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7位开国上将中（1955年授衔55位，1956年、1958年分别补授1位），有50位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其中多位在长征时未满30岁，已担任重要职务。在二万五千里的远征中，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克服千难万阻，带领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勇往直前，立下赫赫战功。长征结束，年轻的他们紧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马不停蹄，在党政军各界任要职，处处留下闪光的足迹……
　　中央红军中走出的开国上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军委纵队及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次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2万5千里。出发时人数为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约7千人
　　宋任穷：目睹李特持枪逼迫毛泽东南下
　　宋任穷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1909年，宋韵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在3营7连当文书。当时3营营长是伍中豪。伍中豪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改了吧！湖南话里，“韵琴”与“任穷”发音差不多。宋韵琴从此就改名宋任穷。
　　长征前夕，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陈赓为团长，25岁的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干部团的普通战士都是连排级别的干部学员，长征初期，干部团参战的机会不多，随着湘江血战后红军人数的锐减，这支1000余人的部队才在战斗中崭露头角。
　　1935年暮春，3万红军为了跳出40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冒雨向金沙江疾进。毛泽东策马在雨中走着，他对干部团行军纵队中的陈赓和宋任穷说，这几天雨下得不好，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果如毛泽东所料，江水暴涨，除皎平渡之外，其他几处渡口已无法渡江。5月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急行军160里直扑皎平渡。
　　这支小小的奔袭队伍中，后来走出了一位元帅、一位上将和几十位中将、少将。途中，部队抓住了敌人传达烧船命令的信使。如果晚一步，让敌人烧完了船，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金沙江边了。
　　皎平渡以北40里的小镇通安州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川军一个旅从西昌、会理赶来，企图夺占这一战略要地。干部团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团长陈赓带两个营为先导，宋任穷率一个营跟进，部队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疾进。两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红军拼死力战，一个团打跑了一个旅。
　　金沙江上穿梭不停的6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这是宋任穷长征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战。
　　刘伯承战后也感叹道：“干部团的同志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呢？他們走到了，还打了胜仗，靠的是什么？靠觉悟，靠党。”
　　在长征途中，宋任穷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深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宏大气魄所鼓舞。
　　那是发生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毛泽东、周恩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这时的干部团已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编为红军学校特科团，宋任穷任政委。
　　红军学校特科团凌晨3时接到北上的命令，宋任穷和代理团长韦国清把全团集合起来，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
　　摸黑走了大约20多里路，忽然从后面传来立即停止前进的紧急命令。只见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冲到毛泽东身边。李特问毛泽东：“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看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甘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第一。第二……”
　　李特不服气。毛泽东换了严肃的口气说：“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持反对南下的。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这一说，李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毛泽东同意了李特的无理要求。
　　宋任穷目睹这一幕后，被毛泽东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折服，更加坚定了随毛泽东北上的决心。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舍生忘死，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在他历任的每个职务上都作出了优秀的成绩。
　　1978年12月，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6月，宋任穷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与王震联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因病逝世，享年96岁。
　　李聚奎：指挥十七勇士成功强渡大渡河
　　1933年6月，按照组建大师大团原则，红军总部决定由军团直辖各师，原红3军的红7师、红9师合编为红一军团第1师。红一军团第1师将成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劲旅，谁来当1师师长呢？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踌躇难决：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眼光很高，一般人他是不会满意的。这时，彭德怀报来一个人名：李聚奎。朱、周一见人名，顿时展开愁眉，异口同声地说：红1师师长就是此人。
　　李聚奎，1904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南安化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7岁开始读书，在开国上将中算得上小知识分子。1928年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军委下令由红一军团开路，红一军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红1师。李聚奎带领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1935年5月，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水急浪高，漩涡密布，特别是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百余米，暗流涌动，没有舟楫难以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人西征到此，北渡未成，以致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叫嚷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命令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率10万大军追赶，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扼守大渡河所有渡口。
　　大渡河成为红军的生死河。
　　部队一路强行军，赶到大渡河附近停下来隐蔽。师长李聚奎、1团团长杨得志则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一个山口进行观察。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前方河边有两条船。真是喜出望外，李聚奎忙叫杨得志把1营营长孙继先等人叫过来，让他们看准小船停泊的位置，晚上要万无一失地拿下这两条小船。
　　事后才知道，原来安顺场守敌早已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烧村子，只是估计红军离安顺场还远，守敌营长仍带着十几个人乘船过来饮酒作乐。
　　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1师如神兵从天而降。当天晚上，天一黑，几声枪响后，传来了捷报。但此时李聚奎却笑不起来，因为如何用好这两条船，紧紧地揪着他的心。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刘伯承、聂荣臻作了汇报。他们最后决定，不能让敌人加强防守力量，当晚作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就渡河。当晚红1师派出人员分头去找船夫。不到一小时，就有20多名船夫自告奋勇帮红军摆渡。
　　决战前夕，李聚奎召开了作战会，对作战任务作了分工：杨得志负责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3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1团政委黎林帶领2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
　　作战任务层层下达，杨得志把任务交给1营2连，就这样产生了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次日清晨，摩拳擦掌的奋勇队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登上第一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李聚奎向勇士们作了热情的动员。
　　“出发！”李聚奎一声令下，渡船离开了南岸。惊慌失措的敌人向渡船开火了。“打！”李聚奎向杨得志下达了命令。炮手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轰轰”两声，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半空。红军的六挺重机枪也发挥了威力。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李聚奎一直坚守在火力点指挥，眼睛死死地盯着渡船。
　　最终十七勇士仅凭着一只小船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31军、红9军参谋长。1936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李聚奎率红9军（军长王树声）和红5军、红30军一起西渡黄河。
　　1937年1月，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马家军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李聚奎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像压了座大山，透不过气。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累了就地一躺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口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历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
　　李聚奎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次工作变动，他都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不讲个人名利得失，能上能下，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在他80岁那年，他还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再多的权力，也不去以权谋私；纵然给我再多的荣誉，也不忘记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也不停止革命。”1995年6月，李聚奎逝世，享年91岁。
　　杨得志：率部扎竹排突破乌江天险
　　中等身材，敦实健壮。关键时刻有主意，每临大事有静气。下命令，做动员，不慌不忙，慢声细语，山崩于前、地裂于后面不改色。这就是杨得志，一位几乎亲历了我军各个时期战争的著名战将。
　　杨得志1911年1月生于湖南省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三望冲一个家贫如洗的铁匠世家，母亲生14个子女，仅活3人。他8岁随父学打铁，11岁帮人放牛，14岁到安源煤矿当矿工，16岁到衡阳做挑夫，能挑着160斤货物赤足行走四五十里。1928年2月，杨得志参加工农革命军，并随部队到井冈山，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在中央苏区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
　　1934年1月，杨得志调任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在福建建宁县三岬嶂坚守战中，在李聚奎师长的指挥下，他以一个团的兵力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三个师的任务。杨得志的红1团充其量两千人。以两千人的兵力，对付将近四万敌人的进攻，战斗打得非常惨烈。红1团的2营五百多个人，打得只剩下一百多人，其中有的班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杨得志指挥全团同志坚决顶住敌人的反复进攻，直到主力赶到，并协助配合主力击溃敌人。从此每当提起红1团，红一军团指战员们都会竖起大姆指。
　　1934年10月，23岁的团长杨得志和他的第1团，踏上了充满腥风血雨的长征路。
　　1935年1月2日，杨得志奉军团命令，率红1团赶到乌江龙溪渡口准备过江。杨得志带人赶到附近的小村庄向老乡了解渡江情况。国民党军逃离时把附近村庄的一切都破坏了，别说找船，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 　　杨得志拿起望远镜观察对岸的火力点，发现江中漂浮着一节很粗的竹子。他兴奋地对政委黎林说：“怎么就没想到呢，扎竹排呀！”杨得志对乘竹排穿过乌江急流没有把握，决定先从1营挑选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天黑后进行试渡。
　　傍晚时分，8名战士跳上竹排，缓缓地离开了浅滩，对岸国民党军的阵地上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所有人都紧盯着竹排。
　　时隔不久，只见竹排突然停止了，像是碰到了礁石。又过了一两分钟，竹排在江中心斜立起来，披着白色的水柱翻倒在巨浪中，迅速冲向了下游。只见几个黑点在巨浪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浮出来。
　　“一定要渡过去！”杨得志把继续试渡的任务交给了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挑出10名战士，又在竹排上增加了几个扶手，选择下游一个水面较宽的地方试渡。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对岸仍不见动静，杨得志心中十分焦虑，如果这次再出问题，天一亮，一切都会暴露在国民党军的眼皮之下，那就前功尽弃了。这时，两声枪响传来，是过江的战友们发来的信号！杨得志随即下达了开船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竹排一只接着一只迅速地出动了。不多久，对面山顶红光闪闪，伴随着“轰轰”的爆炸声，紧接着步枪、机枪怒吼起来，战士们成功登上了山顶。
　　突破了乌江天险，杨得志立即组织已渡江的部队攻山，迅速占领了国民党军的全部阵地。2营和3营很快在江上架起浮桥，迎接大部队过江。
　　长征结束到陕北后，杨得志任红1师副师长。1936年参加东征战役后，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得志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1938年任第344旅副旅长和代理旅长。解放战争中，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1、第2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得志先后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近8年时间，是我军历史上到目前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总参谋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刘亚楼：长征中走出的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刘亚楼性如烈火，人称“雷公爷”，1910年4月出生在福建武平湘店乡湘洋村。1929年8月，刘亚楼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
　　长征时林彪是红一军团军团长，刘亚楼是红一军团红2师政委，后来担任红1师师长。林彪总是将艰巨的任务交给刘亚楼。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天险腊子口。这是横在中央红军北上途中的最后一道天险，也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恶战。突破了腊子口，红军将进入甘陕，否则，红军将被迫回头，重入草地。林彪又一次把“硬骨头”交给了刘亚楼所在的红2师。
　　9月16日夜幕降臨，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红军因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未奏效。
　　军委首长都在关注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派人到红4团指挥所，询问战斗进展情况。军团长林彪亲自来到4团掌握情况。最终，一直战至次日拂晓，红军才完全控制了腊子口。
　　长征中，刘亚楼率领的红2师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开路任务，这支部队也成为红军中最具盛名的英雄部队。1955年全军授衔时，上将中有六分之一是原红2师的将士。
　　长征到陕北前，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他任第2师师长，并与萧华率领2师做先头部队东渡黄河，进军山西，东征抗日和讨伐阎锡山。不久返回陕北，先后担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人才。
　　1938年4月，刘亚楼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赶赴哈尔滨上任时，刚被中央定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亲自出迎，握着刘亚楼的手说：“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此时的林彪非常需要一个得力的、能跟他很好共事的参谋长。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大兵团作战后的东北战场，也需要一位绝对内行的参谋长。
　　自中央苏区共事以来，刘亚楼一直是林彪欣赏、信赖、满意的一员战将。所以，他此时虽然已有了两位参谋长，还是要来了刘亚楼。当年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说：“刘亚楼不但有第一流的头脑，具备卓越的军事谋略才能，而且还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是解放军第一流的参谋长。”
　　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14兵团司令员，率部队入关。年底，他受命直接组织和指挥了平津战役。战役中中央军委明令“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刘亚楼根据当时的战况，冒着违背军命的罪名，提出“先打天津，后取塘沽”的战略部署，最终通过中央军委的认可，出其不意地夺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他以对战场情况的透彻了解和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作敢为地积极建议中央军委调整重大作战的部署。经过29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军一举解放了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并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当刘亚楼准备随14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面见毛泽东。刚被任命为14兵团司令的刘亚楼，肩负起组建人民空军的重大责任。
　　此前在研究组建空军的会议上，有两位元帅对这个酝酿中的新兵种很感兴趣，都表示愿当空军司令；林彪给中央发电，请求让刘亚楼上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甚至刘亚楼自己也以“学陆军不懂空军”为由推辞，但这些都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用人眼光的确独到，刘亚楼确是空军司令的不二人选。除了看中他集指挥、谋略和行政于一身的全才，毛泽东深知组建空军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帮忙。而刘亚楼曾经留学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还在苏军干到少校，而且，他还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和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空军共组建了10个歼击师，2个强击师，2个轰炸师和1个运输师，大大加强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美国人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965年5月，正值壮年的刘亚楼因过度劳累患病逝世，年仅55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嘱咐部下：“一定要搞出条令来，放到我的墓碑前。”
　　杨成武：一天中兵不血刃智取三城
　　1914年农历九月九日，杨成武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5岁的杨成武担任了少年武装先锋队大队长。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进入长汀县境内，与杨成武等人会合。毛泽东握住杨成武的手，赞扬道：“真是人小鬼大呀！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啊！”从此，杨成武成为红4军的一员。1931年，杨成武调任红11师32团政治委员，这时，他还未满17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政委的杨成武率部作为中央红军的先头团。
　　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当时，部队已占领昆明东北方向的嵩明县，欲北渡金沙江。红4团必须首先克服两只拦路虎——驻扎在昆明及周围的滇军，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的地方武装。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弄不好红4团就会腹背受敌。为此，杨成武政委向团长黄开湘建议：“只能智取，不宜硬攻！”“老杨，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们有现成的保护色。”黄开湘兴奋地说。他所说的“保护色”是前不久我军回师遵义时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服和配套武器。他们当即命令两个营各抽出一个连进行化装，尤其对侦察连要求不但形似更要神似。化装完毕，裝扮成国民党军团长的杨成武随侦察连走在前面，向禄劝赶去。
　　到了禄劝，守城民团见是中央军到来，乖乖地打开城门。侦察连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县长立即下令悬挂国旗，筹办丰盛午宴。杨成武在县政府大厅的宴会上谈笑风生，假戏真做。他让县长和武定县通个电话，告诉武定县，“中央军”的部队马上就去，让开门迎接。
　　武定县欢迎“中央军”的场面更加隆重，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像武定县一样，当杨成武带着部队到达元谋时，元谋县大小官员和民团已经集合好，连夜迎接。杨成武当即高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时，那些老爷才知道上了当，但为时已晚。由于采用化装奇袭，红4团在一天中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3个县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红军抢渡大渡河时，杨成武和团长黄开湘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天下着暴雨，为加快行军速度，杨成武命令战士们互相搀扶，走不动的拄上拐杖；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就捧雨水喝……突然，对岸出现了几点火光，原来是敌人点着火把在赶路。杨成武机智地立即命令部队一个班点一个火把，把牲口、行李、重武器统统留下。敌我双方隔水相望，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点着火把大摇大摆隔河并行的就是红军。队伍三步一摔，五步一跌，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杨成武吩咐大家解下自己的绑腿，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
　　中央红军全部越过了这道天险后，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奖给红4团锦旗，还为18名勇士和牺牲的4名烈士以及黄开湘和杨成武发了奖，奖品是标有“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
　　抗日战争时期，杨成武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在抗战中，他率领部队挺进敌后，开创抗日根据地，在平型关大捷中起到关键作用。随后，又成功组织反扫荡，打破了日寇的“铁壁合围”。尤其是在黄土岭一战中，率部击毙侵华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全世界引起重大反响，日本朝野更是为之震动。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击毙的级别最高的日军将领。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及全国各地抗日团体纷纷致电祝贺，蒋介石也向朱德发来贺电。
　　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他率领第3兵团在短短一个月内歼敌万余，解放15座城市。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6月，杨成武奉命率第20兵团奔赴朝鲜战场。临行，毛泽东请杨成武共进午餐，一口菜未吃用大杯连敬杨成武三杯酒。杨成武曾回忆道：“毛主席敬我三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两年，创下三项纪录：日歼敌最高纪录、战役歼敌最高纪录和歼敌总数最高纪录。”
　　1965年底，杨成武由副总参谋长出任代总参谋长。2004年2月14日，杨成武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0岁。
　　赖传珠：长征中胸部中弹，子弹离心脏只有两厘米
　　赖传珠，1910年4月3日生于江西赣县大埠圩赖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起义后，他回到家乡赣县大埠活动，任中共白石支部书记。1928年1月，中共赣南特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部署了包括赣县大埠在内的赣西南地区武装暴动。
　　大埠暴动失败后，赖传珠毅然走上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南征北战，血染疆场，戎马一生。聂荣臻评价他是“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时，24岁的赖传珠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与李聚奎是搭档。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由于第2师第5团伤亡较大，赖传珠调回第5团任政委。红5团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的老部队，在坚持井冈山斗争和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战功卓著，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英雄部队，曾获得“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长征途中，红5团为了掩护主力，曾在全州与敌人整整打了一个星期。在云贵高原的猪场战斗中，打得尤其出色。4月下旬，红5团抵达云南贵州交界地区兴义县黄泥河猪场。正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纵队向西挺进。团长因病跟在部队后面，赖传珠走在前面指挥。为了给中央纵队让路，他命令全团停止行军、原地待命。
　　这时，几架国民党军飞机突然飞来，国民党军的王牌薛岳纵队又以长途奔袭战术出现在红军侧翼。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的负责同志都在中央纵队，他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红一军团首长命令赖传珠就地阻击薛岳纵队，以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
　　薛岳纵队的兵力是红5团的10倍。红5团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一直打到中午，中央纵队才安全通过山沟。但山道狭窄，兵马拥挤，队伍行进速度不快，国民党军仍有可能追上。尽管红5团撤出战斗的信号已经发出，但赖传珠为了保障中央纵队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追踪，仍指挥红5团继续坚持战斗。赖传珠命令第3营营长梁兴初带队和敌人拼刺刀，全团先后打退敌人的七八次冲锋，一直坚持到黄昏，才转移阵地。
　　在这次激战中，赖传珠胸部中弹，子弹离心脏只有2厘米，昏迷了4天4夜才醒过来。由于缺医少药，只好用布条涂上凡士林进行包扎。布条在前胸后背拉来扯去，痛得要命。但赖传珠就这样挺了过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爬过了大雪山，穿过了大草地，越过了万水千山，终于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传珠调到新四军工作，参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全部活动。新四军从组建到撤销建制的10年间，军长、副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都有更换，唯有参谋长一职长期由赖传珠担任，他被誉为新四军的“大管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赖传珠被调往东北战场，历任第四野战军军政委、15兵团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接着，又率部挥戈南下，解放赣西北和赣西南，进军广东。
　　建国后，赖传珠历任第13兵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55岁。
　　彭绍辉：参加了三个方面军长征的独臂将军
　　1906年9月6日，彭绍辉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雇农家庭。
　　1930年起彭绍辉在红三军团历任第1师1团团长、第4师参谋长、第3师10团团长、第1师参谋长和师长等职，参加了长沙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中弹负伤。
　　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彭绍辉率红1师参加草台岗霹雳山战斗，带头冲锋陷阵，左臂连中两弹，臂骨被击碎，仍不下火线。因伤势严重，做了3次手术都没成功，最后只得截去左臂。住院期间，他一面学习马列著作，一面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很快适应了战斗生活，同年8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出院后，他坚持留在部队工作，不要特殊照顾。9月起先后任第5师（兴国模范师）、第34师和第15师（少共国际师）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光明山阻击战中，下颔骨又被子弹打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手术取出了子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28岁的彭绍辉时任红15师师长，奉命掩护红三军团转移。
　　1935年2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第15师被撤销，人员分别编入第1、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被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到任后，他遇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警卫员被取消了，所乘马死了也未再配。这对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也会产生诸多不便，何况彭绍辉是失去左臂的人，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就更多了。但他没有丝毫怨言，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是行军还是宿营，都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战士们看到一个原来当过师长的独臂人跑来跑去忙碌着，都投以钦佩的眼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三军团。彭德怀见面就说：“你回来了，可是没有适当的工作岗位。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久，中革军委决定从一方面军抽出几个當过师长的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彭绍辉被派往四方面军红30军任参谋长。
　　到任后，彭绍辉看到指战员们生活朴实、紧张、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非常勇敢，他决心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团结好广大指战员，他将自己心爱的望远镜也送给了军长。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抵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彭绍辉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他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从达戒寺出发，去赶中央红军。当晚走了三四个小时后，被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觉，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把他们带到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他一连两夜不能成眠，伏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第二天托人代为转呈，不料，此信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他去谈话。
　　彭绍辉走进屋里，见很多人在开会，他正想给朱德敬礼，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腾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见了张主席为什么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此人越讲火气越大，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几步上前夺过驳壳枪，厉声喝止：“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个同志枪被下了，抡起手狠狠地打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张国焘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同志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去当政治科长兼军事教员。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合。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据理力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是，彭绍辉又跟随部队第3次爬越雪山，过草地，重新经受严寒、饥饿和死亡的考验。
　　8月25日，彭绍辉接到朱德命令，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参谋长。一到驻地，他不顾路途辛劳，立即根据敌情和军团首长的作战意图，向军团各师交代作战任务，亲临前沿侦察敌情，及时调整行军和作战部署。
　　彭绍辉先后参加了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24个月，长途跋涉数万里，3次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三个方面军长征的浴血奋战和艰难困苦，从其身上折射出红军长征精神的不朽。
　　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358旅旅长，独立第2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第七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长。建国后，历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78年4月25日，彭绍辉因病逝世，享年72岁。
　　萧华：长征中走出的“娃娃司令”
　　长征途中，新战士吴宗汉去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第一次见面时，由于胆子小不敢抬头。首长问：“年纪多大啦？”“二十。”“嘿！比我还大一岁。”吴宗汉抬头一看，首长竟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位首长就是萧华。
　　萧华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一个穷苦的泥瓦匠家庭，家里无房无地，借祠堂一角栖身。萧华自幼聪颖好学，每年以考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祠堂学租奖励，被人誉为“神童”。他身材瘦弱，衣衫褴褛，却才高志大。
　　一年，县商会捐给学校一批乐器，让学校组织乐队。萧华看中了一把铜号，不料一吹竟发出“嗤”的一声，引起同学一阵哄笑。商会会长的儿子嘲讽说：“饭都吃不饱的人，还想吹号？”萧华气得涨红了脸，请求老师让他练号。萧华苦练半年，小号吹得娴熟，在一次学校联欢晚会上，获得一阵又一阵的喝彩。
　　萧华的父亲萧能球是一位泥水匠人，在大革命中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并担任了城区泥瓦工会委员长和县工会执行委员。母亲严招胜也加入了中共组织，担任了城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大叔萧能岩后来担任了兴国县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萧华家是中共兴国地下党组织的交通站和联络点，上级派到兴国开展工作的领导干部如李春华、杨柳青等人，都曾在他家落脚和隐蔽。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和情报，都经过他家传递。萧华年小机灵，经常担任送信任务。母亲就把党的秘密文件和信缝在他的衣服里。
　　1928年12月20日，萧华参加了著名的兴国暴动。1929年4月，萧华参加了毛泽东在兴国举办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年底，他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第二年3月，毛泽东来到兴国，对他精明强干的组织才能十分欣赏，不久就把他调到红4军军部工作，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萧华在红4军仅一个多月，就把全军的青年组织健全起来。以后他又担任了连、营、团政委。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的扩红热潮中，组建了一支由共青团员组成的“少共国际师”，并担任了这支年轻部队的政委。他和师长率领这个师（第15师）投入反“围剿”战斗并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5年4月，少共国际师抢渡乌江，为主力北上开路。乌江天险，岩峭壁陡，水急浪高。夜里，十几个红军乘竹筏冲向北岸时，被敌人发觉，机枪哒哒哒扫来。英勇的红军改偷袭为强攻。……”南岸的冲锋号响了，崖壁下的红军跳了出来，红军号手中弹，冲锋号戛然而止。三排竹筏已逼近北岸，向敌人冲去，已经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萧华敏捷地拾起铜号，嘹亮的号音立刻响彻乌江南岸，两岸红军齐声呐喊：“冲啊！……”
　　在越过大凉山时，他率先遣队向彝民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他带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入敌阵，速战速决。到达陕北后，他参与指挥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重大战役。在东征的兑久峪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左腿负伤。
　　抗日战争开始时，萧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參加了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斗。1937年11月，他任115师343旅政治委员，与陈光一起指挥了广阳、义棠镇、午城、井沟等战斗。
　　1938年8月，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挺进冀鲁边。冀鲁边北邻天津，南靠济南，均驻有日寇重兵。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均对冀鲁边虎视眈眈。为站住脚跟，萧华决定采取“和沈打鹿”的策略。
　　萧华亲自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沈鸿烈听说萧华不过是22岁的“娃娃司令”，十分轻视。萧华离城30里，沈鸿烈就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萧华。萧华进城后，他又避而不见，打算气走萧华。萧华胸有成竹，不见“长官”见群众，进城后立即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进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娃娃司令”的风采令惠民各界倾倒。沈鸿烈慌忙安排会见，一番唇枪舌战后，达成了抗日协议。沈鸿烈不得不对萧华连称钦佩。
　　鹿钟麟见势不妙，收买民团孙仲文进攻萧华。萧华把握战机，沉着应战，盐山一仗定乾坤，将其痛歼。边区的其他民团和草莽，无不望风归附。一年后，萧华麾下的抗日武装达2万多人，建立了纵横15个县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9月，萧华率4个师经海路抢占辽东半岛，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5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5个师，向驻守本溪的萧华部队进攻。萧华放弃本溪，收拢兵力，在鞍山反戈一击，歼敌184师主力，迫使其师长潘朔率部2700余人起义。毛主席致电萧华称赞：“鞍山战斗打得好！”同年10月，杜聿明集中8个师，再次同萧华较量。萧华选择杜聿明起家的老本、号称“千里驹”的整编25师开刀，主动放弃安东城，诱敌孤军冒进，设伏新开岭，将敌25师一举全歼，俘虏敌师长以下58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一次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 　　萧华不仅“能武”，还“能文”。1964年4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因患肝炎到杭州疗养。从1964年9月开始，他不顾病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这就是被誉为“红色经典”作品之一的《长征组歌》。该作迅速流行于全军，继而风靡全国，50年来已演出1000余场仍常演不衰。周恩来总理曾17次观看组歌演出，在弥留之际还提出再听一次组歌。他曾斥责那些诋毁萧华的家伙说：“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
　　“文革”期间，萧华身陷囹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押了7年。1977年4月，中央任命萧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为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1983年6月，萧华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5年8月12日，时年69岁的萧华，这位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在风雨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张宗逊：10年前护送毛泽东上井冈山，10年后护送毛泽东到延安
　　在开国上将中，张宗逊的革命资历、职务、威望、战功等综合指数数一数二。在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张宗逊的入党时间之早排在第五位，他是参加过第一次北伐战争的4人之一，是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5人之一，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过历次反“进剿”、反“會剿”、反“围剿”的4人之一，是有黄埔军校学历的7人之一，而他的年龄在47人中则不算大，排在中间的位置，可谓资历深厚，年轻有为。
　　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赤水镇堰头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6年2月，他考入黄埔军校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秋收起义之初，张宗逊作为连长带领连队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任特务连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除了护卫毛泽东，他还肩负着收集情报的重要任务。朱毛井冈山会师前，就是因为张宗逊从几张旧报纸上看到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在赣南山区活动的情况，并及时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才作出了决断。
　　在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张宗逊一直在毛泽东率领下行动。因此，当毛泽东遭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1934年春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长征之初，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仍为张宗逊说情。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
　　1934年10月17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以红4师为前锋，开始长征。红三军团出发不久，在信丰县境内，便遭敌第一道封锁线的阻击。交战中，红4师师长洪超不幸牺牲。刚发兵即损失先锋主将，令彭德怀心急如焚。4师任务这么重，选谁来挑这担子呢？彭德怀想到了张宗逊。经彭德怀与军团政委杨尚昆商量，他们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调张宗逊接任红4师师长。
　　在第二次攻打遵义的老鸦山战役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他被送进红军总卫生部，缺少麻药，医生在他昏迷状态为他取出弹头，清除掉烂肉，竟然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子弹的出口。这位24岁就担任红军军长的黄埔五期毕业生，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曾多次负伤，这是伤势最重的一次。
　　躺在简陋的野战医院里，张宗逊昏迷几天几夜，睁开眼，得知一位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为他保住了伤腿，不禁欣喜若狂。
　　张宗逊苏醒后，彭德怀对他说：“感谢阎王爷，又把你退回来了。撤离中央苏区以来，军团的重担子，多半都转压在你的肩上，你挑得不错。不过，也要吸取教训，指挥作战不要过于靠前，何必进到敌人机枪射程内？”由于张宗逊的伤势太重，高热持续不退。加之天天行军打仗，难以实施有效的治疗。在一次敌机的空袭中，有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因掩护张宗逊而不幸牺牲。张宗逊向彭德怀提出自己离开部队到医院治伤。4月上旬，彭德怀安排张宗逊到中央休养连治疗。
　　彭德怀和张宗逊共同经历了万里长征途中战斗最频繁、最激烈的一百五十多个日夜。两人在作战问题上虽也有过不同意见，但能坦然沟通，从未红过脸。战斗激烈的时候，彭德怀曾多次对人发脾气，说粗话，但对张宗逊却一直很客气。张宗逊对彭德怀则坚决服从、勇挑重担、处处维护、尽力分忧。
　　1935年8月上旬，张宗逊奉命到红四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和许世友一起，保卫党中央继续北上。随后，调任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抵制。
　　1936年1月，历经千辛万苦的张宗逊在陕北保安县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见张宗逊便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蒋介石的‘围剿’把你‘剿’回了家乡，给了你天时、地利、人和，我真替你高兴呦！”毛泽东还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
　　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叶剑英）第一局局长。中央军委一局，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局，是军委指挥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下设作战、文秘、机要、警卫和行管等业务单位，并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加总参作战部，再加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出任如此要职，可见毛泽东对张宗逊的信任与器重。
　　当时张宗逊还不到29岁。他护送毛泽东由保安向延安转移。毛泽东感慨地说：“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啊！”
　　从1937年1月至7月，张宗逊跟毛泽东同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跟前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和军委总部的首长处理军务。此时的张宗逊，成了联接红军各大单位的中间环节。期间，应贺龙的请求，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第4师师长，成为红军中少有的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高级指挥员。
　　193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陕北红27、28军、独立第1、第2两师，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以红二军团和红28军编为358旅，以红六军团和红32军编为359旅，两支英雄的部队就此诞生。8月下旬，贺龙担任120师师长，负责的军务更多，而接替他直接抓第358旅的将领人选就非常重要。为此，贺龙提出，请毛泽东指派一位从井冈山成长起来的将领担任358旅旅长。经过反复协商，毛泽东最后确定由张宗逊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张宗逊先后担任晋绥野战军第1纵队，西北野战军第1纵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逊先后担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1998年9月14日，張宗逊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李天佑：率两个团成功阻击国军两个师
　　1914年1月8日，李天佑生于广西临桂县六塘圩高坡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百色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的战士。在此后的大小战斗中，李天佑表现无比英勇，先后担任军部特务连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因为作战勇猛无畏，红7军上下都知道他的大名，称他为“小老虎连长”。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李天佑率特务连紧紧追随彭德怀与红三军团一起纵横驰骋。在攻打赣州时，李天佑带领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首先登城，不幸身中三弹，血流如注，失去了知觉。战友们是把他当“死人”抬回去的，三个月后，他奇迹般地伤愈归队了，任红7军58团副团长。彭德怀一直很喜欢这位虎将，于1932年选拔他到江西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学习。
　　1933年8月，19岁的李天佑已经是5师13团团长，他指挥13团将号称“铁军”的国民党19路军62师366团全歼，开创了红军部队一个团在运动战中歼敌一个团的纪录。战斗结束后，彭德怀高兴地拍着李天佑肩膀说：“小鬼，别看你年纪轻轻的，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第13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光荣称号，李天佑名震全军。
　　1934年1月，刚刚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一、三军团担任两翼掩护，李天佑的5师的任务是，在左翼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当李天佑率部行至文市附近时，接到了军团部的电报，命令他们立即行动，赶往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并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抢渡湘江。
　　李天佑部的前沿阵地背靠新圩，新圩后面七八十里就是湘江，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处在红5师阵地面前，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除了公路两侧的一些丘陵外，红5师无险可守。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桂系王牌军第7军的两个师和另一个团。28号是阻击战的第一天，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在李天佑的指挥下，5师将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杀伤，但由于我军只有简易工事，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29日拂晓，战斗更加惨烈，李天佑不断接到来自前线的伤亡报告：先是15团报告，团长、政委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500余人；接着15团报告，在该团阵地指挥反击的师参谋长胡浚牺牲；接着14团报告团长黄冕昌牺牲……这一天，英勇的红5师将士仍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中央机关纵队还是没有能够全部过江。李天佑看着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一个个伤员被抬下来，他的眼睛湿润了，但他坚信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30日，也就是阻击战的第三天，中央机关纵队终于从界首安全渡过湘江。这天下午四时，李天佑接到军团命令：把防守任务交给6师，率部迅速渡江。看着军团的命令，李天佑轻轻吐出一口气：“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这一役，李天佑率领部队抗击了三天两夜，5师自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亡即伤，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在这位20岁的师长心中，这是永远的痛。
　　除了长征中新圩一役，李天佑的战斗生涯中还有三次临危受命。
　　1935年11月下旬，刚刚参加完直罗镇战役的李天佑调任第2师副师长。1936年1月31日，西北军委在延长县城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出东渡黄河作战。李天佑第二次临危受命，2月20日，东渡黄河战斗开始。红一军团以第2师第5团为先头，乘夜渡河。李天佑主动要求到先头部队，加强指挥。战斗打响后，他直接指挥第5团以勇猛果敢的行动，在延长附近的预定渡河点实施强渡，一夜间突破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队的天险河防，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
　　1937年8月，红一军团第4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任副团长（后改政委）。9月23日，李天佑和第685团团长杨得志受命分别率部担任主攻任务，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八路军出师抗战第一仗必须打胜！打败或者打成平手都不行，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八路军第一个捷报。李天佑第三次临危受命。
　　1948年11月2日，刚刚从辽沈战役中硝烟未洗的李天佑第四次临危受命。中央军委命令李天佑所部以最快速度入关参加对天津的攻坚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就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指挥肃清国民党余部和剿匪的斗争。1957年后，先后任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病逝，年仅56岁。
　　杨勇：在长征路上救了表弟胡耀邦一命
　　杨勇原名杨世峻，1913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1926年在里仁学校读书时，参加劳动童子军，任队长，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就在那一年，他遇见了毛泽东。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小学开会时，14岁的杨勇负责站岗放哨。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世峻，不过，我想改名叫杨勇。”“杨勇这个名字好。”毛泽东又问：“你参加儿童团了吗？”“我是儿童团的队长。”“我看你很像一个骑马的大将军哩。”杨勇笑了。毛泽东也笑了。
　　三年后，17岁的杨勇参加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并正式改名“杨勇”。
　　杨勇的忠勇果敢，使他在红军队伍里进步很快，1934年红军长征时，他已经是红4军第10团的政委了。湘江战役中，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牺牲。一天内，10团先后失去两位团长，许多优秀战士倒在了阵地上。杨勇率部队与敌人血战两昼夜，一直坚持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他才奉命撤出阵地。此战中，杨勇右大腿被弹片击中，从此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4年12月下旬，杨勇率部队长途跋涉进入贵州。1935年1月9日，党中央机关进驻遵义。红军进入遵义后，国民党薛岳部的两个纵队8个师，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于1月19日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方面进发，以求迅速渡江。部队行动后，经侦察获悉：川军刘湘、郭勛祺师已先于红军南渡，抢占了土城地区的有利地形，企图阻击红军。中革军委为了取得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各1个师迎击川军。
　　杨勇和团长率领部队随军团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准备投入战斗。28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对敌军估计不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形势十分危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投入了主要兵力，仍攻不下阵地。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土城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
　　杨勇在土城负伤后，随休养连行动，在行军路上，他碰上了姨表弟胡耀邦，并救了他一命。
　　杨勇和胡耀邦不仅是姨表兄弟，还是同学。1926年春天，胡耀邦从偏僻的山村来到文家市读书，和杨勇在同一个学校，以后又一起考入浏阳中学，睡上下铺。胡耀邦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学校的知名人士。杨勇贪玩，常常是胡耀邦帮杨勇做作业，杨勇帮胡耀邦打架。谁欺负了胡耀邦，个子高大的杨勇就冲上去。
　　1989年1月，胡耀邦回湖南，对前来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起长征中杨勇救他的这件事。
　　当时，胡耀邦在军委纵队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党中央工作团的青年工作。他染上了疟疾，发作起来，不能走路。正是激战之际，没有人能抬他，也没有人能照顾他，他只身倒在路旁，又饿又渴，生死未卜。正在这时，忽然见到表兄杨勇朝他走来，他激动地流下眼泪，拉着杨勇的手说：“世峻哥，我怕坚持不到头了！”“不会的，你要有信心。再说，有我在嘛！”杨勇极力鼓励和安慰表弟，并弯腰将他搀扶起来，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胡耀邦喝下半壶水，立刻精神许多。胡耀邦和杨勇相见后，勇气顿生，信心也足了。杨勇不顾自己负伤的身体，让胡耀骑上自己的战马，他亲自牵马，跟随着部队缓缓前进。不久，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最后胜利抵达陕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杨勇是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勇、杨得志、杨成武）之一。在长征路上，在平型关大捷中，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里，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杨勇智勇双全，百战百胜，勇冠三军。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杨勇上将，上将扬勇。美国人曾评价：杨勇打仗很“鬼”。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领教过杨勇及其部属后郑重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1982年下半年，杨勇病情急剧恶化，年底生命已经垂危。新旧交替之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急急地来看他。到了病房门口，想推门又把手缩回来，在走廊上走了很长时间，他极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门终于推开了，杨勇看着胡耀邦进来，说：“耀邦……你瘦了……你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可要注意休息，再这样下去，搞不了多久你也要垮的。”
　　他们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谈话，但一直不想把最后结束语说出来。到不得不分手时，胡耀邦说：“安心养病，过完节我还要来看你……”
　　杨勇打断他的话：“你不要来了，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说着，杨勇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目送胡耀邦离开。
　　杨勇去世头一天，夜里报的病危，胡耀邦又来了，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使他们握着的手久久不愿分开。
　　1983年1月6日，一代猛将杨勇病逝，终年70岁。
　　张爱萍：曾在彭德怀面前出“洋相”，长征中终被认可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934年9月，24岁的张爱萍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4师第12团任政治委员。
　　长征初期，张爱萍晋升为红4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张爱萍在师长张宗逊负伤、师政治委员黄克诚生病的情况下，责无旁贷地挑起指挥红4师参加土城战役的重任。1935年2月，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为4个团，张爱萍任第11团政治委员。紧接着，他率部参加了夺取娄山关、攻克遵义城、坚守老鸦山等战斗。红11团或担任前卫，或负责主攻，为红军长征途中取得第一个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5月中旬，红军向大渡河进军途中，张爱萍改任第13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彭雪枫。
　　彭德怀是张爱萍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二人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相知的。张爱萍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三军团来的。分到三军团后，他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娄山关之战，这是以红三军团为主打的一场硬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 　　张爱萍时年25岁，年轻气盛。战评会上，他说：“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但彭老总支持了我的意见，把他们一个罚下去当连长，一个罚下去当伙夫，哈哈！当然，很快就回来了。彭老总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张爱萍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
　　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张爱萍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
　　彭德怀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张爱萍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在长征路上，这个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1949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任务，赴苏联疗伤回国的张爱萍受命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着手组建中国自己的海军部队（1987年12月，中央军委批复：“以1949年4月23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的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海军的成立，标志着长期战争环境形成的分散的、以步兵为主要编组形式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已经结束，张爱萍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位特种兵部队司令员。
　　50年代中期，张爱萍开始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两弹一星”会战，先后四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和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因病逝世，享年93岁。
　　王平：回忆长征中“没有完成的特殊任务”
　　王平原名王惟允，1907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三溪口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參加红军时王平叫王惟允，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于是余连长和他商量着改名叫王明。
　　1936年12月下旬，王平红军大学毕业，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谈话。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泽东听后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毛泽东当即同意，并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笔走龙蛇：“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
　　红军时期，王平较长一段时间担任红11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红11团一直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了这么一件事：1935年8月27日红一军团到达巴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多年前，王平在世时曾向采访他的记者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长征记忆，似乎与上述事实有着某种关联——
　　1935年，王平率红11团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草地，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此时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策马而来。他对王平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你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王平于是率一个营往回走。刚走出草地，要返回，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
　　走到班佑河，站在河岸，王平举起望远镜向对岸望去，果然人影绰绰，东一团，西一团，黑压压的一片。王平估计，那阵势估计至少有五六百人，但却没有一点动静。
　　王平回忆，自己带了通讯员和侦察员立即涉水过河。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的，一动不动。再向前，把自己吓了一大跳，那些红军官兵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背靠背，或肩挨肩，各种姿态都有，就是没有一点动静。
　　王平立即上前大声呼叫，对方不应，手摇不动，再仔细察看，数百人全部牺牲了……
　　怀着沉痛的心情，王平命令带去的官兵，把牺牲者一个一个放倒，一方面是让他们走得舒服些，另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落下。
　　王平返回追赶大部队。彭德怀老远就看见了，焦急地迎上前问：“带回多少人？”王平强忍悲痛回答：“报告彭军团长，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全部牺牲了……”
　　王平在长征中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但草地上的这一幕，最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兼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和公安厅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98年2月8日，王平因病在北京逝世。
　　苏振华：长征中走出的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 　　苏振华原名苏七生，1912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平江县三墩戴家铺一个雇农家庭。1928年7月，他参加平江农民扑城暴动。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苏七生带领37名少先队员去参加红军，受到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接见。得知了他的辛酸童年后，幼年多难的彭德怀沉默了半晌。“已经是红军士兵了，取个新名字吧！”彭德怀略一考虑：“叫苏振华，你看好吗？”从1930年到1936年，苏振华一直在彭德怀麾下南征北战，表现出色。
　　1932年12月底，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时任红三军团第1师1团3连指导员的苏振华，带领队伍浴血奋战，大腿被子弹打穿，颈部也中了弹，但他兀自死战，直到战斗结束。颈部的子弹，陪伴了他40多年，直到逝世后才从骨灰中剥离出来！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于这一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8月1日，由于“经常表现英勇坚决”，苏振华荣获红军总司令朱德亲手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4月，苏振华被提升为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政治委员，随即参与指挥了军史上著名的高虎垴战斗。在成功地大量杀伤敌人后，第13团胜利撤出战斗。同年8月1日，苏振华再次荣获三等红星奖章，这在红军将领中也是很少见的！
　　在长征期间，苏振华率部一路闯关夺寨，官兵同甘共苦，坚持跟着中央北上转战。一渡赤水后的扎西整编时，苏振华调任红12团政治处主任。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斗中，苏振华与团政委钟赤兵组织突击队勇猛夺占关口，从而动摇了娄山关守敌防御，配合主力赢得了战斗主动权。钟赤兵在阻敌反扑时腿部负了重伤，苏振华接替指挥将敌人打了下去，尔后接任了团政委职务。红三军团夺取了娄山关后，苏振华和团长谢嵩指挥全团随同兄弟部队勇猛追击敌人，一举打出了遵义大捷。当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苏振华率部跟着党中央坚持北上，毫不动摇。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斗中，蘇振华又接替患病的团长文年生指挥红12团，带领突击队勇猛突入直罗镇内，为战役全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军初建。1957年2月，苏振华被任命为海军政委。同时，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也正式启动。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
　　“文革”中，林彪一伙在1967年1月15日深夜非法绑架了苏振华。一直到1972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苏振华得以从湖南偏僻的关押地回到北京，重新到海军工作，担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1973年1月起，苏振华升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因海军总司令萧劲光被诬蔑“上了林彪的贼船”，他成为海军的实际“当家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握着苏振华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共和国的海军要使敌人怕。”说着，又不无遗憾地用小拇指比划着，“现在的海军只有这么大！”他又鼓励道：“海军要靠你呀！”
　　对于苏振华长达近20年的海军生涯，邓小平有如此评价：“他为建设强大海军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对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苏振华同志在海军建设上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军的光荣史册。”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苏振华临危受命到“文革”的重灾区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领导广大军民迅速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使上海的经济建设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9年2月7日，积劳成疾的苏振华在北京去世，享年67岁。
　　陈伯钧：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陈伯钧。
　　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一个实干、苦干、拼命干的人。
　　陈伯钧，1910年11月出生于四川达县（今达州）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他就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英勇作战，多次负伤。长征中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陈伯钧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陈伯钧当时是受“左”倾路线迫害降职之后步入长征的。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就担任了红15军军长，1933年1月升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8月，由于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他曾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职为13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13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毛泽东闻此消息，不禁赞呼：“13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13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3师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13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13师指战员前赴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后来评价：“13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13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13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做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7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亦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9军参谋长。
　　1935年9月左路军南下途中，他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错误议论，深为愤慨。9月8日他直接找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最后义正辞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为此，他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当面威胁他“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毫不畏惧，据理一一答复。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9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他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9军。后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这年12月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
　　1936年1月，张国焘鉴于自己南下方针的失败和左路军多数指战员的要求，终于被迫北上。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力荐下，2月11日，陈伯钧带病到四方面军4军任参谋长。陈伯钧胸怀宽广，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工作扎实稳健，深得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护，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实干精神，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红一方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在的4军与六军团会合后，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连续两个夜晚，萧克、王震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7月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任弼时、刘伯承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此后，陈伯钧与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10月18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解放后，陈伯钧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在南京军事学院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主持教学工作。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逝世，终年64岁。
　　郭天民：率领红九军团的一次“单独行动”
　　郭天民原名郭基奎，1905年8月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十里乡郭受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均立下赫赫战功。朱德曾表扬郭天民为“有功不居功的战将”。
　　1930年春，在率部反击国民党军唐云山部的战斗中，时任红4军第8支队支队长的郭天民身先士卒，子弹从他左前胸打入，他竟浑然不觉，继续向敌人阵地射击，直到别人把他背下战场，他才昏厥过去，一时间被革命群众称为“悍将”。1932年冬，郭天民被陈毅点名担任了江西军区参谋长，雅号也从“悍将”变成了“陈毅的谋士”。
　　1933年10月，郭天民已经是中央苏区主力红九军团参谋长，成为军团长罗炳辉的得力助手。次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九军团的任务是同红五军团一起担任长征红军的后卫。
　　1935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在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准备渡乌江南进，要求红九军团留在黔北多方佯动，吸引敌人向北而不南下。郭天民为迷惑、牵制敌人，率领仅有的3000人的部队，采取了许多佯动措施——白天，派出多支小分队到外面修工事、挖战壕，大摆战场，“要打大仗”的口号传遍四方；到了晚上，他带领战士们向东北方向移动，伪装主力，以各种代码发出电报，频繁“联络”，还派人调查去湘西北的路线，让敌人觉得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敌人信以为真，其主力部队跟着红九军团一路狂奔。一时间，被红九军团牵制的中央軍、川军、黔军等有6个师之多。
　　4月1日，罗炳辉、郭天民奉命率部随主力南进。由于路远难行，他们赶到沙土镇时，已超过规定时限两小时，浮桥已被拆除。为此，罗炳辉、郭天民被阻于乌江以北，遂开始了“单独行动”。
　　这时，由黔西东进的敌军周浑元纵队已经逼近，红九军团处境艰难。罗炳辉与政委何长工、郭天民商量后，率部迅速离开乌江边，向东北转进。第二天，当他们在贵州金沙县老木孔附近隐蔽待机时，又传来黔军从北面追来的消息。郭天民详细分析了敌情，大胆建议罗炳辉：将黔军作为打击对象，对周浑元部则用“疑兵计”予以牵制。他们命令红九军团一部去前方约5公里的鸡爪山一带设伏，将赶制出的红旗遍插山头，并安排了20多名司号员造势，迟滞敌前进速度。4月4日晨，红九军团各团按照命令，分别进入伏击阵地，郭天民赴一线指挥。上午8时，黔军沿大路追近，前线指战员急于出击，但郭天民说：“时机不到，放他们过去。”我埋伏部队放过敌人两个团后，已到中午时分，后面敌军以为毫无危险，队形杂乱起来。不久，即看到一股敌人中有骑马的、坐轿的、乘滑竿的。郭天民判断这是敌军的指挥机关，一声令下：“打！”敌军被打得人仰马翻。闻讯前来增援的周浑元部到达鸡爪山前，看到山上红旗如林，军号此起彼伏，而派出的侦探也有去无归，因此迟迟不敢前进。就这样，不到两千人的红军，彻底击溃了敌军近万人。这次战斗，红军生俘敌人18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
　　这一仗打乱了敌人的阵脚，红军大部队得以安全转移。许多人想象不出，平时性格暴跳如雷的郭天民，作战时却如此灵活。
　　红九军团按上级命令，继续西进，为的是到云南与主力会师。但是，渡江的唯一地点被敌人扼守。郭天民来到群众家中，询问渡江办法，同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民拉家常。郭天民还将缴获的一只珍贵的象牙烟嘴送给他，老人深受感动，带红九军团钻进深山老林，找到一条连当地乡亲都不知道的小路。小道通往的江面非常窄，搭上一条木板，就可渡河。老人说这个地方为“虎跳石”。就这样，红军从“虎跳石”上渡江，进入云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中央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周恩来亲自迎接。他们赞扬红九军团机动灵活，不愧是红军大部队的战略轻骑兵，为红军立了大功。此后，郭天民所在的红九军团被称为红军“战略轻骑”。
　　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红九军团被编入左路军，受张国焘领导。张国焘秘密地撤了电台和密码，换了机要人员。对这一切，郭天民和九军团的同志一开始并不知情。等到张国焘在南下路上宣布成立“中央”，郭天民终于明白了一切。他面对传达会议精神的人拍案而起，与对方争吵对骂起来。郭天民被张国焘撤掉军团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科长。
　　后来，郭天民被张国焘送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当时，张国焘给红军大学的人定下了一条规定，不准任何人打听红军主力的消息。可郭天民偏不执行这个规定，到处打听。有人向张国焘告密，说郭天民与曹里怀得知红军的消息。很快，张国焘将他们秘密逮捕，下令将其杀掉，朱德闻讯出面制止，张国焘不得不撤回命令。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郭天民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一局局长。1938年，抗日战争中，郭天民调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在这里，郭天民先后指挥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
　　值得一提的是，在牛道岭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击毙了日军少将清水联队长，这也是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将官。清水被八路击毙，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日军对郭天民的部队恨之入骨，郭天民的名字也就越加响亮。
　　性格豪放的郭天民，打起仗来相当细心。他经常提醒官兵提高警惕，不可出现一丝一毫麻痹大意。一次，分区的一位科长通过电话报告情况，对方刚说出：“我们的位置在……”郭天民立即制止了对方，还要对方说出姓名。那位科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时他才想起，在电话中说出这些，有可能被敌人窃听。
　　建国后，郭天民历任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部部长。1969年10月，郭天民抱病卧床时，竟然被林彪、“四人帮”限期赶出了北京，以致病情迅速恶化，1970年5月在广州含冤去世。
　　（参考资料：《党史纵横》、《文史参考》、《人物周刊》、《从战争中走来》、《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等）
　　红二方面军走出的开国上将
　　红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22日至宁夏与中央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里，转战10个省。出发时共17000人，结束时剩13300余人
　　萧克：红军时期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萧克1907年7月出生于湖南嘉禾县小街田村。1928年1月，萧克参加湘南暴动，后率部上井冈山。1932年10月，年仅25岁的萧克调任湘赣红8军军长，成为一个独立战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3年6月，红8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17师，萧克任师长。
　　萧克回忆了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从而拉开中央红军长征序幕的情形：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7月23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在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我们体会到，中央红军很可能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当时组织红军第六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在1935年一年中，国民党报纸上频繁出现“萧贺匪部”这个词。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5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红二、六军团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也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召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
　　1935年10月26日，红3军和红六军团胜利會师。任弼时在会师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了中革军委电令：红3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萧克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越过滇军防线，直赴滇东。在南北盘江地区，他们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红军总司令部发来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和中央红军闹矛盾的事，贺龙、萧克等人还不知情。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了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9月间，萧克接替患病的王树声成为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至此，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开始后，萧克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在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中，他依然是最年轻的。
　　新中国成立后，萧克担任过总参军训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1955年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
　　萧克好读书、善思索，他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诗作，主编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等书，出版了《萧克诗稿》以及长篇小说《浴血罗霄》。《浴血罗霄》还荣获1984年-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这样评价萧克：“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年近九十的萧克接受了媒体采访。在谈到军人的荣辱生死时，他眼睛一瞪，大声一喊：“怕死的人不配当将军！”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部分侵袭到了一些部队，将军自然也有所闻，他提醒呼吁：“就是和平时期，军人也必须想着打仗。如果图安逸，还想着做生意，早晚会丧失战斗力。” 　　王震1908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34年7月起，王震先后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在任弼时领导下，为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与军团长萧克一起率部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6月初，红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以南的甲洼附近时，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红32军会合。随之赶来欢迎的，还有张国焘派来的一个“总政工作团”。该团一位姓马的副团长拿出名为《西北问题讲座》和《干部必读》两本书，交给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刘礼明科长，说是张国焘总政委要求在全部队传达学习。刘礼明一看，是《反对毛、周、张、博》这样一行醒目的标题以及污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之类的内容。他赶紧将书送给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看。王震翻开一看，便愤怒地将两本书扔在草地上，命令刘礼明：“你把它烧掉，立刻烧！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狗养的才反对毛主席！”
　　6月22日，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王震在会见了四方面军左路军的朱德和刘伯承后，始知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和情况。这时，张国焘又派一工作组前来，借慰问之名，大肆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口头宣传，企图拉拢红六军团，并强硬地要求王震尽快将他送来的小册子下发至连队。这一要求遭到王震的断然拒绝。工作组走后，王震立即下令把那些小册子烧了。见硬的一套不行，张国焘便将王震请到他的住所，除了请吃饭外，热情地说要送给王震4匹马，又是一味地吹捧王震能征善战，并许以高官要职。谁料到王震依然不领情：“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下成长的，不能反毛！”
　　1944年10月，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毛泽东决定派一支主力部队南下，担当发展华南的任务，时任359旅旅长的王震主动请缨。11月9日，王震率5000人马从延安出发，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收复大小城镇270个，作战300余次，突破敌人封锁线100多条，往返行程2万余里。
　　毛泽东赞扬说：“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要把359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朱德挥着手说：“这次南征、北返、中原突围，共走了2万7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这次长征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王震当即站起来谦虚地说：“仅仅只是2万2千里。”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并决定兵发大西北等还没有解放的地区。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王震找到毛泽东，主动要求进军最艰苦的新疆。
　　在中国军事史上，清朝军队收复新疆费时2年多；1943年国民党军7万多人进军新疆准备了3年，又花了2年半才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等地。而王震指挥的7万大军只花了6个月时间就全面接管新疆，又一次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也为他的革命征战生涯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务。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逝世，终年85岁，逝世后捐献了眼角膜。
　　（参考资料：《党史纵览》、《开国将帅在长征路上的故事》、《光明日报》、《百年潮》、《湘潮》、《祖国》、《世纪风采》、《党史纵横》等）
　　红四方面军走出的开国上将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由于张国焘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损失严重。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征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
　　王宏坤：与王树声是兄弟两将军
　　王宏坤，原名王宏春，1909年1月22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1926年王宏坤的堂兄王树声、王幼安在乡里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王宏坤与父亲一起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此后，王宏坤一直把王树声作为自己的榜样。1955年授衔时，王树声授大将军衔，王宏坤授上将军衔，兄弟两将军一时传为美谈。
　　1932年3月，王宏坤任红四方面军红10师师长。1932年11月初，部队进到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宿营。王宏坤发起高烧，他知道是伤口里的弹片在作怪，要求立即手术。医务主任周吉安告诉他没有麻药了。王宏坤让警卫员找来一瓶烧酒用来消毒，命令周吉安立即动刀。周吉安动手切开了伤口，发现弹片嵌在骨头里，用镊子夹不出来，用钳子也拔不下来。最后派人找来锉刀，锉开骨头才取出了弹片。手术中，王宏坤昏迷了过去。醒来后，他吊着胳臂带着参谋和警卫员又到处巡视。
　　在红军作战期间。王宏坤从左的“肃反”屠刀下救出了不少红军干部。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4军第11师师长期间，王宏坤到第30团检查防御时，找不到连长郑国仲和孔庆德；到第29团，找不到连长杨秀坤；第28团写标语的“小秀才”王政柱也“失踪”了。王宏坤到处追问这些人的下落，经过连续几天的查询，终于要回一些人，其中包括已被装进麻袋准备枪毙的郑国仲。被救的这些人，后来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在川陜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期间，王宏坤针对第一线防御部队伤亡大、兵员严重不足的情况，通过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把总部“劳改队”要到了手。“劳改队”有400余人，大部分是在“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干部，政治上受了冤屈，关押期间吃了不少苦。王宏坤把他们集中在余家坪大庙前的操场上，当面宣布：“你们都是革命的，都是好同志！……”话没有讲完，全场一片哭声。王宏坤和军里领导商量后，根据他们的经历和能力，安排他们分别担任营、连、排的领导。在以后的作战中，这些人表现非常出色，极大地增强了红4军的战斗力。
　　1936年7月，王宏坤任红4军军长，率部北上到达甘肃会师。10月，他就任红4军政委。其间，王宏坤参与指挥了数十次重要战役、战斗，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渡过黄河的西路军陷入绝境，中央军委决定以红4、红31军等4个军组成援西军，支援西路军。当援西军日夜兼程，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时，西路军已经失败。王宏坤悲痛欲绝。事后，每每看到死里逃生的西路军归来人员，王宏坤总是情绪激动、悲愤难平。
　　1937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4军改编成八路军129师385旅，王宏坤任旅长，奉令开赴抗日前线，带着一部分人在陇东留守，负责陕甘宁边区西南面的防务。许多人听说他是常胜将军，纷纷报名参军，不久部队就增加了1000多人，一算账超支了200多元钱。200多元大洋，可买100支步枪，数目巨大。王宏坤请求报销，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说，这可不简单，不好办。中央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也说，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得找主席批。
　　1938年3月，王宏坤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王宏坤找到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场在票据上签了字。王宏坤还不肯走，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水平适应不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情愿不当旅长当“学生”，到抗日军政大学来学习。毛泽东觉得这个同志上进心强，马上向抗日军政大学负责人写了一份介绍信，满足了王宏坤要当学生的愿望。
　　学习快结束时，他又一次找毛泽东，要求上党校继续学习。毛泽东夸他：“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支持你。”于是，向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写了封介绍信。
　　1950年4月起，王宏坤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参与领导组建海军的工作。1966年3月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陈再道：作战有瘾，徐向前下令：“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陈再道，原名程再道。1909年1月24日生于湖北麻城乘马岗区程家冲。1926年他报名参加农民义勇军时，填表人将“程”写为“陈”，从此他便以“陈再道”为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12月起，陈再道任红11师第31团团长、师长，驰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中。特别是在反“六路围攻”的万源保卫战中，陈再道率部坚守的大面山以西的玄祖殿，是敌人主攻的目标之一。经20多天血战，打退敌人多次波浪式的密集冲锋，阵地巍然屹立，创造了在整个战役防守阶段未丢失一寸阵地的惊人战绩，为总反攻创造了条件。战后，徐向前一语双关地说：“有陈在（再）道，饿虎难行！能攻能守，再道之勇！”
　　之后，陈再道又率部攻通山县空山坝，保川北万源城，掩护主力强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恶仗、大仗，声名渐盛。据说陈再道作战有瘾，一听到枪声就心里发痒，在战场上喜欢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拼杀。他担任师长、军长后常离开指挥位置，亲赴前沿冲锋。所以每次打仗前，徐向前下作战命令时，都要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打冲锋！”
　　1935年8月，陈再道升为红4军军长，成为红四方面军主力军的“骁将”，年仅26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七亘村、黄崖底和长生口等战斗。1938年1月，陈再道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4月他率部巧妙越过日军戒备森严的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未受任何损失。东进纵队进入冀南仅3个多月，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县抗日政权，部队也由500人发展到1万余人，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和开展平原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他一直率部积极打击日伪顽军，整整5年“不知脱衣睡觉是何滋味”，成功创建了共产党在华北平原的重要战略支点——冀南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领的2纵作为刘邓大军的精锐主力，驰骋中原，屡建殊勋，创造了许多模范战例，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毛泽东也多次表扬他“是一员战将”，“打仗很勇敢”，“真不简单”。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王新亭：短短三年从战士成为军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1908年12月出生于湖北孝感涂家河王家岗村。1930年4月，王新亭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每次作战总是冲锋在前。由于读过书，不久当上了连队文书。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连队教习，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终生结缘。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王新亭被任命为第10师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西转移，他调任30团政治处主任。这次行程三千里，历时两个月，不但自然条件恶劣，行军非常艰苦，而且前有堵击，后有敌人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队伍夜行晓宿，王新亭的两只脚烂得很厉害，走路疼痛不止。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有眼镜，在夜间打游击时行动困难，只能拄着棍子顽强地跟着部队前进。
　　1933年7月，王新亭升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从战士成为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只用了3年時间。这时，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在艰苦卓绝的反围攻战斗中，由于王新亭和各级干部扎实的政治工作，9军指战员一直保持旺盛的士气。敌军在进攻大面山时，一个上午发起8次冲锋，都未能越过9军阵地一步。在四个多月的反围攻中，王新亭带领9军机关干部，深入通江、营山、仪陇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反“六路围攻”胜利后，9军受到总指挥部表扬，所辖25师73团、75团分别获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
　　1938年1月，王新亭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政委，旅长是陈赓。在陈赓、王新亭的率领下，386旅成为一支抗日劲旅，日军对其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不久之后的香城固战斗中，日军的坦克写上了“专打386旅”的标语。王新亭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386旅的战绩全国顶尖，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曾评价说：“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王新亭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4月任济南军区代理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同年，王新亭被授衔为上将。
　　1958年初，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中路过济南。王新亭、谭启龙前往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当晚陪同毛泽东吃了一顿饭。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兴致很高。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你们的王司令有一个‘八大’让贤的故事吗？”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接着说：“前年，我们党召开‘八大’，军队代表团提名和第一次预选，新亭同志也是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时政治局从全局考虑，提出军队让出两个名额，让给地方多选两名老同志。新亭第一个提出去掉他的名字，让给地方同志当选。伯承同志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很高兴，我说，新亭同志风格很高，顾全大局，应该表扬，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主动让贤的！”
　　1963年起，王新亭历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顾问。1984年12月11日，王新亭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许世友：“军长参加敢死队，史无前例”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河南信陽新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和长征。他凭着精湛的武艺，曾7次参加敢死队，2次担任敢死队队长，打了许多硬仗、恶仗，4次负伤，屡建奇功。许世友总是左手提着一把沉重的大刀，当敌我胶着打不开局面时，他就带着敢死队冲锋陷阵，常吓得敌人落荒而逃。在多次攻城拔寨的肉搏战中，许世友被称为“大刀敢死队长”。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红军枪弹不足，大刀是最便当。”
　　1929年5月，已是连长的许世友亲率敢死队，攻打为祸一方的湖北新集大山寨地主武装。红军攻破寨门时，许世友不慎被敌人的土枪打中，一下昏迷了。战士们在收尸的时候发现了他，以为“大刀敢死队长”阵亡了，就围着他失声痛哭，许世友一下子苏醒过来，望着周围的人说：“噫？我咋睡了一个好觉？”
　　1934年9月，许世友升任红4军军长，时年29岁。之后，在徐向前指挥下，他率部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红军突破嘉陵江的一次战斗中，身为军长的许世友亲率敢死队，手提一柄钢刀冲入敌阵，斩敌36人。事后，刘华清叹道：“军长参加敢死队，史无前例！”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6月，在甘肃懋功地区，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8月上旬，两支主力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红4军编入右路军，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许世友率领红4军走出草地，在包座附近初次见到了毛泽东，两人相谈甚欢。
　　毛泽东问：“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看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
　　许世友忙答：“我在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便给我起名许仕友；到了红军队伍里，我学了一点文化，知道‘仕’字是做官的意思，我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便把‘仕’字单人旁去掉，改成了‘士友’，我要做战士的朋友。”许世友问：“主席，你看我这个名字改得可好？”
　　毛泽东笑了：“好是好，不过，咱们再商量一下！再改个字，把‘士’字改成世界的‘世’，好不好？叫世友，世界之友哇。我们这次是北上抗日，眼光要往远看，放眼世界嘛！”从此以后，“许世友”三个字真正定了下来。
　　不久，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红四方面军部队重新南下，许世友被迫率领红4军二过草地。11月底，许世友率领红4军为前锋，挥师继续南下。12月初，蒋介石派薛岳率七个师欲配合其他川军将四方面军压迫于天全、芦山地区予以全歼。
　　形势危急，许世友认为：“敌来者不善，守峡口最好摆上五个团，至少也得三个团，否则守不住！”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不同意，自信地只派了战斗力最强的35团去扼守峡口。战斗打响以后，薛岳一次投入九个团的兵力，对峡口实施疯狂的进攻。红35团面对强敌英勇抗击，全团伤亡三分之二，团长、政委壮烈牺牲。红35团最后寡不敌众，失守峡口阵地，敌人蜂拥而至，红军防不胜防，乱了手脚，不得不边打边退，撤至天全、紫石关一带。后来，许世友回忆这场败仗，说：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耻辱。他认为：峡口失利，主要原因在于违反客观实际的瞎指挥。
　　1936年2月，经过近三个月的苦战，南下红军损失严重，红四方面军由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张国焘被迫下令红四方面军分兵三路重新北上。在甘孜地区，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许世友调任新组建的方面军总部直辖骑兵师师长。这支新组建的骑兵劲旅，是当时红军装备最精良、机动性最强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对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共同北上。许世友率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担任侦察开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连续作战72次，为大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3000多骑兵，到达甘南的渭县时只剩下200多人。
　　1937年，延安抗大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曾一度把张国焘的个人错误和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捆在了一起。许世友认为张国焘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立刻遭到批判，被一个学员说成“张国焘第二”，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成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
　　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后来许世友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张国焘）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7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撤销了对许世友等人的处分。许世友后来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1949年，许世友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58年9月，毛主席同许世友谈话时，提到领导干部下连队当兵问题，许世友积极响应，第一个报名下连队当兵，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同志”。
　　1973年，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79年指挥了广西方向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198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享年80岁。
　　周纯全：抗美援朝后勤创奇迹
　　周纯全，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雷家田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周纯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几次装，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10师的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10师任政委。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的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了，但他毫不在乎，仍沉着地指挥着部队，掩护方面軍总部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高地被抢占。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他当机立断，带领28团、3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
　　1932年11月间，部队进入陕西商洛地区，这时天气已经很寒冷，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行军作战。周纯全的鞋子已经破了，警卫员为他保留的唯一一双布鞋被他送给了一个光着脚的战士，自己的脚却磨烂出血了。警卫员找来几块破布，加上稻草，将周纯全的双脚包住，用草绑紧，坚持了两天的行军，走了200里路，一路上他没叫一声苦。他的牲口基本上都是驮着病号、枪支、背包等物品，战士们都说“我们政委的马充公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多次击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中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而周纯全是当时的省委书记。
　　周纯全在曲折中学习，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周纯全坚持中共中央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表示愤慨，并予以劝阻。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8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红一、四方面军干部会上，周纯全诚恳地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检讨了自己在张国焘问题上的失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请求到抗大学习，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峻。周纯全被派到辽南行署任主任，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辽沈战役前，周纯全调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完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右眼没有得到休养，最终失明。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周纯全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享年80岁。
　　陈锡联：三次被子弹穿过身体
　　陈锡联，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陡山彭家村。14岁参加徐海东、詹才芳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5岁成为鄂豫皖红军红1军第1师第3团战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红1师的历次作战中，陈锡联敢拼善战、冲锋在前，建立了赫赫战功，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小钢炮”。 　　1931年，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任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1933年起，历任红30军第88师263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副师长、第11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在作战中屡建战功，李先念称赞他“打仗数第一”。
　　戎马生涯中，陈锡联多次负伤，其中有4次重伤。一次是左手大拇指被炸伤，由于包扎不慎，血液不流通，渐渐坏死，变成黑色。陈锡联用刀砍断拇指。一次是下颌处，一弹穿进，由后脖耳根处飞出，右耳从此残疾。一次是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南下路过扎窝，一颗子弹，从陈锡联的左背部打进来，从右胸部穿出去，警卫员立即用机关枪掩护，把他救下来。当时不知道伤口在哪里，陈锡联只觉得胸腹部肿胀难受，他让警卫员把自己头朝下、脚朝上倒提起来，血水从伤口处流了出来，肚子感觉舒服了一些。还有一次，一颗子弹横穿陈锡联的腰部，左进右出，也是贯通伤。邓小平曾说他“心胸开阔，肚量大。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陈锡联笑着说：“我身子前后左右有4个洞，因此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
　　长征中，陈锡联率部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筹集粮秣的任务，后任红4军第10师师长、第11师政治委员。
　　1937年8月，陈锡联担任了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同年10月中旬，他率部深入敌后50余公里，进抵山西代县以南滹沱河南岸活动，利用日军骄狂心理，奇袭附近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歼灭日军百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129师出师抗日的首战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一度失去空中优势，大大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受到的空中威胁，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有一天，邓小平代表党组织找陈锡联谈话，一开口就是一句：“你陈锡联能打仗，是个将才！”陈锡联后来回忆说：“这一战没有打好。一、不会打飞机，只知道拿铁锹砍，这能砍坏几架呀？二、一架飞机爆炸，其他飞机也跟着炸了，好多战士来不及跑，牺牲了”。“如果我们那时对飞机了解得更多一点，就会倒上汽油把它烧光，会干得更漂亮！”
　　解放战争时期，陈锡联任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2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历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和川东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
　　洪学智：我军历史上唯一的“六星上将”
　　1955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者只有他一人，因此被称为“六星上将”。洪学智一生战功卓著，屡建奇功。
　　洪学智1913年2月出生于河南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金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入党。1930年任红1军班长、排长，红4军机枪连副连长、连长、政治指导员。1932年后，任红4军第10师第29团第1營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红31军第92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洪学智带领红4军政治部的同志做整个方面军的后方收尾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不久，原由第9军承担的为红四方面军筹粮、管理后方医院、做群众工作、后方的安全保卫等工作，也交由红4军来负责。洪学智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
　　同年7月，洪学智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要经过这里，要红4军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黑水、芦花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林立，形势复杂。加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矛盾很深，做群众工作很困难。面对重重困难，洪学智立即率部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了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食供应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刘少奇见到洪学智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大问题。”
　　洪学智本人数次奇迹般地与阎王爷擦肩而过。长征中过草地时，洪学智得了伤寒，昏迷过去。一位警卫员眼看首长不行了，伤心过度，竟开枪自杀。根据一名老中医开的药方，战士们漫山遍野为洪学智寻找草药，终于把他救活。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西康省瞻化县。为了筹粮，洪学智请当地最大的头人巴顿多吉吃饭，讲红军的民族政策。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洪学智就先举杯，一饮而尽。巴顿多吉建议与洪学智按照藏族风俗喝公鸡血酒，义结金兰，洪学智表示同意。在瞻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
　　同年8月，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41年6月，洪学智奉命到新四军工作，先后担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戍区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后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协助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指挥了粉碎日军苏北大扫荡和八滩、合德、淮阴、淮安等战斗。1945年9月，黄克诚、刘震、洪学智等率3师（后改名6纵）进军东北。在沈阳至长春的中长线上，洪学智参加指挥了铁岭、昌图、金山铺、保卫四平等著名战斗。平津解放后，洪学智任43军军长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的战役。
　　1950年10月，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入朝作战。
　　11月23日，4架敌机在大榆洞上空投下炸弹，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警觉了起来：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洪学智立即让彭德怀搬到防空洞去。彭德怀说：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在洪学智连推带拉下，彭德怀被拉进了洞。 　　25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不幸的是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洪学智叫他，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今天不是你，我也被炸死了……”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事后发现，彭德怀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近百个子弹眼，这多亏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洪学智再次救了彭德怀生命。
　　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都推荐洪学智兼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但洪学智也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德怀拍了桌子。从此，洪学智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7月，美军对我后方发动了“空中封锁战役”，想把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在洪学智等人的领导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体系。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赢得了“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美誉。1951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會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授勋仪式上，彭德怀说：如果真的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其中一个应该是洪学智。如果没有他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
　　1955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9年，将军因彭德怀问题受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地方。“文革”中，洪学智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
　　1971年林彪事件后，洪学智被调到吉林省石油化工局工作。1977年8月，戎马一生的洪学智回到北京重新穿上军装，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1980年，第二次走上总后勤部部长岗位。在新时期，洪学智在全军后勤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这些措施在我军后勤史上是空前的，为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6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军事后勤代表团访美。一次晚宴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问洪学智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能在朝鲜战场上建立“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洪学智开玩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空军学校毕业的。”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1987年11月，洪学智被任命为军委副秘书长。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的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1989年11月，洪学智从军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先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本章节选了部分从长征青年将领中走出的开国上将，长征时年龄在30岁以下，担任师团级以上职务，开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尚有周桓、赵尔陆、黄永胜、谢富治、王建安等将军，因篇幅原因，难以尽述。）
　　（参考资料：《海军上将王宏坤的跌宕人生》《党史博采》2010年第7期、《陈再道将军的“快速成长”之路》《人民政协报》2013年5月9日、《政工名将王新亭》《党史纵览》2013年第5期、《王新亭：军政兼备的一代名将》《党史博采》2010年第2期、《红军时期的许世友》《军事史林》2016年第6期、《寻找中共部队中的“刀客”将领》《党史博采》2010年第2期、《鲜为人知的“独目上将”周纯全》《党史博采》2008年第5期、《邓小平说：“你陈锡联能打仗，是个将才”》人民网2010年3月22日等；作者：何立波、贾晓明、夏明星、宋凤英、夏明星、赵国强、韩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