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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绝望的精神启示录
普玄的《疼痛吧指头》虽然只有十来万字,[1]却是一部异常厚重的作品。孤独症,这个涉及上百万家庭、戳痛无数父母、历史短暂却影响巨大的疾患,近年来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至今仍不得其解的谜一样的孤独症,当它作为一个医学课题和一个社会话题时,它是客观的中性的;但当它作为为人父母必须面对的即将与孩子终身相伴的疾病时,它不啻是一场浸染着血和泪、烙印着疼和痛的灾难。因此,从题目开始,它就在提醒着读者只能以虔敬的态度去阅读,轻松、轻浮、轻快、轻逸,一切的“轻”都与它无关,它的话题是沉重的,精神是厚重的,态度是庄重的。同是以孩子遭受的病痛、苦难为起点,相对于周国平《妞妞》关于生命本体、生与死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疼痛吧,指头》打动人的是那一份人间烟火气的氤氲;相比于蔡春猪《爸爸爱喜禾》诙谐幽默掩盖之下的痛苦,《疼痛吧指头》吸引人的是那一份直面苦难的悲怆、以及对于家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面对这样椎心泣血的作品,纯粹技术性的言说与阐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部精神自传,是一部遭逢绝望与绝望周旋又从绝望出发的精神启示录。它不是纯粹审美的,也不是认识教化的,它是体验的,它需要读者以一颗柔韧而又慈悲的心去感受,去体察。虽然作品是以孤独症孩子为起点,但它所提出并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己一家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普通的生命,在无辜遭逢了苦难之后,将何以自处?《圣经》名篇《约伯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至今仍然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对于信仰上帝的人们来说,无辜受难是一个关乎上帝与人之关系的宗教问题,而对于无神论的人们来说,无辜受难,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关乎生命与存在的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普玄赋予了这部作品很強的形式感。虽然很多读者都从“非虚构”的角度进行解读,但因为它体现出来的对叙事艺术的精湛追求,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跨体越界”的小说,[2]它的内涵也可以因为期待视野的不同而在“问题小说”“家族小说”“成长小说”“精神自传”等不同向度上得到阐释。小说三个部分的叙述颇为讲究,第一部分以“我”春节前夕去紫金小镇接孤独症孩子为线索,大量的插叙、追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叙述密度,不仅有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成长与治疗线索,也奔涌着一条波澜起伏的情感潜流:孤独症确诊之前的焦灼、幻想、甚至自欺,确诊之后家庭的解体以及艰难的治疗过程,贯穿着对家庭、婚姻、爱情、生命的反思。多次出现的“我”作为父亲的“泪流满面”与孤独症孩子的“眼泪汪汪”让这一部分有着湿漉漉的感觉,仿佛那些句子都是从这一对父子的泪水中打捞起来的,因为经受过人间至情的浸润,而有着一种直抵人心动人肺腑的力量。第二部分宕开笔墨,以第三人称叙述“我”的母亲常五姐从年轻到年迈先后与三个残疾人相处、与绝望周旋的一生。母亲常五姐不相信眼泪,她以不竭的母爱、强悍的行动掩盖并战胜了面对绝望时的软弱与迷茫,不仅给予了“我”和孤独症孩子绝地重生的大爱,更重要的是,她还引领着“我”一步步穿越了精神的沼泽地,成为“我”战胜绝望的精神导师。第三部分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展示了大年三十“我”和孤独症孩子回母亲家过年的行程,极富象征性地写出了父子二人是如何冲破绝望找到生机的心路历程。小说叙事的形式特征、“指头”的象征寓意、孤独症的社会意义等方面都已经有论者做过很精彩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从精神历程的角度对小说的主旨略作探讨。
二.与绝望相遇:日常理性的崩溃
《疼痛吧指头》是一部与绝望相遇的作品。虽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曾从宗教哲学的角度专门讨论过“绝望”,但在通常意义上,“绝望”标示的是人的一种情感心理状态,当人们渴望达到某种状态,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达到目的而产生的一种极端心理体验,与“希望”相反,比“失望”更甚。当我们的生活按照大多数人的样子一样在既定轨道上运行时,比如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虽然也会遭遇一些大大小小的坎坷和麻烦,一般来说只会停留在失望的阶段。换句话说,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要我们的生活尚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理性之内,就不会走到“绝望”的境地。所谓日常理性,即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理由与理路,是伦理、道德、法律、民俗、知识、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
叙述主体“我”因为孩子“孤独症”的确诊猝不及防地与“绝望”狭路相逢。在重人伦血缘的中国家庭,孩子是家庭血脉基因的延续,是父母双方情感最有力的扭结点,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就像“我”始终记得的,“小时候,在很多个夜里,村民们早早睡了,但是我们家的油灯或者桐子始终亮着,灯光很微弱,但是灯下却永远有几个勤奋学习的孩子。那就是希望,那一盏油灯和无数个桐子照耀着我们兄弟步步升学,进入城市。”孩子是照亮一个家庭的希望之灯,这是日常理性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对于“我”来说,孩子“孤独症,终身疾患”的诊断让一切都因此而改变。“我们本来朝前跑着,看得见前面的路径、目标和方向,现在突然出现了一条岔路,前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孤独症”不仅仅意味着孩子不能主动开口说话、读书求学,完成普通人的一生,还意味着父母婚姻破裂、为支付巨额的治疗费用竭尽全力的拼搏,还有与之俱来的精神上的孤独与痛苦。就像克尔凯廓尔所指出的,绝望的折磨是求死不得,“当死亡是最大的危险时,人希望生;但当人认识到更恐怖的危险时,他希望死。所以,当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成为人的希望时,绝望就是那求死不得的无望。”[3]这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就如上帝选中了他正直的仆人约伯与撒旦打赌,而让约伯遭受了一系列惨痛的打击一样,在小说中,遭逢绝境不只是一个属于“我”的孤立事件,而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连串事件。除了“我”之外,父亲、母亲、大哥也都遭遇了各自生命中的绝境。父亲与大哥本来有健康的身体,却都因偶然事件落下了终身残疾,父亲在无辜被批判之后绝望过,大哥在打人事件受到下跪检讨的惩罚之后绝望过。而承受最多最重的绝望则是母亲:在她通过考学离开农村的梦想破灭之后,她选择了嫁给一个有文化的残疾丈夫,在丈夫身上赌命运,没想到丈夫挨批下放若干年;她在孩子身上赌命运,老大却因链霉素过敏打聋了耳朵,导致终身残疾。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母亲和两个残疾人一起拉扯大了其余的五个孩子,并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功成名就。但在晚年时她又遇上了一个孤独症孙子。这个一生都在与命运搏斗的老人再次选择了坚强。“她不能去死。她要告诉她的儿子,告诉那个孤独症孩子的爸爸,怎么和她一样,一生和残疾人相处。她还要告诉她的儿子,怎样去过令人绝望的生活,怎样在绝望里面,寻找生机。”
普玄的《疼痛吧指头》虽然只有十来万字,[1]却是一部异常厚重的作品。孤独症,这个涉及上百万家庭、戳痛无数父母、历史短暂却影响巨大的疾患,近年来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至今仍不得其解的谜一样的孤独症,当它作为一个医学课题和一个社会话题时,它是客观的中性的;但当它作为为人父母必须面对的即将与孩子终身相伴的疾病时,它不啻是一场浸染着血和泪、烙印着疼和痛的灾难。因此,从题目开始,它就在提醒着读者只能以虔敬的态度去阅读,轻松、轻浮、轻快、轻逸,一切的“轻”都与它无关,它的话题是沉重的,精神是厚重的,态度是庄重的。同是以孩子遭受的病痛、苦难为起点,相对于周国平《妞妞》关于生命本体、生与死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疼痛吧,指头》打动人的是那一份人间烟火气的氤氲;相比于蔡春猪《爸爸爱喜禾》诙谐幽默掩盖之下的痛苦,《疼痛吧指头》吸引人的是那一份直面苦难的悲怆、以及对于家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面对这样椎心泣血的作品,纯粹技术性的言说与阐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部精神自传,是一部遭逢绝望与绝望周旋又从绝望出发的精神启示录。它不是纯粹审美的,也不是认识教化的,它是体验的,它需要读者以一颗柔韧而又慈悲的心去感受,去体察。虽然作品是以孤独症孩子为起点,但它所提出并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己一家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普通的生命,在无辜遭逢了苦难之后,将何以自处?《圣经》名篇《约伯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至今仍然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对于信仰上帝的人们来说,无辜受难是一个关乎上帝与人之关系的宗教问题,而对于无神论的人们来说,无辜受难,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关乎生命与存在的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普玄赋予了这部作品很強的形式感。虽然很多读者都从“非虚构”的角度进行解读,但因为它体现出来的对叙事艺术的精湛追求,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部“跨体越界”的小说,[2]它的内涵也可以因为期待视野的不同而在“问题小说”“家族小说”“成长小说”“精神自传”等不同向度上得到阐释。小说三个部分的叙述颇为讲究,第一部分以“我”春节前夕去紫金小镇接孤独症孩子为线索,大量的插叙、追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叙述密度,不仅有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成长与治疗线索,也奔涌着一条波澜起伏的情感潜流:孤独症确诊之前的焦灼、幻想、甚至自欺,确诊之后家庭的解体以及艰难的治疗过程,贯穿着对家庭、婚姻、爱情、生命的反思。多次出现的“我”作为父亲的“泪流满面”与孤独症孩子的“眼泪汪汪”让这一部分有着湿漉漉的感觉,仿佛那些句子都是从这一对父子的泪水中打捞起来的,因为经受过人间至情的浸润,而有着一种直抵人心动人肺腑的力量。第二部分宕开笔墨,以第三人称叙述“我”的母亲常五姐从年轻到年迈先后与三个残疾人相处、与绝望周旋的一生。母亲常五姐不相信眼泪,她以不竭的母爱、强悍的行动掩盖并战胜了面对绝望时的软弱与迷茫,不仅给予了“我”和孤独症孩子绝地重生的大爱,更重要的是,她还引领着“我”一步步穿越了精神的沼泽地,成为“我”战胜绝望的精神导师。第三部分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展示了大年三十“我”和孤独症孩子回母亲家过年的行程,极富象征性地写出了父子二人是如何冲破绝望找到生机的心路历程。小说叙事的形式特征、“指头”的象征寓意、孤独症的社会意义等方面都已经有论者做过很精彩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从精神历程的角度对小说的主旨略作探讨。
二.与绝望相遇:日常理性的崩溃
《疼痛吧指头》是一部与绝望相遇的作品。虽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曾从宗教哲学的角度专门讨论过“绝望”,但在通常意义上,“绝望”标示的是人的一种情感心理状态,当人们渴望达到某种状态,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达到目的而产生的一种极端心理体验,与“希望”相反,比“失望”更甚。当我们的生活按照大多数人的样子一样在既定轨道上运行时,比如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虽然也会遭遇一些大大小小的坎坷和麻烦,一般来说只会停留在失望的阶段。换句话说,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要我们的生活尚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理性之内,就不会走到“绝望”的境地。所谓日常理性,即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理由与理路,是伦理、道德、法律、民俗、知识、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
叙述主体“我”因为孩子“孤独症”的确诊猝不及防地与“绝望”狭路相逢。在重人伦血缘的中国家庭,孩子是家庭血脉基因的延续,是父母双方情感最有力的扭结点,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就像“我”始终记得的,“小时候,在很多个夜里,村民们早早睡了,但是我们家的油灯或者桐子始终亮着,灯光很微弱,但是灯下却永远有几个勤奋学习的孩子。那就是希望,那一盏油灯和无数个桐子照耀着我们兄弟步步升学,进入城市。”孩子是照亮一个家庭的希望之灯,这是日常理性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对于“我”来说,孩子“孤独症,终身疾患”的诊断让一切都因此而改变。“我们本来朝前跑着,看得见前面的路径、目标和方向,现在突然出现了一条岔路,前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孤独症”不仅仅意味着孩子不能主动开口说话、读书求学,完成普通人的一生,还意味着父母婚姻破裂、为支付巨额的治疗费用竭尽全力的拼搏,还有与之俱来的精神上的孤独与痛苦。就像克尔凯廓尔所指出的,绝望的折磨是求死不得,“当死亡是最大的危险时,人希望生;但当人认识到更恐怖的危险时,他希望死。所以,当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成为人的希望时,绝望就是那求死不得的无望。”[3]这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就如上帝选中了他正直的仆人约伯与撒旦打赌,而让约伯遭受了一系列惨痛的打击一样,在小说中,遭逢绝境不只是一个属于“我”的孤立事件,而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一连串事件。除了“我”之外,父亲、母亲、大哥也都遭遇了各自生命中的绝境。父亲与大哥本来有健康的身体,却都因偶然事件落下了终身残疾,父亲在无辜被批判之后绝望过,大哥在打人事件受到下跪检讨的惩罚之后绝望过。而承受最多最重的绝望则是母亲:在她通过考学离开农村的梦想破灭之后,她选择了嫁给一个有文化的残疾丈夫,在丈夫身上赌命运,没想到丈夫挨批下放若干年;她在孩子身上赌命运,老大却因链霉素过敏打聋了耳朵,导致终身残疾。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母亲和两个残疾人一起拉扯大了其余的五个孩子,并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功成名就。但在晚年时她又遇上了一个孤独症孙子。这个一生都在与命运搏斗的老人再次选择了坚强。“她不能去死。她要告诉她的儿子,告诉那个孤独症孩子的爸爸,怎么和她一样,一生和残疾人相处。她还要告诉她的儿子,怎样去过令人绝望的生活,怎样在绝望里面,寻找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