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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侧重于感悟式的点评，而且这些点评常借助人体进行譬喻，这种以人体喻文的文本现象反映了古人取象比类、整体同构、反身内指的“近取诸身”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近取诸身；取象比类；整体同构；反身内指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侧重于感悟式的点评，而且这些点评常借助人体进行譬喻，“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1]p53 形成人与文的同构关系，赋予文学批评以生命的活力和灵动的审美感受，把文艺美学与人体美学相融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人化的批评形态。以人体喻文反映了古人“近取诸身”的思维模式。
首先，以人体喻文是一种取象比类的思维。譬喻是以已知的事物来说明未知的事物，把熟悉的、具体的、已知的范畴概念投射到陌生的、抽象的、未知的范畴概念中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比况的关系，因此，譬喻不仅是语言的修饰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人类思维中就具有类比隐喻的因素，是人类生存活动与认知思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取象比类思维尤为发达，取象比类即把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使之成为容易理喻的东西。古人一向以“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如“圣人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象”成为意与言转换的中介，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与思维有关的词语往往都有个“象”字。如：想象、意象、抽象……取象比类思维在中国古代特别普遍，既反映了人脑对客观世界的相似性的体验，又是思维范畴的外在物化形态。并以此构筑起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框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2]P247
在取象比类的思维定势下，古人“近取诸身”，以人体作为文学批评之“象”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以人体喻文是一种整体同构的思维。中国古人把自然、社会和人看作是有机的整体，对其认知和思维也是在这种整体系统化的框架中进行。《周易》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休咎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提出了整体思维系统论的初步图式。《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2]P242的整体观，并把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 [2]P333的动态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本质特点。这种思维模式把人和自然（包括人心灵产物的“文”）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对立统一的整体结构中，具有对应同构性，可以互相转换、类推，两者周流无碍，融洽为一，是个双向调节系统。汉代董仲舒就试图构筑起“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P613的“天人相副”的模式：人体的一切，无不与天象吻合，相应同构。因此，人成为天之骄子，超出万物之上，能“绝于物而参天地”与“天地相为手足，合以成体，构成万物之本。”[3]P301整体同构思维反映出宇宙间的事物都具有同构性质，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互相感应类推，交互影响。按照这种整体同构思维的推导，能“为天地立心”的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是人能“参天地”的重要表征，古人把它视為与天相应、与人相副，建构起天人文的同构关系是很自然的了。在天、人、文之间，以人为中心，形成相互对应的逻辑架构，人与天相副，文与人相副，并隐含着共同的思维运行规则。
最后，以人体喻文是一种反身内指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把人看成万物的尺度，常通过对人自身的认识来体认客观世界的规律，表现出一种反身内指的思维取向。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的发展有这样的特点，儿童从客体中寻找与自己身体活动的共同点，不再需要经过身体的直接模仿，而是把这种模仿内化为一种心理表象，通过内心的操作来进行。这种表象构成其后各种思维尤其是隐喻思维的先在心理结构。最早的隐喻意向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发出的，这也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特点，象我国盘古身化宇宙的神话即是如此。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反身取喻是人类语言构成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4]P181而汉语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如：山头、桌面、匾额、针眼、梳齿、壶嘴、鞋舌、针鼻、玉米须、罐耳、瓶颈、山腰、床脚、矿脉等等，不胜枚举。而且汉语中构词能力最强的几个词缀“头、子、老、手、儿”都和人体密切相关。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理结构中以人喻物的反身内指思维的倾向是很强烈的。那么中国古人在对文学进行审视时，也“近取诸身”，采用反身内指的思维定势，品评臧否皆“出乎自我矣”。再有，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内视心斋”，佛家的“心外无物”、“直指本心”、“一切法皆从心生”都是在反身内指思维定势下把自然界内化，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自身，从主体“内在的固有尺度”[5]P51出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以人体喻文是天、人、文同构关系，是古人生命意识的体现，是古人取象比类思维、整体同构思维、反身内指思维综合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原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卷第4期.引自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2].萧汉民注.周易本义[M].济南：齐鲁书社，2003.
[3].[汉]董仲舒著、钟肇鹏注.春秋繁露校释[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4].[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德]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刘本锋（1952～ ），男，南昌人，江西科技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
关键词：近取诸身；取象比类；整体同构；反身内指
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侧重于感悟式的点评，而且这些点评常借助人体进行譬喻，“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1]p53 形成人与文的同构关系，赋予文学批评以生命的活力和灵动的审美感受，把文艺美学与人体美学相融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人化的批评形态。以人体喻文反映了古人“近取诸身”的思维模式。
首先，以人体喻文是一种取象比类的思维。譬喻是以已知的事物来说明未知的事物，把熟悉的、具体的、已知的范畴概念投射到陌生的、抽象的、未知的范畴概念中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比况的关系，因此，譬喻不仅是语言的修饰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人类思维中就具有类比隐喻的因素，是人类生存活动与认知思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取象比类思维尤为发达，取象比类即把形象相似、情景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使之成为容易理喻的东西。古人一向以“象”作为思维的基本材料，如“圣人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象”成为意与言转换的中介，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与思维有关的词语往往都有个“象”字。如：想象、意象、抽象……取象比类思维在中国古代特别普遍，既反映了人脑对客观世界的相似性的体验，又是思维范畴的外在物化形态。并以此构筑起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框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2]P247
在取象比类的思维定势下，古人“近取诸身”，以人体作为文学批评之“象”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以人体喻文是一种整体同构的思维。中国古人把自然、社会和人看作是有机的整体，对其认知和思维也是在这种整体系统化的框架中进行。《周易》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休咎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提出了整体思维系统论的初步图式。《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2]P242的整体观，并把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 [2]P333的动态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本质特点。这种思维模式把人和自然（包括人心灵产物的“文”）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对立统一的整体结构中，具有对应同构性，可以互相转换、类推，两者周流无碍，融洽为一，是个双向调节系统。汉代董仲舒就试图构筑起“以类合之，天人一也”[3]P613的“天人相副”的模式：人体的一切，无不与天象吻合，相应同构。因此，人成为天之骄子，超出万物之上，能“绝于物而参天地”与“天地相为手足，合以成体，构成万物之本。”[3]P301整体同构思维反映出宇宙间的事物都具有同构性质，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互相感应类推，交互影响。按照这种整体同构思维的推导，能“为天地立心”的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是人能“参天地”的重要表征，古人把它视為与天相应、与人相副，建构起天人文的同构关系是很自然的了。在天、人、文之间，以人为中心，形成相互对应的逻辑架构，人与天相副，文与人相副，并隐含着共同的思维运行规则。
最后，以人体喻文是一种反身内指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把人看成万物的尺度，常通过对人自身的认识来体认客观世界的规律，表现出一种反身内指的思维取向。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的发展有这样的特点，儿童从客体中寻找与自己身体活动的共同点，不再需要经过身体的直接模仿，而是把这种模仿内化为一种心理表象，通过内心的操作来进行。这种表象构成其后各种思维尤其是隐喻思维的先在心理结构。最早的隐喻意向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发出的，这也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共同特点，象我国盘古身化宇宙的神话即是如此。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反身取喻是人类语言构成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4]P181而汉语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如：山头、桌面、匾额、针眼、梳齿、壶嘴、鞋舌、针鼻、玉米须、罐耳、瓶颈、山腰、床脚、矿脉等等，不胜枚举。而且汉语中构词能力最强的几个词缀“头、子、老、手、儿”都和人体密切相关。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理结构中以人喻物的反身内指思维的倾向是很强烈的。那么中国古人在对文学进行审视时，也“近取诸身”，采用反身内指的思维定势，品评臧否皆“出乎自我矣”。再有，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内视心斋”，佛家的“心外无物”、“直指本心”、“一切法皆从心生”都是在反身内指思维定势下把自然界内化，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自身，从主体“内在的固有尺度”[5]P51出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以人体喻文是天、人、文同构关系，是古人生命意识的体现，是古人取象比类思维、整体同构思维、反身内指思维综合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原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卷第4期.引自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2].萧汉民注.周易本义[M].济南：齐鲁书社，2003.
[3].[汉]董仲舒著、钟肇鹏注.春秋繁露校释[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4].[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德]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刘本锋（1952～ ），男，南昌人，江西科技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