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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集结号》获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接受效应，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令大众认同和共鸣的內容和情感，纵然《集结号》表现的是战争导致的特殊人生境遇，但实质上反映出的是普通个体在面对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时所面临的共同命运，影片揭示和诠释了一个最具现实意义的永恒命题：满足归属需要是个体生存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本相关性 常态人生 归属需要
有关影片《集结号》的喧哗终于归于平静。看看那些激情四溢的评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可总觉得意犹未尽。不仅如此，从影片的总体传播效果看，和近年来的中国商业大片相比，《集结号》又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至少改变了此前《英雄》、《夜宴》之类的“大片”倍遭诟病的局面，因此，值得我们对之做更为冷静、客观的研究。
当然，针对这样一种传播效果，此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纵向对比的视角，将之与同类型(战争片)的电影文本进行了解读，认为《集结号》的成功主要在于从叙事结构和叙事重心上改写了中国以往战争片的模式，从“战争胜利”和“英雄成长”模式转向从人道主义视角思考战争，开辟了一种新的战争片思路。体现出浓郁的悲悯情怀，等等。一部新作品的出现，从纵向对比的视角对文本特质进行审美解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知道，一部影片的传播效果的获得，是文本和受众需求遇合的结果。很多时候，受众所关注和认同的并不一定是文本中的创新点、并不是它的文本特质，也就是说，普通受众和研究者所关注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那么，普通受众在影片中寻找的是什么?约翰·费克斯在他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说，“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者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层面，而是旨在识别和筛选文本与日常生之间相关的切入点”，“使日常生活体验得以与之共鸣”。换句话说，文本能够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够让读者从中解读出和日常生活、和自己相关的东西来，这种相关性是大众文化文本获得受众认可的前提。那么《集结号》给人们提供了什么让人觉得和自己相关的东西?
一
迄今为止，人们大多都将《集结号》视为一部战争片，而我一直认为，片中战争场景虽占了不少篇幅，但她不是一个单纯探讨战争伦理的文本。战争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战争故事应该怎样处理个体生命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权力集团该如何对待个体生命等等，影片没有对这些战争伦理问题作过多的探讨，甚至没有像其他战争片，通过各种情节、细节去揭示战争的性质，通过描写人物的动机、目的，以诠释战争的意义及其和个体的关系。影片只是一味地呈现：所属兵团需要九连去打阻击，九连毫不犹豫地开赴战场：战场上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战士们不假思索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不作解释的表现方式，透露出了创作者的这样一种认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它一旦发生，很难用应该不应该来判断。战争中，为了集团利益，什么样的战术都有可能实施，什么样的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可以用今天的视角去质疑它的不近情理，但质疑不能代替事实本身，因为事实已经发生，除非你想回避或者改写(而这种对战争的理解，其实体现的就是普通个体的战争视角)。基于这样的理解，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个体，无论他们出于什么个人目的，无论高贵或是卑微，当他们能够信守承诺坚守阵地，甚至为集团利益不惜奉献出生命时，“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也就是说，战争段落出现在《集结号》中的目的，不是通过战场上人的行为来批判战争主宰集团的对与否，而是通过残酷的战争场景呈现一群普通人在特殊的社会境况下的生命状态，其中表现出了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最素朴、最本色、最具平等意识的理解。这种生命立场，正是影片后半段故事的逻辑起点。
然而，不少研究者恰恰对影片的这个段落提出了质疑，认为任何牺牲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影片却没有交代47位战士的行为动机：“人物动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即使不采用意识形态的表达还是有许多路径可走。但是这部影片在抽掉了宏大叙事之后，人物从内部被抽空了。找不到支撑他们行为的内在支柱。观众眼前的他们，成了一群冲冲杀杀的莽汉。“抽掉了动机，等于抽掉了人物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不仅人物的牺牲缺乏应有的意义，整个战争段落在故事中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沦为单纯的视觉奇观。实际上，不仅这种质疑是不成立的，恰恰是这种不作解释的呈现方式，反倒使影片没有使战争描写仅仅局限于战争的特殊性，而拥有了一种指涉一般人生的普遍意义。
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任何行动的确都是有动机的，动机之于行动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动机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不作特殊说明，并不意味着行动没有动机。动机又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所谓内在动机，即个体的内在需求所产生的动机。依照马斯洛的动机论，决定动机的内在需要包含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七个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和人的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存状况，人最迫切的需求是不同的，它自觉不自觉支配着人的行为，但却并不一定会明确地出现在人的认知层面。与此同时，人的行为还可能由外在动机所决定。所谓外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界的要求与外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动机，比如社会风尚的挟裹，家庭的变故等等都有可能促成人做出相应地行动。这就意味着，支配自己行为的动机并不完全由一种明确的内在需要所支配，有时也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和驱使。
战争状态下，个体的微不足道和孤立无援，使安全需要和归属需要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没有人可以例外。而这时候，希望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个强大的整体来使自己获得一种强大感、安全感，是孤立的个体的必然选择。而军队对于个体来说，虽然充斥危险，但同时也是战时最具安全感、能够帮助个体缓解和克服恐惧心理的一个群体环境。战时，其实大多数士兵都是基于这种最基本的安全需要走入军营的，《集结号》的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再平凡不过的人物，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当然，即使是这样的普通个体，他们除了寻找安全感，也一定还怀抱有自己的理想。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姜茂才和吕宽沟在战斗间歇去到敌军尸体上找手表的时候，两个人有一段简短的对话，姜茂才说仗打完后他立马就回家和家人团圆；而吕宽沟则说他要“混出个人样”之后，再衣锦还乡。说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在军队这个力量强大的整体面前，他们自己最初的动机和理想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群体需要，“像大家那样”或者“大家都那样”，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支配个体行动的主导因素。影片中，王金存从一个怯懦胆小的书生，到最终战胜恐惧，成为勇敢搏杀的战士，并不是因为个人特殊的动机和理想的激励和促逼，而完全是受那些将生死置之 度外的战友们感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没有特别交代战士们英勇作战的动机，是因为他们不是那种能和社会形成对抗关系、能牢牢把控自己的意愿和追求的、不被外力吞噬的英雄，而只是一群被集体力量挟裹着的普通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们是一群简单的、没有任何目的性、连最起码的行为动机都没有的“莽汉”，因为他们有着清醒、自觉的生命意识，只是不得不顺从集体力量的裹挟。他们在战争中的这种命运，其实是普通个体面对强大的社会力量时都会出现的一种局面，只不过是影片将这种力量具体成了战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中的战争故事已经不仅仅是战争的故事，而是有关个体生存的故事。
二
战争段落之后，紧接着是谷子地为战友、为自己正名的故事。前后形成了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这样一群不惧牺牲的勇士，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可事实恰巧相反。于是，幸存者谷子地踏上了为战友们正名的漫漫长路，并为此奉献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所以，更多的研究者都将谷子地视为一个情操高尚的奉献者、利他者形象。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谷子地的所作所为是否仅仅关乎品质、情操?其中是否有个人的不得不的成份?如果这个问题存在，那么，影片后半段谷子地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个体如何生存的问题。
影片中，谷子地从医院一醒来，就开始找寻找自己的队伍，这时候寻找部队实际上是一种本能，道理如同孩子寻找失散了的父母。后来，当他在打听部队去向的途中得知牺牲的47位战友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之后，为战友正名，成为他人生中压倒一切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不断地被组织审查，在赵团长的团部里的一次受审，终于让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太不公平”的感慨，于是，他不得不走上了在别人看来简直是难以理喻的单枪匹马挖煤山寻找战友遗体之路。
大多数都认为，后半段故事的核心是死去的47位战士的能否得到公正的待遇的问题，而事实上，影片真正触动人心的是谷子地本人的命运。逝者逝矣，和那些死去的战友相比，其实谷子并不比他们更幸运，唯一幸运的是他还活着，但正因为活着，他体验到了较死者更为尴尬的人生状态，承受了更多的心理重压：自己原本是出生入死的英雄，因为没有证据，反倒沦为了身份不明的人；自己明明是胜利者一方的一员，却不被胜利者接纳，以至于最后只好凭借私人关系被赵团长安排在队伍里充当一个多余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谷子地面临的人生处境，比牺牲的战士们的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严峻，他只有找到证据才能还原自己的历史，才能让自己所属的团体接纳自己，才能改变被拒之门外的无所归属的状态。而能够使谷子回归集体、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成员的证据就是那些牺牲了的弟兄的遗骸。因此，找到战友们的遗体、为他们正名，对于谷子地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情操问题，也是他不得不做的事，否则，他将永远无法进入正常的人生轨道、只能处于毫无安全感的放逐状态。
关于此，影片中有比较明确的表现。我们看到，影片没有像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在表现英雄蒙冤或者被误解影片之后，让主人公首先在基本生存层面上遭遇困境、遭遇危及、以至于生存难以为继，从而迫使主人公走上伸冤之路。《集结号》中谷子地本人的身份虽然不被承认，但基本上处于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状态；王金存的遗孀也非常顺利地重组家庭，很快解决了生存问题。仅从生活层面上看，谷子地后来的举动并不是非做不可的，可是他却做得执著，做得义无反顾，尤其是在他被县干部审查之后，找47位弟兄的遗体更成了他人生的第一要务。这种情节安排就是要说明：对于个体来说，外在生活的自由无法替代和消解心灵无处安放、精神不被接纳的痛苦和困惑，需求归属感，满足归属需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宿命。
三
似乎《集结号》的故事充满了偶然性，只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传奇，一种非常态的人生。可细想一下，现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谷子地的人生困境其实也是常态人生不可回避的困境，只不过充斥着血与火的战争，把现实生活中的强制力量予以外化、强化了而已。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的常态生活中，外在强制力量丝毫没有减少，区别在于，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残酷的战火硝烟，一个是波涛汹涌的竞争。现代人面对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虽然，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运转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使普通个体选择的机会不断增多，个体的自由度较传统社会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个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微弱，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越来越孤立、孤独和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和战时相似，寻求安全感、归属某一个团体，成为个人维系生存的必由之路。当然，你可以选择独立于倒可群体之外，但这只能是形式上的。比如那些自由职业者，“自由”只是一种外在状态，这份“自由”能够存在的前提还在于他们在精神上是认同、归属某一个群体的，否则，其自由状态下的劳动产品不被群体认可，“自由”也就无法维系。所以，在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争取被群体接纳、获得归属感，则成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中，自由导致的无助感、孤立状态已经成为现代人不能承受之重，逃避自由、寻找归属感成为人们最急切的需求。而其中最典型、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归属某一群体、按照某种文化模式或者某一群体需要的人格模式来塑造自己，通过消除我与群体之间的鸿沟，来获得这一群体的认可，消除个体的无助感和孤立状态，满足自己的归属和安全需要。弗洛姆认为，这样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意味着放弃自我，臣服群体，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但是，纵然不健康，它却是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而且始终未能超越的维系生存的方式。
据有关研究者对近十年中国社会心理状况进行的调研发现，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包容性的越来越强，社会心理的一个最大症候就是困惑。一方面，由于旧的标准或规范已经失效，新的一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心无所依：另一方面，由于价值标准走向多元化，过去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大多是单维的、非此即彼式的，而现在人们看待事物时，标准呈多维性、多样性的状态，人们的心态更加趋于宽容性。但是“标准多元化，心态的宽容性，有时候会导致判断是与非标准的相对化困境”，人们在面对现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茫然无措的困惑状态。比如，面对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在色彩缤纷、风起云涌的时尚面前，是坚守自己还是奋起直追?在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大调整、大裂变中，自己应该做怎样的人，归属怎样的群体?在这些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面前，选择的困惑常常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置身于嘈杂的人群中，却倍感孤单、不知所向。这项调查实际上说明， 在当今时代，在人们各种基本的需要中，归属需要已经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无论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卫道士，还是被受压抑的愤懣个体，都需要精神的归属”，要适应激烈的竞争，个体必须归属于某一团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团队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而多元化的价值去取向和眼花缭乱的世界图景，却使寻找归属的路途充满荆棘和挑战。
因为，归属感的获得，对于现代人来说，丝毫不比传统社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来得轻松。获得自由更多需要的是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和放弃：而能否被接纳则需要有所建树和重新融入。放弃和破坏只是解除个人和众人原有的关系，关键在于个体的意愿否彻底；而建树和融入的本质则需要重新获得一个群体或者群体认同的价值体系的认同。但个体融入的行动能否获得认可，不是个体一厢情愿的事，正如谷子地被集体接纳之路历经波折一样。被接纳的关键在于群体、在于你的行为是否能被群体认可，这意味着个人在寻找归属感的道路上，其实处于弱势状态，难以掌控。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能够冲破牢笼获得自由的比比皆是，但是，获得自由之后，都会遭遇到自由之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多数都在这个问题面前败下阵来。鲁迅先生就此问题有过一篇著名的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小说《伤逝》探讨的也是这一问题。从某种能够意义上说，自由的归宿最终还是归属，没有永远、绝对的自由，而归属却是无法逃避的追求。所以，寻找归属感的艰辛，每一个现代人都有至深的体验。正是有这种至深的体验，才有可能在谷子地的故事中产生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构筑的历史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呈现，而是指涉一种现实情境，而这种现实情境恰恰又是每个人都时刻面对的生活状态。普通受众其实和谷子地一样，面对群体，不停地在融入、游离、惶惑、再融入这样一个过程中游走，每一步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每一步又都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必然。而最困扰个体的则永远是置身其中，感受到的却是不被接纳、无法融入。寻找归属是人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子地最后的结局、《集结号》的大团圓结尾，似乎应是一种必然，但是在现实人生中，这个结尾并不代表一个人人生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而是意味着精神和心灵又要遭遇新一轮的挑战。
冯小刚总能在他的影片中，将我们混沌的生活撕开一角，让生活露出一点真相，刺激一下我们久已麻木的心灵。《集结号》仍然如此。当许多媒体报道说，《集结号》让不少观众感动得落泪时，我想，让他们落泪的一定不仅仅是剧中人物的牺牲、执著和最后圓满的结局，其中一定有自己的一分联想，因为谷子地的故事距我们并不遥远，也不陌生。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本相关性 常态人生 归属需要
有关影片《集结号》的喧哗终于归于平静。看看那些激情四溢的评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可总觉得意犹未尽。不仅如此，从影片的总体传播效果看，和近年来的中国商业大片相比，《集结号》又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至少改变了此前《英雄》、《夜宴》之类的“大片”倍遭诟病的局面，因此，值得我们对之做更为冷静、客观的研究。
当然，针对这样一种传播效果，此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纵向对比的视角，将之与同类型(战争片)的电影文本进行了解读，认为《集结号》的成功主要在于从叙事结构和叙事重心上改写了中国以往战争片的模式，从“战争胜利”和“英雄成长”模式转向从人道主义视角思考战争，开辟了一种新的战争片思路。体现出浓郁的悲悯情怀，等等。一部新作品的出现，从纵向对比的视角对文本特质进行审美解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知道，一部影片的传播效果的获得，是文本和受众需求遇合的结果。很多时候，受众所关注和认同的并不一定是文本中的创新点、并不是它的文本特质，也就是说，普通受众和研究者所关注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那么，普通受众在影片中寻找的是什么?约翰·费克斯在他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说，“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者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层面，而是旨在识别和筛选文本与日常生之间相关的切入点”，“使日常生活体验得以与之共鸣”。换句话说，文本能够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够让读者从中解读出和日常生活、和自己相关的东西来，这种相关性是大众文化文本获得受众认可的前提。那么《集结号》给人们提供了什么让人觉得和自己相关的东西?
一
迄今为止，人们大多都将《集结号》视为一部战争片，而我一直认为，片中战争场景虽占了不少篇幅，但她不是一个单纯探讨战争伦理的文本。战争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战争故事应该怎样处理个体生命和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权力集团该如何对待个体生命等等，影片没有对这些战争伦理问题作过多的探讨，甚至没有像其他战争片，通过各种情节、细节去揭示战争的性质，通过描写人物的动机、目的，以诠释战争的意义及其和个体的关系。影片只是一味地呈现：所属兵团需要九连去打阻击，九连毫不犹豫地开赴战场：战场上不可避免地要有牺牲，战士们不假思索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不作解释的表现方式，透露出了创作者的这样一种认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它一旦发生，很难用应该不应该来判断。战争中，为了集团利益，什么样的战术都有可能实施，什么样的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可以用今天的视角去质疑它的不近情理，但质疑不能代替事实本身，因为事实已经发生，除非你想回避或者改写(而这种对战争的理解，其实体现的就是普通个体的战争视角)。基于这样的理解，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个体，无论他们出于什么个人目的，无论高贵或是卑微，当他们能够信守承诺坚守阵地，甚至为集团利益不惜奉献出生命时，“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也就是说，战争段落出现在《集结号》中的目的，不是通过战场上人的行为来批判战争主宰集团的对与否，而是通过残酷的战争场景呈现一群普通人在特殊的社会境况下的生命状态，其中表现出了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一种最素朴、最本色、最具平等意识的理解。这种生命立场，正是影片后半段故事的逻辑起点。
然而，不少研究者恰恰对影片的这个段落提出了质疑，认为任何牺牲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影片却没有交代47位战士的行为动机：“人物动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即使不采用意识形态的表达还是有许多路径可走。但是这部影片在抽掉了宏大叙事之后，人物从内部被抽空了。找不到支撑他们行为的内在支柱。观众眼前的他们，成了一群冲冲杀杀的莽汉。“抽掉了动机，等于抽掉了人物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不仅人物的牺牲缺乏应有的意义，整个战争段落在故事中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沦为单纯的视觉奇观。实际上，不仅这种质疑是不成立的，恰恰是这种不作解释的呈现方式，反倒使影片没有使战争描写仅仅局限于战争的特殊性，而拥有了一种指涉一般人生的普遍意义。
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任何行动的确都是有动机的，动机之于行动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动机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不作特殊说明，并不意味着行动没有动机。动机又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所谓内在动机，即个体的内在需求所产生的动机。依照马斯洛的动机论，决定动机的内在需要包含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七个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和人的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存状况，人最迫切的需求是不同的，它自觉不自觉支配着人的行为，但却并不一定会明确地出现在人的认知层面。与此同时，人的行为还可能由外在动机所决定。所谓外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界的要求与外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动机，比如社会风尚的挟裹，家庭的变故等等都有可能促成人做出相应地行动。这就意味着，支配自己行为的动机并不完全由一种明确的内在需要所支配，有时也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和驱使。
战争状态下，个体的微不足道和孤立无援，使安全需要和归属需要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没有人可以例外。而这时候，希望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个强大的整体来使自己获得一种强大感、安全感，是孤立的个体的必然选择。而军队对于个体来说，虽然充斥危险，但同时也是战时最具安全感、能够帮助个体缓解和克服恐惧心理的一个群体环境。战时，其实大多数士兵都是基于这种最基本的安全需要走入军营的，《集结号》的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再平凡不过的人物，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当然，即使是这样的普通个体，他们除了寻找安全感，也一定还怀抱有自己的理想。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姜茂才和吕宽沟在战斗间歇去到敌军尸体上找手表的时候，两个人有一段简短的对话，姜茂才说仗打完后他立马就回家和家人团圆；而吕宽沟则说他要“混出个人样”之后，再衣锦还乡。说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在军队这个力量强大的整体面前，他们自己最初的动机和理想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群体需要，“像大家那样”或者“大家都那样”，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支配个体行动的主导因素。影片中，王金存从一个怯懦胆小的书生，到最终战胜恐惧，成为勇敢搏杀的战士，并不是因为个人特殊的动机和理想的激励和促逼，而完全是受那些将生死置之 度外的战友们感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没有特别交代战士们英勇作战的动机，是因为他们不是那种能和社会形成对抗关系、能牢牢把控自己的意愿和追求的、不被外力吞噬的英雄，而只是一群被集体力量挟裹着的普通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们是一群简单的、没有任何目的性、连最起码的行为动机都没有的“莽汉”，因为他们有着清醒、自觉的生命意识，只是不得不顺从集体力量的裹挟。他们在战争中的这种命运，其实是普通个体面对强大的社会力量时都会出现的一种局面，只不过是影片将这种力量具体成了战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中的战争故事已经不仅仅是战争的故事，而是有关个体生存的故事。
二
战争段落之后，紧接着是谷子地为战友、为自己正名的故事。前后形成了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这样一群不惧牺牲的勇士，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可事实恰巧相反。于是，幸存者谷子地踏上了为战友们正名的漫漫长路，并为此奉献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所以，更多的研究者都将谷子地视为一个情操高尚的奉献者、利他者形象。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谷子地的所作所为是否仅仅关乎品质、情操?其中是否有个人的不得不的成份?如果这个问题存在，那么，影片后半段谷子地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个体如何生存的问题。
影片中，谷子地从医院一醒来，就开始找寻找自己的队伍，这时候寻找部队实际上是一种本能，道理如同孩子寻找失散了的父母。后来，当他在打听部队去向的途中得知牺牲的47位战友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之后，为战友正名，成为他人生中压倒一切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不断地被组织审查，在赵团长的团部里的一次受审，终于让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太不公平”的感慨，于是，他不得不走上了在别人看来简直是难以理喻的单枪匹马挖煤山寻找战友遗体之路。
大多数都认为，后半段故事的核心是死去的47位战士的能否得到公正的待遇的问题，而事实上，影片真正触动人心的是谷子地本人的命运。逝者逝矣，和那些死去的战友相比，其实谷子并不比他们更幸运，唯一幸运的是他还活着，但正因为活着，他体验到了较死者更为尴尬的人生状态，承受了更多的心理重压：自己原本是出生入死的英雄，因为没有证据，反倒沦为了身份不明的人；自己明明是胜利者一方的一员，却不被胜利者接纳，以至于最后只好凭借私人关系被赵团长安排在队伍里充当一个多余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谷子地面临的人生处境，比牺牲的战士们的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严峻，他只有找到证据才能还原自己的历史，才能让自己所属的团体接纳自己，才能改变被拒之门外的无所归属的状态。而能够使谷子回归集体、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成员的证据就是那些牺牲了的弟兄的遗骸。因此，找到战友们的遗体、为他们正名，对于谷子地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情操问题，也是他不得不做的事，否则，他将永远无法进入正常的人生轨道、只能处于毫无安全感的放逐状态。
关于此，影片中有比较明确的表现。我们看到，影片没有像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在表现英雄蒙冤或者被误解影片之后，让主人公首先在基本生存层面上遭遇困境、遭遇危及、以至于生存难以为继，从而迫使主人公走上伸冤之路。《集结号》中谷子地本人的身份虽然不被承认，但基本上处于可以我行我素的自由状态；王金存的遗孀也非常顺利地重组家庭，很快解决了生存问题。仅从生活层面上看，谷子地后来的举动并不是非做不可的，可是他却做得执著，做得义无反顾，尤其是在他被县干部审查之后，找47位弟兄的遗体更成了他人生的第一要务。这种情节安排就是要说明：对于个体来说，外在生活的自由无法替代和消解心灵无处安放、精神不被接纳的痛苦和困惑，需求归属感，满足归属需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宿命。
三
似乎《集结号》的故事充满了偶然性，只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传奇，一种非常态的人生。可细想一下，现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谷子地的人生困境其实也是常态人生不可回避的困境，只不过充斥着血与火的战争，把现实生活中的强制力量予以外化、强化了而已。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的常态生活中，外在强制力量丝毫没有减少，区别在于，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残酷的战火硝烟，一个是波涛汹涌的竞争。现代人面对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虽然，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运转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使普通个体选择的机会不断增多，个体的自由度较传统社会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个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微弱，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也越来越孤立、孤独和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和战时相似，寻求安全感、归属某一个团体，成为个人维系生存的必由之路。当然，你可以选择独立于倒可群体之外，但这只能是形式上的。比如那些自由职业者，“自由”只是一种外在状态，这份“自由”能够存在的前提还在于他们在精神上是认同、归属某一个群体的，否则，其自由状态下的劳动产品不被群体认可，“自由”也就无法维系。所以，在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争取被群体接纳、获得归属感，则成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中，自由导致的无助感、孤立状态已经成为现代人不能承受之重，逃避自由、寻找归属感成为人们最急切的需求。而其中最典型、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归属某一群体、按照某种文化模式或者某一群体需要的人格模式来塑造自己，通过消除我与群体之间的鸿沟，来获得这一群体的认可，消除个体的无助感和孤立状态，满足自己的归属和安全需要。弗洛姆认为，这样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意味着放弃自我，臣服群体，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但是，纵然不健康，它却是现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而且始终未能超越的维系生存的方式。
据有关研究者对近十年中国社会心理状况进行的调研发现，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包容性的越来越强，社会心理的一个最大症候就是困惑。一方面，由于旧的标准或规范已经失效，新的一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心无所依：另一方面，由于价值标准走向多元化，过去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大多是单维的、非此即彼式的，而现在人们看待事物时，标准呈多维性、多样性的状态，人们的心态更加趋于宽容性。但是“标准多元化，心态的宽容性，有时候会导致判断是与非标准的相对化困境”，人们在面对现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茫然无措的困惑状态。比如，面对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在色彩缤纷、风起云涌的时尚面前，是坚守自己还是奋起直追?在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大调整、大裂变中，自己应该做怎样的人，归属怎样的群体?在这些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面前，选择的困惑常常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置身于嘈杂的人群中，却倍感孤单、不知所向。这项调查实际上说明， 在当今时代，在人们各种基本的需要中，归属需要已经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无论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卫道士，还是被受压抑的愤懣个体，都需要精神的归属”，要适应激烈的竞争，个体必须归属于某一团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团队中占据自己的位置。而多元化的价值去取向和眼花缭乱的世界图景，却使寻找归属的路途充满荆棘和挑战。
因为，归属感的获得，对于现代人来说，丝毫不比传统社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来得轻松。获得自由更多需要的是对既定秩序的破坏和放弃：而能否被接纳则需要有所建树和重新融入。放弃和破坏只是解除个人和众人原有的关系，关键在于个体的意愿否彻底；而建树和融入的本质则需要重新获得一个群体或者群体认同的价值体系的认同。但个体融入的行动能否获得认可，不是个体一厢情愿的事，正如谷子地被集体接纳之路历经波折一样。被接纳的关键在于群体、在于你的行为是否能被群体认可，这意味着个人在寻找归属感的道路上，其实处于弱势状态，难以掌控。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能够冲破牢笼获得自由的比比皆是，但是，获得自由之后，都会遭遇到自由之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多数都在这个问题面前败下阵来。鲁迅先生就此问题有过一篇著名的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小说《伤逝》探讨的也是这一问题。从某种能够意义上说，自由的归宿最终还是归属，没有永远、绝对的自由，而归属却是无法逃避的追求。所以，寻找归属感的艰辛，每一个现代人都有至深的体验。正是有这种至深的体验，才有可能在谷子地的故事中产生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说，《集结号》构筑的历史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呈现，而是指涉一种现实情境，而这种现实情境恰恰又是每个人都时刻面对的生活状态。普通受众其实和谷子地一样，面对群体，不停地在融入、游离、惶惑、再融入这样一个过程中游走，每一步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无奈，每一步又都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必然。而最困扰个体的则永远是置身其中，感受到的却是不被接纳、无法融入。寻找归属是人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子地最后的结局、《集结号》的大团圓结尾，似乎应是一种必然，但是在现实人生中，这个结尾并不代表一个人人生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而是意味着精神和心灵又要遭遇新一轮的挑战。
冯小刚总能在他的影片中，将我们混沌的生活撕开一角，让生活露出一点真相，刺激一下我们久已麻木的心灵。《集结号》仍然如此。当许多媒体报道说，《集结号》让不少观众感动得落泪时，我想，让他们落泪的一定不仅仅是剧中人物的牺牲、执著和最后圓满的结局，其中一定有自己的一分联想，因为谷子地的故事距我们并不遥远，也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