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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之于作家艾芜而言，不仅是文学创作和思考的主旨，更是其体察现实、感悟人生的经验背景。艾芜于1947年创作的小说《都市的忧郁》 便是作家“抗战” 体验的审美表达，在宽广的社会视野下艾芜从容不迫地描述着最普通的中国民众战时语境下的日常生活，这部常常被学界所忽略的小说，因融入了作者无比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热切的现实关怀而显得更厚重深沉。
关键词：“抗战” 日常体验 《都市的忧郁》
中国的近代史加上现代史就是一部百年的战争史。a“战争”毫无疑问地成为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和时代语境的关键词。“战争”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的生存语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932年2月，东北三省沦陷。刚从缅甸被遣送回国的艾芜，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了对侵略者的反抗之声：“许家屯在黑暗中咆哮着。各处涌着被压迫者忿怒的吼声。”b尽管《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描写的是被压迫者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反抗而并非直接取材于抗日战争，但是，《咆哮的许家屯》《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却是以艾芜“南行”途中殖民地的见闻和体验为底色的创作，一如胡风的评价：“他身受的或目击的殖民地大众底苦难在他里面养成了一种不得不呼喊出来的热情，一种想摧毁那种枷锁的梦想。”c在这层意义上，上述三篇小说可以说是艾芜抗战小说的先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战”对于作家而言，已不仅仅只是时代的主题，更是其文学创作和思考的主旨，是其体察现实、感悟人生的经验背景。艾芜的抗战小说创作在他辗转至桂林后迎来了高峰，写下了大量表现抗战语境下大后方人民生活的作品。或许是艾芜的《南行记》太过抢眼，以至学界关于艾芜抗战小说的研究显得有些落寞。
在艾芜的抗战小说中，《都市的忧郁》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1947年，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在《文艺春秋》第1期上发表，后被收入《烟雾》集中。艾芜将透视现实人生的焦点落到袁长生母子这两个城市贫民的身上。文中袁长生母子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确切地说，他们是失去了土地进入城市的流民，尴尬的身份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无所依傍，是那个都市里真正的边缘人。在这一点上，《都市的忧郁》延续了艾芜在20世纪30年代“南行”系列作品中对边缘人物一以贯之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艾芜正是利用袁长生母子的尴尬身份将战争语境下的农村图景用写意的方式与城市生活场景有机相连，由此，作者得以在宽广的社会视野下从容不迫地描述着最普通的中国民众战时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人物融入了作者无比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热切的现实关怀而显得更厚重深沉。中国抗日战争的“孤军奋战”“艰苦卓绝”以及“2000万人代价” 等描述性词汇的背后，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在逃亡、饥荒、轰炸中无穷无尽的、日常性的煎熬以及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抗战的历史描述更为凸显的是民众在抗日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受难者形象。毋庸赘言，这些对于多灾多难、坚持抗日的中国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主题。然而，当本就生活多艰的人们再次深陷于抗战这样长期且异常的环境中时，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态生活着？思考着？当饥寒交迫的民众直接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侵略者时，他们又会作何感想？显然，战争语境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心路历程饱含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多重面相。本文主要以《都市的忧郁》为探讨对象，结合民国时期的具体历史语境，试图重新进入艾芜的文学空间，以期更深入地把握作家作品的思想内蕴及精神内涵。
一
身处乱云飞渡、群狼无首的动荡年代，以“为人生”为宗旨的作家们，将关注的目光和笔墨投向人力车夫、学徒工、下等妓女等底层民众的身上。在民国的文学空间里，作家艾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南行” 漂泊的生命体验为文学资源和创作基底，把握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逻辑和生存状态，发掘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的生存诉求及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将细腻真切的生存关怀融入到对底层人物的书写中。艾芜关于南行漂泊的文学书写因其丰富意义生发出更多期待进一步挖掘和阐释的可能。想要重新进入艾芜的文学空间，首要考察的就是“南行” 漂泊之于艾芜的意义。
我写《南行记》 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d
可以说，“南行”构成了艾芜取之不尽的文学资源，那么，“南行” 的经历是如何转化成文学资源的？而最终这些文学资源又如何形塑了作家的观念，从而促成了艾芜独特的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
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
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艾芜《致孙绰率》
漂泊、流浪似乎是每一个压抑苦闷的灵魂发自本能的生命抗争。五四的波澜，给年轻的艾芜带来了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检视自我的姿态。当时艾芜的家乡“也可以看出那个远远来自北京的浪潮，即使多年以后，已成了小小的涟漪了，也还在四川的小角里，使人受着强烈的激动，感到莫大的鼓舞”e。五四新文化浪潮荡开了艾芜感悟自我、体察现实、思考人生的视野，反观巴蜀地域的生存境况，艾芜发现“来自家庭、社会以及小学校的知识，和杂志、刊物掀起的宏大思潮一比，确是太贫乏、太狭窄了”f。生存空间的逼仄加上生活的浑浊迷茫，导致青年的苦闷和焦躁持续发酵。“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艾芜最终决定“像吉普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好似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艾芜偶然地踏上了南行的流浪征途。
現代知识者的流浪不仅仅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流放，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心灵的自由漂泊状态，这与古时的文人在政治意义层面上的“流亡” 相比，更多了一层形而上学的含义，它成为“人类的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g。对于漂泊者而言，“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h。在这场身与心的旅程中，漂泊者与路途中的人和事在共生的时空下彼此纠葛、相互影响着，切实的生命体验得以在人生的多重维度中展开。关于艾芜“南行”漂泊的经历，既往研究往往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南行”沿途的异域风情，带着潜在的“中心”眼光，将“南行”途中的“人”和“事”置放在滇缅这一陌生、新奇的异域进行打量，由此而产生的一种面对“他者”与“异域”的区隔感，导致研究者忽略了艾芜“南行”的具体历史情境，远离了作家漂泊的真实生命体验，轿夫、赶马人、卖唱者、强盗、小偷、穷学生、失业工人和劳苦农民则退为风俗图景的组成部分，而艾芜的“南行”漂泊经历亦被简化为作家的一段传奇人生被不断述说。郭沫若就曾对《南行记》有过如下阐释：“以静观的态度，以诗意的笔调” 描写了“边疆的风土人情”。i不过，茅盾的话倒是给了一个提醒：“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j面对艾芜“南行”漂泊的经历，最不应忽视的就是这一时代语境下苦难的人生底色。事实上，只要我们悉心体察二十多岁的艾芜在“南行” 漂泊途中所经历过一切，我们便能深深地理解艾芜关于苦难中的个人如何得以生存的独特感受。 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下，南北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28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起，北洋军阀与南方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断断续续先后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及第二次北伐等大大小小的战争达一百四十次之多，全国所有省市几乎无一幸免。k军阀混战导致的“兵灾”，是“因战争而造成的骚扰和灾害”l，它与自然灾害一样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兵灾严重扰乱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摧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农民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耕，淪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正如谚语所言：“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m这就是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农民谋生无门的真实写照，当法律无力、政府无能、饥饿难当时，“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起见，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土匪的焚掠……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n。流民们游走于兵匪之间，鱼肉乡民，“使富者贫，贫者乞”！ 5，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生存状态。黎元洪1922年通电时称“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 6。正如《东方杂志》上的报道所言：“在兵匪纵横的中国，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 7美国的埃德加·斯诺曾有过一段关于19世纪20年代云南土匪横行的记录：
云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土匪，谁也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土匪势力猖獗，能控制许多城镇和乡村。……大约在四年以前，土匪人数开始猛增。路边上的许多村落还留下被土匪洗劫过的痕迹。在舍资，墙壁坍圮，半数左右的房屋倒塌，断壁残垣之中还看得见被烧焦的梁柱。县长刚回到任上不久，他已经离开两年多了。许多人还流落在邻近地区。而舍资距省城不足八十英里，土匪占领达十八个月之久，却很少或从未遇到过抵抗。……雅藏（音）、广通、吕合街及其他几个城镇，当我们路过之时，才刚刚开始从暴徒的肆虐之下恢复。居民中男子很多被杀害了。几十个青年妇女被掳走。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留下来，大家都非常穷苦。街上只有很少一些生活必需品出售。！ 8
兵匪横行给广大农村和农民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更是罄竹难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不是社会流动之途、人生可选择的路径被堵死，又怎会有如此多的人不顾礼义廉耻、动荡不安去选择由兵而匪的生活呢？“裁兵无所得食，流为匪”，这种兵与匪的社会角色的互换，无疑是民国时期社会病态的一种体现。！ 9
亲历了保商队伤天害理的丑事，走过鸦片弥漫的街道，卖过草鞋，寻找工作无门，现实留给艾芜的是关于饥寒的恐惧记忆，以至于在二十八年后，艾芜还说道：“1925年的秋天，我流落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一课，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课。”@ 0长达六年的漂泊经历，让艾芜对饥荒、逃亡、无所依傍的人生，对那些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的人们有着更为真切的日常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而这些日常体验也绝不是道听途说、书本知识或相关描述性的词汇所能赋予的。就算长期处于异常煎熬的环境中，日常生活仍需继续，而此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显然，艾芜对于流民在长期异常状态下的生存诉求和行为选择的合理性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在绝望无奈的日常生存体验中，知识者将“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藉，以此，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其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迁徙流转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 1。在这层意义上，漂泊磨砺了作家的心性，强化了作家对现实人生体验的厚重和深度。面对“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行动”，艾芜呈现出这些生命本该具有的真切、复杂的样态。正如作家李健吾所感受到的：“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读过《南行记》的我们爱那群野人、粗人、穷人、苦人。”@ 2
二
艾芜曾在《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中说道：“题材一涉及了过去的流浪生活，文思便像潮水似的涌来，不能制止”，尤其是“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 3事实上，“南行” 漂泊的经历之于艾芜不仅仅只是题材方面的意义，最重要的还在于，这段经历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深深地影响着艾芜对现实人生的感知力与洞察力。因此，艾芜往往能基于自己切实的生命体验对“人生悲苦” 提炼出细腻、真切的日常感受，其文学书写着力表现的恰恰是容易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遗漏的“人生悲苦” 及其日常状态。我们可从艾芜创作于1947年的一篇小说中窥见一二。
《都市的忧郁》 创作于1947年，描写的是战争语境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常，我们习惯于通过对战火硝烟的场景描绘和战后的数据统计来呈现一场战争的得失，并载入史册警示后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有关战争的研究以其权威的数据和案例，也充分地揭示了战争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环境人口等方面的巨大破坏力。然而，长时间处于战争影响下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态度、精神意识方面的创伤却不是科学数据和图表所能呈现的。民国三十七年里，先后经历了十五年左右的军阀混战，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以及四年解放战争，这就意味着，现代中国的时代转型和社会变革是在“战争”的笼罩下进行的。 “战争”不仅仅只有敌对势力的战场搏杀和斗争双方的极端行为，漫长的战争岁月除了驱赶不散的战乱阴霾，还要经历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饥荒、瘟疫，然而，烽火硝烟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仍需继续，因此，在战争蹂躏之下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更需要文学的关注。在《都市的忧郁》 中，艾芜将目光投向抗战时期大后方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主人公袁长生母子是纷纷扰扰的都市中最普通、勤劳的贫民，他们身上浓郁的农民气息暗示着他们曾经的身份和遭遇，破产的农民蜕变为城市贫民，带着希望从农村来到城市，战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投射下重叠沉重的阴影。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小农经济虽然简单，却也非常脆弱。水旱灾荒、劳力缺失、政治动乱、经济凋敝等任何一种原因都可以导致经济的破产。农业生产一旦遭到毁灭性破坏，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袁长生母子便是在农村经济凋敝、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流入城市的。然而，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将勤劳的贫民再次抛入生存的窘境。袁长生母子既不是罩着理想色彩的觉醒的抗争者，也不是需要被启蒙的愚昧群众，他们勤劳能干、踏实节俭，就连这个贫民区内大家公认的“顶厉害的” 袁大娘，任她如何努力地生活着，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仍那么脆弱不堪。曾经农村贫苦却安定的日子成为袁大娘越来越浓烈的憧憬和美梦，与此同时，现实带给他们的却是越来越窄的求生之路。对于无所依傍、苦苦挣扎的袁长生母子，任何意外状况都能造成致命的伤害。对于物资匮乏、灾害频繁且长期处于战乱下的农业中国来说，粮食不仅直接关系着民众的生死存亡，同时还是各种社会现象和心理危机的诱因和结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的爆发直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人口锐减，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据相关灾荒史专家披露，发生在中国近代的十大灾荒中，民国时期就占了六次之多。@ 4在短短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中国遭遇的灾害种类繁多、面积之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不仅有气象灾害、地质灾害，还时常伴有瘟疫以及鼠灾等无法确定类型的其他灾害。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普遍、频繁，每年就有四分之一的地区处于受灾状态，而到了灾害频发的年份，更是有一半的土地处于灾害蹂躏之下。@ 5于是，粮食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即便政府在当时立刻采取解决措施，但仍无力应对快速蔓延开来的饥寒交迫。随之而来的便是瘟疫的横行。以当时的浙江为例，据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回忆，1943年的浙江省昌化县“家家都有病人，每家二人三人不等，甚至有全家人都挨次害过病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家，并受到死亡的不幸”@ 6。到了1944年的寒冬，“每人门前都堆着五尺高的雪，而室内却还是有人为蚊子传染，生着疟疾，发四十度以上的高热”@ 7。大多数贫民染病后也“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8在《都市的忧郁》中，作者一开始就通过一口极其普通的井暗示了疾病的出现，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文中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溢出的是人生的悲苦，流掉的是鲜活的生命和生存的希望。 在这些惨痛的抗战记录和回忆中，历史的真相永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触目惊心。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在饥寒病痛中垂死挣扎的恐惧和无奈，绝不是和平年代的我们所能真切体会的。当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不经意间遮蔽了个人的内心真实与生活常态时，通过文学触摸历史细节，体察细节背后的复杂面相，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至关重要。
a 李侃： 《芳古集·李侃随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b 艾芜： 《艾芜文集（第8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c 胡风： 《南国之夜》，见毛文、黄莉如编：《艾芜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d 艾芜： 《〈南行记〉新版后记》，见毛文、黄莉如编： 《艾芜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第110页；原载于艾芜：《南行记》，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e 艾芜： 《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f 艾芜： 《艾芜文集（第2卷）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g 刘小枫：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见《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h 杨炼： 《诗意思考的全球化——或另一标题：寻找当代杰作》，见《唯一的母语——杨炼： 〈诗意的环球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2012年版，第3页。
i 四川大学中文系编：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芜专辑》，四川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第101页。
j 贾桂芳编： 《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页。
k 王文泉、刘天路主编： 《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l 孟昭华、彭传荣编： 《中国灾荒辞典》，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m 〔英〕贝思飞： 《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n 冯和法编：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812页。
o 张镜渊： 《怀安县志（全）》，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88—289页。
p 蔡东藩： 《蔡东藩中华史·民国史（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q《东方杂志》1924年2月。
！ 8 〔美〕埃德加·斯诺： 《马帮旅行》， 李希文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
s 刘迪香： 《北洋政府时期“兵”“匪”职业病态转换问题探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t 艾芜： 《艾芜短篇小说集序》，见毛文、黄莉如编 ： 《艾芜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原载于艾芜：《艾芜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 1 宋明炜： 《“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 2 李健吾： 《里门拾记》，《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 3 艾芜：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见毛文、黄莉如编： 《艾芜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x 张堂会：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y 张堂会：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z黄绍竑： 《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55页。
@ 7 张根福、岳钦韬： 《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 8 老舍： 《骆驼祥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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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作 者： 杨洋，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抗战” 日常体验 《都市的忧郁》
中国的近代史加上现代史就是一部百年的战争史。a“战争”毫无疑问地成为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形态和时代语境的关键词。“战争”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的生存语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932年2月，东北三省沦陷。刚从缅甸被遣送回国的艾芜，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了对侵略者的反抗之声：“许家屯在黑暗中咆哮着。各处涌着被压迫者忿怒的吼声。”b尽管《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描写的是被压迫者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反抗而并非直接取材于抗日战争，但是，《咆哮的许家屯》《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却是以艾芜“南行”途中殖民地的见闻和体验为底色的创作，一如胡风的评价：“他身受的或目击的殖民地大众底苦难在他里面养成了一种不得不呼喊出来的热情，一种想摧毁那种枷锁的梦想。”c在这层意义上，上述三篇小说可以说是艾芜抗战小说的先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抗战”对于作家而言，已不仅仅只是时代的主题，更是其文学创作和思考的主旨，是其体察现实、感悟人生的经验背景。艾芜的抗战小说创作在他辗转至桂林后迎来了高峰，写下了大量表现抗战语境下大后方人民生活的作品。或许是艾芜的《南行记》太过抢眼，以至学界关于艾芜抗战小说的研究显得有些落寞。
在艾芜的抗战小说中，《都市的忧郁》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1947年，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在《文艺春秋》第1期上发表，后被收入《烟雾》集中。艾芜将透视现实人生的焦点落到袁长生母子这两个城市贫民的身上。文中袁长生母子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确切地说，他们是失去了土地进入城市的流民，尴尬的身份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无所依傍，是那个都市里真正的边缘人。在这一点上，《都市的忧郁》延续了艾芜在20世纪30年代“南行”系列作品中对边缘人物一以贯之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艾芜正是利用袁长生母子的尴尬身份将战争语境下的农村图景用写意的方式与城市生活场景有机相连，由此，作者得以在宽广的社会视野下从容不迫地描述着最普通的中国民众战时语境下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人物融入了作者无比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热切的现实关怀而显得更厚重深沉。中国抗日战争的“孤军奋战”“艰苦卓绝”以及“2000万人代价” 等描述性词汇的背后，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在逃亡、饥荒、轰炸中无穷无尽的、日常性的煎熬以及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抗战的历史描述更为凸显的是民众在抗日中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受难者形象。毋庸赘言，这些对于多灾多难、坚持抗日的中国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主题。然而，当本就生活多艰的人们再次深陷于抗战这样长期且异常的环境中时，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态生活着？思考着？当饥寒交迫的民众直接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侵略者时，他们又会作何感想？显然，战争语境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心路历程饱含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多重面相。本文主要以《都市的忧郁》为探讨对象，结合民国时期的具体历史语境，试图重新进入艾芜的文学空间，以期更深入地把握作家作品的思想内蕴及精神内涵。
一
身处乱云飞渡、群狼无首的动荡年代，以“为人生”为宗旨的作家们，将关注的目光和笔墨投向人力车夫、学徒工、下等妓女等底层民众的身上。在民国的文学空间里，作家艾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南行” 漂泊的生命体验为文学资源和创作基底，把握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逻辑和生存状态，发掘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的生存诉求及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将细腻真切的生存关怀融入到对底层人物的书写中。艾芜关于南行漂泊的文学书写因其丰富意义生发出更多期待进一步挖掘和阐释的可能。想要重新进入艾芜的文学空间，首要考察的就是“南行” 漂泊之于艾芜的意义。
我写《南行记》 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d
可以说，“南行”构成了艾芜取之不尽的文学资源，那么，“南行” 的经历是如何转化成文学资源的？而最终这些文学资源又如何形塑了作家的观念，从而促成了艾芜独特的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
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
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艾芜《致孙绰率》
漂泊、流浪似乎是每一个压抑苦闷的灵魂发自本能的生命抗争。五四的波澜，给年轻的艾芜带来了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检视自我的姿态。当时艾芜的家乡“也可以看出那个远远来自北京的浪潮，即使多年以后，已成了小小的涟漪了，也还在四川的小角里，使人受着强烈的激动，感到莫大的鼓舞”e。五四新文化浪潮荡开了艾芜感悟自我、体察现实、思考人生的视野，反观巴蜀地域的生存境况，艾芜发现“来自家庭、社会以及小学校的知识，和杂志、刊物掀起的宏大思潮一比，确是太贫乏、太狭窄了”f。生存空间的逼仄加上生活的浑浊迷茫，导致青年的苦闷和焦躁持续发酵。“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艾芜最终决定“像吉普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好似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艾芜偶然地踏上了南行的流浪征途。
現代知识者的流浪不仅仅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流放，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心灵的自由漂泊状态，这与古时的文人在政治意义层面上的“流亡” 相比，更多了一层形而上学的含义，它成为“人类的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g。对于漂泊者而言，“所有外在的追寻，其实都在完成一个内心旅程”h。在这场身与心的旅程中，漂泊者与路途中的人和事在共生的时空下彼此纠葛、相互影响着，切实的生命体验得以在人生的多重维度中展开。关于艾芜“南行”漂泊的经历，既往研究往往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南行”沿途的异域风情，带着潜在的“中心”眼光，将“南行”途中的“人”和“事”置放在滇缅这一陌生、新奇的异域进行打量，由此而产生的一种面对“他者”与“异域”的区隔感，导致研究者忽略了艾芜“南行”的具体历史情境，远离了作家漂泊的真实生命体验，轿夫、赶马人、卖唱者、强盗、小偷、穷学生、失业工人和劳苦农民则退为风俗图景的组成部分，而艾芜的“南行”漂泊经历亦被简化为作家的一段传奇人生被不断述说。郭沫若就曾对《南行记》有过如下阐释：“以静观的态度，以诗意的笔调” 描写了“边疆的风土人情”。i不过，茅盾的话倒是给了一个提醒：“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j面对艾芜“南行”漂泊的经历，最不应忽视的就是这一时代语境下苦难的人生底色。事实上，只要我们悉心体察二十多岁的艾芜在“南行” 漂泊途中所经历过一切，我们便能深深地理解艾芜关于苦难中的个人如何得以生存的独特感受。 在民国的历史时空下，南北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28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起，北洋军阀与南方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博弈，断断续续先后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及第二次北伐等大大小小的战争达一百四十次之多，全国所有省市几乎无一幸免。k军阀混战导致的“兵灾”，是“因战争而造成的骚扰和灾害”l，它与自然灾害一样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兵灾严重扰乱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摧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农民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耕，淪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正如谚语所言：“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m这就是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农民谋生无门的真实写照，当法律无力、政府无能、饥饿难当时，“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起见，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土匪的焚掠……使更多的贫农破产而逃亡”n。流民们游走于兵匪之间，鱼肉乡民，“使富者贫，贫者乞”！ 5，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生存状态。黎元洪1922年通电时称“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 6。正如《东方杂志》上的报道所言：“在兵匪纵横的中国，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 7美国的埃德加·斯诺曾有过一段关于19世纪20年代云南土匪横行的记录：
云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土匪，谁也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土匪势力猖獗，能控制许多城镇和乡村。……大约在四年以前，土匪人数开始猛增。路边上的许多村落还留下被土匪洗劫过的痕迹。在舍资，墙壁坍圮，半数左右的房屋倒塌，断壁残垣之中还看得见被烧焦的梁柱。县长刚回到任上不久，他已经离开两年多了。许多人还流落在邻近地区。而舍资距省城不足八十英里，土匪占领达十八个月之久，却很少或从未遇到过抵抗。……雅藏（音）、广通、吕合街及其他几个城镇，当我们路过之时，才刚刚开始从暴徒的肆虐之下恢复。居民中男子很多被杀害了。几十个青年妇女被掳走。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留下来，大家都非常穷苦。街上只有很少一些生活必需品出售。！ 8
兵匪横行给广大农村和农民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更是罄竹难书。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不是社会流动之途、人生可选择的路径被堵死，又怎会有如此多的人不顾礼义廉耻、动荡不安去选择由兵而匪的生活呢？“裁兵无所得食，流为匪”，这种兵与匪的社会角色的互换，无疑是民国时期社会病态的一种体现。！ 9
亲历了保商队伤天害理的丑事，走过鸦片弥漫的街道，卖过草鞋，寻找工作无门，现实留给艾芜的是关于饥寒的恐惧记忆，以至于在二十八年后，艾芜还说道：“1925年的秋天，我流落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一课，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课。”@ 0长达六年的漂泊经历，让艾芜对饥荒、逃亡、无所依傍的人生，对那些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的人们有着更为真切的日常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而这些日常体验也绝不是道听途说、书本知识或相关描述性的词汇所能赋予的。就算长期处于异常煎熬的环境中，日常生活仍需继续，而此时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显然，艾芜对于流民在长期异常状态下的生存诉求和行为选择的合理性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在绝望无奈的日常生存体验中，知识者将“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藉，以此，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其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迁徙流转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 1。在这层意义上，漂泊磨砺了作家的心性，强化了作家对现实人生体验的厚重和深度。面对“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行动”，艾芜呈现出这些生命本该具有的真切、复杂的样态。正如作家李健吾所感受到的：“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读过《南行记》的我们爱那群野人、粗人、穷人、苦人。”@ 2
二
艾芜曾在《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中说道：“题材一涉及了过去的流浪生活，文思便像潮水似的涌来，不能制止”，尤其是“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 3事实上，“南行” 漂泊的经历之于艾芜不仅仅只是题材方面的意义，最重要的还在于，这段经历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深深地影响着艾芜对现实人生的感知力与洞察力。因此，艾芜往往能基于自己切实的生命体验对“人生悲苦” 提炼出细腻、真切的日常感受，其文学书写着力表现的恰恰是容易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遗漏的“人生悲苦” 及其日常状态。我们可从艾芜创作于1947年的一篇小说中窥见一二。
《都市的忧郁》 创作于1947年，描写的是战争语境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常，我们习惯于通过对战火硝烟的场景描绘和战后的数据统计来呈现一场战争的得失，并载入史册警示后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有关战争的研究以其权威的数据和案例，也充分地揭示了战争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环境人口等方面的巨大破坏力。然而，长时间处于战争影响下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态度、精神意识方面的创伤却不是科学数据和图表所能呈现的。民国三十七年里，先后经历了十五年左右的军阀混战，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以及四年解放战争，这就意味着，现代中国的时代转型和社会变革是在“战争”的笼罩下进行的。 “战争”不仅仅只有敌对势力的战场搏杀和斗争双方的极端行为，漫长的战争岁月除了驱赶不散的战乱阴霾，还要经历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饥荒、瘟疫，然而，烽火硝烟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仍需继续，因此，在战争蹂躏之下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更需要文学的关注。在《都市的忧郁》 中，艾芜将目光投向抗战时期大后方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主人公袁长生母子是纷纷扰扰的都市中最普通、勤劳的贫民，他们身上浓郁的农民气息暗示着他们曾经的身份和遭遇，破产的农民蜕变为城市贫民，带着希望从农村来到城市，战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投射下重叠沉重的阴影。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小农经济虽然简单，却也非常脆弱。水旱灾荒、劳力缺失、政治动乱、经济凋敝等任何一种原因都可以导致经济的破产。农业生产一旦遭到毁灭性破坏，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袁长生母子便是在农村经济凋敝、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流入城市的。然而，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将勤劳的贫民再次抛入生存的窘境。袁长生母子既不是罩着理想色彩的觉醒的抗争者，也不是需要被启蒙的愚昧群众，他们勤劳能干、踏实节俭，就连这个贫民区内大家公认的“顶厉害的” 袁大娘，任她如何努力地生活着，在飞涨的物价面前仍那么脆弱不堪。曾经农村贫苦却安定的日子成为袁大娘越来越浓烈的憧憬和美梦，与此同时，现实带给他们的却是越来越窄的求生之路。对于无所依傍、苦苦挣扎的袁长生母子，任何意外状况都能造成致命的伤害。对于物资匮乏、灾害频繁且长期处于战乱下的农业中国来说，粮食不仅直接关系着民众的生死存亡，同时还是各种社会现象和心理危机的诱因和结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的爆发直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人口锐减，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据相关灾荒史专家披露，发生在中国近代的十大灾荒中，民国时期就占了六次之多。@ 4在短短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中国遭遇的灾害种类繁多、面积之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不仅有气象灾害、地质灾害，还时常伴有瘟疫以及鼠灾等无法确定类型的其他灾害。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普遍、频繁，每年就有四分之一的地区处于受灾状态，而到了灾害频发的年份，更是有一半的土地处于灾害蹂躏之下。@ 5于是，粮食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即便政府在当时立刻采取解决措施，但仍无力应对快速蔓延开来的饥寒交迫。随之而来的便是瘟疫的横行。以当时的浙江为例，据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回忆，1943年的浙江省昌化县“家家都有病人，每家二人三人不等，甚至有全家人都挨次害过病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家，并受到死亡的不幸”@ 6。到了1944年的寒冬，“每人门前都堆着五尺高的雪，而室内却还是有人为蚊子传染，生着疟疾，发四十度以上的高热”@ 7。大多数贫民染病后也“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8在《都市的忧郁》中，作者一开始就通过一口极其普通的井暗示了疾病的出现，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文中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溢出的是人生的悲苦，流掉的是鲜活的生命和生存的希望。 在这些惨痛的抗战记录和回忆中，历史的真相永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触目惊心。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在饥寒病痛中垂死挣扎的恐惧和无奈，绝不是和平年代的我们所能真切体会的。当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不经意间遮蔽了个人的内心真实与生活常态时，通过文学触摸历史细节，体察细节背后的复杂面相，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至关重要。
a 李侃： 《芳古集·李侃随笔》，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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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宋明炜： 《“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上海文学》2003年第12期。
@ 2 李健吾： 《里门拾记》，《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 3 艾芜：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见毛文、黄莉如编： 《艾芜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x 张堂会：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y 张堂会：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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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杨洋，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