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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4日，一声枪响打破了整个城市安静祥和的冬天，在天空撕开了一道血色的口子。
山东泰安，因泰山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但泰安普照寺的佛乐却没有改变这场新年伊始的血腥和杀戮。
刘鲁民和刘建军两兄弟的生命轨迹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公里内，永不可逆。填弹、射击、超于常人的冷静，刘氏兄弟在逃亡的过程中，与巡特警、武警、刑警、交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让子弹飞”。
1小时20分钟后，泰安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恶性刑事案件诞生。刘鲁民在绝望中举枪自杀，刘建军头部背部重伤，被警方制服。整个过程中，民警夏波、齐洪海，协警李良不幸牺牲。1月7日，另一民警肖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殉职。
一次惯例式的入户调查，竟然意想不到地遭遇到嫌犯的猛烈枪击，以致酿成三名民警、一名协警牺牲，另有五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悲惨后果。
随着连日来媒体暴风般的立体传播，持枪袭警案的悲剧性效应得到彻底的阐发——从对逝者的英雄式致敬，到对警察自我保护的探讨，再到为警察配枪的呼吁。人们在嘈杂的舆论中关切整个案件的后续影响，更期待着这些消逝的生命能够改变些什么。
袭警案着实令人悲痛，但它折射出的却是警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职业属性。或许，比起呼吁改进配枪制度，更重要的、更应反思的是在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仇警情绪膨胀的当下，如何增强警察执法的应急处警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执法训练，如何将立法配备的警用装备用到娴熟的地步，从而提高警察的威严与公信力。
杀人了
位于泰安市科大路的泰安市军分区第一干休所南门前，马路两边的小商贩们依然忙碌地做着生意。干休所大门西侧的文化用品店门上仍然贴着白色的封条，老板不知所踪，店门前的血迹虽被清洗但依然清晰可见。透过裂成网状的玻璃门向内望，翻倒的桌椅，破碎的玻璃瓶，一派打斗过的痕跡。除此之外，一切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这些天，时不时会有扛着摄像机或拿着笔记本、录音笔的记者在附近转悠，向路边的小商贩们打听情况。1月6日之后，早先还会向记者绘声绘色讲述4日当天目睹一切的水果摊老大爷、杂货店的老板娘、修鞋摊的老板等均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没看见”，尤其是那个正对干休所大门摆烤地瓜摊的大妈更是一见记者就丢下摊子，跑得无影无踪。
每当有陌生人想要进入干休所时，一名穿着军装站岗的小战士就会上前进行盘问（早先干休所门口是无人站岗的）。只要是他看着觉得可疑的人，特别是像记者的，均会被拒之门外。
经过好心路人的指点，记者上了干休所西侧一家拉面店的二楼，他家朝北的窗口恰好正对着“1·04”枪击案的第一现场——干休所内的2号楼，这座被当地人俗称为“将军楼”内。透过窗户，记者看到2号楼已经大门紧闭，但院内大片的鲜血仍清晰可辨。2号楼是一座两层复式的白色小楼，刘建军住西侧。两米高的墙围成一个不算很大的院子，南面是一个红色铁门，已经上锁。记者随后借机进入现场，透过铁门的门缝看到，院内及楼上已没有人，房屋门窗紧闭。
拉面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1月4日中午大概11点多，她刚把孩子哄睡觉，就听到对面的院内传来了三声巨响，“刚开始我还在想是谁家这么早就放起鞭炮来了”。等到她下了楼准备面馆中午营业的时候，又听到了几声“鞭炮声”，“我叔叔跑进来喊杀人了，这时我才知道刚才的响声是枪响”。
经过走访，记者终于从多名目击者口中逐渐了解到了枪击案的整个过程。原来当天11点20分左右，至少有6名民警在现场布控，他们是泰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查三中队中队长夏波、警员钱祥村、岱宗坊派出所岱道庵警务区警长肖斌和协警李良等。结合警方通报，去年12月19日，山东德州发生一起命案。上述警员协助德州警方正准备对户主刘建军，命案疑犯的弟弟，进行入户调查。
知情人称，当时是夏波、钱祥村、肖斌和李良在正门，另两名民警被夏波要求去守后门。由于干休所属于管辖范围，加之对刘建军比较熟悉，刚从一起失窃案现场赶来、穿着警服的肖斌自告奋勇地上前敲门。岂料屋内的刘建军和刘鲁民在看到是民警之后，突然隔着栅栏式防盗门开枪射击。肖斌眉心中弹，当场倒地不起。随后，协警李良也中枪倒在了院门口的血泊之中。
“一个警察，便衣，一瘸一拐地跑出来，腿上和后背全是血。”一位目击者这样说，来人一边跑一边指向干休所2号楼方向大喊：“有人开枪，我是警察，快报警。”大约30秒后，这名腿部受伤的便衣倒地不起。其间，另一名便衣男子从2号楼内侧迅速跑出，一边跑一边打电话。在他的身后，至少响起三声“爆竹声”。
该名便衣男子一路跑到干休所对面的虎山路北首，听到腿部受伤的男子呼救后，又折返回干休所门前。他的左侧是岱宗坊派出所科大社区警务室，右侧是一间文化用品店。因警务室长期无人大门紧闭，他架起受伤的男子便躲进了右侧的一间文化用品店。
此时，平日街坊相熟的一张面孔出现——2号楼的户主刘建军，只不过此时他的手里多了个家伙：一把双管猎枪。与刘建军同时跑出的，还有一名身着灰褐色衣服的男子(警方事后证明，该男子正是刘建军的哥哥刘鲁民)，刘鲁民右手端着一支短枪，左手持一把砍刀。在冲出干休所大门后，两人迅速拦下一辆面包车，用枪逼迫司机停车并上车准备逃离，但是，由于司机在下车的瞬间拔下了车钥匙，两人只好下车另寻目标。
刘建军和刘鲁民下车后，发现了躲进文具店的便衣民警，两兄弟一前一后跟着闪进了文具店。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折返救护战友的便衣男子被击中倒地，而此前腿部受伤的民警头部再次遭到刘氏兄弟刀砍头部，在奋力夺刀之后，该民警一路逃进了几十米远的山东科技大学东门内。
事后，折返文具店的便衣男子被证实是夏波，他被猎枪击中后当场牺牲。而腿部受伤的男子则是钱祥村，他在逃至山科大男生2号宿舍楼后幸得宿舍管理员周光升与学生李超相救。
“11点30分左右，我看到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倒在宿舍值班室门口，满脸是血，手上还拿着一把50厘米长的单刃带护套的刀。”周光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他神智还算清醒，在出示了警官证要求我们救助之后，由于大量出血昏了过去。”
周光升回忆，当时钱祥村身上除了从歹徒手中抢来的刀之外，就连最基本的单警装备都没有。随后，他和路过的李超一起将钱抬至110宿舍。这时，他们才看清了他的伤势：头部左右两侧均有3厘米长的刀伤，左胳膊和右腿内侧均受枪伤并大量渗血。他们立即用手机数据线、拖把条绑住受伤处止血，随后拨打了110和120报警。
生死逃亡与追捕
在泰安警方以案件正在调查为由，拒绝披露全部围捕过程的情况下，记者随后又走访了龙潭路文化路交叉口等多个枪击案现场，试图还原一个多小时的逃亡与追捕过程。
第一次劫车未遂的刘氏兄弟随后冲出文具店向虎山路北首跑去，在福利彩票点旁成功抢夺一辆停在路边、车头向南的黑色桑塔纳之后，两人并没有沿南开往岱宗大街，而是原地掉头向北往红门路方向逃窜。
从干休所转弯通向红门路的这段路中午11点到12点半是限时单行的，因此，有人猜测：“两人选择红门路，要么是慌不择路，要么就是早有精心准备。”
他们再次出现，则是在泰山大街泰山附属医院近。据出租车司机赵军描述，当天中午12点10分左右，他正沿着泰山大街往东行驶，忽然看到路中间听着一辆黑色的车子（据监控录像显示，桑塔纳已经换成了一辆黑色现代），后玻璃全没了，路上也没什么人。起初，他以为是交通事故或是打架砸的，但地上却没有玻璃，直觉告诉他肯定是出事了。正当他减速停在路边时，一名身高1米7左右，30多岁的男子向他跑来。待他走近，赵军一看该男子手部受伤流血。
在该男子的描述中，赵军才知道原来他被刘氏兄弟用枪顶着头抢去了所驾驶的绿色丰田霸道车。随后赵军载着该男子去了附近的粥店派出所报案。巧合的是，20多分钟后，当赵军驶过龙潭路文化西路路口时，正好见到了这辆丰田霸道一头撞在了路边的树上。离它不到10米的地方则是一辆车头被撞了变形的牌号为“警9717”的警车。
驾驶这辆警车的正是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的教导员张博。目前，他正在泰安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撞击造成了他胸腔积液，如病情进一步恶化则需进行手术治疗。1月7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博红着眼睛向记者回忆起了撞车时的一幕。
当天在家刚准备吃饭的他接到了对讲机里传达的指令：围堵两名歹徒，驾驶绿色丰田霸道，牌号为……；注意安全，歹徒有枪。接到命令的他二话不说，就开着警车上路了。张博的妻子说：“我们在对讲机里都听到了歹徒有枪，都吓呆了，除了害怕还是害怕。要知道交警只有警棍和催泪瓦斯，哪里有枪和防弹衣啊！”
在行驶至擂鼓石大街时，张博发现了歹徒的车辆，他一边一路紧追并将歹徒追至龙潭路，一边通过电台通知其他同事增援。
“我看着他们向西拐到文化路，之后又突然掉头，加速迎面向我冲过来。”张博说，“当时就我一辆车，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开的是四驱，我是普桑。我一躲，他们肯定得逃了。”
就在快撞上的一刹那，张博急中生智将车挂在了倒车挡上，往后一倒车减缓了正面的冲击力。在被推行的过程中，张博回头看到身后有棵大树，他又打了一把方向盘躲了过去，但强大的冲击力使他的车弹到后方第二个花坛上，而歹徒的车则一头撞在了大树上。
“我们是在路口的工商银行撞的，之后被推行了30多米。这么粗的树都被撞断了，可想而知当时他们的速度有多快。”撞车后的张博看到刘氏兄弟头部流血，但挣扎着想下车，他立刻一脚踹开车门跑向北面的一扇铁制的防盗门内，并用对讲機向其他人通报情况。
果不其然，歹徒下车后发疯似的举着枪在警车里搜寻张博。未果之后，他们又转向了工商银行门口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准备劫车逃走。
“中午约12时25分，太吓人了，越野车直接将警车撞飞了。那两人下来就开枪。”龙潭路东侧滇香园餐馆的一名服务员向记者描述称。在事发现场，记者也看到了路面上至今还留着一条长长的刹车痕迹。
根据该服务员的说法，歹徒随后抢下的白色面包车系之后牺牲的交警二大队齐洪海所驾驶的车辆，“当时面包车就停在工行门口一直没动，那两个人分别上车，就听到两声枪响。在抢下面包车后，他们驾车继续向西逃跑。面包车开出200米，扔下一个男子，满头是血。”但交警支队党支部书记赵树铁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齐洪海确实在龙潭路文化路路口牺牲，当时他想下车制服两名撞车的歹徒，不幸中枪身亡。”
约两分钟后，遭到大批武装警车和特警驾车围堵的面包车掉头往东向文化路中段急速驶去。大批武警和身着防弹衣的特警紧追不舍，最终面包车被交警刘峰和赵伟驾驶的警车撞停在文化路农贸市场附近。在此过程中，刘建军被甩出车子并被警察擒获，而刘鲁民手持双管猎枪与大批围堵的民警展开对峙。在这个过程中，年仅22岁的交警协勤王波的背部中枪。据医生介绍，子弹夹杂着经过高温炭化了的衣服纤维进入右肺后，又散开成了二三十颗小子弹，王波伤势严重，右肺可能要切除。
张博分析，歹徒可能已经准备鱼死网破了，“他们当时预计到自己跑不了，就调头向学生放学的地方开过去，明显带有报复社会的情绪。”
中午12时40分，在距离第一枪击现场民警被击中1个多小时后，精疲力尽的刘鲁民终于不再对警方射击。此时，刘鲁民突然向已经躲在警车底下的弟弟刘建军开了两枪。然后在大批赶到的武装警察的围堵下，踱步至路旁的一棵大树下，再次对猎枪进行填弹。刘鲁民第二次装弹完毕后，向警车下面的弟弟刘建军看了一下，然后，将猎枪的枪口顶住自己的下颚并用脚趾扣动扳机，饮弹自尽。
“真不明白，抓这么凶狠的歹徒怎么连枪也不带。”文化路农贸市场的多名目击者很不理解警方当时装备情况。他们都表示，除了后来赶到的武警和特警，先前成功围困刘氏兄弟的警察除了手中的长棍和电棍，并没有枪支。
劣迹斑斑的“红二代”
泰安枪击袭警案的两名主角：哥哥刘鲁民举枪自杀；弟弟刘建军，目前正在泰安中心医院ICU救治，伤情不详。警方宣传科的负责人对记者讲，目前刘建军的伤势稳定，但因下巴受伤，暂时还不能开口说话，“我们对他是重兵把守，绝不会让他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时，根据警方通报，自杀者系刘鲁民，52岁，原籍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无业。2008年8月曾因盗窃被济南市公安局拘留五天。刘建军，系刘鲁民之弟，50岁，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无业。1985年至2000年曾因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两次被判刑，2000年4月被法院裁定假释。
1月6日，记者在刘建军居住地周围群众口中得知，大家对刘鲁民并不熟悉，但刘建军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略带神秘的人。小区内的居民都不想谈刘建军，毕竟这不是件光彩的事情。费了很多口舌，记者找到了一些愿意聊天的居民。
“个子不高，1米65左右，有一身肌肉。”一位水果摊的老板这样描述，他认识刘建军，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平时话不多，基本上没跟小区外任何摊主打过交道，看上去有些内向得冷漠。而另外一位卖香酥鸡的摊主却说：“他女儿今年三四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孙女。有时候，他在前面跑，女儿在后面追，很平常的一对父女。”
在案发前一晚，一小吃摊的摊主还记得刘建军到她那里买过两个鸡蛋饼，“他往鸡蛋饼里加了点辣椒，我爱人还特意提醒他小孩会不会不能吃辣。他连说没事，放下钱，拿着饼就走了。”这是刘建军第一次买饼走得那么匆忙，现在猜测，可能是买给他大哥的。
小区居民对刘建军的另一印象是，他喜欢锻炼，经常在小区的器材上健身，都50的人了，双杠还能连撑四五十个。一位刘姓居民告诉记者，平时都是他接送女儿去幼儿园，但案发当天却是他爱人送的，“他平时还习惯穿皮鞋，案发时却穿着运动鞋，可能刘建军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快。”
而在一位彭姓居民的口中，记者得知他的父亲与刘建军的父亲曾经是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刘家兄妹是所谓的“红二代”，刘父早年参加过八路军，是抗日英雄，退休前曾是师级干部。“但刘建军从小就喜欢惹是生非，早在他中学时代就曾将人打伤，要不是因为年龄小早就处理了。听我父亲说，好像是他母亲比较宠孩子。”
据《新京报》报道，后来1983年的一起刘建军致人死亡案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1983年8月3日，刘建军在宿舍内持猎枪打死一男子，当年开枪场景与1月4日袭警案手法相同。
致人死亡后，刘建军被判无期徒刑。被害人家属认为判决不公，不断上访，判决没有改变。德州干休所一老干部称，当时法院判处刘建军无期徒刑，有考虑其正当防卫的因素。但据知情人透露，被判无期徒刑的刘建军，不到10年即出狱。
在警方的通报中，并未提及其提早释放的原因。难怪有网友调侃道：“是德州警方间接酿成了这次惨案。”
“大概是20多年前，刘文湍因为这件丑事在德州生活不下去，向组织申请全家搬至泰安军分区第一干休所，当时刘建军的妹妹随父母一同到泰安生活。”彭姓居民称，“刘建军出来之后也将家迁至泰安。2003年，刘父去世，就是被刘建军气死的。本来留给女儿的房子没想到也被他霸占了。”
在彭姓居民的印象中，刘建军很喜欢打架，“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主。”有一个邻居很怕他，整天提心吊胆，逢年过节会专门上门送礼。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严打期间，在刘建军住处搜出很多摩托车，其因盗窃罪被判重刑。出狱后，刘建军曾经在干休所门口摆过小摊卖猪头肉，但最后不了了之。
刘建军结过两次婚。在第一任妻子坐月子期间，刘建军因盗窃获刑，妻子遂与其离婚，他们的儿子今年20多岁；之后，刘建军再婚，听说娶的是他们家30多岁的小保姆。两人育有一女，今年3岁。据邻居还有管辖该地区的民警反映，女儿出生之后，大伙儿都认为刘建军变好了，脾气也没以前那么暴躁了。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他平时和肖斌挺熟悉的，经常上我们局来做做思想汇报，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就开枪了。”
1月8日晚，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份通报或许说明了开枪的原因。通报称，2010年12月29日凌晨，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德州实华公司工人窦广东在自家门口被害。经德州警方侦查调查，窦广东之妻张建菊与情夫刘建民（刘建军大哥）具有重大嫌疑。2011年1月1日，专案组传讯刘建民，刘建民到案后拒不交代。
现已查明，德州“12·29”案件是由刘建民、张建菊、刘建军共谋，并由刘建军直接实施的一起报复杀人案件。12月28日晚，刘建军携带刀具到德州，持刀将下夜班回家的窦广东杀害，并于当日乘火车返回泰安。刘建民被抓获后，刘建军同其妹刘彬彬、四哥刘鲁民订立攻守同盟。
另据警方通报称，民警现场缴获双管猎枪1支，自制小口径手枪1支，匕首1把，小口径射击运动用弹180枚，猎枪弹7发。干休所内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以前所里的老干部家大多都会有枪，后来先后三次要求他们上缴枪支，但大多为自愿行为，“枪很有可能是他父亲留下来的”。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如用“狩猎”、“气狗”、“手狗”、“狙击狗”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立即跳出一大片相关的网页。某枪支卖家表示，这是因为法律禁止非法枪支买卖以及互联网管理，枪支买卖信息被网站过滤，玩枪的人受枪的英文“gun”读音启发，在网上买卖、交流枪支信息时一律以“狗”来代替，避免网管审查。
配不配枪？
“1·04”案发生之后，泰安市的许多市民纷纷涌上龙潭路文化路路口，在“警9717”撞车的地方自发搭起了一个悼念的场所，花篮、鲜花、“英雄走好”的标语随处可见。路过的市民都会主动停下脚步，有的鞠三个躬，有的点上三支烟。
1月7日起到10日，每天都有为殉职民警举行的悼念追思活动、遗体告别会以及追悼会。泰安市各界领导、许多市民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上述活动。而在医院受伤民警的病房内放满了人们送来的花篮以及水果。
1月6日晚，警方在交警二大队和岱宗坊派出所举行了两场记者会。牺牲民警的家人和同事讲述了他们平时工作中的点滴。
齐洪海，48岁，泰安市第一批交警，从警25年，生前是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科员。齐洪海的女儿齐兆斐，年龄和父亲警龄一样长。齐兆斐说，打从记事起，父亲就早出晚归，平时接触不多。父亲不善表达，偶尔会发短信，叮嘱她好好学习。1月4日下午2点，正在泰安市环保局上班的兆斐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早日入党。”齐兆斐含泪说，她没有想到这会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的领导马洪介绍，齐洪海老实忠厚，吃苦耐劳，25年从警没有接到过一起投诉。齐兆斐还说，父亲殉职后，家人才知道他生前长期捐款修路。
1986年3月出生的李良，是泰安枪击案牺牲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生前在泰山公安分局岱宗坊派出所担任协警。“非常敬业，非常热心，非常上进。”常和李良一起值班的岱宗坊派出所民警吕大安说，“他始终以一名正式警察的标准要求自己。”
对肖斌的评价，吕大安总结了十个字：热心、敬业、精湛、正直、公道。“他的业务非常精湛。我是他手下三名专业干部中的一员，平时他都能把自己所学的手把手教给我们。”而在岱宗坊派出所一楼的楼梯口，至今还贴着肖斌作为“破案能手第一名”的照片。
在谈起同事夏波生前事迹时，泰山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彬一度哽咽。李彬介绍，夏波从警10多年，是从基层派出所走出来的刑警。他内勤外勤都干过，专业过硬，作风扎实。“只要是夏波搞的案子，都能让领导放心。”李彬说，夏波常值夜病，胃很差，不敢喝酒，“殉职时，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包救急的花生米。”
但在记者会的尾声，“民警入户调查杀人嫌犯为何不配枪，不穿防弹衣”等问题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前，对于不配枪的原因，警方内部人士有两种说法：刘鲁民之前在德州的命案并未涉枪；二是警方只是排查，并不知道刘鲁民就在弟弟家里。最终，包括泰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宋晓东在内的多名泰山区警方人士婉拒回复，称案件仍在调查，需等市公安局发布。
“你们要帮我们呼吁呼吁配枪的问题，我们只有在110值班接警出警才配枪。平时就没有，只有单警装备：甩棍，催泪瓦斯，手铐，枪支不到位。”一位民警把记者拉到一边说。
吕大安也在回忆肖斌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我们佩的是64式手枪，5发子弹。可以讲是太少太少，装备真的跟不上。这跟我们国家的体制有一定关系，希望这次能引起高层的重视。”
泰安市泰山公安分局宣传科王传坤科长则对记者表示，过分强调带不带枪的问题没有意义，有很多事情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算我们之前的准备很充足，枪支都带得很齐全，到了现场，有些情况还是不可预知的。”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持相同观点，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入户调查，这在我们警察当中是一个很常态的工作。同时，带协警去现场调查也说明了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民警完全没有预料到情况有这么严重。“目前，警方在执行堵卡任务和抓捕任务时才会配备枪支等警具，即使在执行任务时，很多时候枪支也交由领导保管，不会随便下发。民警手中即便有枪，也基本没有子弹，或者子弹极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随意用枪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她认为，泰安警方这次上门排查，配枪及穿着防弹背心也不合适。
而在采访中，一位资深警察还向记者透露了许多民警不愿带枪的原因，一是用到的场合不多；二是之前发生过一些情况，例如交接枪的时候枪支走火，朝天示警时打中好奇探头的民众；三是有些老同志会觉得带着枪比较麻烦，申请很麻烦，要是用过了写情况说明麻烦，一旦枪支丢失，更将面临严重处罚。
“另外，用枪的时候我们是被要求枪弹分离的，枪和弹夹要放在身上两个地方。要用的时候，不是从枪套中拔出枪就能用的。”这位资深警察如是说。
1月10日，公安部辦公厅副主任兼公安部办公厅指挥中心主任程人华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明确表示，公安机关对枪管理严格，实行枪弹分离的制度，根据警情的需要来决定带什么样的装备。一旦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枪，或明确犯罪嫌疑人就是危险的犯罪分子，或去特定的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围捕时，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都规定：一定要给基层民警配枪支，“这点公安部也是明确要求的。山东泰安民警牺牲的事件发生是意外情况。我们民警平时走访百姓生活情况时，也不可能带枪。”
此外，据了解，目前200万警察还不可能人人配上一件防弹衣，程人华强调：“这也说明我们的政府要加大对单警装备的投入，对必要的装备一定要配上。”
更应提高处警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其实，“警察缉凶殉职”并非孤例，去年发生的揭阳两名交警在高速公路上被枪杀、广州白云区京溪派出所副所长陈兴缉凶时遭枪射受重伤、惠东警察缉毒时被反铐的毒贩掏枪杀害……同样令人扼腕痛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痛感，基于对社会正义的伸张诉求，人们希望能够提高警察的警具配备，加强对警察的人身安全保护，尽可能降低执法风险。
有网友建议，应该学习美国警察，武装到牙齿，防弹衣在里面穿着。除手枪、手铐、辣椒水外，警车里面还有霰弹枪和M4突击步枪。
但现实情况是，美国警察之所以那样装备，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普通民众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枪支，很多地区比如科罗拉多还允许持有制式重武器等等。而我国的民众别说枪支，连超过规定长度的刀具等都视为“管制”，国内警察完全没必要比对美国警察那样装备。出现突发案件，及时领取武器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本身是风险非常高的，很多犯罪嫌疑人脸上不会写字，吕大安就曾遇到过犯罪嫌疑人冒充普通百姓报案，之后趁民警不备袭警的案件。
而一般袭警事件都会暴露警方战前缺乏训练、战后缺少总结，防危意识不强等问题。例如，去年12月9日，上海杨浦区发生的一起袭警案中，3名警察及2名协警被刺伤。据内部人士透露，该案的发生就是因为在民警将其带往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之前没有对其进行仔细的搜身，而在押送途中，后座的协警也并未夹住该男子的双手，这才使其有了可趁之机。
更加有力的例证，莫过于2008年，青年杨佳手持单刀血洗闸北分局后，全社会都在反思警械管理制度，呼吁给警察配枪的声音的同时，更多人认为公安机关缺少防范意识是造成此事件的重要原因。
李玫瑾表示，警察在现代社会当中，应该增加更多的这方面风险的意识或教育，“同时我们在工作当中，部署当中，比如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做什么，然后怎样去配合，如果一旦发现对方有枪，我们应该如何反应，像这些我认为是这个案件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反思的地方。”
同时，由于中国警察担负多种治安职能，既要查案，也要负责民事调解、户口清查、维持社区秩序等繁琐的杂务，令許多警察，尤其基层民警和机关警察，在处警能力和个人应变素质等方面，和需要相比存在不小落差。在不少地方，为避免枪支被劫或走火误伤，许多基层警署、派出所和机关对警察配枪用枪管理过严，基层、机关民警中许多人1年也难得有几次“真枪实弹”的机会，更不用说处警的专业化技能训练。
“现在我们内部强调‘一警多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已严重的警察职能多元化问题更加严重，人为加剧了基层警察‘门门会、门门不专’的问题。”上述资深警察告诉记者，如今在警校没有毕业的情况几乎为零，平时处警的训练并不多，更多培训的是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情况。
各种因素相叠加，一旦碰上如泰安“1·04”袭警事件这样的突发性、公众性恶性事件，警察在处警应变方面的不足，就一下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群众、舆论和社会眼里，就很容易留下某些警察“不该狠的时候挺狠，该狠的时候狠不起来”的印象，从而影响警察的威严和公信力。
因此，从根本上说，如果平时缺乏严格的执法训练，如果下发的警用装备只是为了一时应急，那么在抓捕罪犯执行重大任务或是遭遇突发事件时，仍然是难以形成实在的战斗力。配枪不仅不能解决袭警问题，还可能带来枪支失控的危险。
如果人们不太健忘，应该还会记得2010年1月的贵州安顺枪击案，派出所长带枪出警处理治安纠纷，开枪打死两个村民。同样也是枪，只不过舆论普遍的呼吁却是限制警察的用枪权。或许舆论就是这样，针对不同的案件就会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时效性立场。但作为制度的设计，则应进行充分而理性的考量。
泰安袭警事件的发生理应给有关方面一个血的警示：不论做怎样的改革，警察的处警能力，及各种警务人员的基本训练素质，都必须得到专业化的保障和提高，否则在突发性事件面前连自保都成问题，又如何让公众和舆论相信，警察可以确保公众和社会的安全？▲
山东泰安，因泰山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但泰安普照寺的佛乐却没有改变这场新年伊始的血腥和杀戮。
刘鲁民和刘建军两兄弟的生命轨迹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公里内，永不可逆。填弹、射击、超于常人的冷静，刘氏兄弟在逃亡的过程中，与巡特警、武警、刑警、交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让子弹飞”。
1小时20分钟后，泰安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恶性刑事案件诞生。刘鲁民在绝望中举枪自杀，刘建军头部背部重伤，被警方制服。整个过程中，民警夏波、齐洪海，协警李良不幸牺牲。1月7日，另一民警肖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殉职。
一次惯例式的入户调查，竟然意想不到地遭遇到嫌犯的猛烈枪击，以致酿成三名民警、一名协警牺牲，另有五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悲惨后果。
随着连日来媒体暴风般的立体传播，持枪袭警案的悲剧性效应得到彻底的阐发——从对逝者的英雄式致敬，到对警察自我保护的探讨，再到为警察配枪的呼吁。人们在嘈杂的舆论中关切整个案件的后续影响，更期待着这些消逝的生命能够改变些什么。
袭警案着实令人悲痛，但它折射出的却是警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职业属性。或许，比起呼吁改进配枪制度，更重要的、更应反思的是在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仇警情绪膨胀的当下，如何增强警察执法的应急处警能力，如何激活日常的执法训练，如何将立法配备的警用装备用到娴熟的地步，从而提高警察的威严与公信力。
杀人了
位于泰安市科大路的泰安市军分区第一干休所南门前，马路两边的小商贩们依然忙碌地做着生意。干休所大门西侧的文化用品店门上仍然贴着白色的封条，老板不知所踪，店门前的血迹虽被清洗但依然清晰可见。透过裂成网状的玻璃门向内望，翻倒的桌椅，破碎的玻璃瓶，一派打斗过的痕跡。除此之外，一切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这些天，时不时会有扛着摄像机或拿着笔记本、录音笔的记者在附近转悠，向路边的小商贩们打听情况。1月6日之后，早先还会向记者绘声绘色讲述4日当天目睹一切的水果摊老大爷、杂货店的老板娘、修鞋摊的老板等均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没看见”，尤其是那个正对干休所大门摆烤地瓜摊的大妈更是一见记者就丢下摊子，跑得无影无踪。
每当有陌生人想要进入干休所时，一名穿着军装站岗的小战士就会上前进行盘问（早先干休所门口是无人站岗的）。只要是他看着觉得可疑的人，特别是像记者的，均会被拒之门外。
经过好心路人的指点，记者上了干休所西侧一家拉面店的二楼，他家朝北的窗口恰好正对着“1·04”枪击案的第一现场——干休所内的2号楼，这座被当地人俗称为“将军楼”内。透过窗户，记者看到2号楼已经大门紧闭，但院内大片的鲜血仍清晰可辨。2号楼是一座两层复式的白色小楼，刘建军住西侧。两米高的墙围成一个不算很大的院子，南面是一个红色铁门，已经上锁。记者随后借机进入现场，透过铁门的门缝看到，院内及楼上已没有人，房屋门窗紧闭。
拉面店的老板娘告诉记者，1月4日中午大概11点多，她刚把孩子哄睡觉，就听到对面的院内传来了三声巨响，“刚开始我还在想是谁家这么早就放起鞭炮来了”。等到她下了楼准备面馆中午营业的时候，又听到了几声“鞭炮声”，“我叔叔跑进来喊杀人了，这时我才知道刚才的响声是枪响”。
经过走访，记者终于从多名目击者口中逐渐了解到了枪击案的整个过程。原来当天11点20分左右，至少有6名民警在现场布控，他们是泰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侦查三中队中队长夏波、警员钱祥村、岱宗坊派出所岱道庵警务区警长肖斌和协警李良等。结合警方通报，去年12月19日，山东德州发生一起命案。上述警员协助德州警方正准备对户主刘建军，命案疑犯的弟弟，进行入户调查。
知情人称，当时是夏波、钱祥村、肖斌和李良在正门，另两名民警被夏波要求去守后门。由于干休所属于管辖范围，加之对刘建军比较熟悉，刚从一起失窃案现场赶来、穿着警服的肖斌自告奋勇地上前敲门。岂料屋内的刘建军和刘鲁民在看到是民警之后，突然隔着栅栏式防盗门开枪射击。肖斌眉心中弹，当场倒地不起。随后，协警李良也中枪倒在了院门口的血泊之中。
“一个警察，便衣，一瘸一拐地跑出来，腿上和后背全是血。”一位目击者这样说，来人一边跑一边指向干休所2号楼方向大喊：“有人开枪，我是警察，快报警。”大约30秒后，这名腿部受伤的便衣倒地不起。其间，另一名便衣男子从2号楼内侧迅速跑出，一边跑一边打电话。在他的身后，至少响起三声“爆竹声”。
该名便衣男子一路跑到干休所对面的虎山路北首，听到腿部受伤的男子呼救后，又折返回干休所门前。他的左侧是岱宗坊派出所科大社区警务室，右侧是一间文化用品店。因警务室长期无人大门紧闭，他架起受伤的男子便躲进了右侧的一间文化用品店。
此时，平日街坊相熟的一张面孔出现——2号楼的户主刘建军，只不过此时他的手里多了个家伙：一把双管猎枪。与刘建军同时跑出的，还有一名身着灰褐色衣服的男子(警方事后证明，该男子正是刘建军的哥哥刘鲁民)，刘鲁民右手端着一支短枪，左手持一把砍刀。在冲出干休所大门后，两人迅速拦下一辆面包车，用枪逼迫司机停车并上车准备逃离，但是，由于司机在下车的瞬间拔下了车钥匙，两人只好下车另寻目标。
刘建军和刘鲁民下车后，发现了躲进文具店的便衣民警，两兄弟一前一后跟着闪进了文具店。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折返救护战友的便衣男子被击中倒地，而此前腿部受伤的民警头部再次遭到刘氏兄弟刀砍头部，在奋力夺刀之后，该民警一路逃进了几十米远的山东科技大学东门内。
事后，折返文具店的便衣男子被证实是夏波，他被猎枪击中后当场牺牲。而腿部受伤的男子则是钱祥村，他在逃至山科大男生2号宿舍楼后幸得宿舍管理员周光升与学生李超相救。
“11点30分左右，我看到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倒在宿舍值班室门口，满脸是血，手上还拿着一把50厘米长的单刃带护套的刀。”周光升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他神智还算清醒，在出示了警官证要求我们救助之后，由于大量出血昏了过去。”
周光升回忆，当时钱祥村身上除了从歹徒手中抢来的刀之外，就连最基本的单警装备都没有。随后，他和路过的李超一起将钱抬至110宿舍。这时，他们才看清了他的伤势：头部左右两侧均有3厘米长的刀伤，左胳膊和右腿内侧均受枪伤并大量渗血。他们立即用手机数据线、拖把条绑住受伤处止血，随后拨打了110和120报警。
生死逃亡与追捕
在泰安警方以案件正在调查为由，拒绝披露全部围捕过程的情况下，记者随后又走访了龙潭路文化路交叉口等多个枪击案现场，试图还原一个多小时的逃亡与追捕过程。
第一次劫车未遂的刘氏兄弟随后冲出文具店向虎山路北首跑去，在福利彩票点旁成功抢夺一辆停在路边、车头向南的黑色桑塔纳之后，两人并没有沿南开往岱宗大街，而是原地掉头向北往红门路方向逃窜。
从干休所转弯通向红门路的这段路中午11点到12点半是限时单行的，因此，有人猜测：“两人选择红门路，要么是慌不择路，要么就是早有精心准备。”
他们再次出现，则是在泰山大街泰山附属医院近。据出租车司机赵军描述，当天中午12点10分左右，他正沿着泰山大街往东行驶，忽然看到路中间听着一辆黑色的车子（据监控录像显示，桑塔纳已经换成了一辆黑色现代），后玻璃全没了，路上也没什么人。起初，他以为是交通事故或是打架砸的，但地上却没有玻璃，直觉告诉他肯定是出事了。正当他减速停在路边时，一名身高1米7左右，30多岁的男子向他跑来。待他走近，赵军一看该男子手部受伤流血。
在该男子的描述中，赵军才知道原来他被刘氏兄弟用枪顶着头抢去了所驾驶的绿色丰田霸道车。随后赵军载着该男子去了附近的粥店派出所报案。巧合的是，20多分钟后，当赵军驶过龙潭路文化西路路口时，正好见到了这辆丰田霸道一头撞在了路边的树上。离它不到10米的地方则是一辆车头被撞了变形的牌号为“警9717”的警车。
驾驶这辆警车的正是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的教导员张博。目前，他正在泰安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撞击造成了他胸腔积液，如病情进一步恶化则需进行手术治疗。1月7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博红着眼睛向记者回忆起了撞车时的一幕。
当天在家刚准备吃饭的他接到了对讲机里传达的指令：围堵两名歹徒，驾驶绿色丰田霸道，牌号为……；注意安全，歹徒有枪。接到命令的他二话不说，就开着警车上路了。张博的妻子说：“我们在对讲机里都听到了歹徒有枪，都吓呆了，除了害怕还是害怕。要知道交警只有警棍和催泪瓦斯，哪里有枪和防弹衣啊！”
在行驶至擂鼓石大街时，张博发现了歹徒的车辆，他一边一路紧追并将歹徒追至龙潭路，一边通过电台通知其他同事增援。
“我看着他们向西拐到文化路，之后又突然掉头，加速迎面向我冲过来。”张博说，“当时就我一辆车，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开的是四驱，我是普桑。我一躲，他们肯定得逃了。”
就在快撞上的一刹那，张博急中生智将车挂在了倒车挡上，往后一倒车减缓了正面的冲击力。在被推行的过程中，张博回头看到身后有棵大树，他又打了一把方向盘躲了过去，但强大的冲击力使他的车弹到后方第二个花坛上，而歹徒的车则一头撞在了大树上。
“我们是在路口的工商银行撞的，之后被推行了30多米。这么粗的树都被撞断了，可想而知当时他们的速度有多快。”撞车后的张博看到刘氏兄弟头部流血，但挣扎着想下车，他立刻一脚踹开车门跑向北面的一扇铁制的防盗门内，并用对讲機向其他人通报情况。
果不其然，歹徒下车后发疯似的举着枪在警车里搜寻张博。未果之后，他们又转向了工商银行门口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准备劫车逃走。
“中午约12时25分，太吓人了，越野车直接将警车撞飞了。那两人下来就开枪。”龙潭路东侧滇香园餐馆的一名服务员向记者描述称。在事发现场，记者也看到了路面上至今还留着一条长长的刹车痕迹。
根据该服务员的说法，歹徒随后抢下的白色面包车系之后牺牲的交警二大队齐洪海所驾驶的车辆，“当时面包车就停在工行门口一直没动，那两个人分别上车，就听到两声枪响。在抢下面包车后，他们驾车继续向西逃跑。面包车开出200米，扔下一个男子，满头是血。”但交警支队党支部书记赵树铁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齐洪海确实在龙潭路文化路路口牺牲，当时他想下车制服两名撞车的歹徒，不幸中枪身亡。”
约两分钟后，遭到大批武装警车和特警驾车围堵的面包车掉头往东向文化路中段急速驶去。大批武警和身着防弹衣的特警紧追不舍，最终面包车被交警刘峰和赵伟驾驶的警车撞停在文化路农贸市场附近。在此过程中，刘建军被甩出车子并被警察擒获，而刘鲁民手持双管猎枪与大批围堵的民警展开对峙。在这个过程中，年仅22岁的交警协勤王波的背部中枪。据医生介绍，子弹夹杂着经过高温炭化了的衣服纤维进入右肺后，又散开成了二三十颗小子弹，王波伤势严重，右肺可能要切除。
张博分析，歹徒可能已经准备鱼死网破了，“他们当时预计到自己跑不了，就调头向学生放学的地方开过去，明显带有报复社会的情绪。”
中午12时40分，在距离第一枪击现场民警被击中1个多小时后，精疲力尽的刘鲁民终于不再对警方射击。此时，刘鲁民突然向已经躲在警车底下的弟弟刘建军开了两枪。然后在大批赶到的武装警察的围堵下，踱步至路旁的一棵大树下，再次对猎枪进行填弹。刘鲁民第二次装弹完毕后，向警车下面的弟弟刘建军看了一下，然后，将猎枪的枪口顶住自己的下颚并用脚趾扣动扳机，饮弹自尽。
“真不明白，抓这么凶狠的歹徒怎么连枪也不带。”文化路农贸市场的多名目击者很不理解警方当时装备情况。他们都表示，除了后来赶到的武警和特警，先前成功围困刘氏兄弟的警察除了手中的长棍和电棍，并没有枪支。
劣迹斑斑的“红二代”
泰安枪击袭警案的两名主角：哥哥刘鲁民举枪自杀；弟弟刘建军，目前正在泰安中心医院ICU救治，伤情不详。警方宣传科的负责人对记者讲，目前刘建军的伤势稳定，但因下巴受伤，暂时还不能开口说话，“我们对他是重兵把守，绝不会让他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时，根据警方通报，自杀者系刘鲁民，52岁，原籍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户籍所在地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无业。2008年8月曾因盗窃被济南市公安局拘留五天。刘建军，系刘鲁民之弟，50岁，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无业。1985年至2000年曾因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两次被判刑，2000年4月被法院裁定假释。
1月6日，记者在刘建军居住地周围群众口中得知，大家对刘鲁民并不熟悉，但刘建军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略带神秘的人。小区内的居民都不想谈刘建军，毕竟这不是件光彩的事情。费了很多口舌，记者找到了一些愿意聊天的居民。
“个子不高，1米65左右，有一身肌肉。”一位水果摊的老板这样描述，他认识刘建军，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平时话不多，基本上没跟小区外任何摊主打过交道，看上去有些内向得冷漠。而另外一位卖香酥鸡的摊主却说：“他女儿今年三四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孙女。有时候，他在前面跑，女儿在后面追，很平常的一对父女。”
在案发前一晚，一小吃摊的摊主还记得刘建军到她那里买过两个鸡蛋饼，“他往鸡蛋饼里加了点辣椒，我爱人还特意提醒他小孩会不会不能吃辣。他连说没事，放下钱，拿着饼就走了。”这是刘建军第一次买饼走得那么匆忙，现在猜测，可能是买给他大哥的。
小区居民对刘建军的另一印象是，他喜欢锻炼，经常在小区的器材上健身，都50的人了，双杠还能连撑四五十个。一位刘姓居民告诉记者，平时都是他接送女儿去幼儿园，但案发当天却是他爱人送的，“他平时还习惯穿皮鞋，案发时却穿着运动鞋，可能刘建军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警察来得这么快。”
而在一位彭姓居民的口中，记者得知他的父亲与刘建军的父亲曾经是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刘家兄妹是所谓的“红二代”，刘父早年参加过八路军，是抗日英雄，退休前曾是师级干部。“但刘建军从小就喜欢惹是生非，早在他中学时代就曾将人打伤，要不是因为年龄小早就处理了。听我父亲说，好像是他母亲比较宠孩子。”
据《新京报》报道，后来1983年的一起刘建军致人死亡案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1983年8月3日，刘建军在宿舍内持猎枪打死一男子，当年开枪场景与1月4日袭警案手法相同。
致人死亡后，刘建军被判无期徒刑。被害人家属认为判决不公，不断上访，判决没有改变。德州干休所一老干部称，当时法院判处刘建军无期徒刑，有考虑其正当防卫的因素。但据知情人透露，被判无期徒刑的刘建军，不到10年即出狱。
在警方的通报中，并未提及其提早释放的原因。难怪有网友调侃道：“是德州警方间接酿成了这次惨案。”
“大概是20多年前，刘文湍因为这件丑事在德州生活不下去，向组织申请全家搬至泰安军分区第一干休所，当时刘建军的妹妹随父母一同到泰安生活。”彭姓居民称，“刘建军出来之后也将家迁至泰安。2003年，刘父去世，就是被刘建军气死的。本来留给女儿的房子没想到也被他霸占了。”
在彭姓居民的印象中，刘建军很喜欢打架，“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主。”有一个邻居很怕他，整天提心吊胆，逢年过节会专门上门送礼。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严打期间，在刘建军住处搜出很多摩托车，其因盗窃罪被判重刑。出狱后，刘建军曾经在干休所门口摆过小摊卖猪头肉，但最后不了了之。
刘建军结过两次婚。在第一任妻子坐月子期间，刘建军因盗窃获刑，妻子遂与其离婚，他们的儿子今年20多岁；之后，刘建军再婚，听说娶的是他们家30多岁的小保姆。两人育有一女，今年3岁。据邻居还有管辖该地区的民警反映，女儿出生之后，大伙儿都认为刘建军变好了，脾气也没以前那么暴躁了。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他平时和肖斌挺熟悉的，经常上我们局来做做思想汇报，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就开枪了。”
1月8日晚，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份通报或许说明了开枪的原因。通报称，2010年12月29日凌晨，德州市德城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德州实华公司工人窦广东在自家门口被害。经德州警方侦查调查，窦广东之妻张建菊与情夫刘建民（刘建军大哥）具有重大嫌疑。2011年1月1日，专案组传讯刘建民，刘建民到案后拒不交代。
现已查明，德州“12·29”案件是由刘建民、张建菊、刘建军共谋，并由刘建军直接实施的一起报复杀人案件。12月28日晚，刘建军携带刀具到德州，持刀将下夜班回家的窦广东杀害，并于当日乘火车返回泰安。刘建民被抓获后，刘建军同其妹刘彬彬、四哥刘鲁民订立攻守同盟。
另据警方通报称，民警现场缴获双管猎枪1支，自制小口径手枪1支，匕首1把，小口径射击运动用弹180枚，猎枪弹7发。干休所内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以前所里的老干部家大多都会有枪，后来先后三次要求他们上缴枪支，但大多为自愿行为，“枪很有可能是他父亲留下来的”。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如用“狩猎”、“气狗”、“手狗”、“狙击狗”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立即跳出一大片相关的网页。某枪支卖家表示，这是因为法律禁止非法枪支买卖以及互联网管理，枪支买卖信息被网站过滤，玩枪的人受枪的英文“gun”读音启发，在网上买卖、交流枪支信息时一律以“狗”来代替，避免网管审查。
配不配枪？
“1·04”案发生之后，泰安市的许多市民纷纷涌上龙潭路文化路路口，在“警9717”撞车的地方自发搭起了一个悼念的场所，花篮、鲜花、“英雄走好”的标语随处可见。路过的市民都会主动停下脚步，有的鞠三个躬，有的点上三支烟。
1月7日起到10日，每天都有为殉职民警举行的悼念追思活动、遗体告别会以及追悼会。泰安市各界领导、许多市民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上述活动。而在医院受伤民警的病房内放满了人们送来的花篮以及水果。
1月6日晚，警方在交警二大队和岱宗坊派出所举行了两场记者会。牺牲民警的家人和同事讲述了他们平时工作中的点滴。
齐洪海，48岁，泰安市第一批交警，从警25年，生前是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科员。齐洪海的女儿齐兆斐，年龄和父亲警龄一样长。齐兆斐说，打从记事起，父亲就早出晚归，平时接触不多。父亲不善表达，偶尔会发短信，叮嘱她好好学习。1月4日下午2点，正在泰安市环保局上班的兆斐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早日入党。”齐兆斐含泪说，她没有想到这会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他的领导马洪介绍，齐洪海老实忠厚，吃苦耐劳，25年从警没有接到过一起投诉。齐兆斐还说，父亲殉职后，家人才知道他生前长期捐款修路。
1986年3月出生的李良，是泰安枪击案牺牲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生前在泰山公安分局岱宗坊派出所担任协警。“非常敬业，非常热心，非常上进。”常和李良一起值班的岱宗坊派出所民警吕大安说，“他始终以一名正式警察的标准要求自己。”
对肖斌的评价，吕大安总结了十个字：热心、敬业、精湛、正直、公道。“他的业务非常精湛。我是他手下三名专业干部中的一员，平时他都能把自己所学的手把手教给我们。”而在岱宗坊派出所一楼的楼梯口，至今还贴着肖斌作为“破案能手第一名”的照片。
在谈起同事夏波生前事迹时，泰山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彬一度哽咽。李彬介绍，夏波从警10多年，是从基层派出所走出来的刑警。他内勤外勤都干过，专业过硬，作风扎实。“只要是夏波搞的案子，都能让领导放心。”李彬说，夏波常值夜病，胃很差，不敢喝酒，“殉职时，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包救急的花生米。”
但在记者会的尾声，“民警入户调查杀人嫌犯为何不配枪，不穿防弹衣”等问题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前，对于不配枪的原因，警方内部人士有两种说法：刘鲁民之前在德州的命案并未涉枪；二是警方只是排查，并不知道刘鲁民就在弟弟家里。最终，包括泰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宋晓东在内的多名泰山区警方人士婉拒回复，称案件仍在调查，需等市公安局发布。
“你们要帮我们呼吁呼吁配枪的问题，我们只有在110值班接警出警才配枪。平时就没有，只有单警装备：甩棍，催泪瓦斯，手铐，枪支不到位。”一位民警把记者拉到一边说。
吕大安也在回忆肖斌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我们佩的是64式手枪，5发子弹。可以讲是太少太少，装备真的跟不上。这跟我们国家的体制有一定关系，希望这次能引起高层的重视。”
泰安市泰山公安分局宣传科王传坤科长则对记者表示，过分强调带不带枪的问题没有意义，有很多事情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算我们之前的准备很充足，枪支都带得很齐全，到了现场，有些情况还是不可预知的。”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持相同观点，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入户调查，这在我们警察当中是一个很常态的工作。同时，带协警去现场调查也说明了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民警完全没有预料到情况有这么严重。“目前，警方在执行堵卡任务和抓捕任务时才会配备枪支等警具，即使在执行任务时，很多时候枪支也交由领导保管，不会随便下发。民警手中即便有枪，也基本没有子弹，或者子弹极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随意用枪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她认为，泰安警方这次上门排查，配枪及穿着防弹背心也不合适。
而在采访中，一位资深警察还向记者透露了许多民警不愿带枪的原因，一是用到的场合不多；二是之前发生过一些情况，例如交接枪的时候枪支走火，朝天示警时打中好奇探头的民众；三是有些老同志会觉得带着枪比较麻烦，申请很麻烦，要是用过了写情况说明麻烦，一旦枪支丢失，更将面临严重处罚。
“另外，用枪的时候我们是被要求枪弹分离的，枪和弹夹要放在身上两个地方。要用的时候，不是从枪套中拔出枪就能用的。”这位资深警察如是说。
1月10日，公安部辦公厅副主任兼公安部办公厅指挥中心主任程人华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明确表示，公安机关对枪管理严格，实行枪弹分离的制度，根据警情的需要来决定带什么样的装备。一旦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枪，或明确犯罪嫌疑人就是危险的犯罪分子，或去特定的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围捕时，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都规定：一定要给基层民警配枪支，“这点公安部也是明确要求的。山东泰安民警牺牲的事件发生是意外情况。我们民警平时走访百姓生活情况时，也不可能带枪。”
此外，据了解，目前200万警察还不可能人人配上一件防弹衣，程人华强调：“这也说明我们的政府要加大对单警装备的投入，对必要的装备一定要配上。”
更应提高处警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其实，“警察缉凶殉职”并非孤例，去年发生的揭阳两名交警在高速公路上被枪杀、广州白云区京溪派出所副所长陈兴缉凶时遭枪射受重伤、惠东警察缉毒时被反铐的毒贩掏枪杀害……同样令人扼腕痛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痛感，基于对社会正义的伸张诉求，人们希望能够提高警察的警具配备，加强对警察的人身安全保护，尽可能降低执法风险。
有网友建议，应该学习美国警察，武装到牙齿，防弹衣在里面穿着。除手枪、手铐、辣椒水外，警车里面还有霰弹枪和M4突击步枪。
但现实情况是，美国警察之所以那样装备，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普通民众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枪支，很多地区比如科罗拉多还允许持有制式重武器等等。而我国的民众别说枪支，连超过规定长度的刀具等都视为“管制”，国内警察完全没必要比对美国警察那样装备。出现突发案件，及时领取武器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本身是风险非常高的，很多犯罪嫌疑人脸上不会写字，吕大安就曾遇到过犯罪嫌疑人冒充普通百姓报案，之后趁民警不备袭警的案件。
而一般袭警事件都会暴露警方战前缺乏训练、战后缺少总结，防危意识不强等问题。例如，去年12月9日，上海杨浦区发生的一起袭警案中，3名警察及2名协警被刺伤。据内部人士透露，该案的发生就是因为在民警将其带往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之前没有对其进行仔细的搜身，而在押送途中，后座的协警也并未夹住该男子的双手，这才使其有了可趁之机。
更加有力的例证，莫过于2008年，青年杨佳手持单刀血洗闸北分局后，全社会都在反思警械管理制度，呼吁给警察配枪的声音的同时，更多人认为公安机关缺少防范意识是造成此事件的重要原因。
李玫瑾表示，警察在现代社会当中，应该增加更多的这方面风险的意识或教育，“同时我们在工作当中，部署当中，比如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做什么，然后怎样去配合，如果一旦发现对方有枪，我们应该如何反应，像这些我认为是这个案件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反思的地方。”
同时，由于中国警察担负多种治安职能，既要查案，也要负责民事调解、户口清查、维持社区秩序等繁琐的杂务，令許多警察，尤其基层民警和机关警察，在处警能力和个人应变素质等方面，和需要相比存在不小落差。在不少地方，为避免枪支被劫或走火误伤，许多基层警署、派出所和机关对警察配枪用枪管理过严，基层、机关民警中许多人1年也难得有几次“真枪实弹”的机会，更不用说处警的专业化技能训练。
“现在我们内部强调‘一警多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已严重的警察职能多元化问题更加严重，人为加剧了基层警察‘门门会、门门不专’的问题。”上述资深警察告诉记者，如今在警校没有毕业的情况几乎为零，平时处警的训练并不多，更多培训的是生活中最常遇到的情况。
各种因素相叠加，一旦碰上如泰安“1·04”袭警事件这样的突发性、公众性恶性事件，警察在处警应变方面的不足，就一下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群众、舆论和社会眼里，就很容易留下某些警察“不该狠的时候挺狠，该狠的时候狠不起来”的印象，从而影响警察的威严和公信力。
因此，从根本上说，如果平时缺乏严格的执法训练，如果下发的警用装备只是为了一时应急，那么在抓捕罪犯执行重大任务或是遭遇突发事件时，仍然是难以形成实在的战斗力。配枪不仅不能解决袭警问题，还可能带来枪支失控的危险。
如果人们不太健忘，应该还会记得2010年1月的贵州安顺枪击案，派出所长带枪出警处理治安纠纷，开枪打死两个村民。同样也是枪，只不过舆论普遍的呼吁却是限制警察的用枪权。或许舆论就是这样，针对不同的案件就会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时效性立场。但作为制度的设计，则应进行充分而理性的考量。
泰安袭警事件的发生理应给有关方面一个血的警示：不论做怎样的改革，警察的处警能力，及各种警务人员的基本训练素质，都必须得到专业化的保障和提高，否则在突发性事件面前连自保都成问题，又如何让公众和舆论相信，警察可以确保公众和社会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