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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化和教养模式，塑造了中国留学生过度压抑自我感受、盲目追求完美的筋骨，而热衷名校、在学业上自我加压的行为，无形之中又强化着已有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留学生逐渐萌发的自我意识，在国外崇尚自由与个性的土壤里得以释放。人格尚未发展完全的中国留学生，暴露在中西方两种差异颇大的文化之中，倘若适逢心理调适的滞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抗与妥协就成了人生的必修课。
2017年7月末，一名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其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巨大的压力情绪，疑似有轻生念头。尽管在网友和专业机构的帮助之下，最终并未酿成悲剧，但是，这起意外事件，让中国留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这，也并非近年来发生的唯一一起中国留学生自杀事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没有该事件中主人公这般幸运。
2017年6月，加利福利亚圣地亚哥刚刚本科毕业的华裔男子Yining Zhao，驾驶一辆白色敞篷汽车撞击道路隔离带，在车辆损毁后步行至桥边一跃而下，自杀身亡；
2017年2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的中国留学生刘薇薇，在寝室内自杀身亡；
2016年12月，就读于俄州州立大学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专业的学生刘凯风饮弹自 尽；
2016年11月，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陆某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自杀；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陆某，跳进冰冷刺骨的密歇根湖自 杀；
同年1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研究生张某疑跳崖自杀，半年后警方才找到她的尸体。
智商高、成绩优异、就读于名校、家境优渥，往往是中国留学生的群体印象，然而正是这些天之骄子，近年来却频频选择自杀。是中国教育体制之下痼疾深重，还是学生自身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亦或是环境改变后的水土不服？近年来，中国留学生频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禁引人深思，异国他乡的追梦地，究竟是伊甸园还是乌托邦？
“那么想死却又那么怕死”
直播背后隐藏的求救信号
“我曾梦想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澳洲的生活。为了获得学位，花费了巨额费用，但现在真的身心俱疲。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受够了精神疾病的折磨。我无法集中精神，也不能学习，感觉自己深陷在黑洞里，一点都不快乐。再见，我亲爱的大学伙伴们，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说，家以外的地方会更美好。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
这是一名留学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的Facebook上所发的帖子。寥寥数语，宣泄着自身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且流露出疑似想要轻生的念头。
据悉，这名中国留学生来自于中国的甘肃省兰州市，目前在布里斯班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一年前，她满怀憧憬与希望，来到澳洲开始了自己的求学梦。在留学生涯开始之前，其在社交网络上的照片和分享，洋溢着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的朝气。
然而一年的留学生活过后，她发文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够了精神疾病的折磨，“我们坐了10多个小时飞机来到这里，但所有的蓝图都只是泡影。”同时，这名同学还吐槽了澳洲的教育，认为澳洲大学招生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我的家人离我很远，他们总说我在这里花了多少钱，而这里的人充斥着种族主义，亚洲人并不受欢 迎。”
对于类似的微博直播自杀事件，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读心理学的顾梦媞，有着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在做秀，是真自杀还是假自杀，她会选择这样极端的一个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很难的坎儿，有很多的无助，需要被关注，需要被理解。她产生了很多自己无法吸收和调控的情绪，这点肯定是真的，毋庸置疑的。”而在顾梦媞看来，选择社交网络直播和倾诉，则隐藏着其潜意识里想要获得救助的动机。
在2009年到2013年间，顾梦媞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心理学，留澳期间，曾在澳洲自杀求助热线Lifeline做过一年的志愿者，回国后开创了首个专注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公众号—留学心理程。
尽管无法被断定是否患上了抑郁症，但是这名中国女留学生当时经历着强烈的抑郁情绪的折磨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一个令人心痛的真相是，中国留学生群体正是抑郁情绪群体中脆弱的受害者。中国留学生因患有抑郁症而导致自杀、学业不达标、退学等的报道层出不穷，面对中外的巨大文化差异，新生活的适应，学习竞争，来自父母家人的期许与压力，甚至经济负担，中国留学生比本地学生更易受到心理问题的侵 袭。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那些我曾经非常热衷的事情，现在根本不想做……我回到家，看到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灯在闪，我不但不会因为听到朋友们的声音感到兴奋，反而会想怎么有这么多人等我回电话；有时该吃午饭了，我却开始想，我还得把食物拿出来放到盘子里，得切，得嚼，得咽，那让我感觉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抑郁是全年无休的，就像是在过膝泥潭里深陷，只要停止挣扎，你就会被淹没。”—中国留学生Andrew Solomon的自述。
“留学孤独症”群体初探
留学生心理问题中的文化偏见
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突破了50万。这些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背后却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不易。留学环境极易造成孤僻的小环境，从而导致很多负面情绪无法得到释放而累积。学业、经济、语言、就业等诸多困难之下，很多中国留学生渐渐得上了“留学孤独症”。
倘若深究，现象的背后，或许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对于心理问题有史以来的偏见。对于这个问题，顾梦媞感触颇深。“毋庸置疑，父母对于心理健康的漠视以及中国文化中對于精神疾病强烈的病耻感，会让留学生难以向外界展现出内心的不安定，进而阻碍他们及时主动的寻求专业帮助。”顾梦媞告诉《留学》记者。
据顾梦媞介绍，在中文里，精神疾病与表示神经错乱的“神经病”是同义词。而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一些亚裔文化家庭中，自杀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似乎就等于是耻辱。而这种病耻感（stigma）也被深深烙印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中。在韩国，为了保全家族荣耀，会隔离家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而且“精神病人”也是一个侮辱性词汇。在印度，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自杀”都与“自作乐”谐音，因为社会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而这样的耻辱感，在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度，却是不存在的。在英语中，vulnerable指生理和情绪上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它和weak所表达的懦弱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中国，情感脆弱在绝大多数语境下，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人格或者意志力上的软弱。
与此同步，传统教养方式之下，中国父母很少去回应子女的情绪。“在他们看来，子女情绪上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子女的意志力来调节。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很聪明、成功，GPA很高，能够应付任何事情，所以不会有心理疾病。但事实上，越是为了维持表面完美的形象，越是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中国的家庭中，这些压力和情绪问题只能被子女深埋心底。”顾梦媞说。
可想而知，这种文化气氛之下，中国留学生难以获得来自家人的理解，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长此以往，留学生群体中，精神疾病患者逐渐增多，而且不愿意主动寻求精神健康援助。
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成压力源泉
大学成常见心理问题第一次浮现期
在传统的东方文明教养之下，中国的留学生在骨子里保留了对于完美主义的追求，因此在学业和生活上，极易对自己产生苛责。常年受精英文化的熏陶，中国留学生对于名校向来热衷，无形中强化了学生在早年经历和社会化过程中被灌输的完美主义信念。“越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越有动力和机会进入名校；而过度的对自己严格要求，就有可能脱离实际造成压力负担。”顾梦媞告诉《留学》记者说。
然而即使是在当下，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公众视角里，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会产生抑郁或者精神问题，往往只是因为“融入得不够好”。因此，社会上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各种go and talk to people的鸡汤指导，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振作起来。然而在顾梦媞看来，学校的制度以及如今的教育文化都可能会为学生间蔓延的心理问题推波助澜。
在大学校园，学生极易产生抑郁情绪，而且心理健康问题频发。哈佛大学健康中心主任，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的Paul Barreira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大学时期是很多常见心理问题第一次浮现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人生中第一次远离家乡，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学术压力，以及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压力过大实属正常。这些学生往往成绩很好，但是缺乏对情绪的处理能力，所以当面对负面事件时，他们很脆弱，脆弱到不知所措。
这样的现象，近年来也不乏数据上的支撑。一份2015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47%的博士生和37%的硕士生有抑郁症状，而近10%的本科新生表示自己时常感到抑郁，只有5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情绪是健康的。
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美国高校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基本上每所大学都有较为完善的应对措施。据统计，耶鲁大学40%的本科生在毕业前使用过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由于申请心理救助的学生人数暴涨，乔治·华盛顿大学在2016年收取每位学生额外1667美元的学费用于支付精神健康服 务。
精英文化熏陶下的“伪装者”
正确的自我认知是绕不开的成长话题
自小深受精英文化的晕染，中国留学生有着“伪装”自己的本能。“看到身边有着不同领域的精英，却看不到整天哭哭啼啼说自己压力大受不了的‘懦夫’。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往往更难学会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只能把自己的脆弱悲伤和焦虑掩盖起来。”在顾梦媞看来，为了不会显得和学校的精英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留学生遇到问题不易向外界表露。
在运营留学心理程公号期间，顾梦媞曾将导致留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归为了八大类，学业压力、社交缺位、情感问题占据了前三名。“最大一块肯定是学业上带来的压力，这时留学生的学习方式就需要调整，而且语言上一定要过关，否则听不懂，就会有压力，甚至拖延。”
“社交方面，留学生到了国外，做什么事情经常都会是一个人，想交朋友也很难，因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外国的朋友总觉得会有文化差异。所以很多人特别是新生，一开始在社交上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交不到朋友，更交不到知心的朋友，这就会直接导致他遇到问题没有渠道去倾诉，情绪就会积压。”顾梦媞说。
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在顾梦媞看来，最终都指向了留学生自身，即留学生对自己的否定、对自己的不接纳。“出国以后会面临很大的一个环境改变的问题，你对自己的看法也相应地会有改变。学业、社交、恋爱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最后都会指向自我认知，即你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顾梦媞认为，很多出现心理问题的留学生，归根结底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有些留学生出国之后，英语不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功，只会花家里的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进而产生浓厚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心理。”
因此，顾梦媞指出了消除自我认知偏差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意识到“杰出”并不等同于学业成绩、奖杯、地位或者他人的认同，在顾梦媞看来，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功课。“尽管这些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它们本身与一个人是否心理健康、生活幸福没有关系。”
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顾梦媞对于人的价值和使命的课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而且，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必须的，是没有办法根据父母的要求和意愿“抄近路”或者“套模板”的。“所以，利用留学期间的各种机会和资源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课题。”顾梦媞说。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抗
心理建设需个人、家庭、学校齐发力
中國的家庭教育向来凝重。中国家长自古以来就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希望子女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获得自己未曾拥有的成绩。因此，在中国子女的身上，往往倾注着一个家族的关注与希望。
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被比较”的大环境中，自幼经历着考试、排名和比赛，“永远要做第一名”的激励和要求无形之中，成为了伴随自己一生的魔咒。这样的魔咒，也伴随着已经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在出国后感觉一夜长大，肩上陡增的责任时刻提醒着他们：孤身海外，亦不能辜负国内父母殷切的盼望，读书、工作、生活样样不能落于人后。
2017年7月末，一名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其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巨大的压力情绪，疑似有轻生念头。尽管在网友和专业机构的帮助之下，最终并未酿成悲剧，但是，这起意外事件，让中国留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这，也并非近年来发生的唯一一起中国留学生自杀事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没有该事件中主人公这般幸运。
2017年6月，加利福利亚圣地亚哥刚刚本科毕业的华裔男子Yining Zhao，驾驶一辆白色敞篷汽车撞击道路隔离带，在车辆损毁后步行至桥边一跃而下，自杀身亡；
2017年2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的中国留学生刘薇薇，在寝室内自杀身亡；
2016年12月，就读于俄州州立大学理论物理与天体物理专业的学生刘凯风饮弹自 尽；
2016年11月，来自上海的留学生陆某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自杀；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陆某，跳进冰冷刺骨的密歇根湖自 杀；
同年1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研究生张某疑跳崖自杀，半年后警方才找到她的尸体。
智商高、成绩优异、就读于名校、家境优渥，往往是中国留学生的群体印象，然而正是这些天之骄子，近年来却频频选择自杀。是中国教育体制之下痼疾深重，还是学生自身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亦或是环境改变后的水土不服？近年来，中国留学生频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禁引人深思，异国他乡的追梦地，究竟是伊甸园还是乌托邦？
“那么想死却又那么怕死”
直播背后隐藏的求救信号
“我曾梦想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澳洲的生活。为了获得学位，花费了巨额费用，但现在真的身心俱疲。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受够了精神疾病的折磨。我无法集中精神，也不能学习，感觉自己深陷在黑洞里，一点都不快乐。再见，我亲爱的大学伙伴们，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说，家以外的地方会更美好。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
这是一名留学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在自己的Facebook上所发的帖子。寥寥数语，宣泄着自身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且流露出疑似想要轻生的念头。
据悉，这名中国留学生来自于中国的甘肃省兰州市，目前在布里斯班就读于昆士兰科技大学。一年前，她满怀憧憬与希望，来到澳洲开始了自己的求学梦。在留学生涯开始之前，其在社交网络上的照片和分享，洋溢着一个热爱生活的年轻人的朝气。
然而一年的留学生活过后，她发文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够了精神疾病的折磨，“我们坐了10多个小时飞机来到这里，但所有的蓝图都只是泡影。”同时，这名同学还吐槽了澳洲的教育，认为澳洲大学招生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我的家人离我很远，他们总说我在这里花了多少钱，而这里的人充斥着种族主义，亚洲人并不受欢 迎。”
对于类似的微博直播自杀事件，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读心理学的顾梦媞，有着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在做秀，是真自杀还是假自杀，她会选择这样极端的一个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很难的坎儿，有很多的无助，需要被关注，需要被理解。她产生了很多自己无法吸收和调控的情绪，这点肯定是真的，毋庸置疑的。”而在顾梦媞看来，选择社交网络直播和倾诉，则隐藏着其潜意识里想要获得救助的动机。
在2009年到2013年间，顾梦媞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心理学，留澳期间，曾在澳洲自杀求助热线Lifeline做过一年的志愿者，回国后开创了首个专注留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公众号—留学心理程。
尽管无法被断定是否患上了抑郁症，但是这名中国女留学生当时经历着强烈的抑郁情绪的折磨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一个令人心痛的真相是，中国留学生群体正是抑郁情绪群体中脆弱的受害者。中国留学生因患有抑郁症而导致自杀、学业不达标、退学等的报道层出不穷，面对中外的巨大文化差异，新生活的适应，学习竞争，来自父母家人的期许与压力，甚至经济负担，中国留学生比本地学生更易受到心理问题的侵 袭。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那些我曾经非常热衷的事情，现在根本不想做……我回到家，看到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灯在闪，我不但不会因为听到朋友们的声音感到兴奋，反而会想怎么有这么多人等我回电话；有时该吃午饭了，我却开始想，我还得把食物拿出来放到盘子里，得切，得嚼，得咽，那让我感觉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抑郁是全年无休的，就像是在过膝泥潭里深陷，只要停止挣扎，你就会被淹没。”—中国留学生Andrew Solomon的自述。
“留学孤独症”群体初探
留学生心理问题中的文化偏见
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突破了50万。这些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背后却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不易。留学环境极易造成孤僻的小环境，从而导致很多负面情绪无法得到释放而累积。学业、经济、语言、就业等诸多困难之下，很多中国留学生渐渐得上了“留学孤独症”。
倘若深究，现象的背后，或许离不开中国文化中对于心理问题有史以来的偏见。对于这个问题，顾梦媞感触颇深。“毋庸置疑，父母对于心理健康的漠视以及中国文化中對于精神疾病强烈的病耻感，会让留学生难以向外界展现出内心的不安定，进而阻碍他们及时主动的寻求专业帮助。”顾梦媞告诉《留学》记者。
据顾梦媞介绍，在中文里，精神疾病与表示神经错乱的“神经病”是同义词。而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一些亚裔文化家庭中，自杀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似乎就等于是耻辱。而这种病耻感（stigma）也被深深烙印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中。在韩国，为了保全家族荣耀，会隔离家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而且“精神病人”也是一个侮辱性词汇。在印度，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自杀”都与“自作乐”谐音，因为社会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而这样的耻辱感，在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度，却是不存在的。在英语中，vulnerable指生理和情绪上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它和weak所表达的懦弱含义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中国，情感脆弱在绝大多数语境下，都会被理解为是一种人格或者意志力上的软弱。
与此同步，传统教养方式之下，中国父母很少去回应子女的情绪。“在他们看来，子女情绪上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子女的意志力来调节。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很聪明、成功，GPA很高，能够应付任何事情，所以不会有心理疾病。但事实上，越是为了维持表面完美的形象，越是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中国的家庭中，这些压力和情绪问题只能被子女深埋心底。”顾梦媞说。
可想而知，这种文化气氛之下，中国留学生难以获得来自家人的理解，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长此以往，留学生群体中，精神疾病患者逐渐增多，而且不愿意主动寻求精神健康援助。
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成压力源泉
大学成常见心理问题第一次浮现期
在传统的东方文明教养之下，中国的留学生在骨子里保留了对于完美主义的追求，因此在学业和生活上，极易对自己产生苛责。常年受精英文化的熏陶，中国留学生对于名校向来热衷，无形中强化了学生在早年经历和社会化过程中被灌输的完美主义信念。“越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越有动力和机会进入名校；而过度的对自己严格要求，就有可能脱离实际造成压力负担。”顾梦媞告诉《留学》记者说。
然而即使是在当下，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公众视角里，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会产生抑郁或者精神问题，往往只是因为“融入得不够好”。因此，社会上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各种go and talk to people的鸡汤指导，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振作起来。然而在顾梦媞看来，学校的制度以及如今的教育文化都可能会为学生间蔓延的心理问题推波助澜。
在大学校园，学生极易产生抑郁情绪，而且心理健康问题频发。哈佛大学健康中心主任，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的Paul Barreira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大学时期是很多常见心理问题第一次浮现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人生中第一次远离家乡，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学术压力，以及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压力过大实属正常。这些学生往往成绩很好，但是缺乏对情绪的处理能力，所以当面对负面事件时，他们很脆弱，脆弱到不知所措。
这样的现象，近年来也不乏数据上的支撑。一份2015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47%的博士生和37%的硕士生有抑郁症状，而近10%的本科新生表示自己时常感到抑郁，只有5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情绪是健康的。
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美国高校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基本上每所大学都有较为完善的应对措施。据统计，耶鲁大学40%的本科生在毕业前使用过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由于申请心理救助的学生人数暴涨，乔治·华盛顿大学在2016年收取每位学生额外1667美元的学费用于支付精神健康服 务。
精英文化熏陶下的“伪装者”
正确的自我认知是绕不开的成长话题
自小深受精英文化的晕染，中国留学生有着“伪装”自己的本能。“看到身边有着不同领域的精英，却看不到整天哭哭啼啼说自己压力大受不了的‘懦夫’。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往往更难学会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只能把自己的脆弱悲伤和焦虑掩盖起来。”在顾梦媞看来，为了不会显得和学校的精英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留学生遇到问题不易向外界表露。
在运营留学心理程公号期间，顾梦媞曾将导致留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归为了八大类，学业压力、社交缺位、情感问题占据了前三名。“最大一块肯定是学业上带来的压力，这时留学生的学习方式就需要调整，而且语言上一定要过关，否则听不懂，就会有压力，甚至拖延。”
“社交方面，留学生到了国外，做什么事情经常都会是一个人，想交朋友也很难，因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外国的朋友总觉得会有文化差异。所以很多人特别是新生，一开始在社交上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交不到朋友，更交不到知心的朋友，这就会直接导致他遇到问题没有渠道去倾诉，情绪就会积压。”顾梦媞说。
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在顾梦媞看来，最终都指向了留学生自身，即留学生对自己的否定、对自己的不接纳。“出国以后会面临很大的一个环境改变的问题，你对自己的看法也相应地会有改变。学业、社交、恋爱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最后都会指向自我认知，即你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顾梦媞认为，很多出现心理问题的留学生，归根结底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有些留学生出国之后，英语不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功，只会花家里的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进而产生浓厚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心理。”
因此，顾梦媞指出了消除自我认知偏差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意识到“杰出”并不等同于学业成绩、奖杯、地位或者他人的认同，在顾梦媞看来，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功课。“尽管这些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它们本身与一个人是否心理健康、生活幸福没有关系。”
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顾梦媞对于人的价值和使命的课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而且，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必须的，是没有办法根据父母的要求和意愿“抄近路”或者“套模板”的。“所以，利用留学期间的各种机会和资源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课题。”顾梦媞说。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反抗
心理建设需个人、家庭、学校齐发力
中國的家庭教育向来凝重。中国家长自古以来就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希望子女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获得自己未曾拥有的成绩。因此，在中国子女的身上，往往倾注着一个家族的关注与希望。
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被比较”的大环境中，自幼经历着考试、排名和比赛，“永远要做第一名”的激励和要求无形之中，成为了伴随自己一生的魔咒。这样的魔咒，也伴随着已经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在出国后感觉一夜长大，肩上陡增的责任时刻提醒着他们：孤身海外，亦不能辜负国内父母殷切的盼望，读书、工作、生活样样不能落于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