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说多难兴邦，可蜀人历经的苦难来得也太多太频了。同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汶川与芦山，地理跨度不过85公里，却在五年内先后经历了两场惨烈的大地震，一次又一次揪动着我们的心。
“5·12”汶川大地震最终导致8万余人死亡或失踪，虽然灾后重建在惊人的中国速度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得以完成，但这场灾难给人们心里留下的创伤至今仍在艰难修复。
2013年4月20日，再过20多天就将迎来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五”常被中国人当做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一些媒体派记者入川，以重访的形式重新审视这场地震。的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历经的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灾害总有它的两面性，既是这个国家的伤痛，也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洗礼。
震后的五年，有形的余震持续了至少两年，无形的余震却延续至今。国如何以民为本？民如何扮演好天下己任的角色？具体而言，如何构建完善的国家灾害应急机制，如何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如何从普世价值上去重新认识灾难与死亡，这些话题持热至今。当然，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焦灼一如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媒体的五周年祭尚未推出，7.0级的芦山地震就在4月20日的8点02分发生了，芦山所在的雅安市，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老天爷似乎有意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完成这场审视。
当然，在地震学上，芦山地震并非汶川地震的余震，前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后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北段，這是两次独立的主震。
五年前的惨烈留下的刻骨印象，让人们对芦山地震产生了预判，心提到了嗓门眼，芦山会否成为第二个汶川？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五年，我们进步了吗？
学校：不那么脆弱，但也不够坚强
芦山汽车站位于新城区，钟楼指针定格在8点02分，它成为了这次地震中的“汉旺钟楼”，然而，幸运的是，芦山并未成为汶川。从芦山汽车站跨过一座桥便进入老城区，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弃城，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屹立，但实际内伤很深，已成危楼。这与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城区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截然不同。
踩着瓦砾，记者来到了芦明小学，学校门口的一家灯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走进校园，教学楼虽然裂痕明显，在不时袭来的余震中看起来似乎摇摇欲坠，但整座学校只有围墙坍塌了一小部分。
孩子们大多已经跟随老城区的大人搬至新城区避难，新城区主干道两侧是近年来新建造的政府办公楼群与体育馆、医院等公共设施，这些建筑大多在强震中出现裂痕，尤以芦山县人民医院裂损最为严重，伤员救治不得不在医院门诊大楼后的帐篷内进行。不过新城区规划没有老城区那么密集，空旷区域较多，利于人们扎帐。
截至4月23日《新民周刊》截稿前，这场地震共造成193人遇难、25人失踪、1万余人受伤。地震的破坏程度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严重。
汶川大地震中伤亡之所以如此惨重，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学校、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建筑物整体垮塌。而此次芦山地震，垮塌与伤亡主要发生在龙山、双石等位于震中区域的乡镇，民宅虽几乎都被夷为平地，但由于大多是一两层的低层建筑，垮塌造成的伤亡也就没有汶川大地震中那么严重。
更为幸运的是，地震发生在周六的上午，学校放假。谈到学校，这是灾后第一时间外界最为关心的一点，人们极其不愿北川中学的一幕重现。《新民周刊》此后又走访了芦山县城所有的中小学以及下属乡镇的一些学校，情形与芦阳小学相似。
之所以没有坍塌，除了地震本身的烈度没有汶川那次厉害外，还有一个原因——芦山的部分学校在上次汶川地震中成为危楼，国家拨款进行了重建。不过让人困惑的是，这些重建的校舍质量到底能不能算通过了地震的检验？
以芦山中学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危楼后，国家拨款重建，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重建耗资高达约5000万元，抗震设计级别为8度，2012年12月28日建成投入使用，但不到半年，却在芦山地震中所有新建校舍严重裂损，再次成为危楼。
这名老师目前住在学校前的帐篷里，他说：“也许专家们会认为没有垮塌就说明达到了抗震级别。”
“但我仍觉得后怕，假如烈度再大一点呢？假如那天孩子们在上课呢？”他认为必须铭记汶川地震的教训，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的建筑。
民宅：抗震能力仍普遍较差
所有的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的狰狞面，那就具有绝大的破坏力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
双石镇双河村，37岁的村民杨双梅和8岁的儿子杨宇杰地震时正在自家二楼，剧烈的摇摆，房屋瞬间倒塌，杨双梅抱着儿子被摔到屋外的小巷子，刚摔到地面，巷子另一边一堵墙壁就到了，直扑母子二人，杨双梅本能地护住了儿子，母子俩瞬间被吞噬，等村民们把他们挖出来时，杨双梅已经没有了呼吸，儿子则得以幸存。
即便飞仙关镇这样的非震中位置的乡镇，房屋倒塌率也高达80%，这样的情形与汶川大地震时极其相似，中国农村的居民住宅普遍为农民自建，出于成本控制与防灾意识的不足，再加上农村建筑队的施工水平低、无监管，农民自建住宅抗震能力普遍较低，稍大一点的地震便会造成较大的破坏。
2008年盈江地震后，政府给受灾户分别发放了数额不等的经济补贴，其中重新建房的人家，如果完全按照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补助，但是最后愿意领取这1万元的村民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认为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建造房屋，成本将超补贴数倍。
如何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尤其是在云贵川这些地质复杂、地震高发又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引导并帮助农民普遍提高住宅的抗震能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家的巨大挑战。
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成都军区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谈及民众的避震常识时很感慨，因为震后两日内，他在帐篷医院内接诊了至少5名在地震时因为慌乱跳楼逃生受伤的村民，而在成都，有3人因为强震发生时惊吓过度跳楼摔死。 “一些人的房屋没倒，却在跑出去时被倒塌的围墙砸死了。”苏永林说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很结实的家具，比如方桌，躲在下面完全可以避震，不能乱跑，除非地震时你就在门口。
不过，在现阶段，提高建筑的抗震能力，在中国恐怕远比提高农民抗震防灾的技能要来得重要且更具现实意义。
地震中有死亡，也有奇迹，芦山县市民杨能珍家的两层砖木结构住宅已经历经了至少两代人，在此次地震中，所有墙壁均已坍塌，四个房间中的三个已经“镂空”，唯一完整的是底层里间的一个卧室，杨能珍的女儿方晓燕地震发生时正躺在这间房间睡回笼觉。方晓燕是一个准妈妈，预产期5月6日，地震发生时，她被房屋剧烈的摇摆吓得半死，卧室的木顶已经被地震波撕裂，但最终在行将坍塌前，地震结束了，方晓燕与腹中胎儿捡回两条命。
对《新民周刊》谈起这段奇迹时，杨能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反复问记者：你说，我们幸运吧！
然而，生命安全不能总寄望于奇迹的发生。
志愿者：人多成“灾”，逐渐成熟
芦山县城，志愿者多到给人一种与灾民一样多的错觉，而且还有更多志愿者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志愿者的行动是最为迅速的，与这种速度相比，高速收费站灾后三小时左右才取消了收费，反应显得迟钝得多。
从雅安、荥经等方向通往芦山的道路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原因就是社会车辆实在太多了。导致生命通道不畅，救护车、消防車、军车与运送救灾设备的专业车辆被逼爬行甚至趴窝。这一幕与汶川地震时何其相似，让人难过的是，20日，一辆载着17名战士的军车在驶往芦山途中因为避让社会车辆爆胎翻车，2名战士牺牲。
当然，爱心是可贵的，爱的苏醒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希望，但我们显然还没学会如何去表达爱，民间救援的规则五年后仍未明晰。
交警无奈之下设卡拦截，所有社会车辆包括采访车在内，一律不得驶入，一道关卡拦不住，就设立两道、三道……一些志愿者不能理解，焦急地要求交警放行：“我们要把物资送进去！”交警不得不一遍遍解释，甚至祈求理解。
4月20日，成都军区第42医院先后派出两支医务组奔赴芦山，但糟糕的路况妨碍了他们的进程，第一支队伍早上9点30分出发，下午3点才抵达芦山，耽误了半个小时，第二支队伍则被整整耽误了5个小时，不得已，领队干部陈凯峰几次跳下车帮助指挥交通。
由于对灾情误判，一些企业以为就像汶川地震时那样，大量人员被埋废墟，派出了重型设备，事实上，由于此次倒塌的主要是农村民宅，伤员第一时间均已由村民挖出或自行爬出，大型设备至少在目前的救灾阶段并不能发挥作用，反倒会占据道路资源。
重型设备被拦截在关卡外，在荥经通往芦山的道路上，一些志愿者举牌恳请非专业志愿者暂时不要前往灾区，给救命通道让路。
得以进入灾区的志愿者表现又如何呢？21日临近中午时，记者在芦山县人民医院门口见到了三女一男，四个年纪在20岁上下的青年人，四人正坐在私家车内怡然自得地抽烟，其中一个女孩子边弹烟灰边告诉记者，她们是来自成都某大学的学生，20日深夜与卡道拦截社会车辆的交警“斗智斗勇”才将车开进了芦山。“我们是来当志愿者的。”女孩说，他们来看看灾情，顺便帮忙搭了搭帐篷、送了一会儿水。记者问他们坐在车内要去哪里，女孩回答：明天周一要上课，我们现在要赶回成都。
就在他们不远处，两名脖子上挂着“征集返程车”纸牌的志愿者，很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一时间涌进芦山的志愿者太多，很多人没有救灾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特别是一些来自雅安、成都、重庆地区的学生看到灾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再加上周一要上课，都在21日急着返回。“长途车站停止运营，学生又向我们求助，要求帮助协调车辆送他们。”
来自云南的志愿者陈诚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五年前自己的影子，“五年前我16岁，什么也不懂就到都江堰当志愿者，后来才逐渐明白当志愿者不能仅靠激情，光有爱心不够。”20日上午，他从云南出发，一路结识了十几个有经验的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团队，接受四川省团委、雅安团市委的统一协调，组织零散的志愿者有序参与救援。
陈诚成了一个小“头头”，他站到志愿者培训处的一个水泥墩上，扯着嗓子对新来的一批志愿者喊话：你们都是很有爱心的，但我希望你们首先想清楚一个问题——我到灾区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
下面，四五十个年轻的面孔一脸迷茫，陈诚说，“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想的是希望能尽快去废墟里用手挖人？”
有人已经急了，“那还不快带我们去？！”陈诚却回答，“昨天，一个志愿者到震中救灾，却被村民骂了出来，村民骂他，请你走，你知道我们要什么吗？你什么都不带，来干什么？”
陈诚提醒面前的年轻人们要了解灾情与需求，当志愿者不是赶时髦，灾区更不是秀场。记者注意到一名身着旧式军装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伍军人，灾后两日里不断以志愿者身份接受媒体采访，却始终没有见到他参与志愿行动，哪怕是在搬运物资时搭把手。这名男子质问陈诚为何迟迟不给他们发袖章、手套、服装，陈诚哭笑不得：“你来灾区是干什么的？志愿者首先就是不要给灾区增加负担。”
33岁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李岩是个暴脾气，他忍不住想骂人：“一点户外经验都没有，穿着裙子、皮鞋就来灾区？有些人来兜一圈，主要内容就是自拍发微博。”五年前，李岩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当年的一批现在都成熟了，问题是，新的一批年轻人，当年由于年纪小或者其他原因错过了汶川地震，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地震发生后最初三天内应该让专业救援队以及专业志愿者进入，其他非专业志愿者最好三天后再进来做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前锋”与“后卫”的关系。
不过，李岩觉得与五年前相比，官方对志愿者的组织协调工作已经进步了不少，“汶川地震半个月左右才开始对志愿者统一组织，这次第一天就设立了登记处。” 这五年内，一些专业志愿者组织也逐渐成熟，壹基金成立了一个全国救援联盟，李岩所在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就在这个联盟里。联盟的成员多是专业户外人员，平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芦山地震发生后，这个救援联盟组成了多支梯队，到芦山各个乡镇考察灾情，将情况反馈给后方，后方再针对性组织救援。
“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营、一盘散沙。”
医护：救治能力更强，组织更有序
4月20日深夜11点55分，12岁的女孩高诗琴被抬进了芦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后面的帐篷医院，生命体征不稳，命悬一线。
成都军区第42医院在灾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芦山，带来了一台手术车、一台透视车以及两辆救护车，并搭起了帐篷医院。“汶川地震时，我们医院也是第一时间进入北川中学展开救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这一次的救灾显得更主动、更有效。”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告诉《新民周刊》。
高诗琴是宝兴县灵光镇人，地震时自家房屋坍塌，把她砸在废墟里，她挣扎着从废墟里爬了出来，由于道路被毁，直到深夜才被送至芦山。经过检查，她存在血气胸、脾破裂以及多处器官损伤。
手术迅速在部队手术车上顺利进行，而后被抬进重伤员帐篷养伤，苏永林说：“如果在汶川地震时，她只能转送成都救治，恐怕在路上就已经……”
由于灾情与汶川地震时不同，所谓的72小时黄金期表现并没有上一次紧迫。主治医师李波告诉《新民周刊》，与汶川地震挤压伤为主不同，芦山地震伤员主要是不同程度的软组织受伤。汶川地震时，李波曾在北川废墟处进行了三场截肢手术，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可是“不截肢，坏死的肢体就会释放毒素危及伤员性命”。
此次芦山地震，让李波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迄今至少第42医院接诊的伤员中没有一例截肢或者终身残疾。他认为汶川地震积累的经验在这次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汶川地震初期，各地自发赶至灾区的医疗队出现了扎堆现象。李波认为，这一次有了国家卫计委的统一部署，根据灾情需要从各地抽调医务人员并合理分配，这使得救治工作显得有序得多。
媒体：行为克制，报道仍欠理性
以汶川地震的经验对芦山地震作出的预判，导致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了误判。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蜂拥而至，而后发现灾情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整个社会的悲情以及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救灾的激情已经被点燃，至今仍未理性消退。
汶川地震时，一些媒体记者的表现让人失望，比如没有灾难报道的经验，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就冒冒失失跑到灾区，最终成为救助的对象；比如采访过程中，逾越新闻伦理，对尸体不够尊重，为了新闻效果，干扰救援、过度打扰重伤员、反复勾起幸存者惨痛的经历；比如，在报道中过于渲染悲情，对血腥场面不加处理。
媒体，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媒体展开了反思，此后又参与了东日本大地震的报道。“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在此次芦山地震中，媒体记者整体表现较为克制，当交通堵塞，交警设卡拦截包括采访车在内的一切社会车辆时，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在采访过程中，汶川地震时广为诟病的表现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媒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平台对外界发出理性的呼声，向外界及时传递灾区的各种所需。
当然，媒体的表现依然被评论认为缺乏足够的理性与专业，报道仍然过于煽情，喜好树立“最美”形象。
红会：收获一堆“滚”，正力改形象
民间公益团体在芦山地震发生后走上台前，最惹眼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公开报道显示，地震首日，壹基金筹得款项1000多万元，超出中国红十字会筹得的3万多元。壹基金官方微博公开的信息显示，截至4月21日共收到善款4000余万元。
汶川地震后，受郭美美、“天价饭局”等事件的影响，红十字会遭遇公信力滑铁卢，这对红十字会而言也可谓一场“大地震”。五年前，人们将一笔笔善款打入红十字会的账户，五年后的今天引人深思的鲜明对比是，人们将捐款投向了壹基金，而红十字会则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一堆“滚”。
红十字会能够抓住芦山地震这个契机重拾人们的信心？4月20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飞赴灾区参与红十字系统一线救灾工作。
“对应不同受灾程度，目前本次社会捐助情况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期相比，大体相当，我们对红十字会的筹资情况还是很有信心的，”赵白鸽强调，红十字会与所有慈善组织是合作伙伴关系，“大灾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亟需帮助救援的灾区群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竞争关系。”
她表示，这次救援较汶川地震更加科学、系统、理性，中国红十字会欢迎社会和媒体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对于网友举报的违规现象，将发现一例、处置一例，绝不手软。截至4月22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捐赠款物12234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4247万元。
四川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丁地禄告诉《新民周刊》，中国红十字会共计派出23支救援队400名队员、113台救援车辆前往灾区救援。
他认为外界不能受到一些负面声音的干扰，要看到红十字会在抗震救灾中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他回答：“不管别人怎么说，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救援体系：注重实际，协调仍不够
由于担心人们对灾情误判，物资捐助过剩，民政部号召民众以钱代物的方式支援灾区。四川交警总队发出通告，为确保救灾物资按计划顺利运往灾区，抗震救灾物资一律实行第三方转运，先运输到雅安多营镇华丰物流公司，再按计划组织运往灾区，所有运输车辆应服从交警指挥，严禁擅自驶往灾区。国务院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和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要前往灾区。
总体而言，此次救灾的组织工作比汶川地震时有序得多。实际上，灾区的救灾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协调不好，救灾力量也可能相互对冲。根据灾害损失的等级，制定合理的应急措施才是关键。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较五年前，各单位和团体到灾区的情况确实没那么严重，救援队伍扛着彩旗招摇过市的景象也没有见到。不过，救灾物资以及志愿者过于集中在芦山县城，以至于县城里的市民在各个发放点重复领取，而在下面的乡镇，断水断粮的受灾群众不得已在路边举起了“缺水、缺粮”的牌子，同样受灾严重的天全县距芦山縣不过35公里，却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这种状况一直到4月22日才得以缓解。上午，接受短暂培训后的志愿者们开始徒步进入乡镇协助发放物资。下午4点左右，四架分别装载食品等物资的军用直升机从成空驻邛某军用机场起飞前往芦山县的太平镇和宝兴县实施空投，这也是黄金救援72小时内首次实施的物品空投任务。太平镇玉溪村三合头组和旁边的山上接近300人被困，因为房屋倒塌严重，积极自救的村民现在严重缺乏水、食物，没有一顶帐篷，还有不少婴儿没有奶粉喝。
李岩认为，民间救援组织应该被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加以规范管理和行动协调。在他的设想中，专业民间救援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快速对灾区进行人员伤亡、损失、物资需求等方面的评估。救援指挥可以据此优化调配救援人员及物资。
他说：“目前的统一协调显然不够。”
“5·12”汶川大地震最终导致8万余人死亡或失踪，虽然灾后重建在惊人的中国速度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得以完成，但这场灾难给人们心里留下的创伤至今仍在艰难修复。
2013年4月20日，再过20多天就将迎来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祭，“五”常被中国人当做重要的时间节点，因此，一些媒体派记者入川，以重访的形式重新审视这场地震。的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历经的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灾害总有它的两面性，既是这个国家的伤痛，也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次洗礼。
震后的五年，有形的余震持续了至少两年，无形的余震却延续至今。国如何以民为本？民如何扮演好天下己任的角色？具体而言，如何构建完善的国家灾害应急机制，如何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如何从普世价值上去重新认识灾难与死亡，这些话题持热至今。当然，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焦灼一如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媒体的五周年祭尚未推出，7.0级的芦山地震就在4月20日的8点02分发生了，芦山所在的雅安市，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老天爷似乎有意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帮助人们完成这场审视。
当然，在地震学上，芦山地震并非汶川地震的余震，前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后者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北段，這是两次独立的主震。
五年前的惨烈留下的刻骨印象，让人们对芦山地震产生了预判，心提到了嗓门眼，芦山会否成为第二个汶川？
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五年，我们进步了吗？
学校：不那么脆弱，但也不够坚强
芦山汽车站位于新城区，钟楼指针定格在8点02分，它成为了这次地震中的“汉旺钟楼”，然而，幸运的是，芦山并未成为汶川。从芦山汽车站跨过一座桥便进入老城区，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弃城，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屹立，但实际内伤很深，已成危楼。这与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城区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截然不同。
踩着瓦砾，记者来到了芦明小学，学校门口的一家灯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走进校园，教学楼虽然裂痕明显，在不时袭来的余震中看起来似乎摇摇欲坠，但整座学校只有围墙坍塌了一小部分。
孩子们大多已经跟随老城区的大人搬至新城区避难，新城区主干道两侧是近年来新建造的政府办公楼群与体育馆、医院等公共设施，这些建筑大多在强震中出现裂痕，尤以芦山县人民医院裂损最为严重，伤员救治不得不在医院门诊大楼后的帐篷内进行。不过新城区规划没有老城区那么密集，空旷区域较多，利于人们扎帐。
截至4月23日《新民周刊》截稿前，这场地震共造成193人遇难、25人失踪、1万余人受伤。地震的破坏程度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严重。
汶川大地震中伤亡之所以如此惨重，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学校、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建筑物整体垮塌。而此次芦山地震，垮塌与伤亡主要发生在龙山、双石等位于震中区域的乡镇，民宅虽几乎都被夷为平地，但由于大多是一两层的低层建筑，垮塌造成的伤亡也就没有汶川大地震中那么严重。
更为幸运的是，地震发生在周六的上午，学校放假。谈到学校，这是灾后第一时间外界最为关心的一点，人们极其不愿北川中学的一幕重现。《新民周刊》此后又走访了芦山县城所有的中小学以及下属乡镇的一些学校，情形与芦阳小学相似。
之所以没有坍塌，除了地震本身的烈度没有汶川那次厉害外，还有一个原因——芦山的部分学校在上次汶川地震中成为危楼，国家拨款进行了重建。不过让人困惑的是，这些重建的校舍质量到底能不能算通过了地震的检验？
以芦山中学为例，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危楼后，国家拨款重建，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重建耗资高达约5000万元，抗震设计级别为8度，2012年12月28日建成投入使用，但不到半年，却在芦山地震中所有新建校舍严重裂损，再次成为危楼。
这名老师目前住在学校前的帐篷里，他说：“也许专家们会认为没有垮塌就说明达到了抗震级别。”
“但我仍觉得后怕，假如烈度再大一点呢？假如那天孩子们在上课呢？”他认为必须铭记汶川地震的教训，要把学校建成最牢固的建筑。
民宅：抗震能力仍普遍较差
所有的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的狰狞面，那就具有绝大的破坏力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
双石镇双河村，37岁的村民杨双梅和8岁的儿子杨宇杰地震时正在自家二楼，剧烈的摇摆，房屋瞬间倒塌，杨双梅抱着儿子被摔到屋外的小巷子，刚摔到地面，巷子另一边一堵墙壁就到了，直扑母子二人，杨双梅本能地护住了儿子，母子俩瞬间被吞噬，等村民们把他们挖出来时，杨双梅已经没有了呼吸，儿子则得以幸存。
即便飞仙关镇这样的非震中位置的乡镇，房屋倒塌率也高达80%，这样的情形与汶川大地震时极其相似，中国农村的居民住宅普遍为农民自建，出于成本控制与防灾意识的不足，再加上农村建筑队的施工水平低、无监管，农民自建住宅抗震能力普遍较低，稍大一点的地震便会造成较大的破坏。
2008年盈江地震后，政府给受灾户分别发放了数额不等的经济补贴，其中重新建房的人家，如果完全按照政府规定的质量标准，就可以获得1万元现金补助，但是最后愿意领取这1万元的村民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认为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建造房屋，成本将超补贴数倍。
如何制定出更好的政策，尤其是在云贵川这些地质复杂、地震高发又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引导并帮助农民普遍提高住宅的抗震能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国家的巨大挑战。
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成都军区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谈及民众的避震常识时很感慨，因为震后两日内，他在帐篷医院内接诊了至少5名在地震时因为慌乱跳楼逃生受伤的村民，而在成都，有3人因为强震发生时惊吓过度跳楼摔死。 “一些人的房屋没倒，却在跑出去时被倒塌的围墙砸死了。”苏永林说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很结实的家具，比如方桌，躲在下面完全可以避震，不能乱跑，除非地震时你就在门口。
不过，在现阶段，提高建筑的抗震能力，在中国恐怕远比提高农民抗震防灾的技能要来得重要且更具现实意义。
地震中有死亡，也有奇迹，芦山县市民杨能珍家的两层砖木结构住宅已经历经了至少两代人，在此次地震中，所有墙壁均已坍塌，四个房间中的三个已经“镂空”，唯一完整的是底层里间的一个卧室，杨能珍的女儿方晓燕地震发生时正躺在这间房间睡回笼觉。方晓燕是一个准妈妈，预产期5月6日，地震发生时，她被房屋剧烈的摇摆吓得半死，卧室的木顶已经被地震波撕裂，但最终在行将坍塌前，地震结束了，方晓燕与腹中胎儿捡回两条命。
对《新民周刊》谈起这段奇迹时，杨能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反复问记者：你说，我们幸运吧！
然而，生命安全不能总寄望于奇迹的发生。
志愿者：人多成“灾”，逐渐成熟
芦山县城，志愿者多到给人一种与灾民一样多的错觉，而且还有更多志愿者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志愿者的行动是最为迅速的，与这种速度相比，高速收费站灾后三小时左右才取消了收费，反应显得迟钝得多。
从雅安、荥经等方向通往芦山的道路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原因就是社会车辆实在太多了。导致生命通道不畅，救护车、消防車、军车与运送救灾设备的专业车辆被逼爬行甚至趴窝。这一幕与汶川地震时何其相似，让人难过的是，20日，一辆载着17名战士的军车在驶往芦山途中因为避让社会车辆爆胎翻车，2名战士牺牲。
当然，爱心是可贵的，爱的苏醒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希望，但我们显然还没学会如何去表达爱，民间救援的规则五年后仍未明晰。
交警无奈之下设卡拦截，所有社会车辆包括采访车在内，一律不得驶入，一道关卡拦不住，就设立两道、三道……一些志愿者不能理解，焦急地要求交警放行：“我们要把物资送进去！”交警不得不一遍遍解释，甚至祈求理解。
4月20日，成都军区第42医院先后派出两支医务组奔赴芦山，但糟糕的路况妨碍了他们的进程，第一支队伍早上9点30分出发，下午3点才抵达芦山，耽误了半个小时，第二支队伍则被整整耽误了5个小时，不得已，领队干部陈凯峰几次跳下车帮助指挥交通。
由于对灾情误判，一些企业以为就像汶川地震时那样，大量人员被埋废墟，派出了重型设备，事实上，由于此次倒塌的主要是农村民宅，伤员第一时间均已由村民挖出或自行爬出，大型设备至少在目前的救灾阶段并不能发挥作用，反倒会占据道路资源。
重型设备被拦截在关卡外，在荥经通往芦山的道路上，一些志愿者举牌恳请非专业志愿者暂时不要前往灾区，给救命通道让路。
得以进入灾区的志愿者表现又如何呢？21日临近中午时，记者在芦山县人民医院门口见到了三女一男，四个年纪在20岁上下的青年人，四人正坐在私家车内怡然自得地抽烟，其中一个女孩子边弹烟灰边告诉记者，她们是来自成都某大学的学生，20日深夜与卡道拦截社会车辆的交警“斗智斗勇”才将车开进了芦山。“我们是来当志愿者的。”女孩说，他们来看看灾情，顺便帮忙搭了搭帐篷、送了一会儿水。记者问他们坐在车内要去哪里，女孩回答：明天周一要上课，我们现在要赶回成都。
就在他们不远处，两名脖子上挂着“征集返程车”纸牌的志愿者，很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一时间涌进芦山的志愿者太多，很多人没有救灾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特别是一些来自雅安、成都、重庆地区的学生看到灾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再加上周一要上课，都在21日急着返回。“长途车站停止运营，学生又向我们求助，要求帮助协调车辆送他们。”
来自云南的志愿者陈诚从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五年前自己的影子，“五年前我16岁，什么也不懂就到都江堰当志愿者，后来才逐渐明白当志愿者不能仅靠激情，光有爱心不够。”20日上午，他从云南出发，一路结识了十几个有经验的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团队，接受四川省团委、雅安团市委的统一协调，组织零散的志愿者有序参与救援。
陈诚成了一个小“头头”，他站到志愿者培训处的一个水泥墩上，扯着嗓子对新来的一批志愿者喊话：你们都是很有爱心的，但我希望你们首先想清楚一个问题——我到灾区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
下面，四五十个年轻的面孔一脸迷茫，陈诚说，“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想的是希望能尽快去废墟里用手挖人？”
有人已经急了，“那还不快带我们去？！”陈诚却回答，“昨天，一个志愿者到震中救灾，却被村民骂了出来，村民骂他，请你走，你知道我们要什么吗？你什么都不带，来干什么？”
陈诚提醒面前的年轻人们要了解灾情与需求，当志愿者不是赶时髦，灾区更不是秀场。记者注意到一名身着旧式军装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伍军人，灾后两日里不断以志愿者身份接受媒体采访，却始终没有见到他参与志愿行动，哪怕是在搬运物资时搭把手。这名男子质问陈诚为何迟迟不给他们发袖章、手套、服装，陈诚哭笑不得：“你来灾区是干什么的？志愿者首先就是不要给灾区增加负担。”
33岁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李岩是个暴脾气，他忍不住想骂人：“一点户外经验都没有，穿着裙子、皮鞋就来灾区？有些人来兜一圈，主要内容就是自拍发微博。”五年前，李岩也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当年的一批现在都成熟了，问题是，新的一批年轻人，当年由于年纪小或者其他原因错过了汶川地震，现在觉得机会来了……”
“地震发生后最初三天内应该让专业救援队以及专业志愿者进入，其他非专业志愿者最好三天后再进来做发放物资等辅助性工作。”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前锋”与“后卫”的关系。
不过，李岩觉得与五年前相比，官方对志愿者的组织协调工作已经进步了不少，“汶川地震半个月左右才开始对志愿者统一组织，这次第一天就设立了登记处。” 这五年内，一些专业志愿者组织也逐渐成熟，壹基金成立了一个全国救援联盟，李岩所在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就在这个联盟里。联盟的成员多是专业户外人员，平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芦山地震发生后，这个救援联盟组成了多支梯队，到芦山各个乡镇考察灾情，将情况反馈给后方，后方再针对性组织救援。
“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营、一盘散沙。”
医护：救治能力更强，组织更有序
4月20日深夜11点55分，12岁的女孩高诗琴被抬进了芦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后面的帐篷医院，生命体征不稳，命悬一线。
成都军区第42医院在灾后第一时间赶到了芦山，带来了一台手术车、一台透视车以及两辆救护车，并搭起了帐篷医院。“汶川地震时，我们医院也是第一时间进入北川中学展开救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这一次的救灾显得更主动、更有效。”第42医院副院长苏永林告诉《新民周刊》。
高诗琴是宝兴县灵光镇人，地震时自家房屋坍塌，把她砸在废墟里，她挣扎着从废墟里爬了出来，由于道路被毁，直到深夜才被送至芦山。经过检查，她存在血气胸、脾破裂以及多处器官损伤。
手术迅速在部队手术车上顺利进行，而后被抬进重伤员帐篷养伤，苏永林说：“如果在汶川地震时，她只能转送成都救治，恐怕在路上就已经……”
由于灾情与汶川地震时不同，所谓的72小时黄金期表现并没有上一次紧迫。主治医师李波告诉《新民周刊》，与汶川地震挤压伤为主不同，芦山地震伤员主要是不同程度的软组织受伤。汶川地震时，李波曾在北川废墟处进行了三场截肢手术，作为一名医生，他并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可是“不截肢，坏死的肢体就会释放毒素危及伤员性命”。
此次芦山地震，让李波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迄今至少第42医院接诊的伤员中没有一例截肢或者终身残疾。他认为汶川地震积累的经验在这次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汶川地震初期，各地自发赶至灾区的医疗队出现了扎堆现象。李波认为，这一次有了国家卫计委的统一部署，根据灾情需要从各地抽调医务人员并合理分配，这使得救治工作显得有序得多。
媒体：行为克制，报道仍欠理性
以汶川地震的经验对芦山地震作出的预判，导致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出现了误判。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蜂拥而至，而后发现灾情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整个社会的悲情以及汶川地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救灾的激情已经被点燃，至今仍未理性消退。
汶川地震时，一些媒体记者的表现让人失望，比如没有灾难报道的经验，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就冒冒失失跑到灾区，最终成为救助的对象；比如采访过程中，逾越新闻伦理，对尸体不够尊重，为了新闻效果，干扰救援、过度打扰重伤员、反复勾起幸存者惨痛的经历；比如，在报道中过于渲染悲情，对血腥场面不加处理。
媒体，就像整个国家一样，面对灾难这个命题，其实都在摸索与逐步完善的阶段，在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媒体展开了反思，此后又参与了东日本大地震的报道。“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在此次芦山地震中，媒体记者整体表现较为克制，当交通堵塞，交警设卡拦截包括采访车在内的一切社会车辆时，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在采访过程中，汶川地震时广为诟病的表现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媒体不断通过自己的平台对外界发出理性的呼声，向外界及时传递灾区的各种所需。
当然，媒体的表现依然被评论认为缺乏足够的理性与专业，报道仍然过于煽情，喜好树立“最美”形象。
红会：收获一堆“滚”，正力改形象
民间公益团体在芦山地震发生后走上台前，最惹眼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公开报道显示，地震首日，壹基金筹得款项1000多万元，超出中国红十字会筹得的3万多元。壹基金官方微博公开的信息显示，截至4月21日共收到善款4000余万元。
汶川地震后，受郭美美、“天价饭局”等事件的影响，红十字会遭遇公信力滑铁卢，这对红十字会而言也可谓一场“大地震”。五年前，人们将一笔笔善款打入红十字会的账户，五年后的今天引人深思的鲜明对比是，人们将捐款投向了壹基金，而红十字会则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一堆“滚”。
红十字会能够抓住芦山地震这个契机重拾人们的信心？4月20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飞赴灾区参与红十字系统一线救灾工作。
“对应不同受灾程度，目前本次社会捐助情况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时期相比，大体相当，我们对红十字会的筹资情况还是很有信心的，”赵白鸽强调，红十字会与所有慈善组织是合作伙伴关系，“大灾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亟需帮助救援的灾区群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竞争关系。”
她表示，这次救援较汶川地震更加科学、系统、理性，中国红十字会欢迎社会和媒体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对于网友举报的违规现象，将发现一例、处置一例，绝不手软。截至4月22日17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共计收到捐赠款物12234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到4247万元。
四川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丁地禄告诉《新民周刊》，中国红十字会共计派出23支救援队400名队员、113台救援车辆前往灾区救援。
他认为外界不能受到一些负面声音的干扰，要看到红十字会在抗震救灾中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他回答：“不管别人怎么说，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救援体系：注重实际，协调仍不够
由于担心人们对灾情误判，物资捐助过剩，民政部号召民众以钱代物的方式支援灾区。四川交警总队发出通告，为确保救灾物资按计划顺利运往灾区，抗震救灾物资一律实行第三方转运，先运输到雅安多营镇华丰物流公司，再按计划组织运往灾区，所有运输车辆应服从交警指挥，严禁擅自驶往灾区。国务院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和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要前往灾区。
总体而言，此次救灾的组织工作比汶川地震时有序得多。实际上，灾区的救灾力量并非越多越好。如果协调不好，救灾力量也可能相互对冲。根据灾害损失的等级，制定合理的应急措施才是关键。
记者在现场看到，相较五年前，各单位和团体到灾区的情况确实没那么严重，救援队伍扛着彩旗招摇过市的景象也没有见到。不过，救灾物资以及志愿者过于集中在芦山县城，以至于县城里的市民在各个发放点重复领取，而在下面的乡镇，断水断粮的受灾群众不得已在路边举起了“缺水、缺粮”的牌子，同样受灾严重的天全县距芦山縣不过35公里，却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这种状况一直到4月22日才得以缓解。上午，接受短暂培训后的志愿者们开始徒步进入乡镇协助发放物资。下午4点左右，四架分别装载食品等物资的军用直升机从成空驻邛某军用机场起飞前往芦山县的太平镇和宝兴县实施空投，这也是黄金救援72小时内首次实施的物品空投任务。太平镇玉溪村三合头组和旁边的山上接近300人被困，因为房屋倒塌严重，积极自救的村民现在严重缺乏水、食物，没有一顶帐篷，还有不少婴儿没有奶粉喝。
李岩认为，民间救援组织应该被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加以规范管理和行动协调。在他的设想中，专业民间救援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快速对灾区进行人员伤亡、损失、物资需求等方面的评估。救援指挥可以据此优化调配救援人员及物资。
他说：“目前的统一协调显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