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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后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1970年，我国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1971年，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
中国领导人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我国是五个核大国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
52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对于这个刚刚经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此后又长期受到超级大国核讹诈的国家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罗布泊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政府在核爆当晚发布声明，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世界上一个有核国家首次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对人类和平的重大贡献。拥核五十余年，中国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转变为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为国际核安全体系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在新疆罗布泊深处的荒原上，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是张爱萍的草书：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1964年10月16日15时，就在此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化作天地惊雷。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后刊登的中国政府声明称——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西方通讯社纷纷转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報和我国政府的声明，路透社、美联社除摘要报道外，都全文转播。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迫使美国陷于不能无视中国的状态”。“中国核试验是对以美苏为中心的、固定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破坏，把世界大快步推向多极化”。这些是当时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主调。
美国的《纽约时报》1964年10月17日、18日两日关于中国原子弹的报道多达几十篇。
10月17日的《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美国总统约翰逊针对中国原子弹爆炸所作的讲话，并在头版发表特稿进行解读和评论。文章称，约翰逊取消了原定的竞选行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的核试验“不出所料”，让美国的盟国不必担心“立即会发生战争的威胁”，但此次爆炸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并否认是美国的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文章以《他看到了“悲剧”》为题，因约翰逊在讲话中表示，核试验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说代价太重，与其说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应说是中国的“悲剧”。
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称：“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非白人的国家第一次打开军事技术中最深奥的秘密。中国人已插足于一个过去只有西方民族才能进入的领域。”
美联社发表文章称，美国权威人士认为，目前的这种核爆炸最大的影响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在北越、北朝鲜以及从日本、印度尼西亚直到南亚和中东的其他目光望着北京的共产党看来，这是北京的毛泽东的一个质的大跃进。
驻新德里美联社评论，在亚洲，核力量是一种国际地位的象征，是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的象征，它既是动人的，也是吓人的。随着中国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共产党中国龙在亚洲地区数亿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更高大了。
合众国际社17日发表文章称，共产党中国爆炸了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是对美国的攻击。这件事在东南亚可能产生特别恶劣的精神影响。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在抱怨说，某些受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遏制共产党浪潮的工作。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说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要他们相信由于在经济结构上同中国更相似，所以他们应该遵循北京而不是遵循华盛顿和莫斯科。中国人的论点对于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发展的共产党运动有相当大的效果。北京的核爆炸使它又有了个论据。这个论据是富于戏剧性的，而且是格外有力的。
1964年10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全文翻译并刊登了中国政府16日发表的声明，并加标题：中国表示美国迫使他研制了一颗原子弹。18日，该报着重报道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电视讲话，介绍了约翰逊讲话的主要论点，称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应该签署禁核条约。
一篇题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报道称，多数人曾经认为中国的核设备在技术上原始落后，但毫无疑问它爆炸成功了，就像美英法过去一样。但是，到中国拥有真正的核武器和先进的运载工具还需要些时间，因此中国目前只是核俱乐部的“准会员”、“见习会员”。
英国路透社发表消息称：法国总理庞比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业已改变了世界形势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法国法新社1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爆炸核弹在外交上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因为过去表现出不愿意的美国现在也愿意同中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世界核问题。外交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在同“核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打交道时将坚持自己的条件，中国在外交谈判方面地位非常巩固。
瑞典、芬兰媒体报道中国核试验成功时评论，中国已成为核大国，再不能推行以美苏核霸王为前提的政策。《瑞典日报》说：“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立刻爆炸原子弹是一个讽刺。”
芬兰《每日新闻》17日社论称：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效果立即在政治方面显现，莫斯科部分核禁试条约失去它部分的意义。爆炸的结果提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望。 西德报纸认为中国核爆炸证明了中国自力更生和反修的论点正确。西德《法兰克福汇报》20日发表社论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人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他们的反应证明了他们由于原子弹爆炸表现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赫鲁晓夫垮台的满意。这两件大事看来证明了官方的宣传经常不断重复的两个重要论点：第一，自力更生和完全不依赖外国是能够创造一切的这个口号；第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路线不仅意味着背叛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学说，而且正像中国的领导骨干过去一直预言的那样，这条路线也宣布了它的创始人的毁灭。
亚非拉舆论赞扬中国核试验成功和中国政府声明，认为中国拥有原子弹大大加强了反帝斗争和保卫和平的力量，同时表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孤立中国的失败。
伊拉克《新黎明报》21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爆炸原子弹鼓舞了东南亚的革命，“这次爆炸鼓舞了现在在老挝和越南进行游击战的左翼分子”，“中国爆炸的影响将会在东南亚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方面显示出来，这对那里的将来的革命和政变运动将产生深刻影响”。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18日发表社论说：“任何一个国家要低估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核潜力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因为它已下定决心要使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嘲弄中国的核玩具是容易的，但是，对于亚洲人民说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周刊说，“今后，其他核大国应该考虑到这个新的伙伴——中国，在所有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中，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印度尼西亚《东星报》24日以《再谈核问题》为题发表社论说：不仅是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和高级官员积极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试验成功，而且非洲正在发展的所有民族国家也是如此。甚至连巴基斯坦也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表示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会议讨论彻底和全面裁减原子武器的建议。只有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和虚伪分子对中国这一成功感到那么害怕，他们企图使人产生中国核爆炸会危害世界的这种印象。
摩洛哥《旗帜报》24日刊登社论说：中国核试验成功将使中国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使得那些忽视拥有七亿人口的人民中国的存在的人睁开眼睛。我们希望这些人不要继续同中国作对，不要继续反对它参加联合国，希望他们承担起一切国际义务。
在达喀尔出版的西非经济周刊《非洲箴言》26日认为，“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意义在于一个有色人种的人民第一次进入‘原子俱乐部’”。
叙利亚《复兴报》27日刊登了西方报纸评中国原子弹的文章。这家报纸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他们不完全同意西方报纸的观点。按语说中国同我们是友好的国家。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有权发展他的科学并用来自卫。
即使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核试验有不少“抗议”声，甚至给刚举行一周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一层“紧迫感”，但共同社1964年10月18日的电文同样认为：“中国的核试验，不亚于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局面的苏联核试验，它对世界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进入排外的核“俱乐部”使中国获得“亚洲第一大国”的称号，很难再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出国际大家庭。
共同社17日文章称，据可靠人士透露，关于中国拥有核武器问题，中国已经得到了马里总统凯塔、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几内亚总统杜尔等人的支持。据说，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有色人种在世界上破天荒地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有利于反帝反殖民主义，因而表示赞成。
共同社18日文章称，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使保守阵营和革新阵营在保障日本安全的方法问题上发生尖锐的争论和对立。预料围绕外交路线的斗争，今后将会越来越激烈。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国家讥笑我国“有弹无枪”，因为导弹是原子弹的“枪”，只有靠中远程导弹将核弹头发射出去，核武器才能具备实战价值。导弹核武器是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的战略武器。只有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才能组成具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早在1960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就确定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1963年12月，中央专委进一步明确“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方针。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开展了核弹头的研究，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实现“两弹”的结合。
1966年10月24日，聂荣臻受中央专委委托赴现场主持“两弹”结合试验。启程前，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试验圆满成功，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有些人士对我国“有弹无枪”的讥讽。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聂荣臻立即在试验现场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
当天深夜，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公报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70年，我国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1971年，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毛泽东后来在北京接见全军军训会议代表时高兴地说：“我們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重点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航天技术的发展。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观看到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时，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能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启动，代号为“651”工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4年多的奋力攻关，艰苦努力，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按程序飞行，卫星准确入轨。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國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它促进导弹技术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运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国产人造卫星的国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外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决策发展原子弹、弹道、氢弹等战略核武器和人造卫星，并取得了重要成功。这是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和卓识。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正如1988年10月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他们一度认为中国核爆炸将打破国际均势、过去依靠苏联的许多非洲国家将会更多向中国靠拢，中国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亚非“推进革命”，中国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要求取得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此外，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引起了印度的紧张，向美、英、苏三国寻求核保护，增加了巴基斯坦对地区局势的忧虑。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筹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性联盟，并且分别同英国、苏联两国酝酿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面禁试条约和限制核试验谈判以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核打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强调核武器作为后备的积极防御战略。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要准备美国人可能发动战争……所以需要加强国防。我们一方面搞国防现代化，包括搞一点原子弹，这是为了起制约作用，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长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1964年11月底，叶剑英同全军高级将领谈国际局势问题：“核武器不可能解决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原子武器就从台湾撤走，从南朝鲜撤走，从南越撤走，从日本撤走。相反，他们丝毫没有放松侵略活动……我们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我国周围的形势缓和了，太平无事了。”从现有材料来看，核爆炸并没有使中国外交政策立时发生改变。陈毅向中外记者表示：“中国并不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针对1963年七八月间苏、美、英三国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政府曾提出全世界所有有核和无核国家都彻底、全面、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在致世界各国首脑的电报中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他指出，既然核武器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同时要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
中国坚持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不仅仅针对裁军和核禁试问题，也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紧密相连。周恩来曾对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说：“有人会说，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不可以在联合国讨论，而要另外召开会议？阁下懂得，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而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也还有一些国家一时不能被联合国接纳。”
随着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核武器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表达了中国对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他说：“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他问斯诺：“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国进入联合国怎么办，找个什么理由不进去？”斯诺说：“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回答：“不能。联合国三分之二要我们进去，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通过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不想进去，美国不愿意我们进去。”
9月29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明确表示：“如果本届联大出现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情况，问题也没有解决，联合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还必须取消谴责中朝是侵略者的决议，并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由全世界大小国家重新审定联合国宪章；所有独立国家都应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傀儡都要驱逐出去。”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
核实力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功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会谈。马尔罗问道：“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有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 回顾新中国成立67年来的历程，核武器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使国防现代化始终占据首要位置。1985年，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对此作出了调整，“先把经济搞上去”。
反思新中国67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对比1956年面对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矛盾所作出的安排，不能不说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核实力给中国带来的安全保证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信心。
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也提升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国防安全的信心。面对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果断作出裁军一百万的决定，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外交上强调“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1988年10月，邓小平谈中国在60年代发展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时，将核武器作为体现民族能力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从蔑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再到倡导核不扩散、核禁试和核裁军的负责任大国这一转变中的“变”与“不变”。
6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对武器与人辩证关系的理解、对人民战争的信赖以及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方针的遵循，都使得这种变化只发生在战术层面。不变的是除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诉求之外，还有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的多种诉求。由此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为何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为何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中国核武震惊世界的五个成就
我国核武器50多年的发展中，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两弹一星”成功后，我国战略核武器又先后跨过了小型化核弹头、潜射弹道导弹、中子弹、新一代固体战略导弹等一系列关键门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些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对我国核爆放射性尘埃等证据的搜集，惊讶地发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先进——“596”是一颗内爆式铀弹，这比其他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难度都高得多。
美国空投广岛的“小男孩”是一颗枪式铀弹，投向长崎的“胖子”则是内爆式钚弹。美国情报部门曾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会是一颗内爆式钚弹。然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不是内爆式钚弹，也不是设计更简单的枪式铀弹，而是一颗内爆式铀弹，这实际上相当于把内爆式钚弹的技术应用在铀弹上，具有极大的技术难度和风险。
我国选用这样的高难度设计也有自己的苦衷——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枪式铀弹需要太多的铀235核材料，我国刚刚起步的铀浓缩工业暂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借鉴钚弹内爆式的设计，为首次核爆研制了先进内爆设计的铀弹。
这种以高超设计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中很多时候反而是常态，比如后来氢弹的研制也是如此。
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历史上，有一项纪录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速度是五个核大国中最快的。有人认为我国时间短是“后发优势”，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英等核大国对氢弹的研制高度保密，我国没法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数据，同为西方国家一员的法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耗时8年，本身就是对“后发优势”的最大否定。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被西方媒体戏称为“有弹无枪”。为了尽快实现核武器的实战化，我国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速度和成就同样惊人。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了著名的弹道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这次试验也是我国历次核试验保密性最高的一次，我国使用东风二号甲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中心发射，目标为新疆罗布泊试验场。两弹结合试验携带了真实的原子弹弹头，虽然飞行全程不太远，但都位于我国国土上空，试验压力极大。为了进行两弹结合实验，兰新铁路停运，导弹飞行沿线河西走廊数百万居民紧急疏散，而酒泉发射中心的发射阵地上也只剩下7个人。上午9时导弹成功发射，经过9分多钟的飞行，原子弹弹头准确在罗布泊的靶标上空爆炸，我国两弹结合试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在20世纪70年代提上了日程，并陆续取得辉煌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國研制了非球形构型的气体助爆初级，非球形构型可以令洲际导弹的圆锥形弹头质量降到最低。我国的非球形气体助爆初级设计水平很高，接近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W88核弹头的水平。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细节，那就是我国是五个核大国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截至1998年5月底，美国进行了1032次核试验，苏联和俄罗斯进行了715次核试验，法国进行了210次核试验，英国进行了45次核试验，中国也仅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考虑到英国后来核武器完全依赖美国，我国核试验的费效比当之无愧是最高的。
我国的45次核试验，包括23次地上核试验和22次地下核试验。根据外国军事专家的说法，尽管中国并未加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中国在历次地上核试验中一直尽力减少核试验产生的辐射尘埃。1980年10月16日我国进行最后一次大气层内核试验后，彻底转向地下核试验方式，此时我国已经通过20余次核试验完成了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从东风二号导弹到东风五号导弹等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用了不到20次核试验，就突破了核弹头小型化的关键技术，在核武器设计的核心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确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我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008年美国核武器专家Tom Reed在科普杂志《今日物理》上发表《中国核试验，1964-1996》一文，文章结尾写道：“如今（2008年），在核武器设计和对地下核试验的理解认识上，才华横溢的中国远远超过了她的亚洲同行，达到了与西方（核大国）同等的水平。中国现在位于第一梯队的核大国之列。”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
自1945年美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在核武器领域的激烈竞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世界核国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公认的核国家，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二是事实拥有核武器、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主要有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三是积极谋求拥有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主要有朝鲜和伊朗。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世界主要核国家仍将核武器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加快推进核武器更新换代；事实拥有核武器国家谋求建立全面的核威慑体系；“核门槛”国家积极谋求成为事实核国家。
核武器产生以来，虽只使用过一次，但世界现代军事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核危机。
第一次是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曾建议杜鲁门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考虑到使用核武器失大于得，没有采纳。
第二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7月，赫鲁晓夫鉴于当时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部署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导弹基地，便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保卫古巴为名，将72枚核弹头运到古巴。好在经过联合国的斡旋和美苏两国的政治博弈，最后以苏联把导弹撤离古巴，美国承诺不进攻古巴结束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核危机。
第三次是1973年中东核危机。1973年，埃及、叙利亚等国从西、北两线同时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形势对以色列而言十分严峻。面对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围剿，已经无路可退的以色列准备动用核武器。好在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坚决反对动用核武器并立即签署了“全线死守24小时”的特急命令，一场核危机侥幸避免。
第四次是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危机。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约有16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辐射。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事故也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每年仍然投入经费与人力在事故的善后以及居民的健康保健方面。因事故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计，且事故后的长期影响到目前为止仍是个未知数。
第五次是1990年代“印巴核竞赛”。1990年5月，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集结了20万大军，巴基斯坦军方也迅速作出反应。正当印巴两国忙于调兵遣将之时，美国情报机构得知：印巴两国正在进行紧张的“核备战”！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立即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去信，强调美国“迫切要求缓和南亚紧张局势”，敦促双方采取克制措施，切莫因贸然行事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美国的干预下，一场核危机得以化解。
核威胁不仅发生在剑拔弩张战争状态下，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差错、事故也可能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一团团“核魔云”，其结果并不亚于爆发一场小型核战争。因此，核安全治理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2016年4月1日，习近平应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这是中国国家主席连续第四次出席核安全峰会。同其他全球治理热点领域一样，国际核安全治理的有效提升与中国的积极贡献紧密相关。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
拥核50多年，中国以实际行动对核安全觀加以诠释，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尽管西方一些舆论常常对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指指点点，但中国始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一名中国战略学家说：“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而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去威胁世界、获取地区利益，中国所表现的姿态，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时任美国总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这是1964年10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重要文章中的一段话，体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国家立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中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之际，外电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德国全球新闻网2014年10月15日在评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核武器只是远东崛起大国的一个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成为制造手机、智能电视、高铁、汽车的大国。
回顾这50多年，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承军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我们永远不会与核大国在核武器上比数量、比规模，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以“四两拨千斤”；我们使用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做到了核安全；我国庄严承诺并做到了核不扩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核大国却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洪斯基曾提到，“美国在针对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问题上，采用的是令人沮丧的双重标准”，“世界上唯一在现实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针对的是当地的平民”。
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独善其身”到“合作防范”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着眼防微杜渐，建立起一套严密科学的监管体制，在核安全上保持着良好记录。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更加深入，中国的角色也日益凸显。中国至今已参加了四次核峰会，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安全观，即“发展与安全并重”、“权利与义务并重”、“自主与协作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认为因各国对核能的利用情况不一，所承担的义务、拥有的权利、采取的政策应该有所差异。并且，国际协作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能以此为名损害一国的发展与安全利益。再者，消除核安全风险不应只关心管理机制是否健全等具体事项，还要找到核扩散等的深层次原因。这套系统、全面的核安全观，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同时也表达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与诉求。 中国积极推动涉核热点问题的解决。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建设性参与了全面协议谈判全过程，为全面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核问题一直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度关注朝核问题，并多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推动半岛无核化，坚持不懈通过对话谈判为解决朝核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2016年以来，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卫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冲击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国对此表明了鲜明态度。外交部长王毅2016年2月12日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路透社专访。在回答关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时，王毅表示，作为半岛的近邻和对半岛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中方有几点必须要坚持：第一，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第二，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将使半岛生战、生乱，中国不会允许。第三，中国自身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展望未来的世界核形势，杨承军表示，当前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仍在投入巨资继续提高核武器质量及实战化水平；少数国家仍企图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生产和贮存核材料；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材料。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零核世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及核技术的发展，我国在遏制核武器的发展、使用、扩散、直至最终消灭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历史贡献》人民网2013年11月13日，《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外电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参考消息》2009年5月21日，《揭秘中国核武器发展：保持四两拨千斤威慑》《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7日，《世界战略核武器的现状及发展趋向》《国防科技：北京》2001年第10期，《全球核安全应多听“中国声音”》《北京日报》2016年04月01日等；作者：姜廷玉、张静、丁雨晴、吴春喜、王志远、韩华、李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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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核按钮”掌握在谁手中
核弹一直被当作有核武器国家战略威慑的底牌。那么，各个军事强国的“核按钮”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俄罗斯：双重“核按钮”制度层层设密
世界上最早的“核按钮”启用于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最高决策者能及时下达命令给核力量，苏联专家决定制造一只密码箱，分上下两层，有4个形状奇怪的密码锁，从上下两个方向均可开启。它的外形同当时十分流行的俄制公文包没什么两样，但它同总参谋部的中央指挥所直接联系。只要总统一声令下，它就可将信号迅速传送到中央指挥所，在最短时间内将核弹头送向预定目标。
在俄罗斯原始森林深处地下几十米，发射井里部署着当今威力最大、举世无双的“撒旦”号战略火箭。导弹的发射指令是从距此万里之遥的中央指挥所发出的。俄罗斯总统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个军官陪同，军官手上拿着“核按钮”手提箱。除了总统，俄罗斯还有另外两只“核按钮”手提箱，分别由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掌管。一般来说，如果总统决定发动核攻击，必须与国防部长同时进行操作。
俄罗斯的核武器发射采取的是“双重核按钮制度”，即每一级都有两组密码，只有当两组密码准确无误地拼在一起，并逐级传达命令，核导弹才能最终发射出去。
总统和国防部长取出各自“核按钮”手提箱内的密码，同时发送到总参作战部，该部特种通讯中心立即将它们混编成一组新密码，再通过特殊通讯频率，传递给拥有战略核武器的诸兵种部队中央指挥所，继而传达给承担战略值班任务的部队，最后传达到每个发射台，包括导弹基地、核潜艇及战略轰炸机等。各级指挥官在收到核导弹发射密码指令后，立即与自己保管的密码进行核对。每个指挥官及其副手各持密码的一半，经组合后再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密码对照；证实无误后，取出分别存放在两人身上的钥匙，启动发射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核导弹发射钥匙孔的位置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间距至少有3米远，以确保一个人不能同时将两把钥匙插入两个发射钥匙孔内。
美国：“核按钮手提箱”不离总统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前总统小布什向他转交了一只黑色手提箱，这只手提箱就是广为流传的“核按钮”手提箱。美国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内部装有一个由美国泽罗·哈利布顿公司专门制造的超坚固钛金属包，重约18千克，上面装有牢固的密码锁。
“核按钮”手提箱平时存放在戒备森严的白宫东馆地下室，由5名特别保镖24小时轮流保管，这些保镖都是从美国海陆空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中千挑万选出来的，有权在事先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当场击毙任何可疑的来犯者。
假如美国要采取核攻击或核报复行动，都必须由总统通过“核按钮”手提箱来完成。打开手提箱，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核按钮”，而是4种重要文件：一是黑色手册，里面罗列了4种打击力度不同的行动方案，记录着美国的核导弹数目、部署地点及发射预定路线等；二是一份机密名单，记载着发生紧急事态时可供总统使用的秘密基地名单；三是紧急广播程序，记录着美国一旦被原子弹轰炸后总统向全国广播的程序；四是认证卡，上面有总统认证号码，此卡不被确认时，以总统名义下达的任何命令都无效。如果接到核攻击警报，军方会向总统报告敌人的攻击规模及打击目标，总统根据黑色手册上的内容选择相应措施后，将搭乘直升机逃往秘密避难处。白宫特勤小组也要准备两辆总统专车，以备紧急支援。在避难处，总统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同做出核攻击的决定，核导弹攻击程序将立即启动。
最终执行任务的是美国空军战略指挥中心。该中心位于美国北部的一片农田里，在这片200公顷的农田下面，藏着足够毁灭地球10次，甚至100次的核导弹。整装待发的核弹被称为“民兵-3”型，藏在30米深的地下密室里，一道110吨重的石门将其阻隔，打开石门后还有一道7吨重的钢门。发射核弹的开关必须由两名控制员同时使用各自保管的钥匙才能操作。控制员必须从电脑、电话、高低频无线电等通讯系统得到相同的命令，才能将钥匙取出，进而发射核导弹。 法国：“核按钮”设在地下室
法国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美俄两国不同，法国把“核按钮”设置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被命名为“朱庇特”（法国核力量指挥系统的代号）。巴黎爱丽舍宫有许多隐蔽的地下室，一旦核战爆发，这里就是法国政府的避难办公场所。神秘的“朱庇特”就隐蔽在其中。
这是一个类似地下墓穴的方形小房间，墙上装有两扇滑动门，拉开门，便可以看见3块接收屏幕，一组“雷霆”开关——这便是法国的“核按钮”。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决定发动核袭击时，总统就会打开这组开关，随即向核导弹部队下达命令。法国总统能在这里通过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核密码去发动核攻击。在总统外访时，则有一个“移动核武密码箱”直接连接该中心，以便总统随时发动核攻击。
根据法国的法令，如果总统遭遇不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亲自到场时，总理、国防部长有权按照顺序开启“开关”，代总统下达核打击指令。
英国：“核按钮”由全体内阁成员共同控制
在英国，“核按钮”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全体成员共同控制。一旦英国遭到攻击，由首相组成的战时领导班子将决定是否动用核武器。决定一旦做出，游弋在大西洋中的战略核潜艇会接到密码命令，立刻发动攻击。
那么，英国的“核按钮”究竟设置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个谜。2004年，布莱尔承认，英国1956年就在威尔特郡考萨姆地区地下37米深的一个废弃矿井里修建了一座“地下城”。核战一旦爆发，包括女王在内的王室成员、首相内阁及4000多名公务员，将在4分钟的“核战预警时间”内到这里避难。人们立刻联想到，那座“地下城”里或许就有“核按钮”。据说“地下城”的第17区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豪华浴室，那里的墙壁上不起眼处设有4个按钮，可能就是英国的“核按钮”。
冷战结束后，该“地下城”曾一度被废弃，密室内的“核按钮”很可能早就失效了。不过，随着2013年伦敦遭恐怖袭击，人们普遍担心英国会遭到恐怖分子的核袭击，因此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拨款重新恢复“地下城”的功能。
美国总统们屡屡遗失“核按钮”
可能是由于美国总统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使用这个“核按钮”手提箱，因此他们时常会将“核按钮”手提箱忘得一干二净。
克林顿在执政期间，就曾不慎将“核按钮”手提箱丢失长达数月。1998年，克林顿想不起“核按钮”被放在了哪里，警卫们在白宫中寻觅良久也未发现其所在。直到数月后，克林顿才想到自己将“核按钮”手提箱错放的地方。
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把要随身携带的核打击“密码条”，忘在了送去干洗的西装口袋里，这让助手们着实紧张了一把。到佐治亚州自家农场度假时，卡特通常会把特别助手们安排到距农场10公里開外的汽车旅馆，禁止他们与其同住，这让助手们始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不得安宁。
一度丢失“密码条”的还有前总统里根，他喜欢把“密码条”放在裤子后袋的钱包里。当里根遭遇暗杀未遂后，特别助手们花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当时穿的那条裤子。
（责任编辑：杨思琪；参考资料：《百科知识》2015年第4期；作者：李建）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1970年，我国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1971年，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
中国领导人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我国是五个核大国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
52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对于这个刚刚经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此后又长期受到超级大国核讹诈的国家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罗布泊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政府在核爆当晚发布声明，宣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世界上一个有核国家首次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中国对人类和平的重大贡献。拥核五十余年，中国从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转变为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为国际核安全体系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在新疆罗布泊深处的荒原上，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是张爱萍的草书：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1964年10月16日15时，就在此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化作天地惊雷。当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喜讯，《人民日报》随后刊登的中国政府声明称——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西方通讯社纷纷转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報和我国政府的声明，路透社、美联社除摘要报道外，都全文转播。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迫使美国陷于不能无视中国的状态”。“中国核试验是对以美苏为中心的、固定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破坏，把世界大快步推向多极化”。这些是当时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主调。
美国的《纽约时报》1964年10月17日、18日两日关于中国原子弹的报道多达几十篇。
10月17日的《纽约时报》全文刊登了美国总统约翰逊针对中国原子弹爆炸所作的讲话，并在头版发表特稿进行解读和评论。文章称，约翰逊取消了原定的竞选行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的核试验“不出所料”，让美国的盟国不必担心“立即会发生战争的威胁”，但此次爆炸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并否认是美国的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文章以《他看到了“悲剧”》为题，因约翰逊在讲话中表示，核试验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说代价太重，与其说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应说是中国的“悲剧”。
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称：“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非白人的国家第一次打开军事技术中最深奥的秘密。中国人已插足于一个过去只有西方民族才能进入的领域。”
美联社发表文章称，美国权威人士认为，目前的这种核爆炸最大的影响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在北越、北朝鲜以及从日本、印度尼西亚直到南亚和中东的其他目光望着北京的共产党看来，这是北京的毛泽东的一个质的大跃进。
驻新德里美联社评论，在亚洲，核力量是一种国际地位的象征，是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的象征，它既是动人的，也是吓人的。随着中国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共产党中国龙在亚洲地区数亿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更高大了。
合众国际社17日发表文章称，共产党中国爆炸了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是对美国的攻击。这件事在东南亚可能产生特别恶劣的精神影响。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在抱怨说，某些受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遏制共产党浪潮的工作。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说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要他们相信由于在经济结构上同中国更相似，所以他们应该遵循北京而不是遵循华盛顿和莫斯科。中国人的论点对于正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发展的共产党运动有相当大的效果。北京的核爆炸使它又有了个论据。这个论据是富于戏剧性的，而且是格外有力的。
1964年10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全文翻译并刊登了中国政府16日发表的声明，并加标题：中国表示美国迫使他研制了一颗原子弹。18日，该报着重报道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电视讲话，介绍了约翰逊讲话的主要论点，称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应该签署禁核条约。
一篇题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报道称，多数人曾经认为中国的核设备在技术上原始落后，但毫无疑问它爆炸成功了，就像美英法过去一样。但是，到中国拥有真正的核武器和先进的运载工具还需要些时间，因此中国目前只是核俱乐部的“准会员”、“见习会员”。
英国路透社发表消息称：法国总理庞比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业已改变了世界形势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法国法新社1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爆炸核弹在外交上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因为过去表现出不愿意的美国现在也愿意同中国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世界核问题。外交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在同“核俱乐部”的其他成员打交道时将坚持自己的条件，中国在外交谈判方面地位非常巩固。
瑞典、芬兰媒体报道中国核试验成功时评论，中国已成为核大国，再不能推行以美苏核霸王为前提的政策。《瑞典日报》说：“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立刻爆炸原子弹是一个讽刺。”
芬兰《每日新闻》17日社论称：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效果立即在政治方面显现，莫斯科部分核禁试条约失去它部分的意义。爆炸的结果提高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望。 西德报纸认为中国核爆炸证明了中国自力更生和反修的论点正确。西德《法兰克福汇报》20日发表社论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人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他们的反应证明了他们由于原子弹爆炸表现出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赫鲁晓夫垮台的满意。这两件大事看来证明了官方的宣传经常不断重复的两个重要论点：第一，自力更生和完全不依赖外国是能够创造一切的这个口号；第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路线不仅意味着背叛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学说，而且正像中国的领导骨干过去一直预言的那样，这条路线也宣布了它的创始人的毁灭。
亚非拉舆论赞扬中国核试验成功和中国政府声明，认为中国拥有原子弹大大加强了反帝斗争和保卫和平的力量，同时表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孤立中国的失败。
伊拉克《新黎明报》21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爆炸原子弹鼓舞了东南亚的革命，“这次爆炸鼓舞了现在在老挝和越南进行游击战的左翼分子”，“中国爆炸的影响将会在东南亚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方面显示出来，这对那里的将来的革命和政变运动将产生深刻影响”。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18日发表社论说：“任何一个国家要低估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核潜力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因为它已下定决心要使自己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嘲弄中国的核玩具是容易的，但是，对于亚洲人民说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周刊说，“今后，其他核大国应该考虑到这个新的伙伴——中国，在所有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中，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印度尼西亚《东星报》24日以《再谈核问题》为题发表社论说：不仅是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和高级官员积极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试验成功，而且非洲正在发展的所有民族国家也是如此。甚至连巴基斯坦也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表示同意中国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会议讨论彻底和全面裁减原子武器的建议。只有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和虚伪分子对中国这一成功感到那么害怕，他们企图使人产生中国核爆炸会危害世界的这种印象。
摩洛哥《旗帜报》24日刊登社论说：中国核试验成功将使中国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使得那些忽视拥有七亿人口的人民中国的存在的人睁开眼睛。我们希望这些人不要继续同中国作对，不要继续反对它参加联合国，希望他们承担起一切国际义务。
在达喀尔出版的西非经济周刊《非洲箴言》26日认为，“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意义在于一个有色人种的人民第一次进入‘原子俱乐部’”。
叙利亚《复兴报》27日刊登了西方报纸评中国原子弹的文章。这家报纸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他们不完全同意西方报纸的观点。按语说中国同我们是友好的国家。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有权发展他的科学并用来自卫。
即使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核试验有不少“抗议”声，甚至给刚举行一周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一层“紧迫感”，但共同社1964年10月18日的电文同样认为：“中国的核试验，不亚于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局面的苏联核试验，它对世界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进入排外的核“俱乐部”使中国获得“亚洲第一大国”的称号，很难再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出国际大家庭。
共同社17日文章称，据可靠人士透露，关于中国拥有核武器问题，中国已经得到了马里总统凯塔、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几内亚总统杜尔等人的支持。据说，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有色人种在世界上破天荒地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有利于反帝反殖民主义，因而表示赞成。
共同社18日文章称，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使保守阵营和革新阵营在保障日本安全的方法问题上发生尖锐的争论和对立。预料围绕外交路线的斗争，今后将会越来越激烈。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国家讥笑我国“有弹无枪”，因为导弹是原子弹的“枪”，只有靠中远程导弹将核弹头发射出去，核武器才能具备实战价值。导弹核武器是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的战略武器。只有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才能组成具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早在1960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就确定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1963年12月，中央专委进一步明确“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方针。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开展了核弹头的研究，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实现“两弹”的结合。
1966年10月24日，聂荣臻受中央专委委托赴现场主持“两弹”结合试验。启程前，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试验圆满成功，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有些人士对我国“有弹无枪”的讥讽。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聂荣臻立即在试验现场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
当天深夜，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公报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70年，我国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1971年，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毛泽东后来在北京接见全军军训会议代表时高兴地说：“我們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重点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航天技术的发展。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观看到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时，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能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启动，代号为“651”工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4年多的奋力攻关，艰苦努力，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按程序飞行，卫星准确入轨。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國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它促进导弹技术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运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国产人造卫星的国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外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决策发展原子弹、弹道、氢弹等战略核武器和人造卫星，并取得了重要成功。这是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和卓识。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正如1988年10月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他们一度认为中国核爆炸将打破国际均势、过去依靠苏联的许多非洲国家将会更多向中国靠拢，中国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亚非“推进革命”，中国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要求取得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此外，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引起了印度的紧张，向美、英、苏三国寻求核保护，增加了巴基斯坦对地区局势的忧虑。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筹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性联盟，并且分别同英国、苏联两国酝酿包括地下试验在内的全面禁试条约和限制核试验谈判以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核打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加强调核武器作为后备的积极防御战略。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要准备美国人可能发动战争……所以需要加强国防。我们一方面搞国防现代化，包括搞一点原子弹，这是为了起制约作用，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长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1964年11月底，叶剑英同全军高级将领谈国际局势问题：“核武器不可能解决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原子武器就从台湾撤走，从南朝鲜撤走，从南越撤走，从日本撤走。相反，他们丝毫没有放松侵略活动……我们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我国周围的形势缓和了，太平无事了。”从现有材料来看，核爆炸并没有使中国外交政策立时发生改变。陈毅向中外记者表示：“中国并不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针对1963年七八月间苏、美、英三国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政府曾提出全世界所有有核和无核国家都彻底、全面、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在致世界各国首脑的电报中再次提出这一建议，他指出，既然核武器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应该让所有的国家参加，而且应该不分大国、小国都有权发表意见。同时要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受到限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然后才能达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的。
中国坚持主张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并不仅仅针对裁军和核禁试问题，也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紧密相连。周恩来曾对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说：“有人会说，为什么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不可以在联合国讨论，而要另外召开会议？阁下懂得，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而且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也还有一些国家一时不能被联合国接纳。”
随着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亚非国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核武器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向斯诺表达了中国对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他说：“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他问斯诺：“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中国进入联合国怎么办，找个什么理由不进去？”斯诺说：“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回答：“不能。联合国三分之二要我们进去，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通过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不想进去，美国不愿意我们进去。”
9月29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明确表示：“如果本届联大出现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情况，问题也没有解决，联合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改造。联合国还必须取消谴责中朝是侵略者的决议，并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是侵略者；由全世界大小国家重新审定联合国宪章；所有独立国家都应包括在联合国，帝国主义傀儡都要驱逐出去。”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
核实力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成功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会谈。马尔罗问道：“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有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毛泽东回答：“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 回顾新中国成立67年来的历程，核武器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安全问题始终困扰着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使国防现代化始终占据首要位置。1985年，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对此作出了调整，“先把经济搞上去”。
反思新中国67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对比1956年面对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矛盾所作出的安排，不能不说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核实力给中国带来的安全保证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信心。
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也提升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国防安全的信心。面对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果断作出裁军一百万的决定，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外交上强调“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1988年10月，邓小平谈中国在60年代发展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时，将核武器作为体现民族能力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体现了中国从蔑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再到倡导核不扩散、核禁试和核裁军的负责任大国这一转变中的“变”与“不变”。
6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对武器与人辩证关系的理解、对人民战争的信赖以及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方针的遵循，都使得这种变化只发生在战术层面。不变的是除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诉求之外，还有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实现现代化的多种诉求。由此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为何强调原子弹的政治意义而非军事意义，为何在成为核大国后又积极参与到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合作中来。
中国核武震惊世界的五个成就
我国核武器50多年的发展中，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两弹一星”成功后，我国战略核武器又先后跨过了小型化核弹头、潜射弹道导弹、中子弹、新一代固体战略导弹等一系列关键门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些方面尤其引人注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情报机关根据对我国核爆放射性尘埃等证据的搜集，惊讶地发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先进——“596”是一颗内爆式铀弹，这比其他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难度都高得多。
美国空投广岛的“小男孩”是一颗枪式铀弹，投向长崎的“胖子”则是内爆式钚弹。美国情报部门曾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会是一颗内爆式钚弹。然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不是内爆式钚弹，也不是设计更简单的枪式铀弹，而是一颗内爆式铀弹，这实际上相当于把内爆式钚弹的技术应用在铀弹上，具有极大的技术难度和风险。
我国选用这样的高难度设计也有自己的苦衷——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枪式铀弹需要太多的铀235核材料，我国刚刚起步的铀浓缩工业暂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借鉴钚弹内爆式的设计，为首次核爆研制了先进内爆设计的铀弹。
这种以高超设计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中很多时候反而是常态，比如后来氢弹的研制也是如此。
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历史上，有一项纪录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速度是五个核大国中最快的。有人认为我国时间短是“后发优势”，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英等核大国对氢弹的研制高度保密，我国没法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数据，同为西方国家一员的法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耗时8年，本身就是对“后发优势”的最大否定。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被西方媒体戏称为“有弹无枪”。为了尽快实现核武器的实战化，我国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速度和成就同样惊人。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了著名的弹道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这次试验也是我国历次核试验保密性最高的一次，我国使用东风二号甲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中心发射，目标为新疆罗布泊试验场。两弹结合试验携带了真实的原子弹弹头，虽然飞行全程不太远，但都位于我国国土上空，试验压力极大。为了进行两弹结合实验，兰新铁路停运，导弹飞行沿线河西走廊数百万居民紧急疏散，而酒泉发射中心的发射阵地上也只剩下7个人。上午9时导弹成功发射，经过9分多钟的飞行，原子弹弹头准确在罗布泊的靶标上空爆炸，我国两弹结合试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在20世纪70年代提上了日程，并陆续取得辉煌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國研制了非球形构型的气体助爆初级，非球形构型可以令洲际导弹的圆锥形弹头质量降到最低。我国的非球形气体助爆初级设计水平很高，接近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W88核弹头的水平。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细节，那就是我国是五个核大国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截至1998年5月底，美国进行了1032次核试验，苏联和俄罗斯进行了715次核试验，法国进行了210次核试验，英国进行了45次核试验，中国也仅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考虑到英国后来核武器完全依赖美国，我国核试验的费效比当之无愧是最高的。
我国的45次核试验，包括23次地上核试验和22次地下核试验。根据外国军事专家的说法，尽管中国并未加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中国在历次地上核试验中一直尽力减少核试验产生的辐射尘埃。1980年10月16日我国进行最后一次大气层内核试验后，彻底转向地下核试验方式，此时我国已经通过20余次核试验完成了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从东风二号导弹到东风五号导弹等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用了不到20次核试验，就突破了核弹头小型化的关键技术，在核武器设计的核心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确保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我国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008年美国核武器专家Tom Reed在科普杂志《今日物理》上发表《中国核试验，1964-1996》一文，文章结尾写道：“如今（2008年），在核武器设计和对地下核试验的理解认识上，才华横溢的中国远远超过了她的亚洲同行，达到了与西方（核大国）同等的水平。中国现在位于第一梯队的核大国之列。”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
自1945年美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在核武器领域的激烈竞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世界核国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公认的核国家，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二是事实拥有核武器、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主要有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三是积极谋求拥有核武器的“核门槛”国家，主要有朝鲜和伊朗。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世界主要核国家仍将核武器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加快推进核武器更新换代；事实拥有核武器国家谋求建立全面的核威慑体系；“核门槛”国家积极谋求成为事实核国家。
核武器产生以来，虽只使用过一次，但世界现代军事史上曾发生过五次核危机。
第一次是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曾建议杜鲁门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政府考虑到使用核武器失大于得，没有采纳。
第二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7月，赫鲁晓夫鉴于当时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部署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导弹基地，便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保卫古巴为名，将72枚核弹头运到古巴。好在经过联合国的斡旋和美苏两国的政治博弈，最后以苏联把导弹撤离古巴，美国承诺不进攻古巴结束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核危机。
第三次是1973年中东核危机。1973年，埃及、叙利亚等国从西、北两线同时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形势对以色列而言十分严峻。面对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围剿，已经无路可退的以色列准备动用核武器。好在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坚决反对动用核武器并立即签署了“全线死守24小时”的特急命令，一场核危机侥幸避免。
第四次是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危机。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约有16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辐射。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事故也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每年仍然投入经费与人力在事故的善后以及居民的健康保健方面。因事故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计，且事故后的长期影响到目前为止仍是个未知数。
第五次是1990年代“印巴核竞赛”。1990年5月，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集结了20万大军，巴基斯坦军方也迅速作出反应。正当印巴两国忙于调兵遣将之时，美国情报机构得知：印巴两国正在进行紧张的“核备战”！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立即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去信，强调美国“迫切要求缓和南亚紧张局势”，敦促双方采取克制措施，切莫因贸然行事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美国的干预下，一场核危机得以化解。
核威胁不仅发生在剑拔弩张战争状态下，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差错、事故也可能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一团团“核魔云”，其结果并不亚于爆发一场小型核战争。因此，核安全治理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2016年4月1日，习近平应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这是中国国家主席连续第四次出席核安全峰会。同其他全球治理热点领域一样，国际核安全治理的有效提升与中国的积极贡献紧密相关。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
拥核50多年，中国以实际行动对核安全觀加以诠释，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尽管西方一些舆论常常对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指指点点，但中国始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一名中国战略学家说：“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而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去威胁世界、获取地区利益，中国所表现的姿态，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时任美国总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这是1964年10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重要文章中的一段话，体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国家立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中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之际，外电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德国全球新闻网2014年10月15日在评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核武器只是远东崛起大国的一个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成为制造手机、智能电视、高铁、汽车的大国。
回顾这50多年，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承军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我们永远不会与核大国在核武器上比数量、比规模，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以“四两拨千斤”；我们使用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做到了核安全；我国庄严承诺并做到了核不扩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核大国却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洪斯基曾提到，“美国在针对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问题上，采用的是令人沮丧的双重标准”，“世界上唯一在现实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针对的是当地的平民”。
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独善其身”到“合作防范”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着眼防微杜渐，建立起一套严密科学的监管体制，在核安全上保持着良好记录。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更加深入，中国的角色也日益凸显。中国至今已参加了四次核峰会，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安全观，即“发展与安全并重”、“权利与义务并重”、“自主与协作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认为因各国对核能的利用情况不一，所承担的义务、拥有的权利、采取的政策应该有所差异。并且，国际协作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能以此为名损害一国的发展与安全利益。再者，消除核安全风险不应只关心管理机制是否健全等具体事项，还要找到核扩散等的深层次原因。这套系统、全面的核安全观，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同时也表达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与诉求。 中国积极推动涉核热点问题的解决。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建设性参与了全面协议谈判全过程，为全面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核问题一直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之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高度关注朝核问题，并多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推动半岛无核化，坚持不懈通过对话谈判为解决朝核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2016年以来，朝鲜接连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卫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冲击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国对此表明了鲜明态度。外交部长王毅2016年2月12日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路透社专访。在回答关于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时，王毅表示，作为半岛的近邻和对半岛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中方有几点必须要坚持：第一，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第二，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将使半岛生战、生乱，中国不会允许。第三，中国自身的正当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展望未来的世界核形势，杨承军表示，当前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仍在投入巨资继续提高核武器质量及实战化水平；少数国家仍企图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生产和贮存核材料；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材料。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零核世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及核技术的发展，我国在遏制核武器的发展、使用、扩散、直至最终消灭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毛泽东对中国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历史贡献》人民网2013年11月13日，《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6期，《外电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参考消息》2009年5月21日，《揭秘中国核武器发展：保持四两拨千斤威慑》《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7日，《世界战略核武器的现状及发展趋向》《国防科技：北京》2001年第10期，《全球核安全应多听“中国声音”》《北京日报》2016年04月01日等；作者：姜廷玉、张静、丁雨晴、吴春喜、王志远、韩华、李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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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核按钮”掌握在谁手中
核弹一直被当作有核武器国家战略威慑的底牌。那么，各个军事强国的“核按钮”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俄罗斯：双重“核按钮”制度层层设密
世界上最早的“核按钮”启用于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最高决策者能及时下达命令给核力量，苏联专家决定制造一只密码箱，分上下两层，有4个形状奇怪的密码锁，从上下两个方向均可开启。它的外形同当时十分流行的俄制公文包没什么两样，但它同总参谋部的中央指挥所直接联系。只要总统一声令下，它就可将信号迅速传送到中央指挥所，在最短时间内将核弹头送向预定目标。
在俄罗斯原始森林深处地下几十米，发射井里部署着当今威力最大、举世无双的“撒旦”号战略火箭。导弹的发射指令是从距此万里之遥的中央指挥所发出的。俄罗斯总统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个军官陪同，军官手上拿着“核按钮”手提箱。除了总统，俄罗斯还有另外两只“核按钮”手提箱，分别由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掌管。一般来说，如果总统决定发动核攻击，必须与国防部长同时进行操作。
俄罗斯的核武器发射采取的是“双重核按钮制度”，即每一级都有两组密码，只有当两组密码准确无误地拼在一起，并逐级传达命令，核导弹才能最终发射出去。
总统和国防部长取出各自“核按钮”手提箱内的密码，同时发送到总参作战部，该部特种通讯中心立即将它们混编成一组新密码，再通过特殊通讯频率，传递给拥有战略核武器的诸兵种部队中央指挥所，继而传达给承担战略值班任务的部队，最后传达到每个发射台，包括导弹基地、核潜艇及战略轰炸机等。各级指挥官在收到核导弹发射密码指令后，立即与自己保管的密码进行核对。每个指挥官及其副手各持密码的一半，经组合后再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密码对照；证实无误后，取出分别存放在两人身上的钥匙，启动发射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核导弹发射钥匙孔的位置也是经过特别设计的，间距至少有3米远，以确保一个人不能同时将两把钥匙插入两个发射钥匙孔内。
美国：“核按钮手提箱”不离总统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前总统小布什向他转交了一只黑色手提箱，这只手提箱就是广为流传的“核按钮”手提箱。美国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内部装有一个由美国泽罗·哈利布顿公司专门制造的超坚固钛金属包，重约18千克，上面装有牢固的密码锁。
“核按钮”手提箱平时存放在戒备森严的白宫东馆地下室，由5名特别保镖24小时轮流保管，这些保镖都是从美国海陆空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中千挑万选出来的，有权在事先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当场击毙任何可疑的来犯者。
假如美国要采取核攻击或核报复行动，都必须由总统通过“核按钮”手提箱来完成。打开手提箱，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核按钮”，而是4种重要文件：一是黑色手册，里面罗列了4种打击力度不同的行动方案，记录着美国的核导弹数目、部署地点及发射预定路线等；二是一份机密名单，记载着发生紧急事态时可供总统使用的秘密基地名单；三是紧急广播程序，记录着美国一旦被原子弹轰炸后总统向全国广播的程序；四是认证卡，上面有总统认证号码，此卡不被确认时，以总统名义下达的任何命令都无效。如果接到核攻击警报，军方会向总统报告敌人的攻击规模及打击目标，总统根据黑色手册上的内容选择相应措施后，将搭乘直升机逃往秘密避难处。白宫特勤小组也要准备两辆总统专车，以备紧急支援。在避难处，总统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同做出核攻击的决定，核导弹攻击程序将立即启动。
最终执行任务的是美国空军战略指挥中心。该中心位于美国北部的一片农田里，在这片200公顷的农田下面，藏着足够毁灭地球10次，甚至100次的核导弹。整装待发的核弹被称为“民兵-3”型，藏在30米深的地下密室里，一道110吨重的石门将其阻隔，打开石门后还有一道7吨重的钢门。发射核弹的开关必须由两名控制员同时使用各自保管的钥匙才能操作。控制员必须从电脑、电话、高低频无线电等通讯系统得到相同的命令，才能将钥匙取出，进而发射核导弹。 法国：“核按钮”设在地下室
法国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美俄两国不同，法国把“核按钮”设置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被命名为“朱庇特”（法国核力量指挥系统的代号）。巴黎爱丽舍宫有许多隐蔽的地下室，一旦核战爆发，这里就是法国政府的避难办公场所。神秘的“朱庇特”就隐蔽在其中。
这是一个类似地下墓穴的方形小房间，墙上装有两扇滑动门，拉开门，便可以看见3块接收屏幕，一组“雷霆”开关——这便是法国的“核按钮”。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决定发动核袭击时，总统就会打开这组开关，随即向核导弹部队下达命令。法国总统能在这里通过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核密码去发动核攻击。在总统外访时，则有一个“移动核武密码箱”直接连接该中心，以便总统随时发动核攻击。
根据法国的法令，如果总统遭遇不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亲自到场时，总理、国防部长有权按照顺序开启“开关”，代总统下达核打击指令。
英国：“核按钮”由全体内阁成员共同控制
在英国，“核按钮”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全体成员共同控制。一旦英国遭到攻击，由首相组成的战时领导班子将决定是否动用核武器。决定一旦做出，游弋在大西洋中的战略核潜艇会接到密码命令，立刻发动攻击。
那么，英国的“核按钮”究竟设置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个谜。2004年，布莱尔承认，英国1956年就在威尔特郡考萨姆地区地下37米深的一个废弃矿井里修建了一座“地下城”。核战一旦爆发，包括女王在内的王室成员、首相内阁及4000多名公务员，将在4分钟的“核战预警时间”内到这里避难。人们立刻联想到，那座“地下城”里或许就有“核按钮”。据说“地下城”的第17区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豪华浴室，那里的墙壁上不起眼处设有4个按钮，可能就是英国的“核按钮”。
冷战结束后，该“地下城”曾一度被废弃，密室内的“核按钮”很可能早就失效了。不过，随着2013年伦敦遭恐怖袭击，人们普遍担心英国会遭到恐怖分子的核袭击，因此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拨款重新恢复“地下城”的功能。
美国总统们屡屡遗失“核按钮”
可能是由于美国总统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使用这个“核按钮”手提箱，因此他们时常会将“核按钮”手提箱忘得一干二净。
克林顿在执政期间，就曾不慎将“核按钮”手提箱丢失长达数月。1998年，克林顿想不起“核按钮”被放在了哪里，警卫们在白宫中寻觅良久也未发现其所在。直到数月后，克林顿才想到自己将“核按钮”手提箱错放的地方。
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把要随身携带的核打击“密码条”，忘在了送去干洗的西装口袋里，这让助手们着实紧张了一把。到佐治亚州自家农场度假时，卡特通常会把特别助手们安排到距农场10公里開外的汽车旅馆，禁止他们与其同住，这让助手们始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不得安宁。
一度丢失“密码条”的还有前总统里根，他喜欢把“密码条”放在裤子后袋的钱包里。当里根遭遇暗杀未遂后，特别助手们花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当时穿的那条裤子。
（责任编辑：杨思琪；参考资料：《百科知识》2015年第4期；作者：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