻变革，使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种深刻需要。对市场扩展重大意义的强调，更典型例子如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的结论：“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规模根本不能成为城市发展和生产集约化的动力，所以是富裕阶层的奢华消费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骄奢之风，才带来对美食、服饰、建筑等需求的扩张、造就了就业增长，并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乃至资本主义的产生。
但是我们说：强调奢侈经济对市场拓展的重要意义，此种理论如不加限定所以值得质疑，是因为眼前的明显反例：中国经济史上“奢侈”规模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久，可为什么这无数烈火烹油般的“销金锅儿”始终没有导致“奢侈产生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果?
更关键的是：如此穷奢极欲非但不能带来长久有效的市场需求并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相反却成了百姓贫困、经济凋敝的根由。比如明代万历晚期(16～17世纪)奢靡之风极盛，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评论是：世风以豪奢相迫攀，于是原来好几天的花销后来不够—餐饭钱，农民百亩之田的收入不足以供城里人买件衣服，家宅雕梁画栋，车马遍饰金银，娼优们珠玉遍体，仆人们穿戴上等衣冠，所以“风俗若此，欲民之不穷也，得乎?”(《国榷》)
进一步观察更可以看到，“奢靡不能富国反而使民穷国亡”之定律贯穿了秦汉以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命运周期，所以大诗人李商隐就总结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那么这始终走不出去的“破由奢”困局，其制度上的原因和机理在哪里呢?
“权力消费”的特征：权门一席酒，穷汉半年粮
“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
上述历史定势的根源何在其实最为我们熟知，这就是所有那些奢靡消费的启动，都源于统治威势日益专横之下“权力经济’’的急遽扩张。
在秦汉以后中国制度形态中，城市规模的扩张、消费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商品流通网络和货币形态的高度发达、手工业服务业的分工与精致化、奢华风俗的弥漫等等，所有这些启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路径，皆以权力体系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赋税的超限榨取、权力集团和寄食阶层的人数激增、其消费欲随权力财富积累而暴涨无际等等为前提，即李商隐千古名句所概括：“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就是说“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
这种体制下，百姓的消费必然沦人
“举国”的经济体系都是以权力阶层极度奢靡和暴殄天物的需要为核心而运行。得一时温饱已非常艰难的极低水平。来看16世纪前后的境况，《警世通言·乔彦杰一妾破家》写一个从乡下来杭州的20多岁汉子：
“如今专靠与人家做工过日，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冬夏做些衣服与他穿(就满足)。”
明初立“宝钞法”之后铜币贬值极陕，《明史》记到明中叶时(15世纪后期)“一贯仅值钱二三文”，即一贯钱仅值当初的二三文，也就是值一两银子的三五百分之一，所以打工者“每年三五百贯”工钱最多值一两余银子，一个壮汉劳作整年换来的购买力，其低微可怜真到了惊人程度!
再看《二刻拍案惊奇》记述小商贩的收入：
徽州府岩子街有一个卖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程朝奉)一日对李方哥道：“你一年卖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福荫，借此度得夫妻两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赢余么?”李方哥道：“若有得一两、二两赢余，便也留着些做个根本；而今只好绷绷拽拽，朝升暮合过去，那得赢余?”
又记经营寻常饮食的小贩朱三被诬陷“劫骗千金”，而骗局被戳穿的原因是：
太守叫朱三问道：你做甚么勾当，借这许多银子?朱三道：“小的是卖粉羹的，经济不上钱数生意，要这许多(银子)做甚么?”
可见一般商人的经营规模每天“不上钱数生意”、辛劳整年也难有一两银子的利润。
总之，“权力消费”与广大国民消费之间差距的极其惊人是此种经济体制的常态，所以民谚说：
(卢学士款待知县老爷)那酒席铺设得花锦相似。正是：“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醒世恒言·卢学士诗酒傲王侯》)
其实如此豪奢的“席酒”不过是“权力消费”的沧海—粟，更骇人的事情还有无数，以酒饭花费为例：明末吏部兵部的权要为了卖官鬻爵时不受东厂特务的眼热搅局。于是每到选官之年都给东厂送“常例饭钱”，开始是几千两银子，很快暴增至数万两!(见《恸馀杂记》)
如此局面下，国民普遍的市场需求始终无法提振、更不可能导致新经济形态诞生也就不言而喻。至于“权力经济”日益强横炽盛为什么必然导致一系列恶果，例如国民财富被攫取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和一般商人大量破产、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高度腐溃、国家财政在贪污大潮鲸吞之下完全破产等等，以及为什么这些前因都只能归结为包括城市市场在内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则需要另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