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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先讲一讲读书。
我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娱乐，第二个是求知，第三个是研究。当你具体读一本书的时候，就应该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因为目的不同，要求就不同，方法也不同。读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娱乐。我一直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乐趣是最根本的条件。正因为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娱乐，所以只要无害，各种书都能读。小说、报告文学、传记、诗歌，只要你有乐趣，都可以读。有些人强调“寓教于乐”，这是作者的目的，对接受者来说，你是不是接受他“教”，这并没有关系。所谓有害无害，也是相对的。我相信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在看书，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至于有的人看了书干坏事，首先并不是书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与社会的因素。对于书，娱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知道一些名人、科学家也是如此。比如李政道喜欢看武侠小说，家里到处都是，这是他儿子亲口告诉我的。这与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矛盾。我还知道很多要人喜欢看《三国》，或者看金庸的书，而且看了一遍又一遍。但现在一定要提高到因为看的人是伟人，就说不看金庸的书就不配做中国人，或者看的是坏人，就说他的书里包含着什么毒素，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读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求知。为了求知的目的去读书，就需要讲究方法。如果为了娱乐的目的可以喜欢什么就看什么的话，则为了求知的目的，恰恰就要预防这种情况。现在学科越分越细，每个学科的具体内容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讲历史上的达·芬奇、伏尔泰、罗蒙诺索夫等人，都是通才型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学问比较简单，他们很多头衔在今天看来恐怕算不了什么，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比较概括、比较集中，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达到求知的效果，这对求知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比如我本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但是也有一定的兴趣，我觉得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的概念。每当出现一种新的自然科学概念，我就请研究自然科学的朋友给我讲解，我曾经请我的朋友讲解可控硅、射流、黑洞等等。这是正好我有条件，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想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弄清楚新概念的原理，就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整个社会不应该轻视求知的层面，绝大多数人读书都属于求知的层面。整个社会、整个学术界、整个教育界都应该为大家求知创造条件，这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看不起普及性的书籍。不是针对中学生才是普及读物，难道博士生就不需要普及读物了吗？包括我自己今天看理工科或者自己不熟悉的学科的材料，我也需要普及的书。据说有的大学校园里就贴着海报，像招工一样招研究生编书，而且很快就能把书编出来。他们认为这种小册子就是找本大的书抄抄。其实抄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他对该学科没有一点研究，肯定就会抄错。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定要把握自己如何为求知而读书。一方面是自己设计，另外还是要听听老师、朋友的意见。宁可在这上面花点时间，找出自己该看的书，该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一些家长对子女、对自己的晚辈，都拼命要他们看书，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底要他们看什么书，什么书才真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在某种程度上，我倒赞成以前一位老先生讲的，书要越看越薄。这个薄的意思，就是从求知的角度来说的。关键在于什么书真正有用，而不要贪大求全。如果只是想了解一点诗词基本常识，而不是专门研究，可以读王力那本小册子《诗词格律》，而不必去读他那本大部头的《汉语诗律学》。
读书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研究。这应该是读书比较高的境界，所以并非人人都有需要，也不是人人都能够研究。我这话讲出来有人可能要说，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你这属于“文化霸权”。我一贯认为，真正的研究，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就是在座有些已经是博士了，将来也未必能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为研究的目的而读书，与为求知而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求知是被动地接受，研究则需主观地判断。我有一次看到有人写文章，说要怀着敬畏的心情去读某位大师的著作。用崇敬的心情读书，我是不大乐意的。作为欣赏可以如此，作为求知也可以如此，但作为研究，就应该把他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否则老是敬畏、老是崇拜他，还怎么发现他的问题呢？在学问面前，在科学面前，不存在大师，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读书才能够有收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就经常鼓励我们去发现古人的问题，包括发现他的问题。他一直说，在历史地理方面，我要超过王国维，超过钱大昕，你们应该超过我，这样学问才能进步。王国维在他之前，钱大昕更在他之前，如果到他这一辈，反而比他们落后了，或者我们这一辈比谭先生更落后了，学问怎么能进步？当然能否做得到是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
下面讲讲行路。
行路的目的，我认为第一个也是娱乐。1972年夏天我到过一次黄山。我们上黄山的时候，碰到一些往山上挑红砖的老乡，他们问我们到山上来干什么，我们说到山上玩。他们就觉得很好笑，这山有什么好玩的？他们说我们是要吃饭，一块砖从山下挑到山上是五分钱，一天最多只能挑一次，但总比计工分多一点，你们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这山这么高，有什么好爬呢？我相信这几个人如果今天还在，肯定已经靠旅游发财了，至少生活改善了，现在他们就不会这样想了。有时想想自己花了很大的精力，真正到了那里，觉得还不如电视或照片上漂亮，那么下次如果有机会还去不去呢？还是要去。所以有人说有些地方不到“终生遗憾”，到了“遗憾终生”。
人类的天性就是喜欢追求新奇的事物，满足自己的体验。只要这种体验不违反社会公德，不违反科学。我同样反对给行路戴上很多大帽子，有人非要把旅游和爱国主义强拉在一起，比如对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尽管举不出他如何爱国的事例，却可以说他爱旅游就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既然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当然就是爱国了。其实，徐霞客恰恰是因为科场不利，才绝意功名，加上他家资丰厚，无衣食之忧，才能带上仆人长期离家远游。当时明王朝外有女真威胁，内部政局混乱，徐霞客的行为哪一点能与爱国联系起来？正是不问政治，不爱这个国，才使徐霞客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否则，我到了黄果树瀑布，激发起了爱祖国的崇高感情，然后到了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一看，更加壮观，难道我就会去爱美国吗？ 行路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考察，考察这一概念并不单纯指科学研究。
通过书本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总不是直观的，只有亲身到了那个地方，才能得到全面的、直观的印象。
当然考察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不进行考察，关在书房里做学问，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古人曾经赞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他“足不出吴会”，但是对天下形势却写得很好。还有人赞扬他，说顾祖禹没有到过那里，却比我这个到过的人写得还清楚。谭其骧先生写《何以东汉以后黄河会长期安流》这篇后来很著名的论文时，他没有到过黄河，同样也写得很好。所以考察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话说回来，谭先生以后再研究黄河，他就去考察，就会有比原来更好的发现。考察除了可以发现书本上的错误以外，由于个人的观察方法不同，还可以发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内容。比如我们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常常要借助西方的学者、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这不是我们崇洋媚外，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往往不会去记载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位古代文人可以记载今天做了一首诗，但不会去记载今天早上买菜花了多少钱，可以记载今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不会去记载日常的生活琐事；但外国人到了中国，什么都觉得新奇，再加上他们做学问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他们比较注重日常生活，所以会对这方面特别留心记载。比如说当时中国人吃的食物、用的器具、乘坐的交通工具，他们的书中都有记载，甚至还有插图。
考察也是一样，我到某个地方考察，我的注意力和你的就不同，这不是他人可以代替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有益的东西；哪怕我到一个地方去了几次，但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考察有时还需要机会，机会不仅要靠自己争取，也要敢于及善于利用。我非常有幸，有过很多这样的机会，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目击历史”。
我有幸目击的历史还不少。那一年西班牙召开世界历史大会，当时中国组团要我去，但是历史学会说经费紧张，让我自行解决。我就想了一个最便宜的办法，坐火车去。从上海坐一天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坐5天到莫斯科，莫斯科坐两天到柏林，柏林坐一天半到巴黎，巴黎再坐一天半到马德里。
这一次旅行，给我留下了好几个一辈子难忘的印象。我看到了两德统一，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不是仪式。我那一天到东柏林时，已是晚上快11点钟了，我根据人家告诉我的老经验，就下了车。因为到天亮检查站才开，当时是9月，两德正式统一要到10月。下来以后一看，怎么这个地方人也不多，而且旅馆之类的都没有，我就问一个人怎么这样，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到西柏林，他说你为什么现在不过去呢，我说检查站不是关门了吗，他说我们早统一了，不信你就自己去看。我一看，火车停在那里，就跳上去，莫名其妙就到了动物园站，动物园站就是在西柏林了。原来，尽管还没有正式统一，东西柏林之间早就可以自由往来了。
到了西柏林以后，发现柏林墙的警卫早就撤掉了，游人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有人拿了租来的锤子在砸那个墙，砸半个小时一个马克，砸下来的碎块包起来，做成工艺品之类。
我想你即便不研究历史，目击这样的场景，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种机会在上海、在复旦能有吗？不会有的，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认为考察是广义的，不一定非得是对自己专业的考察。
行路的第三个目的，我称之为实践。如果说读书的最高层次是研究，那么行路的最高层次就是实践。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的一辈子都是在行路。这个行路的概念是广义的。我们一辈子除了读书、除了研究以外，还要做什么呢？我想就是实践。这个实践不是关在书房里，也不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随便看看，而是在社会上做人，在社会上体会人生的价值。有了知识和见解，还要运用，不光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运用，还要用于社会，用于人类。从这个角度讲，行路不是纯粹为了娱乐，也不是纯粹为了考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路的需要，它也许给你带来的不是快乐，甚至会是痛苦，但这是避免不了的。诸位离开家庭到复旦大学来读书，以后离开复旦走上社会，或者继续留在复旦，或者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这对于人生的旅途来说，都是一种行路。
我想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带有一点梦想，带有一点希望，这样对自己更有好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谈一点希望，给诸位增加一点梦想，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机会，敢于有梦想，将来你们来和我谈读书与行路的经历，一定比我今天讲的更加丰富。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选自《青少年喜欢看的名人校园演讲》，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本刊有删改）
我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娱乐，第二个是求知，第三个是研究。当你具体读一本书的时候，就应该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因为目的不同，要求就不同，方法也不同。读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娱乐。我一直认为，不管做什么事情，乐趣是最根本的条件。正因为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娱乐，所以只要无害，各种书都能读。小说、报告文学、传记、诗歌，只要你有乐趣，都可以读。有些人强调“寓教于乐”，这是作者的目的，对接受者来说，你是不是接受他“教”，这并没有关系。所谓有害无害，也是相对的。我相信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在看书，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至于有的人看了书干坏事，首先并不是书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与社会的因素。对于书，娱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知道一些名人、科学家也是如此。比如李政道喜欢看武侠小说，家里到处都是，这是他儿子亲口告诉我的。这与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矛盾。我还知道很多要人喜欢看《三国》，或者看金庸的书，而且看了一遍又一遍。但现在一定要提高到因为看的人是伟人，就说不看金庸的书就不配做中国人，或者看的是坏人，就说他的书里包含着什么毒素，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读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求知。为了求知的目的去读书，就需要讲究方法。如果为了娱乐的目的可以喜欢什么就看什么的话，则为了求知的目的，恰恰就要预防这种情况。现在学科越分越细，每个学科的具体内容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讲历史上的达·芬奇、伏尔泰、罗蒙诺索夫等人，都是通才型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学问比较简单，他们很多头衔在今天看来恐怕算不了什么，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比较概括、比较集中，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达到求知的效果，这对求知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比如我本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但是也有一定的兴趣，我觉得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没有一点自然科学的概念。每当出现一种新的自然科学概念，我就请研究自然科学的朋友给我讲解，我曾经请我的朋友讲解可控硅、射流、黑洞等等。这是正好我有条件，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想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弄清楚新概念的原理，就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整个社会不应该轻视求知的层面，绝大多数人读书都属于求知的层面。整个社会、整个学术界、整个教育界都应该为大家求知创造条件，这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看不起普及性的书籍。不是针对中学生才是普及读物，难道博士生就不需要普及读物了吗？包括我自己今天看理工科或者自己不熟悉的学科的材料，我也需要普及的书。据说有的大学校园里就贴着海报，像招工一样招研究生编书，而且很快就能把书编出来。他们认为这种小册子就是找本大的书抄抄。其实抄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他对该学科没有一点研究，肯定就会抄错。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定要把握自己如何为求知而读书。一方面是自己设计，另外还是要听听老师、朋友的意见。宁可在这上面花点时间，找出自己该看的书，该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一些家长对子女、对自己的晚辈，都拼命要他们看书，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底要他们看什么书，什么书才真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在某种程度上，我倒赞成以前一位老先生讲的，书要越看越薄。这个薄的意思，就是从求知的角度来说的。关键在于什么书真正有用，而不要贪大求全。如果只是想了解一点诗词基本常识，而不是专门研究，可以读王力那本小册子《诗词格律》，而不必去读他那本大部头的《汉语诗律学》。
读书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研究。这应该是读书比较高的境界，所以并非人人都有需要，也不是人人都能够研究。我这话讲出来有人可能要说，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你这属于“文化霸权”。我一贯认为，真正的研究，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就是在座有些已经是博士了，将来也未必能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为研究的目的而读书，与为求知而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求知是被动地接受，研究则需主观地判断。我有一次看到有人写文章，说要怀着敬畏的心情去读某位大师的著作。用崇敬的心情读书，我是不大乐意的。作为欣赏可以如此，作为求知也可以如此，但作为研究，就应该把他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否则老是敬畏、老是崇拜他，还怎么发现他的问题呢？在学问面前，在科学面前，不存在大师，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读书才能够有收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就经常鼓励我们去发现古人的问题，包括发现他的问题。他一直说，在历史地理方面，我要超过王国维，超过钱大昕，你们应该超过我，这样学问才能进步。王国维在他之前，钱大昕更在他之前，如果到他这一辈，反而比他们落后了，或者我们这一辈比谭先生更落后了，学问怎么能进步？当然能否做得到是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的目的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步。
下面讲讲行路。
行路的目的，我认为第一个也是娱乐。1972年夏天我到过一次黄山。我们上黄山的时候，碰到一些往山上挑红砖的老乡，他们问我们到山上来干什么，我们说到山上玩。他们就觉得很好笑，这山有什么好玩的？他们说我们是要吃饭，一块砖从山下挑到山上是五分钱，一天最多只能挑一次，但总比计工分多一点，你们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这山这么高，有什么好爬呢？我相信这几个人如果今天还在，肯定已经靠旅游发财了，至少生活改善了，现在他们就不会这样想了。有时想想自己花了很大的精力，真正到了那里，觉得还不如电视或照片上漂亮，那么下次如果有机会还去不去呢？还是要去。所以有人说有些地方不到“终生遗憾”，到了“遗憾终生”。
人类的天性就是喜欢追求新奇的事物，满足自己的体验。只要这种体验不违反社会公德，不违反科学。我同样反对给行路戴上很多大帽子，有人非要把旅游和爱国主义强拉在一起，比如对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尽管举不出他如何爱国的事例，却可以说他爱旅游就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既然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当然就是爱国了。其实，徐霞客恰恰是因为科场不利，才绝意功名，加上他家资丰厚，无衣食之忧，才能带上仆人长期离家远游。当时明王朝外有女真威胁，内部政局混乱，徐霞客的行为哪一点能与爱国联系起来？正是不问政治，不爱这个国，才使徐霞客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否则，我到了黄果树瀑布，激发起了爱祖国的崇高感情，然后到了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一看，更加壮观，难道我就会去爱美国吗？ 行路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考察，考察这一概念并不单纯指科学研究。
通过书本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总不是直观的，只有亲身到了那个地方，才能得到全面的、直观的印象。
当然考察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不进行考察，关在书房里做学问，同样也可以做得很好。古人曾经赞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他“足不出吴会”，但是对天下形势却写得很好。还有人赞扬他，说顾祖禹没有到过那里，却比我这个到过的人写得还清楚。谭其骧先生写《何以东汉以后黄河会长期安流》这篇后来很著名的论文时，他没有到过黄河，同样也写得很好。所以考察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话说回来，谭先生以后再研究黄河，他就去考察，就会有比原来更好的发现。考察除了可以发现书本上的错误以外，由于个人的观察方法不同，还可以发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内容。比如我们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常常要借助西方的学者、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这不是我们崇洋媚外，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往往不会去记载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位古代文人可以记载今天做了一首诗，但不会去记载今天早上买菜花了多少钱，可以记载今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不会去记载日常的生活琐事；但外国人到了中国，什么都觉得新奇，再加上他们做学问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他们比较注重日常生活，所以会对这方面特别留心记载。比如说当时中国人吃的食物、用的器具、乘坐的交通工具，他们的书中都有记载，甚至还有插图。
考察也是一样，我到某个地方考察，我的注意力和你的就不同，这不是他人可以代替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有益的东西；哪怕我到一个地方去了几次，但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考察有时还需要机会，机会不仅要靠自己争取，也要敢于及善于利用。我非常有幸，有过很多这样的机会，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目击历史”。
我有幸目击的历史还不少。那一年西班牙召开世界历史大会，当时中国组团要我去，但是历史学会说经费紧张，让我自行解决。我就想了一个最便宜的办法，坐火车去。从上海坐一天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坐5天到莫斯科，莫斯科坐两天到柏林，柏林坐一天半到巴黎，巴黎再坐一天半到马德里。
这一次旅行，给我留下了好几个一辈子难忘的印象。我看到了两德统一，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不是仪式。我那一天到东柏林时，已是晚上快11点钟了，我根据人家告诉我的老经验，就下了车。因为到天亮检查站才开，当时是9月，两德正式统一要到10月。下来以后一看，怎么这个地方人也不多，而且旅馆之类的都没有，我就问一个人怎么这样，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到西柏林，他说你为什么现在不过去呢，我说检查站不是关门了吗，他说我们早统一了，不信你就自己去看。我一看，火车停在那里，就跳上去，莫名其妙就到了动物园站，动物园站就是在西柏林了。原来，尽管还没有正式统一，东西柏林之间早就可以自由往来了。
到了西柏林以后，发现柏林墙的警卫早就撤掉了，游人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有人拿了租来的锤子在砸那个墙，砸半个小时一个马克，砸下来的碎块包起来，做成工艺品之类。
我想你即便不研究历史，目击这样的场景，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这种机会在上海、在复旦能有吗？不会有的，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认为考察是广义的，不一定非得是对自己专业的考察。
行路的第三个目的，我称之为实践。如果说读书的最高层次是研究，那么行路的最高层次就是实践。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的一辈子都是在行路。这个行路的概念是广义的。我们一辈子除了读书、除了研究以外，还要做什么呢？我想就是实践。这个实践不是关在书房里，也不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随便看看，而是在社会上做人，在社会上体会人生的价值。有了知识和见解，还要运用，不光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运用，还要用于社会，用于人类。从这个角度讲，行路不是纯粹为了娱乐，也不是纯粹为了考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路的需要，它也许给你带来的不是快乐，甚至会是痛苦，但这是避免不了的。诸位离开家庭到复旦大学来读书，以后离开复旦走上社会，或者继续留在复旦，或者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这对于人生的旅途来说，都是一种行路。
我想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带有一点梦想，带有一点希望，这样对自己更有好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谈一点希望，给诸位增加一点梦想，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的机会，敢于有梦想，将来你们来和我谈读书与行路的经历，一定比我今天讲的更加丰富。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选自《青少年喜欢看的名人校园演讲》，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