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可能折射了一座数千万人口的老龄化城市的治理之难，而不表示上海在主动寻求降低老人出门愿望的结果。
　　上海实施了一项新的老龄福利政策，取消社会保障卡副卡免费刷卡乘坐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功能，转为向适龄老人发放综合津贴。无论沪上沪外，对新政策叫好的多。媒体评论认为发放津贴给了老人选择的权利，使老人能自行安排津贴用途，使这笔钱更有效率地使用。津贴取代免费乘车，有利于减少公交资源的紧张程度。同时，这样也更公平，因为那些以前不用或较少使用社保卡副卡免费乘车的老人，也有获得感，而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福利。
　　还有一些评论牵扯出其他，如“每天清晨，年轻人忙着上班，孩子忙着上学，却总能在拥挤的公共交通上见到早起的老人，有的是去晨练，有的是去买菜，有的则纯粹是闲逛”，现在被调节了；“那些在公共交通上动辄逼迫年轻人让座，不让座就高声叫喊甚至动手的老者，没了免费交通卡，或许也将有助于其正常社会角色的回归，倚老卖老不再那么容易”。
　　如果说多数评论是失之于简单，这些扯来扯去的评论就有些没有边际。老人在公交上逼迫年轻人让座，是极少数的情况，远非“动辄”；说这是免费乘车带来的“倚老卖老”，属于想象。扯七扯八的评论，还流露了强烈的老龄歧视。对老人来说，乘车去晨练、买菜或者闲逛，都可谓“正事儿”，只是在今天，人们认为清晨年轻人忙着上班、孩子忙着上学而使用公共交通，时间规定性强，而老人晨练、买菜和闲逛可以错峰而行罢了。
　　这个社会初初遭遇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是初初遭遇社会的文化权力由传统上的老人主导转到青年主导的情形。这两种初初遭遇交织在一起，可能加剧社会性的代际紧张，这种紧张最终会伤及每个人。
　　让老人免费乘车，还是代之以综合津贴，我想，是基于综合考虑，应该是有不得不然的无奈因素，而不只是将选择还给老人、让资源优化配置、使老人之间公平。
　　我们是鼓励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社会，有更多的社会交往，还是认为老年人必须将交往保持在“必要程度”？我们提倡“积极老龄化”还是提倡“消极老龄化”？
　　老年人的行为时常受心理的限制，例如你给年迈的父母200元钱，让他们买吃买喝买穿的，他们很可能把钱攒起来不用，但这未必就好，所以你往往需要直接买了东西给他们。政府给老人100元，他也未必使用，未必去乘车，他可能攒下那100元，而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是否就一定好呢？老人的行为还时常受能力所限，例如他们可能避免接触自动售票系统，因而减少乘坐地铁，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需要乘坐。
　　我想，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不鼓励老人出门，扩大交往，过积极的老年生活，就像我们反对子女不赡养老人，但绝不认为给钱就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也是需要“全面发展”的。
　　作为城市治理最为精细化的中国城市，上海经常是学习的对象，具有风向标的地位，但我不希望其他城市将上海的老人乘车政策改变视为简单的“经济调节”，而希望这一客观上会减少老人交往的政策改变被看成一次带有无奈之处的复杂决策。它可能折射了一座数千万人口的老龄化城市的治理之难，而不表示上海在主动寻求降低老人出门愿望的结果。它最多是一个“次优选择”，而不该被当成一种“最优选择”而被各地简单地有样学样。
　　社会决策不只是经济学事务，决策的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经济学提供决策的可能性，而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才是提供决策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