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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元对立结构原则和功能意义注重故事作品内在结构的分析，广泛运用于各种文本的解读中。其中角色的二元对立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可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深化主题。菲利普·罗斯运用二元对立形式揭示了《人性的污秽》在形式层面的深层主题以及故事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键词：《人性的污秽》 菲利普·罗斯 二元对立
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著述颇丰，作品大多关注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面临的身份危机和迷茫状态，其发表于2000年的《人性的污秽》，获奖众多。故事主人公科尔曼是一名肤色极浅的黑人，他伪装成白人，通过个人努力，成为雅典娜学院的文学系系主任。临近退休时，因在课堂上用“spook”称呼两名黑人学生，被指控种族歧视。“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a他的妻子被此事刺激，突发急病离世。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科尔曼与三十一岁的清洁工福妮雅发生关系，并产生感情。福妮雅的前夫法利因为两个孩子的死亡对福妮雅心怀怨恨，得知两人的恋情后，便开车蓄意撞死了他们。
二元对立结构原则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作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二元对立结构原则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大部分作品都有“传统的内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成对范畴，都具有二项对立的特征”b。“以共同性为前提的、具有差异性的对立结构，是产生意义作用的基础。”c在小说中，罗斯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二元对立形式，展现了故事人物在努力生存和追求自我身份的道路上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揭示了《人性的污秽》在形式层面的深层主题以及故事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科尔曼与福妮雅：个人自由与集体政治
为了摆脱黑人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尔曼用谎言伪造身份，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他与白人结婚，利用自己的浅肤色，逃避大众对种族的偏见，妻子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d。科尔曼的谎言源于对纯洁的追求，对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未来的追求，“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e。他将整个家庭建立在谎言之上，这个谎言存在于他和孩子之间，阻碍他们的关系，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种族身份。这个秘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尴尬和禁忌，让科尔曼只剩下自我毁灭般的被抛弃感，导致他最后的孤立和迂回曲折的悲剧。
因为“幽灵事件”，科尔曼声誉扫地，事业停滞，但他仍不愿将黑人的身份公之于世以示清白。白人身份对他来说是一切。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指控，他虽愤怒不甘，但也只能默默接受。当时，公众“全都处于霍桑早在建国初期就指认为‘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f。一名黑人被指控歧视自己的种族，但却无法发声证明自己的清白。在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黑人群体又一次“失语”了。科尔曼默默承受了歧视黑人的罪名，指控所带来的耻辱和污名不断侵入并消耗他的余生。为了追求自由放弃个人身份的科尔曼，最后被集体政治正确所杀害。
福妮雅虽家境优渥，但从小就遭受了许多磨难。童年时期，继父骚扰她，但母亲却对此视而不见，后来她逃离家乡，嫁给了法利。因为越战造成的心理创伤，法利时常对福妮雅施行家庭暴力。后来，两人的孩子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福妮雅心如死灰，又一次选择了逃离。她“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g。为了追求自然人的身份自由，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划为弱势群体。“文盲的身份可以使福妮雅更好地适应那个社会，使原始的自我更加尽情地展示，使自然人的特征毫无束缚地舒展开来”h。她“心甘情愿将这个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扮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级团伙”i。但她仍然没有逃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审判。继父的虚伪，母亲的无情，前夫的残暴和大众的冷漠是福妮雅悲慘命运背后的无形推手。
科尔曼和福妮雅为逃避原生家庭，追求自由，都选择了谎言。最后，他们都被集体政治正确迫害。人性的不完美是与生俱来的，就像科尔曼的黑人身份、福妮雅的童年创伤一样。这些不可控因素不是人性的污秽，而是人性的定义。追求集体政治正确的虚伪性在于用长久以来合乎常理的标准区别和否定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观念和行为。“政治正确”已经脱离了“正确”本身。集体政治正确和追求个人自由的矛盾对立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罗斯讽刺了集体政治正确的虚伪道德观对个人自由的压迫，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规训力量对现代人的控制和他们无法逃离的悲剧性命运。
二、福妮雅与德芬妮：纯洁与污秽
在一次与科尔曼的争吵之后，福妮雅去奥杜本协会探访了笼养乌鸦。在那里，她提到了“人性的污秽”。“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j深刻的自我意识与西方社会否定并奴役自我的要求之间的脱节促进了一种现代浮士德式的交易，以物质作为向体系屈服的回报，耗费了一切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让人变成无欲无趣的空壳。福妮雅承认她的欲求是人性的污秽，它与生俱来，因而不可耻也不需要净化。她假装是文盲，进行自我放逐，好拒绝传统社会规则的束缚。在大众眼中，她是私生活不检点的野蛮人，但她认为人的欲求不可耻也不需要被救赎，需要救赎的是企图与人的自然性做抗争的追求纯洁净化的企图。
反观德芬妮，她将政治立场视为武器，掩盖学术自信的缺失，用来对付任何有威胁的人。她认为科尔曼忽视了她的学术努力与成就，所以对后者心怀不满，甚至将他诬陷为性别歧视者。当德芬妮得知了他和福妮雅的恋情后，便把“性别歧视”的帽子扣在科尔曼的头上，不顾事实真相，一口咬定福妮雅是受害者，借女权主义之名散布谣言。“把你界定为魔鬼，她自然成了英雄” k。即使车祸发生后，舆论一片叹惋，但她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科尔曼和福妮雅的私生活口诛笔伐。“她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像《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一样，让外在道德法庭的审判吞噬他们的生命，让闲言碎语、无聊谎言、妒忌、刻薄侵蚀他们的灵魂，而她本人则可以成为主持正义的审判者” l。但事实上，德芬妮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者，她在征婚启事上微妙地加上“唯有白人需要申请” m这句话，将虚伪和利己主义展露无遗。“如此自我标榜，又如此自欺欺人” n。德芬妮早已被父权社会思想和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所侵蚀，她保守的家庭也在不断向她灌输这样的思想：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不主动表达感情也不主动追求爱情。德芬妮被知识和书本伪装起来的自私虚伪和自以为是的本性在与福妮雅追求自由的生命对比中更显得丑恶。这才是“人性的污秽”。 福妮雅和德芬妮的角色对立反映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私本性，揭露了社会的虚幻和伪善，以及罗斯对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强烈渴望。藏，不如放。压制人性的不完美，甚至是背德，反而显得别扭虚伪，瑕疵才可见人性。
三、结语
小说中的角色都是西西弗斯，在各自的牢笼里挣扎。为了追求与白人平等的自由，科尔曼终其一生伪装身份，在日渐真空的舆论环境中被污名化。为了挣脱父权主义的压迫，福妮雅甘愿戴上“假文盲”的面具，告别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两人最后仍未逃脱各自的悲剧命运。德芬妮的虚伪源于对狭隘主流价值观的守护意识以及自身作为集体绑定符号的高尚性与合法性的痴迷与狂热，她认为自己正在为维护社会正义和集体政治正确的存续而战斗，自我赋予虚假的崇高感与权力虚荣。
在这部小说中，罗斯将这一时代的问题都糅合在一起，种族主义、越南战争、女权主义、身份认知、学术嫉妒，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各个阶层面临的身份危机和迷茫状态。
adefgijkmn〔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22页，第123页，第2页，第1页，第166页，第248页，第43页，第270页，第193页。
b 雷月梅、马海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3—96页。
c 冯季庆：《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59—67页。
hl 袁雪生：《身份隐喻背后的生存悖论——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04—110页。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 雷月梅，马海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3] 冯季庆.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J].外国文学评论，2002（3）.
[4] 袁雪生.身份隐喻背后的生存悖论——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J].外国文学研究，2007 （6）.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之爱国情怀培养模式研究——以〈英美文学〉课程为例》（20YB364）
作 者： 胡诺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刘晓琳，文学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讲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人性的污秽》 菲利普·罗斯 二元对立
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著述颇丰，作品大多关注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面临的身份危机和迷茫状态，其发表于2000年的《人性的污秽》，获奖众多。故事主人公科尔曼是一名肤色极浅的黑人，他伪装成白人，通过个人努力，成为雅典娜学院的文学系系主任。临近退休时，因在课堂上用“spook”称呼两名黑人学生，被指控种族歧视。“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a他的妻子被此事刺激，突发急病离世。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科尔曼与三十一岁的清洁工福妮雅发生关系，并产生感情。福妮雅的前夫法利因为两个孩子的死亡对福妮雅心怀怨恨，得知两人的恋情后，便开车蓄意撞死了他们。
二元对立结构原则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作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之一，二元对立结构原则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大部分作品都有“传统的内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成对范畴，都具有二项对立的特征”b。“以共同性为前提的、具有差异性的对立结构，是产生意义作用的基础。”c在小说中，罗斯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二元对立形式，展现了故事人物在努力生存和追求自我身份的道路上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揭示了《人性的污秽》在形式层面的深层主题以及故事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一、科尔曼与福妮雅：个人自由与集体政治
为了摆脱黑人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尔曼用谎言伪造身份，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他与白人结婚，利用自己的浅肤色，逃避大众对种族的偏见，妻子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d。科尔曼的谎言源于对纯洁的追求，对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未来的追求，“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e。他将整个家庭建立在谎言之上，这个谎言存在于他和孩子之间，阻碍他们的关系，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种族身份。这个秘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尴尬和禁忌，让科尔曼只剩下自我毁灭般的被抛弃感，导致他最后的孤立和迂回曲折的悲剧。
因为“幽灵事件”，科尔曼声誉扫地，事业停滞，但他仍不愿将黑人的身份公之于世以示清白。白人身份对他来说是一切。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指控，他虽愤怒不甘，但也只能默默接受。当时，公众“全都处于霍桑早在建国初期就指认为‘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f。一名黑人被指控歧视自己的种族，但却无法发声证明自己的清白。在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黑人群体又一次“失语”了。科尔曼默默承受了歧视黑人的罪名，指控所带来的耻辱和污名不断侵入并消耗他的余生。为了追求自由放弃个人身份的科尔曼，最后被集体政治正确所杀害。
福妮雅虽家境优渥，但从小就遭受了许多磨难。童年时期，继父骚扰她，但母亲却对此视而不见，后来她逃离家乡，嫁给了法利。因为越战造成的心理创伤，法利时常对福妮雅施行家庭暴力。后来，两人的孩子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福妮雅心如死灰，又一次选择了逃离。她“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g。为了追求自然人的身份自由，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划为弱势群体。“文盲的身份可以使福妮雅更好地适应那个社会，使原始的自我更加尽情地展示，使自然人的特征毫无束缚地舒展开来”h。她“心甘情愿将这个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扮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级团伙”i。但她仍然没有逃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审判。继父的虚伪，母亲的无情，前夫的残暴和大众的冷漠是福妮雅悲慘命运背后的无形推手。
科尔曼和福妮雅为逃避原生家庭，追求自由，都选择了谎言。最后，他们都被集体政治正确迫害。人性的不完美是与生俱来的，就像科尔曼的黑人身份、福妮雅的童年创伤一样。这些不可控因素不是人性的污秽，而是人性的定义。追求集体政治正确的虚伪性在于用长久以来合乎常理的标准区别和否定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观念和行为。“政治正确”已经脱离了“正确”本身。集体政治正确和追求个人自由的矛盾对立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罗斯讽刺了集体政治正确的虚伪道德观对个人自由的压迫，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规训力量对现代人的控制和他们无法逃离的悲剧性命运。
二、福妮雅与德芬妮：纯洁与污秽
在一次与科尔曼的争吵之后，福妮雅去奥杜本协会探访了笼养乌鸦。在那里，她提到了“人性的污秽”。“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j深刻的自我意识与西方社会否定并奴役自我的要求之间的脱节促进了一种现代浮士德式的交易，以物质作为向体系屈服的回报，耗费了一切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让人变成无欲无趣的空壳。福妮雅承认她的欲求是人性的污秽，它与生俱来，因而不可耻也不需要净化。她假装是文盲，进行自我放逐，好拒绝传统社会规则的束缚。在大众眼中，她是私生活不检点的野蛮人，但她认为人的欲求不可耻也不需要被救赎，需要救赎的是企图与人的自然性做抗争的追求纯洁净化的企图。
反观德芬妮，她将政治立场视为武器，掩盖学术自信的缺失，用来对付任何有威胁的人。她认为科尔曼忽视了她的学术努力与成就，所以对后者心怀不满，甚至将他诬陷为性别歧视者。当德芬妮得知了他和福妮雅的恋情后，便把“性别歧视”的帽子扣在科尔曼的头上，不顾事实真相，一口咬定福妮雅是受害者，借女权主义之名散布谣言。“把你界定为魔鬼，她自然成了英雄” k。即使车祸发生后，舆论一片叹惋，但她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科尔曼和福妮雅的私生活口诛笔伐。“她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像《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一样，让外在道德法庭的审判吞噬他们的生命，让闲言碎语、无聊谎言、妒忌、刻薄侵蚀他们的灵魂，而她本人则可以成为主持正义的审判者” l。但事实上，德芬妮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者，她在征婚启事上微妙地加上“唯有白人需要申请” m这句话，将虚伪和利己主义展露无遗。“如此自我标榜，又如此自欺欺人” n。德芬妮早已被父权社会思想和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所侵蚀，她保守的家庭也在不断向她灌输这样的思想：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不主动表达感情也不主动追求爱情。德芬妮被知识和书本伪装起来的自私虚伪和自以为是的本性在与福妮雅追求自由的生命对比中更显得丑恶。这才是“人性的污秽”。 福妮雅和德芬妮的角色对立反映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自私本性，揭露了社会的虚幻和伪善，以及罗斯对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强烈渴望。藏，不如放。压制人性的不完美，甚至是背德，反而显得别扭虚伪，瑕疵才可见人性。
三、结语
小说中的角色都是西西弗斯，在各自的牢笼里挣扎。为了追求与白人平等的自由，科尔曼终其一生伪装身份，在日渐真空的舆论环境中被污名化。为了挣脱父权主义的压迫，福妮雅甘愿戴上“假文盲”的面具，告别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但两人最后仍未逃脱各自的悲剧命运。德芬妮的虚伪源于对狭隘主流价值观的守护意识以及自身作为集体绑定符号的高尚性与合法性的痴迷与狂热，她认为自己正在为维护社会正义和集体政治正确的存续而战斗，自我赋予虚假的崇高感与权力虚荣。
在这部小说中，罗斯将这一时代的问题都糅合在一起，种族主义、越南战争、女权主义、身份认知、学术嫉妒，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各个阶层面临的身份危机和迷茫状态。
adefgijkmn〔美〕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22页，第123页，第2页，第1页，第166页，第248页，第43页，第270页，第193页。
b 雷月梅、马海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93—96页。
c 冯季庆：《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59—67页。
hl 袁雪生：《身份隐喻背后的生存悖论——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04—110页。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 雷月梅，马海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3] 冯季庆.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J].外国文学评论，2002（3）.
[4] 袁雪生.身份隐喻背后的生存悖论——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J].外国文学研究，2007 （6）.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人才之爱国情怀培养模式研究——以〈英美文学〉课程为例》（20YB364）
作 者： 胡诺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刘晓琳，文学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讲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