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北京五一小学一男生叫郑正，拒写作业，并用我作品里的话和老师辩论，惊动校长。校长将郑正一军：如你能把郑渊洁叫到咱校讲课，我永远免你写作业。郑正回家向母求援。母听同事崔永元说认识郑渊洁。1991年10月15日，我到五一小学讲课。从此郑正脱离作业苦海。”
　　这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一段微博，讲了一个现在看来十足传奇的故事。但在微博上郑正当年的校友对此津津乐道的时候，《中国青年报》记者林衍的笔下却还有另外一段记录：
　　“郑正说他最后悔的事，就是自己没能进入礼堂听(郑渊洁)演讲。”记者说，试图询问郑正母亲当时的心情。
　　“他没有告诉过我啊，他没有听到演讲?”电话那头，这个60岁的母亲，突然哭了。
　　原来她从来都不知道，19年前，当礼堂里的欢呼声把“屋顶都掀起来“的时候，她的儿子，却被老师要求站在屋外。
　　郑正的故事，讲的就是我们的教师和教育中的不善意。
　　最近为了给孩子找小学，我去了一家学校参观，和另一个妈妈一起被误作在校学生家长，自由地溜达了一整天，得到一些有趣也让人悲哀的发现。这家学校是用双语教学的。中文教学进行的音乐课上，在我们眼里，孩子们挺专心的，老师却连喝几声：今天你们太兴奋了吧?坐好!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孩子们原本热切的脸都沉了下去。经过另外一堂中文课的门外，也可以看到老师正一脸严肃地训学生。外籍老师的课，气氛则完全不同。我们进去的时候，刚好碰上做课堂作业，一些孩子先做完了，就拿出书桌里的绘画书自己津津有味地看(每个教室有一个图书角，孩子课间的时候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偶尔有人交头接耳，老师似乎也不当回事。连看了两个不同的外籍老师的三节课，我们只看到了一次纪律“整顿”。高大的加拿大老师要求孩子们在混合讨论后迅速回到座位上去，一些孩子拖拖拉拉，于是他开始数数：5、4、3、2……孩子们立刻飞快地各归各位，但最后还有一个孩子仍然拖拉着，这个老师没有把1数完，而是走过去帮那孩子把东西收拾好，一边给其他孩子布置下一个任务，一边把落在最后的孩子顺道送回座位。这里，没有威胁，没有冲突，只有提醒，有效、友好的提醒和帮助。
　　相信我们一定有很多很优秀的对孩子充满爱心的教师，但从郑正的故事里，从我自己最近的观察里，我看到的，是耐心和宽容的缺乏。
　　当然你可能争辩：我们的教育资源有限，一个班上四五十个学生，而且升学压力那么大，老师不“凶”一点怎么行。但这是一个虚假命题，因为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我们把自己在孩子面前或者任何人面前变成一个粗暴蛮横的人的理由。老师要约束学生，但老师首先是人，因为职业需要，更应该首先做个好人。我们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尽管压力很大，也少有跟客户或者同事大叫大嚷的时刻，老师在学校里，压力再大，也少有和校长或者家长大叫大嚷撕破脸皮的时候，面对学生，也不必一定要不一样。
　　老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有时学生不听话了，写字不认真了，上课讲话了，开小差了，作业没写完就交了，在你真的用了心却仍然不能去理解孩子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并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尽量不要跟孩子较劲儿。我也了解，其实老师的压力很大，但你仍然需要去珍惜和保护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因为不管一个学生如何“无法无天”，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孩子，他还会成长，只要他的自尊心还在。因为自尊的人会有自信，会自爱。
　　无论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下，无论以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没有理由羞辱孩子。对成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对孩子，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