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面临环境日益恶化的巨大挑战，人类与环境如何协调发展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新的课程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具有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因此，通过多种途径对学生进行环境意识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环境曾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人们也积累了一些值得今天借鉴的有益经验。远古之时，人类作为自然环境生物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环境的影响十分有限。原始农业产生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开始加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但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问题也逐渐产生了，从而开始了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发展过程。从中国古代史看，环境问题主要存在于相互联系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发展中的过度垦殖
　　
　　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典型者莫过于汉景帝，他曾在诏书中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农本”思想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农业在奴隶社会已有相当发展，尤其在西周井田制下，奴隶们“载芟载柞”（除尽草丛，挖掉树根）而至井田阡陌纵横。春秋以来，“蓬蒿藜藿”之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里也得到了垦辟。封建社会是农业文明的大发展时期，到汉武帝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的铁犁已从渤海沿岸影响到河西走廊，从万里长城开发到长江。但文帝、武帝时黄河数次泛滥成灾，脆弱的生态环境已对人类过度开发大自然提出了警告。生态的脆弱使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较早预防水旱灾害的代表性工程。隋唐两代大量垦荒，并且利用农田水利设施来改造黄河下游以北的盐碱地，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为唐代前期“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局面打下了基础。但生态的破坏和水利的失修却又使唐末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五代十国时，开发相对较迟的江南也已是“荒山半寸无遗土，耕遍沿堤锄遍岭”的景象了，可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危及成千上万亩农田。当时南方各国因水患而重视兴修水利。宋代政府推广“不择地而生”的水稻新品种占城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江淮、两浙经常发生旱灾影响收成。而元代北方部分粮食“仰给于江南”，则说明北方土地的生产潜力在当时已经不大了。可见，当时中国南北方都已存在制约农业发展的生态问题了。明代以减免赋役来鼓励垦荒，同时，人们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为发展水利事业作努力，其数目超过了此前所有的朝代。但我们知道，仅仅依靠发展水利是无法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清代继续鼓励垦荒，土地开发达到“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的程度。虽然１８世纪中叶中国耕地面积达到了７８亿亩，养活了１亿多人口，但生态也迅速恶化，时人称“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以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来发展农业，看来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古代农业的垦殖，虽然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中国文明能够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长期过度的开发严重破坏了自然植被，使水土流失、土壤荒漠化、气候恶化等问题日渐突出。古人虽然在某些方面认识到农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并能够因地制宜，兴修水利，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还给后人留下了像《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总结性的农学著作，但其无法超越当时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限制，不能深刻认识毁林开荒与生态恶化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兴修水利，敌溃溢之害，缺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而这种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二、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
　　
　　中国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有限。封建社会后期人口的持续增长不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而且给生态环境也带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较大影响。
　　古代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南方人口比重很小，总人口也很少，如直到秦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后，全国的总人口也只有两千万。经汉初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发展，西汉末年，全国人口达到了五千九百余万，这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同时南迁人口增加。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恢复很快，如玄宗时的户数是太宗时的近三倍，实际人口达六七千万以上。当时“小邑犹藏万家室”，而且南方人口已超过了北方。五代宋金时期，北方长期战乱，南迁人口更多。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年），南方人口接近三千万。虽然秦汉以来中国断断续续有几个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但直到元明依然徘徊在五六千万左右。中国古代人口稳定在一定数量范围内，对环境的压力并不太大。虽然从民间到政府都希望以增殖人口来满足精耕细作的需求和增加政府的税收，但客观上由于长期以来封建政府实行“以丁身为本”的赋税标准以及战乱等，却延续了人口的增长。清初实行“摊丁入亩”，废止了人头税；与此同时，垦田面积大量增加。这都为人口的迅速膨胀提供了条件。１７４１年全国人口数为一亿四千多万，一百年后（１８４０年）人口已达四亿以上，称之为“人口爆炸”实不为过。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食众田寡”，给社会和生态造成巨大压力。早在１７９３年，乾隆皇帝就感到人口压力之重，他说：“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无独有偶，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也敏感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在同一年他提出了他的人口论，主张以“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过剩人口。
　　元明之前，中国人口的增长较为缓慢。人口的适度增加对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如西汉、唐代的发展都与之有关。但到封建社会末期，人口出现爆炸现象，却给社会的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古代农业社会，要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吃饭问题，主要靠增加耕地面积。耕地的扩大又要通过毁林开荒这种掠夺式的开发来实现。这就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终致生态恶化。虽然古人还认识不到人口大幅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但他们已敏感地意识到，如不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人类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
　　
　　三、大兴土木，滥砍滥伐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因其辉煌的成就而享誉世界，但又因古建筑木结构的特点而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古代森林植被的日益减少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历代国家政治中心规模都很大，如唐都长安、北宋东京，均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每每改朝换代或新帝登基，统治者大多要大兴土木。这些城市和宫苑的兴建，所需的木料数量是惊人的。这种大规模的采伐，已超出了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范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当大。隋炀帝造显仁宫、宋徽宗建“寿山艮岳”，均大肆搜罗大江南北的奇材异石，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明初营建的北京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但更是消耗森林资源的浩大工程。其中修建故宫的木料是从四川、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省的深山老林中采伐来的，经过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奋战１４年才建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迅速发展起来。梁武帝时，仅建康城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北周更拥有寺院三万多所。这些集中在某一时期内兴起的寺院，对森林资源的消耗量也很大。另外石窟建筑多集中在生态脆弱的北方，在长期的开凿兴建过程中，对周边森林植被的破坏也很严重，如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周围就流传着“砍完南山材，修起麦积崖”的谚语。
　　在农业开发的同时，历朝历代延续不断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我国古代的森林覆盖率原本是比较高的，甚至连干涸的黄土高原在历史上也曾是“翠柏烟峰，清泉灌顶”的景象，森林覆盖率在西周时达５３％。后来森林覆盖率的快速下降与大兴土木不无关系。虽然古建筑在某些方面，如亭榭苑囿等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园林风格，但在更大范围内，古代的统治阶级大量砍伐林木，大兴土木，大肆搜罗奇花异草“美化”小环境，其实都是在破坏生态环境。
　　此外，手工业作为中国农耕社会较为发达的经济部门之一，它的发展对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带来一些环境问题，如矿冶业中矿石的开采、燃料（木材、木炭、煤、焦炭等）的消耗，废碴废水的产生等，都对环境产生破坏和污染，这里不再详述。
　　从对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中农业生产、人口增长、工程建筑等方面内容存在的环境问题的简单考察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业影响最大。相对而言，当时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环境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但由于长期的积累，也给后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从古至今的环境问题，给予我们深刻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再造一个秀美山川的艰巨任务。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史地的结合，注重引导学生分析这些内容，并适当补充古人对环境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有益的做法，以及留给我们的启迪，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古鉴今。要看到古代农业开发的短期时效，也要看到它长远的消极影响；要看到人口增殖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人口过度膨胀的消极后果；要看到古建筑辉煌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是以森林的消耗为代价的。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其环保意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单位：甘肃天水市一中）责任编辑：林　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