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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至1997年这十年间，乔石一直是党内的第三号人物，历任中央纪委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多项重要职务，被视为党和国家的资深领导人。胡耀邦对他的评价是：有理论，有能力，党性强。他以低调著称，退休仅仅15年之后，就有很多年轻人问：乔石是谁？十八大召开之际，退休后长期深居简出的乔石推出新著《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引人瞩目。
责任编辑/闻立
2012年6月20日，一本名为《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与书的热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年轻人看到作者名字后都问：乔石是谁？
查询乔石的简历，可以发现：在十三届、十四届政治局常委中，乔石分别是仅次于赵紫阳、李鹏和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他在1983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一直被视为中共的资深领导人。
乔石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与蒋介石同乡，这样的家庭背景，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的上一次“露面”还是在2011年12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在《南方周末》撰文高度评价他担任八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时所作出的贡献，呼吁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十八大临近之际，退休后长期深居简出的乔石推出新著《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引人瞩目，虽然只是旧作，但方向所指大有深意。
与蒋介石同乡，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他祖上本不姓乔，而是姓蒋。乔石原名蒋志彤。定海与奉化旧时同受宁波府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乔石与蒋介石是同乡。乔石还是蒋介石的“御笔”陈布雷的外甥女婿。据《蒋介石评传》这本书中写道，乔石夫人翁郁文的父亲翁祖望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将其五妹陈若希嫁给了翁祖望。
陈布雷少年时期丧母，青年时期丧父，父亲去世前他曾跪在病榻前信誓旦旦地保证承担起“家事、族事”的重担。包括乔石岳母在内的陈布雷众弟妹都受过陈布雷的恩泽，弟妹们的下一代更被陈布雷视如己出，何况乔石的岳父翁祖望又是陈布雷的机要秘书，双方既是亲戚，又是同僚。
1948年11月初，翁郁文告诉舅父陈布雷，将与恋人乔石结为百年之好。此时，陈布雷已经下定告别人世的决心，但还是备上薄礼，让妻子王允默前往上海参加翁郁文与乔石的婚礼。
从乔石的前期履历来看，他1948年之前在上海地下党内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党员发展工作和赤色学运的发动、领导工作。中共接管上海后，乔石即被安排到杭州，担任市青年委员会的宣传部长，1954年被调派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担任副处长。从党内的干部级别对照，乔石1954年的职务比建国前他在上海地下党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要低三级。
1963年后，乔石终于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加“统战背景”被党的高层看好，从大西北的酒泉钢铁公司直调北京，进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研究员很快升为副局长、局长。“文革”之初，对外联络部成为“重灾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向了乔石这位蒋介石“文胆”的外甥女婿，许多针对他的大字报干脆把“蒋乔石”误笔为“蒋介石”。
“文革”期间，乔石曾一度被捕下狱，到1977年才获复出。对于乔石“文革”期间的经历也有一些传说，认为他当时被捕下狱是因为他的妻子翁郁文出身于国民党世家，所以将乔石打成“国民党特务”。
为此，乔石本人吃尽苦头，同时也祸及子女，所以子女们似乎是恨透了这个“蒋”字，政治风暴熬过之后，乔石的一个女儿自作主张到派出所改了所有兄妹们的姓氏，从此，三个子女姓乔，一个孩子姓江，唯独没人再姓蒋。
“文革”结束后被最早提拔成部级干部的少数人之一
在乔石的从政之路上，李一氓绝对是一位贵人和伯乐。李一氓对乔石的影响是在1974年之后。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资历来讲，乔石在他面前都是晚辈——他的党龄正好等于乔石的年龄。1990年11月李一氓去世后，已经身居中共第三要职的乔石，在悼念文章中用极其虔诚和谦虚的口吻写道：“一氓同志在奉月四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余年，与人相处时间不长的晚辈，本来没有资格写悼念他的文章。但在此时，我总觉得想说几句话……”
在乔石出生之前，李一氓已经是上海早期学运的积极分子。1940年喬石正式加入共产党时，李一氓已经在中共地方政权中高居东南分局秘书长一职。
李一氓与国民党渊源极深。1927年国共分裂后，李一氓离开蒋介石，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潜回上海，秘密从事赤色宣传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保卫工作。当时，他所在的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组建起来的中共最神秘的情报安全系统。
1932年，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一定规模，急需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谍报及反谍报人员，于是李一氓奉命调到江西瑞金，出任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保卫局长”。他去世后，中央表彰他“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50多年后，李一氓曾效命过的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已经演化成庞大无比的情报安全系统，主管这一系统的就是乔石。
“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1974年，李—氓结束6年的监狱生活后，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副部长，成了乔石（当时在中联部任局长）的直接上司。
两人在工作接触中，不免谈及各自在上海参加和组织赤色学运的经历，这才发现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先后在上海的大学读书时，选读的都是文学专业，虽然日后没有以文学为谋生之道，但都长期保持着对文学的偏好;两人都是因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而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另外，也许还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性格、志趣和爱好等等。在谈及各自经历及家庭情况时，李一氓才知道他这个部下竟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从此，陈布雷就成了李一氓和乔石私下谈天的重要内容，李一氓对陈布雷的文章和为人，都赞赏有加。 李一氓去世后，其家人和秘书将他的遗作《模糊的荧屏》整理出版，书中对陈布雷着墨颇多。读过此书的人只知道乔石为此书题写了书名，绝少有人知道乔石与书中的主人翁之一陈布雷有亲戚关系。
从此，工作时间，乔石在李一氓手下兢兢业业，李一氓则对乔石赞赏有加，鼎力提拔;业余时间，李一氓常以诗词相赠，乔石则不为“长幼尊卑”所拘泥，坦承直言。长此以往，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级别和年龄的差异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此后，李一氓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称赞乔石德能兼备，宁愿自己比同龄人先退居二线，也要腾出位子给乔石创造晋升的条件。
李一氓在黨内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因为是资深知识分子党员，又在中共高层以清廉、公正著称，颇得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尊重。另外，李一氓本人同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政治元老也有很深的私交，所以他推荐的“接班人”在高层很容易被重视。
由于李一氓的鼎力保荐，乔石于1978年初被提拔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成为“文革”结束后被最早提拔成部级干部的少数人之一。不久，李一氓退位让贤，把中联部的工作全权交给乔石，为他步入中共最高领导层铺好了坚实的台阶。
“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进修一年后，分配到中联部五处（即西亚非洲处，当时“处”相当于“局”），担任副局级研究员，处长为吴学谦。
建国前，吴学谦曾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中，走出了连续四任中联部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
乔石的夫人郁文也随他一起调入了中联部，在十一处（即编译处）担任处级研究人员。郁文出身于书香门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后来一起从事学运工作，解放前夕结婚。
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时任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能力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党外交的转折时期。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几次讨论中联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作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人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建立信访机制后第一案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7月至1990年9月，一封封举报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到中纪委、监察部等中央有关部门。两部门对群众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决定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
1990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铁道部机关宣布了一项决定：经中组部几年考核，张辛泰在廉政方面存在问题，已不适宜继续任职，因此，中央决定免去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的职务。免职后仍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个决定对张辛泰来说，其震撼力无疑是巨大的。然而，更大的震撼还在后面。
1990年5月，张辛泰的情妇李某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被收容审查，不久被依法逮捕。几个月后，她在看守所里交代了一些经济犯罪问题。“有几件家用电器放在了铁道部张副部长家里，他还没有给我钱。”
获悉这一重大线索，正在调查张辛泰问题的中纪委和监察部立即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其受贿问题正式立案调查。
李某的被捕使张辛泰惶惶不可终日，他凭借多年主管公安、监审、纪检工作的经验，串通妻子、孩子、司机、秘书等搞攻守同盟，企图负隅顽抗。他打电话到铁道部部长办公室，说要找部长“谈问题”。部长因工作忙，遂委托常务副部长找他谈。张辛泰说：“1989年9月，我到郑州局整顿期间，李某送到我家3件家用电器，当时我妻子不要，我回到北京知道此事后又找不到人，因此东西没退回。最近感到此事要向组织说明。”2月23日，张辛泰再次向常务副部长表示：李某送到家的3件家用电器听从组织处理，并协助组织搞清问题，越快越好。 张辛泰的这一招确实“高明”。
第一，从时间上看，1989年9月至11月间，他确实到郑州局整顿班子去了，这说明李某送的家用电器不是他亲自接受的，因此，这件事他没有直接的责任。
第二，从态度上看，他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问题，并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尽快查清。
有了这两条，张辛泰的受贿问题似乎就不能成立了。为此，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并开展了广泛的调查。
很快，来自郑州的调查结果表明：张辛泰在郑州铁路局整顿班子期间，共3次回京，呆了一个多月。
这是一个重要细节，联合调查组决定从此入手，撕开这个口子。
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此案成为建立信访机制后第一案。
湖南邵阳打黑往事：乔石批示严惩后9个月枪毙172人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湖南邵阳社会治安几近崩盘。其突出的表征是流氓团伙剧增，砍手、挑脚筋等恶性案件大面积发生。1987年至1989年的三年刑事大案总数4271起，相当于1986年前36年刑事大案总数6978起的61.2%。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学校园的篮球场上，大学生倪勇和几位球友争抢激烈。小憩时，大伙儿闲聊，相互打听着各自的专业和家乡。“我是邵阳的。”倪勇说。话音刚落，刚刚还谈笑风生、玩性正浓的球友表情尴尬，话锋立转：“我们要回去洗澡了。”
不少邵阳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外求学、打工时，因为“邵阳人”的标签，外地人首先联想的是“黑帮”、“砍手指”、“挑脚筋”的记忆。
这无疑是邵阳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90年11月21日，新華社湖南分社记者的曹光晖和他的同事方政军、许克敖来到邵阳，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数天。很快，一组三篇题为《触目惊心：砍手剁脚案经常发生》、《混乱不堪的大街》、《危机四伏的原因及对策》的报道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央，邵阳治安之乱始为高层详知。
1990年12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就新华社记者曹光晖等三人的报道作出批示：“邵阳市社情确实触目惊心，可否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集中打击一次，对重犯和情节十分恶劣的予以严惩。”
来自党中央的批示传到湖南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等也先后作出批示。知情者透露，省市领导的批示更趋严厉，有“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字句。
据曹光晖回忆，为落实批示，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会议，决定成立工作组，立即进驻邵阳开展专项打击。
1990年12月14日，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朱东阳亲自率队，派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于益成任组长、湖南省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刘诗信任副组长的“严打”工作组，进驻邵阳展开工作。
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风暴迅即展开。资料显示，9个月内，邵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587起，其中重大案件1241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6847名，其中杀人、抢劫、重大流氓伤害等案犯1299名，共摧毁各类犯罪团伙894个，瓦解团伙成员3441名，判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772人，其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就有172人。
兼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承担起领导查处违纪和查处违法两副重担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法委几经变迁。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同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兼任。
从此乔石承担起领导查处违纪和查处违法的两副重担。但是，他不是把两项工作混淆起来，而是把两项工作清晰明确地区分开来。
当时，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人主张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处理违纪违法案件;有人主张公、检、法各部门提前介入纪检部门查处的重大违纪案件，便于以后连线跟踪查处违法案件。对这些主张，乔石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查处违法案件，是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必须由国家司法部门来承担;查处违纪案件，是以党章和党的组织纪律规定为准则，必须由党的纪检部门来承担，各司其职，不能混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要求检察部门在建立反贪局、独立查办贪污腐败案件后，也要建立内部办案的程序和相互监督的制度。这对保证严肃、认真、文明、公正办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乔石在《乔石谈民主和法制》一书中对撤销与恢复中央政法委的内情都有所披露。“中央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叫我当组长。”1988年5月6日到17日，乔石在安徽考察期间就政法工作发表谈话说：“机构虽有调整，但政法工作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而且必须大大加强。”
撤销中央政法委，是否意味着党对政法工作的放弃或削弱？当时政法系统不少人对这一问题心存疑虑。在1989年1月19日的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乔石说：“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绝不是要放弃或者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而是相反，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善，在改善的过程中加强。”
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反映，某些党委领导同志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习惯于老的工作方法，有时具体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或者对这些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二是怕被说成“以党代政”，“以言代法”，该管而不敢管，甚至放弃党的领导。对此，乔石指出：“这两种情况都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
中央政法委撤销后，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并未随之撤销。在谈到各级党委政法委领导机构的建设时，乔石说：“政法领导机构的设置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而不是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他说，各级党委政法领导机构可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参照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任务，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意见，研究确定自己的职责任务、机构设置和编制等问题。 1990年，中央又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仍由乔石担任政法委书记。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乔石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由并非政治局委员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接任，但乔石仍指导政法委工作。
1990年2月28日，乔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说：“经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职责任务作了适当调整，各地党委政法领导机构的名称也统一为政法委员会，并加强必要的建设，这是党中央加强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强调，恢复政法委后，仍然必须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年过七旬的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翌年卸任所有党、政职务。据媒体报道，退休后的乔石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北京，回到故地浙江杭州。退休前，乔石在党内高层就以精于书法著称，退休后更是以此自娱自乐。他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使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北京奥运会这类重大的庆典活动，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参考资料：《回忆与乔石同志相处的岁月》、《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等;作者：田纪云、吴兴唐、周范才、乔石等）
乔石：所有子女完全是靠自己
乔石所有的子女都“名不见经传”——在媒体上遍寻不着。他们完全是靠自己，从不利用父亲的权力。“低调”成了乔家的家风。对于子女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外界一无所知，只能从乔石夫人郁文在中学母校与学生见面时的一段讲话中，拼凑出一个大概。
郁文曾是学运领袖、革命家。原名翁郁文，曾用名凌澜、林兰等，祖籍浙江慈溪县河姆渡翁家村（现属余姚）。2012年10月25日，她攜儿女等家人重回家乡，参加母校慈湖中学110周年校庆，在与学生谈话时，透露了一些“家事”。
她的家世极富传奇色彩。父亲翁达（又名祖望）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当地很有声望，一生主要是担任陈布雷的秘书。她的母亲则是陈布雷的五妹陈若希。
陈若希出生于江南鼎鼎有名的“官桥陈氏”（今余姚官桥村）。大舅陈屺怀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兴办教育，颇有功绩。二舅陈布雷早年是位名记者，在新闻界极有影响，后来成了蒋介石的“文胆”。
郁文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排行第四，因此家中人习惯称她为“四姐”。
郁文的母亲共有14个兄弟姊妹，因此郁文的表兄弟姐妹人数特别多。童年时代，每年暑假，他们都在舅父家玩。这是孩子们每年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
1935年，因为翁祖望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郁文一家从慈溪搬到杭州定居。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避战乱，他们又搬回慈溪老家了。郁文和姐姐投入到当地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她是队里最幼小的成员。
1941年4月，日寇进犯浙东，宁波沦陷，慈湖中学被迫关闭，郁文失学了。
1942年春节过后，15岁的郁文和姐姐一起，翻越积雪未融的四明山区，前往当时称为“内地”的国统区，到永康投奔大舅陈屺怀。但因屡遭敌机空袭，根本无法上课，没过多久，姐妹俩又逃难了。她因此非常失望，迷惘。“当时，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人十分苦闷，不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在哪里。抗战多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尤其是1943年的湘桂大溃乱，使人触目惊心……”郁文回忆说。
而此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在四明山区的抗日活动正如火如荼。1944年秋，郁文决定回乡投奔新四军。
“你要想想清楚，你舅舅、爸爸是干什么的？”得知女儿的想法，郁文的母亲充满顾虑。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郁文最终说服母亲，投身革命。
此后，郁文进入浙东解放区鲁迅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进步思想。“真如久旱逢甘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郁文感慨说。同年12月，郁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郁文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一边求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同时在进步刊物《联合晚报》当记者。其间，郁文迅速成长，写下了不少有战斗性的报道和文章。
郁文在《联合晚报》任职时，与同事乔石相识相知，后来又一起从事学联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俩在杭州结婚。据郁文的姐夫胡祖源介绍，郁文和乔石有不少相同之处：“两人都为人宽厚，极重情谊，读书刻苦，办事认真，关心他人。”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夫妻俩始终患难与共。乔石和郁文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子女都到农村插队劳动。
郁文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每当收到子女来信，她都要把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然后退回给他们注意改正。后来4个子女中有两对夫妻获得了博士学位。
接触过郁文的人，都钦佩她温厚善良、待人以诚的作风。有一次，郁文随乔石到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的华人华侨欢迎会上，她见76岁的关简芳女士同众人一起站着，马上请她到自己身旁坐下。这让关女士非常感动，分别时与郁文紧紧拥抱。
乔石的子女完全是靠自己，从不利用自己父亲的权力，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名不见经传。据说，其中一个女儿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硕士生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留学美国后，从休斯顿的BAYLOR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在南加州大学做过博士后，现在是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助理教授。但即便是这个女儿，人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责编：闻立;参考资料：《东南商报》;作者：毛信意、周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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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日，一本名为《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与书的热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年轻人看到作者名字后都问：乔石是谁？
查询乔石的简历，可以发现：在十三届、十四届政治局常委中，乔石分别是仅次于赵紫阳、李鹏和江泽民、李鹏的第三号人物。他在1983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一直被视为中共的资深领导人。
乔石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与蒋介石同乡，这样的家庭背景，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的上一次“露面”还是在2011年12月，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在《南方周末》撰文高度评价他担任八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时所作出的贡献，呼吁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十八大临近之际，退休后长期深居简出的乔石推出新著《乔石谈民主与法制》，引人瞩目，虽然只是旧作，但方向所指大有深意。
与蒋介石同乡，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
乔石1924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定海，他祖上本不姓乔，而是姓蒋。乔石原名蒋志彤。定海与奉化旧时同受宁波府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乔石与蒋介石是同乡。乔石还是蒋介石的“御笔”陈布雷的外甥女婿。据《蒋介石评传》这本书中写道，乔石夫人翁郁文的父亲翁祖望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机要秘书，陈布雷将其五妹陈若希嫁给了翁祖望。
陈布雷少年时期丧母，青年时期丧父，父亲去世前他曾跪在病榻前信誓旦旦地保证承担起“家事、族事”的重担。包括乔石岳母在内的陈布雷众弟妹都受过陈布雷的恩泽，弟妹们的下一代更被陈布雷视如己出，何况乔石的岳父翁祖望又是陈布雷的机要秘书，双方既是亲戚，又是同僚。
1948年11月初，翁郁文告诉舅父陈布雷，将与恋人乔石结为百年之好。此时，陈布雷已经下定告别人世的决心，但还是备上薄礼，让妻子王允默前往上海参加翁郁文与乔石的婚礼。
从乔石的前期履历来看，他1948年之前在上海地下党内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党员发展工作和赤色学运的发动、领导工作。中共接管上海后，乔石即被安排到杭州，担任市青年委员会的宣传部长，1954年被调派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担任副处长。从党内的干部级别对照，乔石1954年的职务比建国前他在上海地下党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要低三级。
1963年后，乔石终于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加“统战背景”被党的高层看好，从大西北的酒泉钢铁公司直调北京，进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研究员很快升为副局长、局长。“文革”之初，对外联络部成为“重灾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向了乔石这位蒋介石“文胆”的外甥女婿，许多针对他的大字报干脆把“蒋乔石”误笔为“蒋介石”。
“文革”期间，乔石曾一度被捕下狱，到1977年才获复出。对于乔石“文革”期间的经历也有一些传说，认为他当时被捕下狱是因为他的妻子翁郁文出身于国民党世家，所以将乔石打成“国民党特务”。
为此，乔石本人吃尽苦头，同时也祸及子女，所以子女们似乎是恨透了这个“蒋”字，政治风暴熬过之后，乔石的一个女儿自作主张到派出所改了所有兄妹们的姓氏，从此，三个子女姓乔，一个孩子姓江，唯独没人再姓蒋。
“文革”结束后被最早提拔成部级干部的少数人之一
在乔石的从政之路上，李一氓绝对是一位贵人和伯乐。李一氓对乔石的影响是在1974年之后。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资历来讲，乔石在他面前都是晚辈——他的党龄正好等于乔石的年龄。1990年11月李一氓去世后，已经身居中共第三要职的乔石，在悼念文章中用极其虔诚和谦虚的口吻写道：“一氓同志在奉月四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余年，与人相处时间不长的晚辈，本来没有资格写悼念他的文章。但在此时，我总觉得想说几句话……”
在乔石出生之前，李一氓已经是上海早期学运的积极分子。1940年喬石正式加入共产党时，李一氓已经在中共地方政权中高居东南分局秘书长一职。
李一氓与国民党渊源极深。1927年国共分裂后，李一氓离开蒋介石，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潜回上海，秘密从事赤色宣传和中共地下组织的保卫工作。当时，他所在的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组建起来的中共最神秘的情报安全系统。
1932年，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扩展到一定规模，急需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谍报及反谍报人员，于是李一氓奉命调到江西瑞金，出任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保卫局长”。他去世后，中央表彰他“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50多年后，李一氓曾效命过的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已经演化成庞大无比的情报安全系统，主管这一系统的就是乔石。
“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1974年，李—氓结束6年的监狱生活后，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副部长，成了乔石（当时在中联部任局长）的直接上司。
两人在工作接触中，不免谈及各自在上海参加和组织赤色学运的经历，这才发现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先后在上海的大学读书时，选读的都是文学专业，虽然日后没有以文学为谋生之道，但都长期保持着对文学的偏好;两人都是因为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而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另外，也许还有更多的共同点，比如性格、志趣和爱好等等。在谈及各自经历及家庭情况时，李一氓才知道他这个部下竟是陈布雷的外甥女婿。从此，陈布雷就成了李一氓和乔石私下谈天的重要内容，李一氓对陈布雷的文章和为人，都赞赏有加。 李一氓去世后，其家人和秘书将他的遗作《模糊的荧屏》整理出版，书中对陈布雷着墨颇多。读过此书的人只知道乔石为此书题写了书名，绝少有人知道乔石与书中的主人翁之一陈布雷有亲戚关系。
从此，工作时间，乔石在李一氓手下兢兢业业，李一氓则对乔石赞赏有加，鼎力提拔;业余时间，李一氓常以诗词相赠，乔石则不为“长幼尊卑”所拘泥，坦承直言。长此以往，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级别和年龄的差异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此后，李一氓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称赞乔石德能兼备，宁愿自己比同龄人先退居二线，也要腾出位子给乔石创造晋升的条件。
李一氓在黨内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因为是资深知识分子党员，又在中共高层以清廉、公正著称，颇得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尊重。另外，李一氓本人同邓小平、陈云等中共政治元老也有很深的私交，所以他推荐的“接班人”在高层很容易被重视。
由于李一氓的鼎力保荐，乔石于1978年初被提拔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成为“文革”结束后被最早提拔成部级干部的少数人之一。不久，李一氓退位让贤，把中联部的工作全权交给乔石，为他步入中共最高领导层铺好了坚实的台阶。
“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进修一年后，分配到中联部五处（即西亚非洲处，当时“处”相当于“局”），担任副局级研究员，处长为吴学谦。
建国前，吴学谦曾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中，走出了连续四任中联部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
乔石的夫人郁文也随他一起调入了中联部，在十一处（即编译处）担任处级研究人员。郁文出身于书香门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后来一起从事学运工作，解放前夕结婚。
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时任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能力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党外交的转折时期。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几次讨论中联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作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钱李仁为中联部部长。乔石不再兼任中联部部长，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但他在中央书记处里仍然分管政党外交工作。
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人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建立信访机制后第一案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7月至1990年9月，一封封举报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到中纪委、监察部等中央有关部门。两部门对群众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决定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
1990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铁道部机关宣布了一项决定：经中组部几年考核，张辛泰在廉政方面存在问题，已不适宜继续任职，因此，中央决定免去张辛泰铁道部副部长的职务。免职后仍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个决定对张辛泰来说，其震撼力无疑是巨大的。然而，更大的震撼还在后面。
1990年5月，张辛泰的情妇李某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被收容审查，不久被依法逮捕。几个月后，她在看守所里交代了一些经济犯罪问题。“有几件家用电器放在了铁道部张副部长家里，他还没有给我钱。”
获悉这一重大线索，正在调查张辛泰问题的中纪委和监察部立即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其受贿问题正式立案调查。
李某的被捕使张辛泰惶惶不可终日，他凭借多年主管公安、监审、纪检工作的经验，串通妻子、孩子、司机、秘书等搞攻守同盟，企图负隅顽抗。他打电话到铁道部部长办公室，说要找部长“谈问题”。部长因工作忙，遂委托常务副部长找他谈。张辛泰说：“1989年9月，我到郑州局整顿期间，李某送到我家3件家用电器，当时我妻子不要，我回到北京知道此事后又找不到人，因此东西没退回。最近感到此事要向组织说明。”2月23日，张辛泰再次向常务副部长表示：李某送到家的3件家用电器听从组织处理，并协助组织搞清问题，越快越好。 张辛泰的这一招确实“高明”。
第一，从时间上看，1989年9月至11月间，他确实到郑州局整顿班子去了，这说明李某送的家用电器不是他亲自接受的，因此，这件事他没有直接的责任。
第二，从态度上看，他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问题，并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尽快查清。
有了这两条，张辛泰的受贿问题似乎就不能成立了。为此，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并开展了广泛的调查。
很快，来自郑州的调查结果表明：张辛泰在郑州铁路局整顿班子期间，共3次回京，呆了一个多月。
这是一个重要细节，联合调查组决定从此入手，撕开这个口子。
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此案成为建立信访机制后第一案。
湖南邵阳打黑往事：乔石批示严惩后9个月枪毙172人
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湖南邵阳社会治安几近崩盘。其突出的表征是流氓团伙剧增，砍手、挑脚筋等恶性案件大面积发生。1987年至1989年的三年刑事大案总数4271起，相当于1986年前36年刑事大案总数6978起的61.2%。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学校园的篮球场上，大学生倪勇和几位球友争抢激烈。小憩时，大伙儿闲聊，相互打听着各自的专业和家乡。“我是邵阳的。”倪勇说。话音刚落，刚刚还谈笑风生、玩性正浓的球友表情尴尬，话锋立转：“我们要回去洗澡了。”
不少邵阳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外求学、打工时，因为“邵阳人”的标签，外地人首先联想的是“黑帮”、“砍手指”、“挑脚筋”的记忆。
这无疑是邵阳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90年11月21日，新華社湖南分社记者的曹光晖和他的同事方政军、许克敖来到邵阳，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数天。很快，一组三篇题为《触目惊心：砍手剁脚案经常发生》、《混乱不堪的大街》、《危机四伏的原因及对策》的报道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央，邵阳治安之乱始为高层详知。
1990年12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就新华社记者曹光晖等三人的报道作出批示：“邵阳市社情确实触目惊心，可否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集中打击一次，对重犯和情节十分恶劣的予以严惩。”
来自党中央的批示传到湖南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等也先后作出批示。知情者透露，省市领导的批示更趋严厉，有“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字句。
据曹光晖回忆，为落实批示，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会议，决定成立工作组，立即进驻邵阳开展专项打击。
1990年12月14日，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朱东阳亲自率队，派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于益成任组长、湖南省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刘诗信任副组长的“严打”工作组，进驻邵阳展开工作。
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风暴迅即展开。资料显示，9个月内，邵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587起，其中重大案件1241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6847名，其中杀人、抢劫、重大流氓伤害等案犯1299名，共摧毁各类犯罪团伙894个，瓦解团伙成员3441名，判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772人，其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就有172人。
兼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承担起领导查处违纪和查处违法两副重担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法委几经变迁。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同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兼任。
从此乔石承担起领导查处违纪和查处违法的两副重担。但是，他不是把两项工作混淆起来，而是把两项工作清晰明确地区分开来。
当时，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人主张纪检部门与政法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处理违纪违法案件;有人主张公、检、法各部门提前介入纪检部门查处的重大违纪案件，便于以后连线跟踪查处违法案件。对这些主张，乔石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查处违法案件，是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必须由国家司法部门来承担;查处违纪案件，是以党章和党的组织纪律规定为准则，必须由党的纪检部门来承担，各司其职，不能混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要求检察部门在建立反贪局、独立查办贪污腐败案件后，也要建立内部办案的程序和相互监督的制度。这对保证严肃、认真、文明、公正办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乔石在《乔石谈民主和法制》一书中对撤销与恢复中央政法委的内情都有所披露。“中央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叫我当组长。”1988年5月6日到17日，乔石在安徽考察期间就政法工作发表谈话说：“机构虽有调整，但政法工作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而且必须大大加强。”
撤销中央政法委，是否意味着党对政法工作的放弃或削弱？当时政法系统不少人对这一问题心存疑虑。在1989年1月19日的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乔石说：“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绝不是要放弃或者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而是相反，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就是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善，在改善的过程中加强。”
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反映，某些党委领导同志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习惯于老的工作方法，有时具体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或者对这些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二是怕被说成“以党代政”，“以言代法”，该管而不敢管，甚至放弃党的领导。对此，乔石指出：“这两种情况都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
中央政法委撤销后，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并未随之撤销。在谈到各级党委政法委领导机构的建设时，乔石说：“政法领导机构的设置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而不是削弱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他说，各级党委政法领导机构可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参照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任务，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意见，研究确定自己的职责任务、机构设置和编制等问题。 1990年，中央又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仍由乔石担任政法委书记。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乔石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由并非政治局委员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接任，但乔石仍指导政法委工作。
1990年2月28日，乔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说：“经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职责任务作了适当调整，各地党委政法领导机构的名称也统一为政法委员会，并加强必要的建设，这是党中央加强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强调，恢复政法委后，仍然必须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年过七旬的乔石退出政治局常委会，翌年卸任所有党、政职务。据媒体报道，退休后的乔石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北京，回到故地浙江杭州。退休前，乔石在党内高层就以精于书法著称，退休后更是以此自娱自乐。他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使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北京奥运会这类重大的庆典活动，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参考资料：《回忆与乔石同志相处的岁月》、《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等;作者：田纪云、吴兴唐、周范才、乔石等）
乔石：所有子女完全是靠自己
乔石所有的子女都“名不见经传”——在媒体上遍寻不着。他们完全是靠自己，从不利用父亲的权力。“低调”成了乔家的家风。对于子女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外界一无所知，只能从乔石夫人郁文在中学母校与学生见面时的一段讲话中，拼凑出一个大概。
郁文曾是学运领袖、革命家。原名翁郁文，曾用名凌澜、林兰等，祖籍浙江慈溪县河姆渡翁家村（现属余姚）。2012年10月25日，她攜儿女等家人重回家乡，参加母校慈湖中学110周年校庆，在与学生谈话时，透露了一些“家事”。
她的家世极富传奇色彩。父亲翁达（又名祖望）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当地很有声望，一生主要是担任陈布雷的秘书。她的母亲则是陈布雷的五妹陈若希。
陈若希出生于江南鼎鼎有名的“官桥陈氏”（今余姚官桥村）。大舅陈屺怀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兴办教育，颇有功绩。二舅陈布雷早年是位名记者，在新闻界极有影响，后来成了蒋介石的“文胆”。
郁文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排行第四，因此家中人习惯称她为“四姐”。
郁文的母亲共有14个兄弟姊妹，因此郁文的表兄弟姐妹人数特别多。童年时代，每年暑假，他们都在舅父家玩。这是孩子们每年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
1935年，因为翁祖望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郁文一家从慈溪搬到杭州定居。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避战乱，他们又搬回慈溪老家了。郁文和姐姐投入到当地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她是队里最幼小的成员。
1941年4月，日寇进犯浙东，宁波沦陷，慈湖中学被迫关闭，郁文失学了。
1942年春节过后，15岁的郁文和姐姐一起，翻越积雪未融的四明山区，前往当时称为“内地”的国统区，到永康投奔大舅陈屺怀。但因屡遭敌机空袭，根本无法上课，没过多久，姐妹俩又逃难了。她因此非常失望，迷惘。“当时，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人十分苦闷，不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在哪里。抗战多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尤其是1943年的湘桂大溃乱，使人触目惊心……”郁文回忆说。
而此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在四明山区的抗日活动正如火如荼。1944年秋，郁文决定回乡投奔新四军。
“你要想想清楚，你舅舅、爸爸是干什么的？”得知女儿的想法，郁文的母亲充满顾虑。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郁文最终说服母亲，投身革命。
此后，郁文进入浙东解放区鲁迅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进步思想。“真如久旱逢甘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郁文感慨说。同年12月，郁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郁文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一边求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同时在进步刊物《联合晚报》当记者。其间，郁文迅速成长，写下了不少有战斗性的报道和文章。
郁文在《联合晚报》任职时，与同事乔石相识相知，后来又一起从事学联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俩在杭州结婚。据郁文的姐夫胡祖源介绍，郁文和乔石有不少相同之处：“两人都为人宽厚，极重情谊，读书刻苦，办事认真，关心他人。”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夫妻俩始终患难与共。乔石和郁文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子女都到农村插队劳动。
郁文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每当收到子女来信，她都要把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然后退回给他们注意改正。后来4个子女中有两对夫妻获得了博士学位。
接触过郁文的人，都钦佩她温厚善良、待人以诚的作风。有一次，郁文随乔石到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的华人华侨欢迎会上，她见76岁的关简芳女士同众人一起站着，马上请她到自己身旁坐下。这让关女士非常感动，分别时与郁文紧紧拥抱。
乔石的子女完全是靠自己，从不利用自己父亲的权力，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名不见经传。据说，其中一个女儿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硕士生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留学美国后，从休斯顿的BAYLOR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在南加州大学做过博士后，现在是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助理教授。但即便是这个女儿，人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责编：闻立;参考资料：《东南商报》;作者：毛信意、周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