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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期，在宣扬 “新史学 ”时梁启超颇为自信地说道：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要者也。”（《新史学》）他坚信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 ’或‘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今天，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许多行之已久的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准确、全面地论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而言，要想正确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就不能缺少合理的、自洽的长时段历史叙事，借以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疏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与枝干，总结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视中国问题的恰当切入点，培育人民正确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而一旦在学术文化领域丧失产生这样历史叙事的能力或机制，则很有可能会让一些以学术面目出现，但内核却充斥某种政治企图的历史叙事乘虚而入，混淆视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觉得只有那样的角度才是认识中国的正途或捷径，甚至使之变成各行各业的人分析中国问题的知识基础。对此，我们似乎不应忽视钱穆在抗战前夕的痛陈：“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表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上是一个真
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
既然历史叙事问题如此重要，那么姜义华《中国文明的经脉》一书无疑提供了许多重建我们自己历史叙事的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比如，书中呼吁今人要 “正本清源 ”，建立 “合乎中国实际的历史观 ”，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中国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都与历史学息息相关，那么 “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 ”（《中华文明的经脉》）。换言之，史学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史料方面继续扩充之外，离不开对于基本理论与价值观的反思。特别是在今天，许多这二十余年里颇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与文化想象其实都值得拿来重新予以审视，特别是辨析清楚它们背后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现实指向。只有做到这一点，窃以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学术创新 ”，而非只是在旧有的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想象之上叠床架屋。
作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是相同的。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 —而这种知识如果没有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试图理解这种知识。”（《历史、政治及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揭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点，即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以及在此组织中是否能出现具有政治担当能力的政治家，此乃 “民族精神 ”的核心要素。后来亨廷顿所强调的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 ‘大麦克 ’（Magna Mac）”，也正是此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如何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特别是要祛除被西方中心论与文明等级论形塑过的各种概念。当年钱穆反复疾呼不能用 “专制 ”二字简单概括中国历代制度;章太炎批评
“整理国故 ”运动 “重文学而轻政事”，晚年多次强调读史的重点在于熟识历代典章制度，他们其实都注意到了如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被简单地负面化处理，那么对整个中国历史将很难进行正面诠释。但是，仅有少数人进行这项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中华文明的经脉》就认为，由于在思想文化方面具有 “以人为本 ”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 “责任伦理 ”，中华文明强调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一种休戚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 “共同体 ”，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进一步来说，这种以实践为指归的道德感，也是后来许多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因为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中國人一直就十分看重人的 “合群性 ”“社会性 ”，强调分析问题时应着眼于全体的人，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这种思想特征，以及一代又一代不断实践它的人们，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解释了在近代为何许多像恽代英那样的青年儒生走向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生命。
另外，本书提醒人们，这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经济基础上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从孟子希冀的 “仁政必自经界始”，到董仲舒抨击西汉兼并之风盛行致使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再到章太炎强调推翻清政府以后新政权应着眼于 “分配土田”，历代贤人都十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而按照许倬云的分析，自汉代起中国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贸易网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
章太炎在清末声称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 ”。农民的日常行为中往往体现着儒家学说里最基本、最强调力行的那些要素，比如敬天法祖、敦睦邻里、守望相助、讲信修睦等。对比于写入历代正史中的达官显贵，农民或许才是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力量。“事实上，正是因为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我们才能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发达的农耕文化，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演进路径。”
（《中华文明的经脉》）自清末起，邓实等人就希望能出现区别于 “君史 ”的“民史 ”。但要想形成真正名副其实的 “民史 ”，或许不能忽视毛泽东所强调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就此而言，历代土地分配问题、农业生产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农村阶级状况，以及各种各样的 “民变”，必须在历史研究中予以充分重视。 最后，“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 ”。经过漫长的历史绵延，中国社会具有
“家国共同体 ”的特征，其中贯穿着“责任伦理 ”。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都与这样的伦理价值息息相关。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中华文明的经脉》）。这绝非当代解构主义者所热衷于宣称的 “想象的共同体 ”，也不是把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佐证某种域外理论的素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
毋庸讳言，这样的历史叙事极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发展模式。如果说霍布斯与洛克的学说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先驱，那么按照萨拜因的说法，霍布斯 “对政府的最终估计完全是世俗的而且也是相当功利主义的，政府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一种普遍的善或公共的善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所存在的只是那些渴望生活并期望生活资料能够得到保障的个人”。对洛克而言，政府的存在固然是为了保障 “个人权利 ”，但后者很大程度上指的是 “财产权 ”，而对于如何获得财产，洛克却并未有太多道德层面的考虑。因此，
“他对所有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的看法乃是同他对财产的看法一脉相承的 ”（《政治学说史》）。且不论如此这般是否更具德性，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 “家国共同体 ”式的政治文明很不 “正常 ”，相似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前提，那么形成的历史叙事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相吗？能够正确揭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特色吗？固然，今天的西方依然在学术话语方面具有颇为强大的霸权，同时有不少靠着这样的霸权 “吃饭 ”的人，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西方国家内部日渐突出的各种弊病，笔者坚信这样的状况迟早会发生变化。《中华文明的经脉》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形成丰富的历史叙事的起点。（《中华文明的经脉》，姜义华著，商务印书馆二○一九年版）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在日本初高中的历史教育中，近现代史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许多学校的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江户时代基本就此打住，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教育经常受到轻视。即便政府在课程设置方面想了许多方法来改善，效果也一直不佳。正如《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的作者加藤阳子在 “后记 ”中所说，日本年轻人近代史教育 几个与军队相关的词在加藤书中的缺失，给了右翼历史观传播的 的出现次数做个简单的统计就会机会。然而到了大学的日本史学 发现，“统帅权独立 ”在全书中只科，近代史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 出现了三次，而“军部大臣现役镇，以东京大学为例，从事近代 武官制 ”这个经常在政军关系相史研究的硕博士课程在学生数量 关的文章中出现的词一次都没有上一直远超其他时代。从某种意 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 “二二六义上说，和初高中的教育缺失相 事件 ”“统制派 ”“皇道派 ”等词比，在大学学术圈内，近代史的 在全书中登场都只有寥寥數次。
教育和研究都是非常受重视和欢 书中关于 “战争史 ”“军事史 ”的迎的。面对这样割裂的现状，由 细节罕有提及。相比陆海军，作日本一线大学的近代史研究者面 者花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近代日向初高中学生 ——特别是对近代 本外交场上的纵横捭阖，并着眼史有兴趣的学生开展讲座，成为 于国内的政党政治、地方选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加藤这本 宪法理论乃至经济政策，来追寻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在这 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前因后果。
本大家小书里，作者跳出一般战 “军部的暴走是日本走向战争争史视角，回答了 “日本人为何 的关键 ”，这是长时间存在于日本选择了战争 ”的问题。 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虽近些年，国内对于日本近代 然在学术圈，这一观念已然站不军事史、军政关系史抱有兴趣的 住脚。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们便读者与日俱增，提起日本近代陆 会明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军部海军相关的名人轶事，不少读者 暴走的遏制力量的政党势力，以都如数家珍。而提起 “日本为何 及政府内负责外交和经济的相关选择了战争 ”，国内读者脑中首先 机关，在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大会浮现出哪些关键词？我想军国 多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主义、军部暴走等和军队相关的 百年前的日本国民，不仅能够通词出现的概率应会非常高。但对 过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意见反映到府县议会和帝国议会的政治层面之上，近代的征兵制度也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一般民众当中，被征召入军队的民众不论入伍前出身如何，依照入伍的时间便会获得晋升，从而在军队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征兵制度甚至可以说有其 “民主 ”的一面。在政军两个层面，一般民众的思考和情绪都有着能够向上反映的渠道。日本近代史学术界内，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都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是对于一般国民，特别是对近代史教育并不充分的年轻人来说却很陌生。如何改变他们 “陆海军部才是罪魁祸首 ”这种固有观念，是学术界面向一般民众进行近代史普及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比如谈及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国内局势之时，作者将视线转向了民权运动者。提起日本明治时代的民权派，一般大众脑内浮现的可能都是反对萨长藩阀政府的民主人士的形象，认为他们是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而剖析了干义郎等出身于地方名门家庭并当选各县议会议员这个级别的民权家所留下的日记史料，并参考冈义武教授的研究理论之后，作者想告诉读者，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由于没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存在，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他们便会立刻以国家主权为先（84—86页）。此时，民权运动者或者说民党便会扮演起政府和下层民众沟通桥梁的角色，开始号召民众关注国际外交局势，并向民众推销 “文明征服野蛮”式的大义名分，来给国家主权的扩张赋予合理性。可以说当时民权派不仅没有成为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反而成为 “助推器 ”。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已成至理名言。那么日俄战争背后的政治动因又是什么？这是作者在第二章中主要探讨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的领土以及利益线的边界得到了扩张。然而由于一八九五年的乙未事件的发生，日本通过战争获得的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开始动摇，如何在虎视眈眈南下的俄国手下巩固甲午战争的战果，便成为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对外政治的核心思考。作者阐释了日俄 的政治外交模式。然而竞争对手开战前东北亚外交的脉络。同时 大多无法认同日本作为外交筹码也点出在三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 制造出来的 “既成事实 ”，于是日东北之前，为了将其入侵行为正 本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的延长线上当化，日本总是强调满洲是日本 以战争、武力手段来达成原本的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二十亿钱款和 政治目的，寻求利益、版图的扩张。
二十万生灵换来的。如何维护并 从甲午到 “二战 ”，日本不断单方巩固从上一次战争中获得的 “战 面制造既成事实，来强调并扩张利品 ”，是日本战后政治外交的重 所谓的朝鲜、中国满洲乃至中国要目标，而每每正是在这个政治 关内地区的利益版图，其背后的动因的延长线上，便会发生下一 助推力都是这种政治外交。
次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在这个 甲午戰争不仅开启了将近代角度上，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日 日本政治完全导向对外扩张的恶本近代战争与扩张的恶性循环。 性循环，也开启了一般民众心中值得一提的是，二 ○一七年 的战争狂热的潘多拉魔盒。甲午出版的东京大学佐佐木雄一的博 战争中，日本以不太大的代价，士论文《帝国日本的外交 1894—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者而最切要者也。”（《新史学》）他坚信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 ’或‘人类资治通鉴 ’而已。”今天，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许多行之已久的旧的历史叙事已经很难准确、全面地论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面貌。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而言，要想正确地认识过去、展望未来，就不能缺少合理的、自洽的长时段历史叙事，借以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分疏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流与枝干，总结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审视中国问题的恰当切入点，培育人民正确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而一旦在学术文化领域丧失产生这样历史叙事的能力或机制，则很有可能会让一些以学术面目出现，但内核却充斥某种政治企图的历史叙事乘虚而入，混淆视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觉得只有那样的角度才是认识中国的正途或捷径，甚至使之变成各行各业的人分析中国问题的知识基础。对此，我们似乎不应忽视钱穆在抗战前夕的痛陈：“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表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上是一个真
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
既然历史叙事问题如此重要，那么姜义华《中国文明的经脉》一书无疑提供了许多重建我们自己历史叙事的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比如，书中呼吁今人要 “正本清源 ”，建立 “合乎中国实际的历史观 ”，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中国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都与历史学息息相关，那么 “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 ”（《中华文明的经脉》）。换言之，史学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史料方面继续扩充之外，离不开对于基本理论与价值观的反思。特别是在今天，许多这二十余年里颇为流行的历史叙事与文化想象其实都值得拿来重新予以审视，特别是辨析清楚它们背后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现实指向。只有做到这一点，窃以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学术创新 ”，而非只是在旧有的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想象之上叠床架屋。
作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政治与历史的基础是相同的。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 —而这种知识如果没有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试图理解这种知识。”（《历史、政治及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揭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点，即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以及在此组织中是否能出现具有政治担当能力的政治家，此乃 “民族精神 ”的核心要素。后来亨廷顿所强调的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 ‘大麦克 ’（Magna Mac）”，也正是此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如何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特别是要祛除被西方中心论与文明等级论形塑过的各种概念。当年钱穆反复疾呼不能用 “专制 ”二字简单概括中国历代制度;章太炎批评
“整理国故 ”运动 “重文学而轻政事”，晚年多次强调读史的重点在于熟识历代典章制度，他们其实都注意到了如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被简单地负面化处理，那么对整个中国历史将很难进行正面诠释。但是，仅有少数人进行这项工作是非常不够的。
《中华文明的经脉》就认为，由于在思想文化方面具有 “以人为本 ”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 “责任伦理 ”，中华文明强调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有一种休戚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 “共同体 ”，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进一步来说，这种以实践为指归的道德感，也是后来许多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因为马克思主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中國人一直就十分看重人的 “合群性 ”“社会性 ”，强调分析问题时应着眼于全体的人，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衰，这种思想特征，以及一代又一代不断实践它的人们，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解释了在近代为何许多像恽代英那样的青年儒生走向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生命。
另外，本书提醒人们，这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经济基础上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从孟子希冀的 “仁政必自经界始”，到董仲舒抨击西汉兼并之风盛行致使 “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再到章太炎强调推翻清政府以后新政权应着眼于 “分配土田”，历代贤人都十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而按照许倬云的分析，自汉代起中国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贸易网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
章太炎在清末声称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 ”。农民的日常行为中往往体现着儒家学说里最基本、最强调力行的那些要素，比如敬天法祖、敦睦邻里、守望相助、讲信修睦等。对比于写入历代正史中的达官显贵，农民或许才是中华文明深层次的力量。“事实上，正是因为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我们才能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发达的农耕文化，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演进路径。”
（《中华文明的经脉》）自清末起，邓实等人就希望能出现区别于 “君史 ”的“民史 ”。但要想形成真正名副其实的 “民史 ”，或许不能忽视毛泽东所强调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就此而言，历代土地分配问题、农业生产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农村阶级状况，以及各种各样的 “民变”，必须在历史研究中予以充分重视。 最后，“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 ”。经过漫长的历史绵延，中国社会具有
“家国共同体 ”的特征，其中贯穿着“责任伦理 ”。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都与这样的伦理价值息息相关。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中华文明的经脉》）。这绝非当代解构主义者所热衷于宣称的 “想象的共同体 ”，也不是把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佐证某种域外理论的素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流变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精髓。
毋庸讳言，这样的历史叙事极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发展模式。如果说霍布斯与洛克的学说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先驱，那么按照萨拜因的说法，霍布斯 “对政府的最终估计完全是世俗的而且也是相当功利主义的，政府的价值完全在于它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一种普遍的善或公共的善乃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因为所存在的只是那些渴望生活并期望生活资料能够得到保障的个人”。对洛克而言，政府的存在固然是为了保障 “个人权利 ”，但后者很大程度上指的是 “财产权 ”，而对于如何获得财产，洛克却并未有太多道德层面的考虑。因此，
“他对所有天赋权利或自然权利的看法乃是同他对财产的看法一脉相承的 ”（《政治学说史》）。且不论如此这般是否更具德性，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 “家国共同体 ”式的政治文明很不 “正常 ”，相似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前提，那么形成的历史叙事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相吗？能够正确揭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特色吗？固然，今天的西方依然在学术话语方面具有颇为强大的霸权，同时有不少靠着这样的霸权 “吃饭 ”的人，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西方国家内部日渐突出的各种弊病，笔者坚信这样的状况迟早会发生变化。《中华文明的经脉》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形成丰富的历史叙事的起点。（《中华文明的经脉》，姜义华著，商务印书馆二○一九年版）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在日本初高中的历史教育中，近现代史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许多学校的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江户时代基本就此打住，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教育经常受到轻视。即便政府在课程设置方面想了许多方法来改善，效果也一直不佳。正如《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一书的作者加藤阳子在 “后记 ”中所说，日本年轻人近代史教育 几个与军队相关的词在加藤书中的缺失，给了右翼历史观传播的 的出现次数做个简单的统计就会机会。然而到了大学的日本史学 发现，“统帅权独立 ”在全书中只科，近代史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 出现了三次，而“军部大臣现役镇，以东京大学为例，从事近代 武官制 ”这个经常在政军关系相史研究的硕博士课程在学生数量 关的文章中出现的词一次都没有上一直远超其他时代。从某种意 出现。大家耳熟能详的 “二二六义上说，和初高中的教育缺失相 事件 ”“统制派 ”“皇道派 ”等词比，在大学学术圈内，近代史的 在全书中登场都只有寥寥數次。
教育和研究都是非常受重视和欢 书中关于 “战争史 ”“军事史 ”的迎的。面对这样割裂的现状，由 细节罕有提及。相比陆海军，作日本一线大学的近代史研究者面 者花了更大的篇幅来介绍近代日向初高中学生 ——特别是对近代 本外交场上的纵横捭阖，并着眼史有兴趣的学生开展讲座，成为 于国内的政党政治、地方选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加藤这本 宪法理论乃至经济政策，来追寻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在这 近代日本对外战争的前因后果。
本大家小书里，作者跳出一般战 “军部的暴走是日本走向战争争史视角，回答了 “日本人为何 的关键 ”，这是长时间存在于日本选择了战争 ”的问题。 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虽近些年，国内对于日本近代 然在学术圈，这一观念已然站不军事史、军政关系史抱有兴趣的 住脚。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们便读者与日俱增，提起日本近代陆 会明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军部海军相关的名人轶事，不少读者 暴走的遏制力量的政党势力，以都如数家珍。而提起 “日本为何 及政府内负责外交和经济的相关选择了战争 ”，国内读者脑中首先 机关，在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大会浮现出哪些关键词？我想军国 多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主义、军部暴走等和军队相关的 百年前的日本国民，不仅能够通词出现的概率应会非常高。但对 过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的意见反映到府县议会和帝国议会的政治层面之上，近代的征兵制度也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一般民众当中，被征召入军队的民众不论入伍前出身如何，依照入伍的时间便会获得晋升，从而在军队内获得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征兵制度甚至可以说有其 “民主 ”的一面。在政军两个层面，一般民众的思考和情绪都有着能够向上反映的渠道。日本近代史学术界内，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都有着充分的认知，但是对于一般国民，特别是对近代史教育并不充分的年轻人来说却很陌生。如何改变他们 “陆海军部才是罪魁祸首 ”这种固有观念，是学术界面向一般民众进行近代史普及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比如谈及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国内局势之时，作者将视线转向了民权运动者。提起日本明治时代的民权派，一般大众脑内浮现的可能都是反对萨长藩阀政府的民主人士的形象，认为他们是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而剖析了干义郎等出身于地方名门家庭并当选各县议会议员这个级别的民权家所留下的日记史料，并参考冈义武教授的研究理论之后，作者想告诉读者，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由于没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存在，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他们便会立刻以国家主权为先（84—86页）。此时，民权运动者或者说民党便会扮演起政府和下层民众沟通桥梁的角色，开始号召民众关注国际外交局势，并向民众推销 “文明征服野蛮”式的大义名分，来给国家主权的扩张赋予合理性。可以说当时民权派不仅没有成为对外扩张的 “刹车器 ”，反而成为 “助推器 ”。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已成至理名言。那么日俄战争背后的政治动因又是什么？这是作者在第二章中主要探讨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的领土以及利益线的边界得到了扩张。然而由于一八九五年的乙未事件的发生，日本通过战争获得的朝鲜半岛的特殊地位开始动摇，如何在虎视眈眈南下的俄国手下巩固甲午战争的战果，便成为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对外政治的核心思考。作者阐释了日俄 的政治外交模式。然而竞争对手开战前东北亚外交的脉络。同时 大多无法认同日本作为外交筹码也点出在三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 制造出来的 “既成事实 ”，于是日东北之前，为了将其入侵行为正 本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的延长线上当化，日本总是强调满洲是日本 以战争、武力手段来达成原本的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二十亿钱款和 政治目的，寻求利益、版图的扩张。
二十万生灵换来的。如何维护并 从甲午到 “二战 ”，日本不断单方巩固从上一次战争中获得的 “战 面制造既成事实，来强调并扩张利品 ”，是日本战后政治外交的重 所谓的朝鲜、中国满洲乃至中国要目标，而每每正是在这个政治 关内地区的利益版图，其背后的动因的延长线上，便会发生下一 助推力都是这种政治外交。
次大规模的战争。可以说在这个 甲午戰争不仅开启了将近代角度上，正是甲午战争开启了日 日本政治完全导向对外扩张的恶本近代战争与扩张的恶性循环。 性循环，也开启了一般民众心中值得一提的是，二 ○一七年 的战争狂热的潘多拉魔盒。甲午出版的东京大学佐佐木雄一的博 战争中，日本以不太大的代价，士论文《帝国日本的外交 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