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廉政文化与以社会福祉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经历了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与理论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采取打虎拍蝇的重大决策，惩治与教育并举，着重廉政文化的建设，取得了压倒性的态势。为此，在我国廉政文化的重构中要重视公共管理理论的参与与指导。
　　关键词：中国；廉政文化；结构重构；公共管理理论
　　在当下，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政府的体制机制和职能都在转变，社会阶层也出现了世代更替，各种各样的思潮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社会起着巨大的激荡与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人民群众出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必然对于政府寄于更高的期待。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依法行政，秉持廉政文化的理念，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准，提高各种福祉水平，提供更多更加丰富的公共产品。而公共管理恰恰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自己的关切，以引进市场竞争的方式来改进政府绩效，并进而更加完善政府层面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这一公共管理的热潮，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然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同时，市场经济给了许多官员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机会与空间，这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腐败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公信力。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打虎拍蝇猎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强力措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腐成效。与此同时，党中央双管齐下，全面加强预防犯罪的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扎牢制度藩篱。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新时代重构我国的廉政文化，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这是一个急迫而实际的课题。
　　一、廉政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会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廉政文化作为一种与官场清廉相联系的文化，是以一种文化教化的方式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官员贪腐问题。从根本上讲，反腐倡廉工作不仅需要纪委、司法等职能部门的强力反腐，而且需要动员和整合社会上的各种文化资源，形成强势的廉洁文化的冲击波，以文化软实力的形式改变官场的风气和潜规则。因此，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起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效果，从而以标本兼治的形式达成了公务人员清廉的道德伦理追求。
　　在我国，廉政文化古而有之。但是，随着公共管理迈向现代化，我们现有的廉洁文化相应地也必然进行调整与重构。这是我们党打击各种腐败行为、纠正政府不良的行政行为和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是践行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所在。同时，廉政文化在新时代的重构也对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和确立政府良好的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此外，廉政文化与公共管理的良性互动关系也可以帮助我国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确立全社会反腐尚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之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的漫长时期里奠定了中国廉政文化的基础。在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等人提出了“人民公仆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以建设“廉洁政府”和“清廉政治”为目标开展廉洁文化的实践。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化。此外，毛泽东重视以民主和整风的形式教育全党，从思想上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以完善的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来防腐治腐，从而使解放区和新中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清新风气来。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带来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开展了从严治党的孜孜不已的探索和追求。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领域的金钱交换关系也被一些人带入了党内生活之中，各种的严重的贪腐现象层出不穷。为此，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惩治腐败，正确地处理民主与监督的关系，让权力运作在接受监督的情况下的透明地运行。同时，对党员加强政治理论和优良作风的教育，提高党性修养和觉悟，从思想上为廉政文化保驾护航。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建构廉政文化，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同时，牢牢确立反腐倡廉的价值观，并且建立了一個从严治党、奖廉惩腐、标本兼治的反腐败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兼顾，做好顶层规划，采取全民动员和体系反腐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胡锦涛同志治内，反腐败建设体系逐渐成形，廉政文化也第一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说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廉政文化对于反对腐败和预防腐败方面的重大反作用。
　　习近平同志主政中央以来，以恢宏的国际战略眼光和关乎党和国家的生存发展的高度认识反腐倡廉问题，勇于承担政治重担，在反腐倡廉方面勇于向贪腐行为亮剑，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展开反腐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反腐倡廉工作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观：首先，以重拾党的优良作风入手，规定了八项规定，开展了“四风”专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从严治党，重新规范了党的政治规矩，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实现了社会风气向良性的方向转变。其次，实行对各种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既抓好关键少数，又重视小贪大腐的问题，各级纪检机关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主力军。在高强度的反腐行动中，逐步构建起了完善的、高效的和立体式的反腐倡廉的体系。第三，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把预防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作为重要治理目标，维护和恢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血肉联系。在党中央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重大行动中，廉政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作用彰显，引导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和舆论环境，起到了标本兼治，从思想源头上打牢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从教育和制度两个维度加以拓展和实践。
　　三、结语
　　总之，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理论对于重构我国新时代的廉政文化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我们应当着手大力实践。
　　参考文献：
　　[1]黄红平.习近平反腐败思想的基本架构[J].观察与思考，2015（11）：44-48.
　　[2]刘光英.新时期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J].理论导刊，2014（10）：30-32+36.
　　作者简介：
　　俞逸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