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生逢灿烂”摄影展9月18日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开幕仪式时，现场几乎成为中国的摇滚名人堂：“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民谣先驱老狼、唐朝乐队前吉他手刘义军、面孔乐队前吉他手邓讴歌、超载乐队主唱高旗、摇滚女歌手姜昕、艺术家艾敬、“校园民谣”的发起者黄小茂、刺猬乐队鼓手石璐……已经成为神话的与时下正当红的，台前发力的与幕后拼搏的，已经转行的与仍在坚持的，难得的齐聚一堂，映照出中国摇滚的璀璨星光。
　　他们是这次摄影展的嘉宾，是高原镜头下的拍摄对象，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与高原一起打打闹闹，吃吃喝喝，在音乐中寻找快乐的朋友们。在高原近距离的镜头中，她和他们一起见证了中国摇滚的“黄金十年”，留下整整一代人不可复制的精神印记。

那是一段单纯的岁月，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来

　　高原正在用着的手机里有4.5万张照片，“有的时候一天就能拍1000多张，照片太多了，所以总是卡。不过奇怪的是，现在拍照片容易了，几乎是举手之劳，反而难得有张有意思的照片”。
　　高原在20岁开始学摄影。那是1991年，照相机还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东西。导演王小帅曾回忆自己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父亲为了奖励他一台照相机，借了很多钱。高原的相机，也是父亲所买。“我父亲年轻时喜欢摄影，他有一个120的相机。他们那代人都是自己有什么梦想就想让孩子去完成，于是就送我去学了摄影。”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摄影教研室学习的时候，整个班上只有两个学生，老师倒有4位。高原和另一名同学王磊你拍我、我拍你，有时也去郊外拍一些风景照。“刚开始什么底片、曝光都不知道，学习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摇滚圈的朋友们成了高原“练手”的对象。“这帮人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从来没听过这种音乐。他们外形上就跟别人很不一样，我相信任何一个年轻人接触到那种全新的、充满力量的音乐，都会被吸引，我也不例外。”
　　上世纪80年代，摇滚还是小众的“地下”音乐。那帮留着长头发、穿着破洞牛仔裤、唱歌时大吼大叫的摇滚青年，在大众眼中只能用“怪异”来形容。1986年，崔健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第一次演唱《一无所有》，摇滚乐随即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成为让年轻人为之沸腾和疯狂的东西。

　　高原第一次看摇滚乐队排练，是在北京西单边上的一个酒吧，看秦齐和后来担任黑豹主唱的秦勇排练。在那里，她还认识了唐朝乐队的丁武和张炬。“我那时候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傻丫头，喜欢Guns N’ Roses（枪炮与玫瑰乐队），因为主唱很帅。周围做音乐的人听的东西挺杂的，我自己也什么都听，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乐队）、Queen（皇后乐队）、Beatles（甲壳虫乐队）……”每天日子都过得充实而快乐。“那时候玩心很重，而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会有很强的野心，就是每天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就知足了。”
　　在朋友们眼中，高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中国最早推广摇滚乐的电台主播张有待回忆：“第一次见高原时，她穿一件白色的背心，蓝色牛仔裤，男孩式的夹克，特别酷。”唐朝贝斯手张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老头儿”，因为她姓高，性格又像男孩子。
　　不经意间，高原记录下一个自在生长的群体和整整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很多年后，人们总认为中国摇滚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与时代政治、文化思想绑在一起。我触碰到的，却是这场文化现象中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段单纯的岁月，不可复制，似乎也不会再来。”

生逢灿烂的日子

　　这次摄影展的名字“生逢灿烂”是高原起的，“因为我很喜欢两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叫《生逢灿烂的日子》，这个名字特别符合我们那个时代”。
　　现场的100多幅照片被分成了5个板块：先锋与流行、告别、中国乐队、魔岩三杰和红磡。
　　“最早整理这批照片的时候特别痛苦。重新看这些东西，你就要重新梳理那时候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已经走了的朋友，更是特别痛苦的回忆。”
　　高原和记者所坐的厅，正是“告别”主题厅，墙上挂着的是一些逝去的摇滚歌手，其中很多是关于唐朝贝斯手张炬的。
　　1988年，18岁的张炬和丁武组建了唐朝乐队。张炬为人仗义，在当时的摇滚圈里是人缘最好的人之一。别的家庭父母不许孩子搞摇滚，张炬的父母却难得的开明，总是对张炬的一帮朋友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他家就这样成了一个“据点”。
　　1995年5月11日，张炬在离25岁生日还有6天时，驾驶摩托车遇车祸去世。他离去后，唐朝乐队几经变动，不复辉煌。摇滚圈曾集体为张炬制作过纪念专辑，第一代摇滚歌手基本都加入了录制。
　　高原记录下了那些日子许多珍贵的悼念画面。灵堂里，时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点香致意;葬礼上，灰狼乐队主唱卡尔斯倚在路边石柱上，眼光凄然;原指南针乐队主唱罗琦戴着墨镜，手拿一枝鲜花;为崔健制作音乐的王晓京一身西装，侧身站着;纪念专辑录制时，臧天朔拿着几张纸，上面是他和朋友为张炬创作的《小兄弟》……若干年后，王晓京、臧天朔也成为逝去的名字。
　　如果“告别”厅是最悲伤的岁月，“红磡”就是最辉煌的场景了。1994年12月17日晚8点，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以及作为嘉宾的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表演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被认为是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巅峰。高原当时是魔岩唱片公司的特约摄影师，全程跟随并拍摄，拍了三四十卷胶卷。那一天，她拍下了异常冷静的窦唯、一贯忧郁的张楚和一个爆发的何勇。
　　“那场演出是内地、台湾、香港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成员272人。”高原在自己的书中回忆。“大家还是有些紧张。张楚演出时，吉他手曹钧的琴弦松了。当时都没有经验，不敢停，只好硬着头皮朝下演。但越演越难受，张楚停下来，向观众道歉，希望重新唱一遍。底下掌声一片。”
　　红磡演出报批时，申请的是座位式演出，但现场观众几乎都站了起来，兴奋地大喊大叫，主办方因此被罚。何勇演唱《垃圾场》时，兴奋地把矿泉水浇在了吉他手邓讴歌的头上。台上他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欢蹦的形象，也成为经典符号。
　　不管是演出，还是日常，高原很少摆拍。“那时候胶卷很贵，不像现在拿数码相机、手机可以随便拍。我的一卷胶卷。可能要拍一个月，遇到好玩的、有意思的瞬间才会拍。”整天和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有时候烦了就不想拍了，说‘你别拍了’，那我就不拍了”。
　　正因为如此，高原镜头下的那些人，特别放松，和媒体贴给他们的标签如此不同。张楚躺在飞机座椅上，手拿零食，直愣愣地望着镜头;何勇张大嘴巴、耳边别着一朵小花搞怪;窦唯在演出后台顽皮地朝一个睡熟的朋友弹烟灰;黄觉被一只小黄狗揽住肩膀，逼在沙发角落抱头躲闪。还有躺在床上两只鞋带被系在一起的，挥着树枝打闹嬉戏的，面对着镜头学孙悟空美猴王的，搂着妻子秀恩爱的，把朋友家小婴儿架在脖子上的……所有生活中的温情、喜悦、悲伤、快乐和演出中的“躁”汇聚在一起，完整展现出摇滚这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
　　有人問过高原：“为什么你能拍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高原说：“其实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只是大众和媒体单调地关注他们的某一面而已。”
　　拍摄摇滚纪录片《再见，乌托邦》的导演盛志民评价：高原的拍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种从里向外的角度。“这个圈子不太习惯陌生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尤其是那些猎奇的打扰、捕捉。高原却让大家忘了摄影师的存在。而她的拍摄，本身也是一种本能。”

“我并不是在做一件悲伤的事情”

　　高原与当今世界最贵的摄影师安妮·莱布维茨的早期拍摄风格颇为相似。
　　莱布维茨1969年受聘于《滚石》杂志，开始拍摄一系列的照片。其中最著名的一张是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与妻子小野洋子的。照片上，列侬蜷曲着身体，紧紧抱着小野洋子。几小时后，列侬在家门口遇害。莱布维茨成为最后一位给他拍摄肖像的摄影师。
　　“她早期的东西跟我的很像。我们可能经历都差不多，跟过一些乐队的拍摄。”两人的照片，都曾执着地聚焦于一群摇滚音乐人的训练和生活，真实记录他们的状态。后来安妮·莱布维茨陆续为《名利场》《VOGUE》工作，几乎拍遍了西方所有的一线明星与政坛大腕，黛米·摩尔的全裸怀孕照、水中的凯特·温斯莱特、泳池里的安吉丽娜·朱莉……她能让明星敞开心扉、任其摆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曾在她的建议下摘下皇冠拍摄照片。“她转到了商业摄影，做得非常好。我并没有往那方面转的想法，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从学校毕业至今，高原唯一坐办公室的经历还是在1991年底，缘由是筹备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约翰·丹佛来华演出。“说是在办公室坐班，其实也很散漫。接电话、复印资料，然后跟同事吃个晚饭，就回家了。也就上过一个月吧。”她还为约翰·丹佛拍摄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丹佛戴着牛仔帽和墨镜，抱着女儿。小姑娘在玩耍时摔了一跤，嘴巴和鼻子上还带着磕破的伤口。
　　2000年以后，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高原都没有拍照。她和窦唯结婚，生下女儿窦佳媛，一直在照顾女儿。
　　婚姻遇到了波折，当2006年左右高原重新开始以拍摄为职业时，相机已经从胶片转为数码了，“所以我几乎是重新学习了一遍怎么拍摄”。
　　“这个过程挺难的”，高原说，“我到现在也不会修图，都是找后期。而且我本身是那种胶片时代的摄影师，对PS（PHOTOSHOP，一个图像处理软件）不感兴趣。我也不可能把我拍的照片修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
　　“生动、真实，就是我所追求的。”高原说得笃定。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摇滚音乐人绽放过、灿烂过，随后各自沿着各自的道路迈入新世纪。高原也遇到过自己的迷茫时期。“主要是经济上的，40岁以后，经济压力特别大，突然觉得还有钱这么一个东西。那个时候特别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外面的世界。”
　　对于摇滚圈，她还是坚持在拍，但很多感受却不一样了。“舞台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表现力都很强。但从幕后来看，还是有很大变化的。现在的歌手不太容易释放自己真实的那一面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没有那么熟。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再也拍不到像90年代那么鲜活的图片了。”
　　熟悉的那些“老炮儿”，在高原看来，“差不多都还是老样子”，尽管在媒体眼中，他们已经“退场”。“我选了红磡演唱会大家退场时的那张照片做展览的视觉主图，其实就是这样，在大众眼中，那个灿烂的时光已经退场了。但我今天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大家去伤感。这些照片留住了我很多记忆，在经历过那么多之后，现在给我的都是一些非常温暖的感觉。老狼在开幕式上说，摇滚乐会再返场，我相信一定会的。”
　　高原 生于1971年，摄影师。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拍摄摇滚音乐圈，为大陆摇滚和流行音乐发展几乎所有里程碑式的人物和事件都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此外还涉足影视、戏剧等领域的拍摄。2019年9月13日至11月26日，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生逢灿烂”摄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