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8月，因不满军阀强行合并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唐迪风、彭芸生（字芸荪）、蒙文通、刘咸炘（字鉴泉）等人创办敬业学院，吴芳吉（字碧柳）主持中国文学系，蒙文通主持中国历史系，刘咸炘主持中国哲学系。1929年中秋后，蒙文通再赴南京支那内学院，随即任教于中央大学。
　　1930年4月11日，蒙文通收到好友刘咸炘从成都的来信，托他将自己的著作转送给钱穆：“钱君滨泗其名为何？闻声欣仰，恨不得见。拙著《内书》尚未刻成，已刻诸种，择《中》、《左》、《右》三书各一部寄奉，乞转致钱君乞正，以直寄往，有无因之嫌也。”刘咸炘1896年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父刘沅是蜀中大儒，被尊称为“槐轩先生”。
　　1930年4月时，钱穆（字宾四）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此时的他已教了十年半小学又近八年中学。“如山树难移植”的“土偶人”刘咸炘能知钱氏大名，除因阅读其论著外，还有可能是因为蒙文通。早在1925年左右，钱穆任教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曾在周会上演讲先秦诸家论礼与法，讲辞刊登在校刊上。远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蒋锡昌看到了无锡三师校刊上钱穆的讲辞，并将其转给了蒙文通。蒙文通认为钱穆的认识与老师廖平当时的看法相通，即给钱穆“手写一长札，工楷，盈万字”，此后二人书信往还不断。1929年冬，蒙文通从南京至苏州拜访钱穆。二人同游灵岩山，至太湖滨之邓尉。登山，俯仰湖天，畅谈今古。在途数日，痛快难言。
　　1932年9月23日，蒙文通接到朋友刘柏荣的来信，得知刘咸炘于9月9日病逝。当时蒙文通与卢前一同任教于河南大学，“方进餐，相顾大愕，为之废箸”。刘咸炘与蒙文通最为挚密，他们共同的好友卢前称：“余愧不知学，未能为君作传。其平生学谊，文通知之谂，当别文详之。”“余与鉴泉游且十年，颇接其议论。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书》、《史学述林》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惜鉴泉于是时已归道山，不得与上下其论也。”刘咸炘去世十三年后，1945年春，蒙文通时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叮嘱刘咸炘的长子刘伯谷将其父的手稿《道教徵略》整理校雠，后刊于他所办《图书集刊》。1960年1月11日，汤用彤曾致信蒙文通索要该文：“近年颇思研究道教史，记得《图书集刊》中有刘咸炘老前辈关于道教史研究一文，不知兄处尚存有《图书集刊》否？如有，望寄弟一份。”1949年春，蒙文通建议将刘咸炘终生执教的尚友书塾与他所办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合并，并定名为“尚友文学院”，后因四川解放而作罢。1950年冬，蒙文通力促将刘咸炘手稿二百三十余种及藏书二万三千余册（书眉副页皆有批注）无偿捐献给四川省文管会，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1957年春，蒙文通约见刘伯谷，说已与人民出版社达成协议出版刘咸炘的遗稿《蜀诵》，请他与编辑联系邮寄书稿，可惜后因政治运动之影响而搁浅。
　　就在失去好友刘咸炘的前三个月，蒙文通还失去了恩师廖平。1912年8月，十九岁的蒙文通走进了四川国学院，看到校门上悬挂“国学院”三个大字，这是院长吴之英亲笔手书，校门两边还有吴之英撰写的对联：“斯道也将亡，留此四壁图书，尚谈周孔;后来者可畏，何惜一池芹藻，不压渊云。”四川国学院中群才济济，吴之英为院长，刘师培、谢无量为副院长，另有廖平、楼黎然、曾瀛、李尧勋、曾学传、杨赞襄、释圆乘等人。蒙文通深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和吴之英的影响……1922年时，蒙文通任教于重庆联中，应杨效春之邀撰成《近二十来汉学之平议》，发表于重庆《友声》双十增刊。1923年春节，四川国学院时的同学杨叔明请廖平吃春酒，将蒙文通的文章读给廖平听。当时廖平已经偏瘫，仍用左手给蒙文通写了几句评语，叮嘱杨叔明抄给蒙文通，其中称：蒙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1932年6月5日，廖平病逝于乐山，享年八十岁。蒙文通连撰三文：《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详述廖平对自己的影响，评价廖平在经学史上的巨大贡献。

二

　　1933年初，蒙文通离开河南大学，在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渐（字竟无）处编纂佛学。2月20日，老友朱师辙致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推荐蒙文通：“忆行前遇先生于道，曾询蒙君文通，匆匆未及详答。顷返汴，始悉蒙君校中当事不合，不复回汴。其人品学兼优，博洽多闻，弟所钦佩。其去也，此间学子颇思之。现南京支那内学院长欧阳居士留之住院编纂佛学，先生倘有意网罗人才，此其时也。……中国沿革地理、史学发展史、秦汉史、中国及印度佛教史或唯识学、古代氏族史或上古史、文化史、经学各类，以上皆蒙君所乐教。其学术之优，先生当早知之，固无待弟赘述也（其人高怀阔达，性情亦佳）。”
　　约半年后，1933年暑期，在支那内学院学友汤用彤（字锡予）的推荐下，蒙文通任教于北京大学。蒙文通下火车后即赶往汤用彤的寓所，其时钱穆正借居于汤家。钱穆于1930年秋来到北京，因顾颉刚之荐任教于燕京大学，1931年暑假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半个世纪后，钱穆曾深情回忆他们这次相聚的情形：“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此后，蒙文通与汤用彤、钱穆过从甚密，钱穆的高明、汤用彤的沉潜、蒙文通的汪洋恣肆相得益彰，被北大学人誉为“岁寒三友”。曾与蒙文通、汤用彤同在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熊十力当时也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蒙文通、汤用彤、钱穆时时相聚。据钱穆回忆：“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力为之作缓冲。”“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林宰平、梁漱溟有时也加入他们的聚会，“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尽管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争论，但1951年6月30日他致函蒙文通，称：“文通兄，吾已衰年，际荄茲之佳会，念平生寡交游，而式好无尤，文通要为二三知己中之最。” 　　蒙文通与顾颉刚亦经常来往。早在1929年11月，顾颉刚即曾读到蒙文通发表在《史学杂志》上的文章《三皇五帝说探原》。1934年2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后，常向蒙文通约稿。1935年暑期蒙文通未得北京大学续聘，在顾颉刚的推荐下，秋后任教于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蒙文通任教于河南大学时曾主讲周秦民族与思想，1936年应顾颉刚之邀相继撰成《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白狄东侵考》等文，载于《禹贡》半月刊。
　　1936年2月19日，曾听蒙文通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的北京大学学生张政烺接到郭沫若的来信，其中称：“蒙文通君似否旧名蒙尔达，若然，则余在成都附属中学时之同班生也。如相熟，祈叩问之。”蒙文通读书时确实名蒙尔达，后字文通，工作后以字行。1908年，十五岁的蒙尔达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丙班，同学有周太玄、魏时珍、王光祈、曾琦、张煦等。1910年，郭沫若由嘉定转学至丙班，成为蒙尔达的同班同学。1954年，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讲授宋元史，在课堂上对郭沫若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大张挞伐，同时又拈须笑曰：“我讲这些是为了求真理。至于与郭先生本人，我们是毛根朋友。他回成都必请他到望江楼吃茶。”

三

　　1937年抗战爆发后，蒙文通从天津走海道至青岛转开封、汉口返回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1938年2月，蒙文通与顾颉刚商洽，欲在成都恢复因北平沦陷而停刊的《禹贡》半月刊，可惜因形势所迫未能成功。1939年9月22日，顾颉刚从云南大学至成都，主持迁移至此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应顾颉刚之邀，钱穆于1940年10月22日从苏州至成都。此后蒙、钱、顾三人频繁聚会，至走马街吃羊肉面，至古城香吃汤圆，至新明戏院看电影等。
　　1940年和1941年，蒙文通收到欧阳竟无的两封来信。其时欧阳竟无在迁至江津的支那内学院蜀院修订自己的著作加以刊刻，给蒙文通去信讨论儒学。1940年2月，欧阳竟无在信中称：“孔佛通，通于此册。渐非七十之年不能说是，幸毋忽之，一字一句皆有根本，孔书本孔，不牵于佛，解经家法，法尔如是，唯我文通，始足与谈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1941年，欧阳竟无再次致信蒙文通，称：“《中庸传》改好刻竣，先寄此，此唯我弟能知，个中人谈个中事，欲其速达也。数年不见，又改就蓉事，何时西窗烛，共作刻入谈。余老矣，风烛龙钟，半空霹雳，精神肌肉与境夺尽，全恃观行一丝九鼎，继续大难，德孤邻寡，亦可悲矣。”在这两封信中，欧阳竟无以师长身份批评蒙文通“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同时又表达了对蒙文通的关切与思念：“何时西窗烛，共作刻入谈。”
　　蒙文通与欧阳竟无相识于1923年秋，蒙文通以试学班学生的身份入欧阳竟无主持的南京支那内学院。1924年1月，蒙文通撰《中国禅学考》，以治经之法治佛典，考达摩前二十八祖之不可信，并辨析古禅今禅之不同，深得欧阳竟无的赞赏，将之刊于内学院年刊《内学》第一期。1924年6月，试学班第二期结束，蒙文通返回重庆。1929年9月，蒙文通践师门五年之约，短暂停留南京支那内学院。1933年初蒙文通离开河南大学后，在欧阳竟无处研究佛学，暑期赴北京，此后直至1941年，蒙文通与欧阳竟无一直未能再见面。1943年2月1日，欧阳竟无再次致信蒙文通，称：“昨日得二十五函，更发此函，心中无限欣悦，不觉琐琐詹言也。云何喜耶？喜吾弟能以所学会友，孔门生趣将自此发动。昔以洙泗之传期诸漱溟与弟，果不负所期哉！”三个星期后（1943年2月22日），欧阳竟无在江津病逝。据杨向奎回忆，他曾这样问过蒙文通：“先生，您从廖先生学经，从欧阳先生学佛，又曾问故于太炎先生，比世三大师您都亲炙，您说，就影响说，就成就论，三先生孰高？”蒙文通不虑而答：“欧阳先生。”由此可知蒙文通对欧阳竟无的态度。
　　1941年2月3日，应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好友郭有守之邀，蒙文通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他一上任即花费两万九千元购置罗希成私人藏书三千四百六十一册，其中有明刻《大政记》、《史通》、《贞观政要》、《太平御览》等珍善本古籍。为躲避日机轰炸，罗希成将其藏书移至成都北郊赖家园顾颉刚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暂存，四川省立图书馆遂派职员胡文毅等人来此，与国学研究所人一起办公。顾颉刚在1941年5月31日的日记中曾记及图书馆人与国学研究所人之矛盾，称胡文毅出尔反尔不加入饭团且不听指挥，“天下竟有此等人，予当向文通言之。省立图书馆人既在此间，即应听我指挥，若恃其另一系统而向本所捣乱，令我何以办事”。1943年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转至华西大学任教，迁居华西坝内南端最左一所洋楼，因胃病复发，经常卧床休养，蒙文通遂移借四川省立图书馆一部分图书寄放在钱穆寓所供其研读。
　　蒙文通执掌四川省立图书馆期间，多方搜罗古籍文献，“三四年间，幸聚书四五万册，虽全部庋藏未臻美富，然固已竭其绵力，此中艰苦，人所难知”。经常有人问蒙文通收藏多少善本，他笑答：“善本岂易得哉，余惟日坐其间新勘善本耳。”他带领馆中职员以旧本旧钞与众籍相检校，数年之中校书二十余种，以《史通》、《文心雕龙》为最精，以《书苑菁华》、《墨池编》校《法书要录》为尤贵。1946年秋，蒙文通从《道藏》唐人著述中辑得成玄英《老子义疏》。钱穆见而叹曰：“有清二三百年间，所辑逸书率多残帙，何意今日竟得全编，非治学精勤者恶能获此。”
　　1946年秋，钱穆赴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1948年春转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蒙文通前往无锡。因家中人口众多且旅途不便，蒙文通拒绝了钱穆的邀请。1949年4月，蒙文通辞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职，任华西大学哲史系教授。1950年5月4日，熊十力从北京致信时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川西行署委员的叶麐（字石荪），称：“郭先生（即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甚忙。吾初到，见过二面，后来复面。今日情形不同于昔。欲与说话，似无闲暇。吾非不想你与文通来京，而似难言。国文已改选科，文通在川大能复职否？如不能复，其生活可虑。芸荪亦可虑。”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华西大学哲史系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蒙文通遂转至四川大学任教。

四

　　蒙文通教过两个中学——重庆联合中学、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多所大学——国立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国学院、南京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院、三台东北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他还曾于1918年在杨家沟老家修整一座破庙设帐收徒，抗战胜利后在成都创办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其中四川大学是他任教时间最长的学校，如果从1927年任教于国立成都大学算起，至其1968年去世，或兼任或专任断断续续达三十余年。
　　蒙文通初随廖平、刘师培等人治经，后转入治史，对上古史、古代学术思想史、西南古族及地方史等，尤其对宋史深有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在四川大学带了两个宋史专业的研究生。蒙文通治史深受浙东史学、尤其是叶适（水心）的影响，主通明变，强调观史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并提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认为历史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应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考察学术思想时，既要看到其学术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他提倡“以读子之法读史”，自称“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的问题”。
　　蒙文通性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喜交朋友，对社会上九流三教的人一视同仁，与许多和尚、道士也有交情。他喜欢上街坐茶馆，与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请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以享人生共乐通情之趣。在五十年代入学的学生们的记忆里，他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常着中山服或中式长袍，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谈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古籍背诵如流，讲课时信手拈来，只字不差。对儒、佛、道等三教九流之学无所不通，议论磅礴。他在课堂上讲述的大多是他自己经过深入研究的独创性见解，不愿用他未曾探索的内容多占讲课时间，认为与其听讲，不如大家自己去寻找其他专家的论著，效果更好。虽古语有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他偏偏“授人以渔”，注重讲授治学方法，大量讲授个人治学心得和研究成果，让学生从中去慢慢咀嚼回味。他上课时不带讲稿，也不管下课时间，下课钟响，听而不闻，照讲不停，下堂课的老师到了教室门口，他才哈哈大笑而去。他讲课幽默风趣，例如，讲北宋变法解决财政困难的不同对策是非时，认为司马光只讲节流固然解决不了问题，王安石一派只讲开源也未必行得通。接着，他把身上穿的新呢子大衣一拍，说：“我蒙文通刚刚加了工资，买了衣裳就喊莫得钱用！”不过，他的盐亭乡音浓重，广征博引地论述专题时又从来不写黑板，这可苦了基础较差的学生，“连笔录也感到有很大困难，真如倾盆大雨，不易吸收”，“如果没有掌握蒙老教学方法的特点，跟不上先生的思路，则往往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1933年至1935年蒙文通任教于北京大学时，胡适即曾称“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
　　1952年后，蒙文通住在水津街四川大学宿舍，晚上经常有学生登门请教，他总是放下手边的工作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夜深了，学生们告辞时，他送出大院门外，有时还要站在门口再讲上一阵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他考试学生也独具一格，将考场设在望江楼公园绿竹丛中的茶铺里，由学生出题考老师。
　　六十年代初，蒙文通与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时的同学魏时珍、李劼人往来密切。1961年9月24日，魏时珍在蒙文通家喝酒，25日他致函李劼人：“昨过蒙胡子家，以绍酒几杯奉客（是从江南运来者），味极醇美。闻沽诸春熙南段某酒店，每斤八角。此亦一好消息。兄如有意过瘾，可嘱人径沽。”蒙文通自抗战时起留须明志，至此时已蓄起垂胸长髯，故被同学笑称为“蒙胡子”。1962年11月10日、15日，李劼人分别致函魏时珍、蒙文通，约他们18日到他家（菱窠）吹谈小酌：“不管是日天气如何，希望在正午十二点前，到达菱窠。先吃家常素面过午，而后放肆吹谈，而后吃成都餐厅作的几样好菜（由我私人秘书拆零回来的），伴以状元红绍兴酒。如此聚会，数年来未有，今忽有之，断不可失！同时共吹、共吃、共饮者，只老魏夫妇，并无他人。（魏婆或不能来，魏公则必来。）”后因李劼人夫人突然生病，他们的约会推迟至25日。1962年12月24日，李劼人病逝。
　　1966年“文革”爆发，蒙文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在四川大学旧文史楼二楼历史系过道上临时设置的“牛棚”里。他“日间疲惫于‘劳改’，夜晚归家犹撰述弗辍”。此时的他正在构思《越史丛考》。1964年秋，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某君致函蒙文通并徐中舒、邓少琴，请教越史问题。因此事涉及国际关系，蒙文通认为不能以平素所知率尔作答，遂深研越史。1968年春，他吐痰不止，身体日渐消瘦，至7月，感到吞食困难，食后即吐，至医院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动手术。据“棚友”柯建中回忆，1968年上半年，蒙文通去“牛棚”时，除了带着《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带了一本稿纸和一支钢笔，一坐下来就专心致志，埋头疾书。快到十二点红卫兵宣布可以回家了，他俩刚走到楼门口，蒙文通就滔滔不绝地讲述刚才写了些什么，明天还准备写什么。如此讲述持续了二十天左右，他忽然缺席，不久便听到他病逝的噩耗。
　　1968年8月1日，蒙文通去世。据曾与蒙文通为邻的林如稷的儿子林文询回忆，“有关方面宣布的死因是食道癌猝发，而我却只知道他那天挨斗转来，除了鼻青脸肿以外，特别瞩目的是，他那蓄了半生的大胡子被剪得乱七八糟！老人神色大异，步履踉跄，进屋一头栽倒在床上便不再起来，不言、不动、不食，无论家人如何哭劝，一周粒米不进，便硬挺挺进了黄泉！”唐振常《川行杂忆》则如此描述：“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和周作人一样的高薪来拉拢他，要他留在北平。蒙先生断然拒绝，留须明示，以示不屈。他的胡须，就是这样留下的。以后，他逃离了北平，回到四川。他的留须，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这些拔须的英雄，却说他留着长胡子是对抗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年，毛主席接见了蒙先生。事后，他自谦而诙谐地说：‘那是因为我胡子长。’这又加了一条罪名：对抗毛主席。两‘罪’齐发，被拔了须。”
　　蒙文通一生勤于著述，涉及经学、理学、史学、古代民族、历史地理、巴蜀文化、道教、佛学古籍整理研究等领域，经次子蒙默潜心整理，其九十一篇（本）论著被汇结为《蒙文通文集》，包括《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约二百二十一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