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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个人视角的、个体性的、与众不同的，体现了独立个体对世界的独特观察。伟大的艺术家始终是他自己，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他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本质。正由于始终以个体为视角，文学才能体现出它独特的个性风貌。
文学指向生存体验，文学的个体性具体地体现在生存体验上。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为生存经验，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印象或感觉，在人的心中一般不能激发特殊的注意，如吃饭、走路、干活等过程；另一种为生存体验，它是对生活中某些过程的瞬间性深层透视、领悟或洞察，有可能在人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令人激动、愉快或回味再三。个体生存体验是文学写作的起点。
作为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皆精的集大成者，苏轼这一个体对当时的社会有独特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看法与认识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从四川到海南，苏轼有着独特的人生境遇。加上苏轼对周边事物、社会现象和自身处境的独特体验，其文学作品反映了对自然、爱情、亲情、生死等的体验，形成了刚健婀娜、豪放婉约的艺术风格。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作品及其独特的生存体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至臻至善、坦荡豁达、品行高尚的文人，还可以看到一位极富才情、充满智慧的哲学家。
一、进京前
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山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程夫人为人和蔼、才德兼备，深受左邻右舍的敬重，她坚持不懈地对苏轼、苏辙兄弟进行教导。父亲苏洵二十六岁开始发愤图强，大器晚成，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才学指导苏轼学习，对苏轼的后期学习与为官为人影响深远。这段时间是苏轼性格形成、走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苏轼的豁达洒脱为后期创作豪放诗词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进京应试
苏轼早年喜欢剑术，接触了儒家、道家思想，眉州有限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苏轼。于是苏轼与父亲、弟弟出川，到京城参加考试，向皇帝上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为朝廷治国理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策》被评价为“文义灿然，时以为佳”，不仅力陈北宋开国以来“无治平之实”的政治危机，还提出了围绕西戎北胡、天下之民的民本思想，并针对财不丰、兵不强、史不择问题及豪强势力赋税轻、贫弱之家重役的弊端，主张通过压制地方豪强，推进赋税改革，以均赋税消除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言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使苏轼快速跻身于庙堂之上，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苏轼等人形成的这股年轻力量为推动朝廷改革变法提供了条件，也为北宋政治注入了新生因素，同时也为后期的被贬埋下了伏笔。从眉州到京师，苏轼的眼界得到开拓，结识了大量的名师与朋友，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为其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名动京师
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后，苏轼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好评，一时声名大噪。正当苏轼大显身手之时，苏轼的母亲病故，兄弟二人连同父亲一起回川奔丧。守丧期满，在父亲的带领下，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在返京途中，苏轼经嘉洲、渝州、夔州，饱览名山大川，写就了许多优美诗篇，集结成《南山集》和《南行前集叙》。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文章阐发了“君子长者之道”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其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随后，苏洵病逝，苏轼回乡服丧，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碰上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的众多师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遭排斥，被迫离京，朝局开始动荡。
这个阶段的苏轼经历了丧母丧父、师友贬谪等众多事件，其思想开始丰富与成熟起来。初露锋芒之后，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原本才华横溢的苏轼将这些人之常情、社会动荡等内容写入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文贵自然、师法自然”的文风。没有长途跋涉，没有经历丧失至亲之痛，没有经历亲朋远去，没有遭到反对派的打压，就没有后期成熟的苏轼，就没有文风独特的作品。
四、任职签书凤翔府判官
因成绩突出，苏轼的《进策》深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在签书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写就了组诗《凤翔八观》。这个阶段的创作相对成熟，逐渐形成了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自然奔放的风格。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仍然延续之前诗文创作的模式，即以改革者的姿态关注国计民生。以《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例，以怀旧为引子，进而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做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疑问和感慨，阐发对人生无常的追思，对往事的怀念之情。以“泥”“指爪”“鸿”作为写作意象，赋予全诗飘逸之感；原本捉摸不定的事情，往事无常的抽象感在诗中变得具体，令人深思、感慨；东坡本色在全诗中得到有效体现，对人生进行深思的文士典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幼年受过的良好教育、父母给予的温情、师长朋友赋予的友情在这一刻都逐渐消退，苏轼的年龄开始慢慢增长，人的阅历也逐渐丰富起来，原来的纸上谈兵终须付出实践，印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吹尽黄沙始到金”。二十出頭的苏轼开始走上仕途，在官场历练，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受，其文也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关注国计民生不是一句空话，逐渐落地生了根。
五、被贬杭州
如果签书凤翔府是对苏轼的一次历练，那么贬官杭州则是对苏轼人生的一次洗礼，更是苏轼文风的一次升华。夫人王弗和父亲死后，兄弟二人返乡处理家事，然后就返京任职。此时，宋神宗正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希望通过此次变法来改变宋朝多年积压的问题。但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即变法派和反对派。回朝之后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进行了一一批驳，否定了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从，祖宗不足法”等观点。随后，变法派指使内臣诬陷苏轼，以致苏轼被贬杭州任通判。在任职杭州通判的三年里，苏轼心情烦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郁郁寡欢，经常与朋友吟诗作赋，互相唱和，写就了众多描写杭州西湖的优美诗文。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子，把西湖当成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来写，以其浓妆淡抹的姿态比喻西湖的原生态美景，因此，“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经成为西湖的代名词，也成为后人观赏西湖的一个视角。 元佑四年（1089年），时隔二十一年之后，苏轼再次出任杭州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第二次任职杭州地方官后，眼看西湖淤塞严重，湖水干渴，杂草丛生，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翌年，苏轼率二十余万民众疏通西湖，去除杂草，并建立三塔标志，恢复昔日西湖的面貌。另外，苏轼将所挖淤泥集中在一起，贯成一条长堤，以便行人行走，也可借此观测水位，防止涨潮，人称“苏堤”。苏堤的春天景色优美，波光粼粼，树影婆娑，燕雀啼鸣，被列入杭州西湖十景。修筑苏堤之后，苏轼又在颍州、惠州西湖筑堤。在筑堤的过程中，苏轼不仅结识了众多文人雅士，受到了岭南人民的热情欢迎，还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其深刻体验民间疾苦奠定了基础与条件。
六、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
随后，宋神宗时期，苏轼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期间，他轻徭薄赋，关注民间疾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面对天灾人祸，苏轼时感力不从心，但也因为这些遭遇造就了他清新豪健的豪放派词风，以致词的创作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以狩猎者的豪迈气概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人生体验提出哲理性的问题与答案。全词刚中带柔，极具浪漫色彩，探索古今，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极高，认为这首词一出，其他的词都被比下去了。另一首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出了对妻子王弗的深切怀念，将官场遭遇、人世冷暖融入其中，前后跨度较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词想象丰富，构思精巧，时空交换顺畅，悲喜交加，虚实结合，悲剧美感油然而生。
七、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其间，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者有之，唯恐避之不及者有之，多方營救者有之。最后，苏轼凭借亲朋的营救与自身的才华才幸免于难。随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任职期间，他生活困顿，自号东坡，开荒种田，饱尝生活艰辛，以老庄思想与佛学思想作为处世之道，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写就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将政治挫折、官场失意、怀才不遇和报国之志融合其中，形容其如长江之水一般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决心与豁达的胸襟，咏史、抒情、叙事一应俱全，给人以磅礴的艺术感受。
八、重返京城
元丰七年，皇帝大赦天下，苏轼也离开了久居五年之久的黄州，改居汝州。在返回的途中，苏轼游览了名山大川，《题西林壁》成为一时名篇。途经江西九江湖口县时写就了《石钟山记》，以优美的景色描写、气氛渲染，得出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最后有“目见耳闻”的结论。元丰八年，苏轼重新返回京城，被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阶段的苏轼生活安逸平淡，写就了不少题画诗。
九、贬官惠州、海南
北宋后期，党派之争日益激烈，苏轼成为朋党之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成为旧党排挤的对象。苏轼认清了这一现实，主动请求外调颍州、扬州、英州、惠州，并将官僚的丑态写进了《荔枝叹》。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琼州、儋州。在这期间，他写就了《别海南黎民表》，再次抒发了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豁达情怀。
十、苏轼之死
宋徽宗继位，苏轼再次被赦。在北归途中，苏轼写就了很多作品。一年以后，年事已高不堪长途跋涉，最后卒于常州。
纵观其一生，不难发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体验对其创作影响巨大。幼时的良好教育，儒家、老庄、佛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仕途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师友的指点与交流，促成了苏轼的文风，也为苏轼多才多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北宋政局的独特性、苏轼独特的人生体验都赋予其作品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此丰富的学识、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不凡，为苏轼诗、词、文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没有前期的磨练与后期的遭遇，苏轼的诗文风格也不可能获得后人的一致好评。
作者单位：河南省长葛市许昌技术经济学校（461500）
文学指向生存体验，文学的个体性具体地体现在生存体验上。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为生存经验，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印象或感觉，在人的心中一般不能激发特殊的注意，如吃饭、走路、干活等过程；另一种为生存体验，它是对生活中某些过程的瞬间性深层透视、领悟或洞察，有可能在人的记忆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令人激动、愉快或回味再三。个体生存体验是文学写作的起点。
作为北宋文学、书法、绘画皆精的集大成者，苏轼这一个体对当时的社会有独特的认识与看法，这种看法与认识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从四川到海南，苏轼有着独特的人生境遇。加上苏轼对周边事物、社会现象和自身处境的独特体验，其文学作品反映了对自然、爱情、亲情、生死等的体验，形成了刚健婀娜、豪放婉约的艺术风格。结合苏轼的生平经历、作品及其独特的生存体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至臻至善、坦荡豁达、品行高尚的文人，还可以看到一位极富才情、充满智慧的哲学家。
一、进京前
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在眉山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程夫人为人和蔼、才德兼备，深受左邻右舍的敬重，她坚持不懈地对苏轼、苏辙兄弟进行教导。父亲苏洵二十六岁开始发愤图强，大器晚成，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才学指导苏轼学习，对苏轼的后期学习与为官为人影响深远。这段时间是苏轼性格形成、走上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苏轼的豁达洒脱为后期创作豪放诗词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进京应试
苏轼早年喜欢剑术，接触了儒家、道家思想，眉州有限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苏轼。于是苏轼与父亲、弟弟出川，到京城参加考试，向皇帝上交了二十五篇《进策》，为朝廷治国理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进策》被评价为“文义灿然，时以为佳”，不仅力陈北宋开国以来“无治平之实”的政治危机，还提出了围绕西戎北胡、天下之民的民本思想，并针对财不丰、兵不强、史不择问题及豪强势力赋税轻、贫弱之家重役的弊端，主张通过压制地方豪强，推进赋税改革，以均赋税消除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建言获得了皇帝的赏识，使苏轼快速跻身于庙堂之上，并成为皇帝所倚重的大臣之一。
苏轼等人形成的这股年轻力量为推动朝廷改革变法提供了条件，也为北宋政治注入了新生因素，同时也为后期的被贬埋下了伏笔。从眉州到京师，苏轼的眼界得到开拓，结识了大量的名师与朋友，并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为其后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名动京师
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后，苏轼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好评，一时声名大噪。正当苏轼大显身手之时，苏轼的母亲病故，兄弟二人连同父亲一起回川奔丧。守丧期满，在父亲的带领下，苏轼与苏辙一起参加了礼部组织的考试。在返京途中，苏轼经嘉洲、渝州、夔州，饱览名山大川，写就了许多优美诗篇，集结成《南山集》和《南行前集叙》。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文章阐发了“君子长者之道”与“天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其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随后，苏洵病逝，苏轼回乡服丧，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正碰上王安石变法。在这场变法中，苏轼的众多师友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遭排斥，被迫离京，朝局开始动荡。
这个阶段的苏轼经历了丧母丧父、师友贬谪等众多事件，其思想开始丰富与成熟起来。初露锋芒之后，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打击，原本才华横溢的苏轼将这些人之常情、社会动荡等内容写入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文贵自然、师法自然”的文风。没有长途跋涉，没有经历丧失至亲之痛，没有经历亲朋远去，没有遭到反对派的打压，就没有后期成熟的苏轼，就没有文风独特的作品。
四、任职签书凤翔府判官
因成绩突出，苏轼的《进策》深受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判官。在签书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写就了组诗《凤翔八观》。这个阶段的创作相对成熟，逐渐形成了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自然奔放的风格。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仍然延续之前诗文创作的模式，即以改革者的姿态关注国计民生。以《和子由渑池怀旧》为例，以怀旧为引子，进而发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做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疑问和感慨，阐发对人生无常的追思，对往事的怀念之情。以“泥”“指爪”“鸿”作为写作意象，赋予全诗飘逸之感；原本捉摸不定的事情，往事无常的抽象感在诗中变得具体，令人深思、感慨；东坡本色在全诗中得到有效体现，对人生进行深思的文士典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
幼年受过的良好教育、父母给予的温情、师长朋友赋予的友情在这一刻都逐渐消退，苏轼的年龄开始慢慢增长，人的阅历也逐渐丰富起来，原来的纸上谈兵终须付出实践，印证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吹尽黄沙始到金”。二十出頭的苏轼开始走上仕途，在官场历练，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受，其文也逐渐从神坛走向民间，关注国计民生不是一句空话，逐渐落地生了根。
五、被贬杭州
如果签书凤翔府是对苏轼的一次历练，那么贬官杭州则是对苏轼人生的一次洗礼，更是苏轼文风的一次升华。夫人王弗和父亲死后，兄弟二人返乡处理家事，然后就返京任职。此时，宋神宗正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希望通过此次变法来改变宋朝多年积压的问题。但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派，即变法派和反对派。回朝之后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进行了一一批驳，否定了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从，祖宗不足法”等观点。随后，变法派指使内臣诬陷苏轼，以致苏轼被贬杭州任通判。在任职杭州通判的三年里，苏轼心情烦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郁郁寡欢，经常与朋友吟诗作赋，互相唱和，写就了众多描写杭州西湖的优美诗文。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将西湖比作西子，把西湖当成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来写，以其浓妆淡抹的姿态比喻西湖的原生态美景，因此，“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经成为西湖的代名词，也成为后人观赏西湖的一个视角。 元佑四年（1089年），时隔二十一年之后，苏轼再次出任杭州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第二次任职杭州地方官后，眼看西湖淤塞严重，湖水干渴，杂草丛生，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翌年，苏轼率二十余万民众疏通西湖，去除杂草，并建立三塔标志，恢复昔日西湖的面貌。另外，苏轼将所挖淤泥集中在一起，贯成一条长堤，以便行人行走，也可借此观测水位，防止涨潮，人称“苏堤”。苏堤的春天景色优美，波光粼粼，树影婆娑，燕雀啼鸣，被列入杭州西湖十景。修筑苏堤之后，苏轼又在颍州、惠州西湖筑堤。在筑堤的过程中，苏轼不仅结识了众多文人雅士，受到了岭南人民的热情欢迎，还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其深刻体验民间疾苦奠定了基础与条件。
六、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
随后，宋神宗时期，苏轼任职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期间，他轻徭薄赋，关注民间疾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面对天灾人祸，苏轼时感力不从心，但也因为这些遭遇造就了他清新豪健的豪放派词风，以致词的创作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以狩猎者的豪迈气概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人生体验提出哲理性的问题与答案。全词刚中带柔，极具浪漫色彩，探索古今，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极高，认为这首词一出，其他的词都被比下去了。另一首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出了对妻子王弗的深切怀念，将官场遭遇、人世冷暖融入其中，前后跨度较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全词想象丰富，构思精巧，时空交换顺畅，悲喜交加，虚实结合，悲剧美感油然而生。
七、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被弹劾，酿成乌台诗案。其间，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者有之，唯恐避之不及者有之，多方營救者有之。最后，苏轼凭借亲朋的营救与自身的才华才幸免于难。随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任职期间，他生活困顿，自号东坡，开荒种田，饱尝生活艰辛，以老庄思想与佛学思想作为处世之道，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写就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将政治挫折、官场失意、怀才不遇和报国之志融合其中，形容其如长江之水一般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决心与豁达的胸襟，咏史、抒情、叙事一应俱全，给人以磅礴的艺术感受。
八、重返京城
元丰七年，皇帝大赦天下，苏轼也离开了久居五年之久的黄州，改居汝州。在返回的途中，苏轼游览了名山大川，《题西林壁》成为一时名篇。途经江西九江湖口县时写就了《石钟山记》，以优美的景色描写、气氛渲染，得出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最后有“目见耳闻”的结论。元丰八年，苏轼重新返回京城，被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阶段的苏轼生活安逸平淡，写就了不少题画诗。
九、贬官惠州、海南
北宋后期，党派之争日益激烈，苏轼成为朋党之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成为旧党排挤的对象。苏轼认清了这一现实，主动请求外调颍州、扬州、英州、惠州，并将官僚的丑态写进了《荔枝叹》。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琼州、儋州。在这期间，他写就了《别海南黎民表》，再次抒发了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豁达情怀。
十、苏轼之死
宋徽宗继位，苏轼再次被赦。在北归途中，苏轼写就了很多作品。一年以后，年事已高不堪长途跋涉，最后卒于常州。
纵观其一生，不难发现苏轼的人生经历及其体验对其创作影响巨大。幼时的良好教育，儒家、老庄、佛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仕途的不如意，生活的艰辛，师友的指点与交流，促成了苏轼的文风，也为苏轼多才多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北宋政局的独特性、苏轼独特的人生体验都赋予其作品与众不同的色彩。如此丰富的学识、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不凡，为苏轼诗、词、文的创作提供了营养。没有前期的磨练与后期的遭遇，苏轼的诗文风格也不可能获得后人的一致好评。
作者单位：河南省长葛市许昌技术经济学校（46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