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经济陷入金融危机泥淖已逾四年，发达国家仍然深陷低增长、高失业和高负债的窘境。解读和反思这场金融危机依然是近年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在发达国家经济步履维艰之时，新兴市场经济却很快实现了复苏。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仍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在总结发展过程中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不断对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进行思考。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理论缺陷的思考。他们不断对传统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补充，逐渐发展起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方法，以弥补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方面的不足。本文将根据2012年世界经济领域内的主要议题，对2012年经济类图书进行盘点综述。
一、危机的回音
1.敢问路在何方：《终局：看懂全球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引发人们对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除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而外，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债务也岌岌可危。《终局》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并大胆作出预测。
作者指出当前的危机不是典型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而是资产负债失衡型的衰退，是始于60多年前的债务超级周期的终结。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延长了经济体中的“不稳定魔指”，一粒沙子触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任何规模的坍塌，所以希腊的债务问题很重要。私人部门盈余、政府部门盈余和贸易赤字不可能同时并存。大多数情况下，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公共部门杠杆化加剧。例如，在美国和西班牙，危机从购房者转嫁给银行，最终转嫁给政府，而政府不能转嫁给别人，于是债务问题便走向了终局。当国家所欠债务过多时，国家通常利用通货膨胀、债务违约以及本币贬值等方法解决问题。作者认为希腊已经无药可救，爱尔兰命悬一线，美国已经陷入混乱，欧洲外围国家犹如现代版的金本位制，具有通货紧缩倾向，日本只是一只寻找挡风玻璃的昆虫，发生严重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只是时间问题，英国可能会悄悄地膨胀掉债务。
2.“克式”危机治疗法：《现在终结萧条！》
保罗·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在《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与大萧条时期无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需求不足。经济体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且名义利率不能为零，所以政府要走出复苏必须大力仰仗财政刺激政策。作者认为，在如此大的危机前，美国政府一定要有“罗斯福式的决心”，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却很不给力。美联储应大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因为美国经济已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美国政府应该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增加对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增加投资等方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克鲁格曼特别指出，在现阶段关注政府债务问题，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简直是荒谬，扩张性财政紧缩不可能发生，反而会陷入财政紧缩-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与《终局》一书的观点相左，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发生债务危机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的净外债在整体债务中所占比例较低，只要能够支付利息，债务即使再增加也不会产生危险。政府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刺激经济，降低债务比例的根本方法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克鲁格曼的危机治疗方案也许是对的，它严格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他仅提供了短期摆脱危机的方法，并没有提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当如何解决竞争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等长期问题。
3.美国的困境与出路：《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与克鲁格曼的《现在终结萧条！》不同，《曾经的辉煌》没有直接描写当下的金融危机，转而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是一部美国学者在金融危机下的反思之作。托马斯·弗里德曼企图站在历史的角度解决两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困境？美国又该如何走出困境，重现昔日的辉煌？
作者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周期性事件”，长期增长能力衰落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全球化、IT革命、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能源消耗和气候变化。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使得全球化进程更加“全球化”，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市场，抢走美国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后起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IT革命改变了美国人工作的成分，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做“创造性的创造者”和“创造性的服务者”。金融霸权和美元特权滋生了美国通过借债而非税收弥补财政赤字的习惯，逐年累积的赤字已经演变成岌岌可危的国家债务。能源消耗高涨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如果找不到充足廉价而又清洁的能源来支撑所有“新美国人”的需求，世界将面临着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暖的威胁。
弗里德曼在美国曾经辉煌的历史中找到了美国通向繁荣的“秘方”，它依赖于五大支柱：公共教育的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开放的移民政策、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支持以及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监管。冷战结束后，自尊自大的美国已逐渐将这一“秘方”丢弃，美国要想重振旗鼓，必须重拾这一秘方。
二、增长的召唤
除了关注当前的金融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将目光放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向人们释放出乐观的情绪，将我们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阴霾中释放出来。
1.发展思维3.0：《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间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一国的产业结构应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这样的经济体才是最富竞争力的。一国应在此前提下，进行资本积累并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而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干预，以及后期强调政府失灵、主张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和政府协调发挥作用，所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市场应该成为经济中的基础性制度，通过竞争决定资源的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才能鼓励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则担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重任，即甄别与一国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消除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对以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有一定理论借鉴意义。 2.寻找经济增长的“圣杯”：《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新结构经济学》建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繁荣的求索》则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操作指南。林毅夫认为经济成功发展的“圣杯”体现在比较优势之中。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早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优先发展了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产业上的扭曲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扭曲。亚洲“四小龙”等成功的赶超国家都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再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升级。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因势利导的政府，好的发展理论是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
林毅夫详细阐释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轨六步法”。两轨即指“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的比较优势产业，消除私人企业进入比较优势产业的约束，引导并吸引全球投资者投资于该国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发展工业园区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林毅夫最后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停滞的关键在于：集中精力于利用该国当前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两本书中，向人们证明了“每个国家都埋着繁荣的种子”。但是，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能轻易办到的，如何把握经济增长干预过程中“度”的问题，克服经济结构改革中利益集团的阻挠等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繁荣的种子虽然有，但要让它生根发芽却非易事。
3.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二战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迈克尔·斯宾塞在《下一次大趋同》中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源于创新，创新带来了技术发展，进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竞争力。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全球化。知识、技术和创新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国际供应链和与全球经济接轨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追赶性增长”。第二，市场的激励机制、持续的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源、公共投资和城市化等因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关键性内部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却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原因。
斯宾塞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论证向人们传达出一种乐观情绪：“未来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虽然风险很高，但难度没有超过人类的聪明才智。过去的经验虽然有用但不够，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或者绕过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4.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尼古拉斯·拉迪解读了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并分析了中国领导人要维持经济增长所面对的挑战。
拉迪对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刺激政策给予充分肯定，但他同时指出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存在五个不平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制造业过于庞大，服务业落后；储蓄投资缺口加剧。拉迪认为中国实现平衡目标的核心政策是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当中最关键的是重启利率市场化。另外，更有弹性的汇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生产要素价格的根本改革都是中国纠正失衡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拉迪提醒，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中存在诸多受益群体，包括进出口竞争性企业、沿海省份、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以及商业银行，这些受益群体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能够阻止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必须要克服的因素。
三、思想风暴
无论是研究危机还是增长，研究者往往感慨经济理论发展总是跟不上经济实践。为了解决传统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经济学家开始将控制实验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由市场经济学：一个批判性的思考》
安德鲁·肖特在《自由市场经济学》里运用“内在批判”法对“自由市场论证”的基本前提假设进行批判，证明了自由市场并不是医治一切问题的良方，对于某些问题，非市场机制是必需的。
自由市场市场论证包含6个基本假设：理性和自利，效益主义，个人主义，无形之手———自由放任假设，过程导向社会公正观，效率———公平互抵假设。作者认为不仅仅在缺少协商、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情况下，个人理性会破坏市场预期达到的最佳结果，在没有上述因素情况下，市场也可能会失效。例如，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当工资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可能有一部分人口要面对接近贫困线甚至以下的工资，即“角点解”，他们的理性反应可能是将原本用于合法市场活动的时间分配到诸如犯罪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里；效率和公平并不总是相互抵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平就是迈向效率之途。“无可指责”的公正观既满足个人主义支持的内源性公正理论，又满足过程为导向的公正观，但它可能导致社会成为它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受害者。“纽卡姆难题”反映了理性预期假设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冲突。
2.饮水机前的闲谈：《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运用通俗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他所研究的学术的内容，重塑了我们对错误、风险、决策、快乐等事物的看法。这本书被卡尼曼形象地比喻为“饮水机前的闲谈”。
卡尼曼将我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系统1”，迅捷、直觉性和情绪化；“系统2”则较为缓慢、审慎而具逻辑性。系统1是无意识的，凭借直觉在顷刻之间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久以来的经验；系统2则要吃力得多，它要不断地检查事实和盘算，但是它“非常懒散”，经常听从于系统1的判断。
系统1代表的“直觉”对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但却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偏颇，导致我们过分自信和决策失误。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的，但事实上人们具有真实而非理性的行为倾向：大多数人具有规避损失的心理倾向；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人们对于决策的评估依赖一个中性的参照点。系统1的存在使人们产生心理账户，系统1认定“损失”与“收益”的主观性使人们极易产生框架效应，所以在面对意义相似的说法时常常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卡尼曼探讨了人生与幸福的心理学命题，他区分了关照幸福的体验效用和基于理性的决策效用，指出过去100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于效用就是决策效用的理解是片面的，忽略了体验效用。两种效用的失谐将导致“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冲突。
2012年中国图书市场出版了许多与经济学相关的著作，本文仅从与全球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危机和发展出发，选取了几本与此相关的，以及与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反思有关的著作进行回顾和综述，希望对读者能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责任编辑洪滔）
一、危机的回音
1.敢问路在何方：《终局：看懂全球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引发人们对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除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而外，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债务也岌岌可危。《终局》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并大胆作出预测。
作者指出当前的危机不是典型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期，而是资产负债失衡型的衰退，是始于60多年前的债务超级周期的终结。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延长了经济体中的“不稳定魔指”，一粒沙子触发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任何规模的坍塌，所以希腊的债务问题很重要。私人部门盈余、政府部门盈余和贸易赤字不可能同时并存。大多数情况下，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公共部门杠杆化加剧。例如，在美国和西班牙，危机从购房者转嫁给银行，最终转嫁给政府，而政府不能转嫁给别人，于是债务问题便走向了终局。当国家所欠债务过多时，国家通常利用通货膨胀、债务违约以及本币贬值等方法解决问题。作者认为希腊已经无药可救，爱尔兰命悬一线，美国已经陷入混乱，欧洲外围国家犹如现代版的金本位制，具有通货紧缩倾向，日本只是一只寻找挡风玻璃的昆虫，发生严重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只是时间问题，英国可能会悄悄地膨胀掉债务。
2.“克式”危机治疗法：《现在终结萧条！》
保罗·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在《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在的处境与大萧条时期无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需求不足。经济体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且名义利率不能为零，所以政府要走出复苏必须大力仰仗财政刺激政策。作者认为，在如此大的危机前，美国政府一定要有“罗斯福式的决心”，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却很不给力。美联储应大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因为美国经济已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美国政府应该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增加对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增加投资等方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克鲁格曼特别指出，在现阶段关注政府债务问题，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简直是荒谬，扩张性财政紧缩不可能发生，反而会陷入财政紧缩-经济萎缩的恶性循环。与《终局》一书的观点相左，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发生债务危机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的净外债在整体债务中所占比例较低，只要能够支付利息，债务即使再增加也不会产生危险。政府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刺激经济，降低债务比例的根本方法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克鲁格曼的危机治疗方案也许是对的，它严格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他仅提供了短期摆脱危机的方法，并没有提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应当如何解决竞争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等长期问题。
3.美国的困境与出路：《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
与克鲁格曼的《现在终结萧条！》不同，《曾经的辉煌》没有直接描写当下的金融危机，转而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是一部美国学者在金融危机下的反思之作。托马斯·弗里德曼企图站在历史的角度解决两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当前的困境？美国又该如何走出困境，重现昔日的辉煌？
作者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周期性事件”，长期增长能力衰落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全球化、IT革命、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能源消耗和气候变化。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使得全球化进程更加“全球化”，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市场，抢走美国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后起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IT革命改变了美国人工作的成分，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做“创造性的创造者”和“创造性的服务者”。金融霸权和美元特权滋生了美国通过借债而非税收弥补财政赤字的习惯，逐年累积的赤字已经演变成岌岌可危的国家债务。能源消耗高涨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如果找不到充足廉价而又清洁的能源来支撑所有“新美国人”的需求，世界将面临着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气候变暖的威胁。
弗里德曼在美国曾经辉煌的历史中找到了美国通向繁荣的“秘方”，它依赖于五大支柱：公共教育的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开放的移民政策、政府对基础研发的支持以及对私人经济活动的监管。冷战结束后，自尊自大的美国已逐渐将这一“秘方”丢弃，美国要想重振旗鼓，必须重拾这一秘方。
二、增长的召唤
除了关注当前的金融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将目光放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向人们释放出乐观的情绪，将我们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阴霾中释放出来。
1.发展思维3.0：《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间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一国的产业结构应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这样的经济体才是最富竞争力的。一国应在此前提下，进行资本积累并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进而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干预，以及后期强调政府失灵、主张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和政府协调发挥作用，所以被称为“发展思维3.0”。市场应该成为经济中的基础性制度，通过竞争决定资源的相对价格，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才能鼓励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则担当“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重任，即甄别与一国潜在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新产业，消除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对以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有一定理论借鉴意义。 2.寻找经济增长的“圣杯”：《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新结构经济学》建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繁荣的求索》则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操作指南。林毅夫认为经济成功发展的“圣杯”体现在比较优势之中。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早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优先发展了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产业上的扭曲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扭曲。亚洲“四小龙”等成功的赶超国家都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再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升级。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因势利导的政府，好的发展理论是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
林毅夫详细阐释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轨六步法”。两轨即指“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的比较优势产业，消除私人企业进入比较优势产业的约束，引导并吸引全球投资者投资于该国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发展工业园区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林毅夫最后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停滞的关键在于：集中精力于利用该国当前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两本书中，向人们证明了“每个国家都埋着繁荣的种子”。但是，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能轻易办到的，如何把握经济增长干预过程中“度”的问题，克服经济结构改革中利益集团的阻挠等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繁荣的种子虽然有，但要让它生根发芽却非易事。
3.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二战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迈克尔·斯宾塞在《下一次大趋同》中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源于创新，创新带来了技术发展，进而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竞争力。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经济全球化。知识、技术和创新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国际供应链和与全球经济接轨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追赶性增长”。第二，市场的激励机制、持续的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源、公共投资和城市化等因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关键性内部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而另一些却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的原因。
斯宾塞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论证向人们传达出一种乐观情绪：“未来世界是一个多速发展的世界，虽然风险很高，但难度没有超过人类的聪明才智。过去的经验虽然有用但不够，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或者绕过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障碍”。
4.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尼古拉斯·拉迪解读了中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并分析了中国领导人要维持经济增长所面对的挑战。
拉迪对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刺激政策给予充分肯定，但他同时指出危机期间的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存在五个不平衡：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制造业过于庞大，服务业落后；储蓄投资缺口加剧。拉迪认为中国实现平衡目标的核心政策是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当中最关键的是重启利率市场化。另外，更有弹性的汇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生产要素价格的根本改革都是中国纠正失衡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是，拉迪提醒，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中存在诸多受益群体，包括进出口竞争性企业、沿海省份、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以及商业银行，这些受益群体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大到能够阻止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必须要克服的因素。
三、思想风暴
无论是研究危机还是增长，研究者往往感慨经济理论发展总是跟不上经济实践。为了解决传统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经济学家开始将控制实验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由市场经济学：一个批判性的思考》
安德鲁·肖特在《自由市场经济学》里运用“内在批判”法对“自由市场论证”的基本前提假设进行批判，证明了自由市场并不是医治一切问题的良方，对于某些问题，非市场机制是必需的。
自由市场市场论证包含6个基本假设：理性和自利，效益主义，个人主义，无形之手———自由放任假设，过程导向社会公正观，效率———公平互抵假设。作者认为不仅仅在缺少协商、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情况下，个人理性会破坏市场预期达到的最佳结果，在没有上述因素情况下，市场也可能会失效。例如，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体里，当工资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可能有一部分人口要面对接近贫困线甚至以下的工资，即“角点解”，他们的理性反应可能是将原本用于合法市场活动的时间分配到诸如犯罪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里；效率和公平并不总是相互抵消的，在很多情况下公平就是迈向效率之途。“无可指责”的公正观既满足个人主义支持的内源性公正理论，又满足过程为导向的公正观，但它可能导致社会成为它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受害者。“纽卡姆难题”反映了理性预期假设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冲突。
2.饮水机前的闲谈：《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运用通俗的语言向我们阐释了他所研究的学术的内容，重塑了我们对错误、风险、决策、快乐等事物的看法。这本书被卡尼曼形象地比喻为“饮水机前的闲谈”。
卡尼曼将我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系统1”，迅捷、直觉性和情绪化；“系统2”则较为缓慢、审慎而具逻辑性。系统1是无意识的，凭借直觉在顷刻之间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基于情感、记忆和长久以来的经验；系统2则要吃力得多，它要不断地检查事实和盘算，但是它“非常懒散”，经常听从于系统1的判断。
系统1代表的“直觉”对我们的观点和行为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但却存在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偏颇，导致我们过分自信和决策失误。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人是理性的，但事实上人们具有真实而非理性的行为倾向：大多数人具有规避损失的心理倾向；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人们对于决策的评估依赖一个中性的参照点。系统1的存在使人们产生心理账户，系统1认定“损失”与“收益”的主观性使人们极易产生框架效应，所以在面对意义相似的说法时常常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卡尼曼探讨了人生与幸福的心理学命题，他区分了关照幸福的体验效用和基于理性的决策效用，指出过去100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于效用就是决策效用的理解是片面的，忽略了体验效用。两种效用的失谐将导致“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冲突。
2012年中国图书市场出版了许多与经济学相关的著作，本文仅从与全球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危机和发展出发，选取了几本与此相关的，以及与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反思有关的著作进行回顾和综述，希望对读者能有所帮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