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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报社的三楼值班。门卫打电话上来,告知有一位老年读者来访,说是有东西要转交姚杰……
我答复门卫,那就请他上来吧。搁下电话,却搁不下姚杰这个名字。这是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因患脑瘤而被迫辍学,而他的在同一亏损单位工作的父母,别说已无经济能力为他治病,就连每天起码的营养都无法保证。在承受了76次化疗后,这位身高1米82的小伙子体重已减至44公斤,且左颊面神经瘫痪,但他仍在渴望康复,渴望恢复学业。为此,我们报纸发表专稿《一个大学生的渴望》,呼吁社会力量的援助。连日来,读者来信、来电、来访不断,纷纷向姚杰伸出热忱的手……眼下,又有一位老人为此事而来。
20分钟过去了,可那位老年读者并未上来,疑惑之间,走廊里有了响动。只见一位腰背弯曲得接近90度的老人,由门卫陪着,走两步,停一停,慢慢地过来。我现在值班的这幢老楼,星期天是不开电梯的,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呀!
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扶杖而行,步履维艰,我将他搀进值班室之后,他一面放下手中的东西,一面喘气,汗粒从额头沁出。我让他坐下歇歇,还绞了一把凉水毛巾给他。
待缓过气来,老人费劲地抬起了头,他的头颇大,须发白而稀疏,脸上的皮肤皱而松弛,布满了老年斑。老人听觉失灵,生怕别人也听不见,大声告诉我,他看了报纸,很受感动,也很同情姚杰的遭遇。说着,他那双粗糙而青筋凸突的手,抖抖索索地解开系紧了的马甲袋,从中抓捏出60元钱、四支生晒参、一盒蜂蜜即食珍银耳、一小瓶大黄苏打和一封信,要我们转交姚杰,略表自己微薄的心意。信上强调:“……陆拾元给您订一瓶牛奶,牛奶宜饭后吃,空腹吃不太好,晚饭后吃对睡眠有益……”落款是“一老人”。
钱物不多,但情真意挚。老人耳聋,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请您留下地址、姓名。”
老人动作迟缓地摸出随身带的厚厚的放大镜,罩在我写的字上,待一个个地看清后,摇摇头说:“我不想扬名。”
我又写:“您最好还是留下地址、姓名,这也是个手续问题,再说姚杰领受了您的心意后,也好知道是谁的善举。”
老人再次将纸条和放大镜凑近眼睛,放大镜来回移动了好几遍,固执地表示他不愿留下姓名。还问我:“做這种事可不可以不留姓名?”
我笑着写:“当然可以。大热天的,您从哪儿来?”
他用放大镜“照”过我的“书面问话”之后,迟疑了一会儿,才说从普陀区的长寿路赶来,他来连子女都不晓得。
嚯,这么远的路!从他家到我们报社,至少要换两三趟车,而且中间有些路是必须靠脚走的。我对老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可却感受到了淳朴的古道热肠……
炎夏盛暑,一个已届桑榆暮景的老人,从大老远的地方颤巍巍地赶来,向一位贫病交加的大学生“略尽绵薄”,令我为之动容。我通过“笔谈”请他放心:所有捐赠者的钱物,报社都会及时转送到姚杰手中的。
老人透过放大镜看清我写下的“谢谢”两字后,连连作揖。临走前,他又用线绳将钱和物品小心翼翼地扎好,回复成先前的样子。
站在大门口,目送着他那弓一般的身影,真有点放心不下,要不是正在值班,真想送他回去。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交班了,那时,未知老人是否已安然抵家。
我在记事本上登记着老人送来的钱物,揉揉塑料袋里包着的四支生晒参:它们周身起皱,毛须也断落不少,但却能叫人提起精神,给人以活力。这位刚刚离去的不愿披露姓名的老人,不就是一支有着滋补作用的“生晒参”吗?!
我答复门卫,那就请他上来吧。搁下电话,却搁不下姚杰这个名字。这是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因患脑瘤而被迫辍学,而他的在同一亏损单位工作的父母,别说已无经济能力为他治病,就连每天起码的营养都无法保证。在承受了76次化疗后,这位身高1米82的小伙子体重已减至44公斤,且左颊面神经瘫痪,但他仍在渴望康复,渴望恢复学业。为此,我们报纸发表专稿《一个大学生的渴望》,呼吁社会力量的援助。连日来,读者来信、来电、来访不断,纷纷向姚杰伸出热忱的手……眼下,又有一位老人为此事而来。
20分钟过去了,可那位老年读者并未上来,疑惑之间,走廊里有了响动。只见一位腰背弯曲得接近90度的老人,由门卫陪着,走两步,停一停,慢慢地过来。我现在值班的这幢老楼,星期天是不开电梯的,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呀!
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扶杖而行,步履维艰,我将他搀进值班室之后,他一面放下手中的东西,一面喘气,汗粒从额头沁出。我让他坐下歇歇,还绞了一把凉水毛巾给他。
待缓过气来,老人费劲地抬起了头,他的头颇大,须发白而稀疏,脸上的皮肤皱而松弛,布满了老年斑。老人听觉失灵,生怕别人也听不见,大声告诉我,他看了报纸,很受感动,也很同情姚杰的遭遇。说着,他那双粗糙而青筋凸突的手,抖抖索索地解开系紧了的马甲袋,从中抓捏出60元钱、四支生晒参、一盒蜂蜜即食珍银耳、一小瓶大黄苏打和一封信,要我们转交姚杰,略表自己微薄的心意。信上强调:“……陆拾元给您订一瓶牛奶,牛奶宜饭后吃,空腹吃不太好,晚饭后吃对睡眠有益……”落款是“一老人”。
钱物不多,但情真意挚。老人耳聋,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请您留下地址、姓名。”
老人动作迟缓地摸出随身带的厚厚的放大镜,罩在我写的字上,待一个个地看清后,摇摇头说:“我不想扬名。”
我又写:“您最好还是留下地址、姓名,这也是个手续问题,再说姚杰领受了您的心意后,也好知道是谁的善举。”
老人再次将纸条和放大镜凑近眼睛,放大镜来回移动了好几遍,固执地表示他不愿留下姓名。还问我:“做這种事可不可以不留姓名?”
我笑着写:“当然可以。大热天的,您从哪儿来?”
他用放大镜“照”过我的“书面问话”之后,迟疑了一会儿,才说从普陀区的长寿路赶来,他来连子女都不晓得。
嚯,这么远的路!从他家到我们报社,至少要换两三趟车,而且中间有些路是必须靠脚走的。我对老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可却感受到了淳朴的古道热肠……
炎夏盛暑,一个已届桑榆暮景的老人,从大老远的地方颤巍巍地赶来,向一位贫病交加的大学生“略尽绵薄”,令我为之动容。我通过“笔谈”请他放心:所有捐赠者的钱物,报社都会及时转送到姚杰手中的。
老人透过放大镜看清我写下的“谢谢”两字后,连连作揖。临走前,他又用线绳将钱和物品小心翼翼地扎好,回复成先前的样子。
站在大门口,目送着他那弓一般的身影,真有点放心不下,要不是正在值班,真想送他回去。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交班了,那时,未知老人是否已安然抵家。
我在记事本上登记着老人送来的钱物,揉揉塑料袋里包着的四支生晒参:它们周身起皱,毛须也断落不少,但却能叫人提起精神,给人以活力。这位刚刚离去的不愿披露姓名的老人,不就是一支有着滋补作用的“生晒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