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称，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前者不再作为国资委监管企业。
　　这是近期央企合并大潮中的又一案例。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兼并重组，目前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数量，已经从最初的196家大幅缩减至105家。
　　关心、关注国企改革者不难追忆起，此前国企改革历程中曾有一段时期以“分”为基调，譬如广为人知的电信业拆分、民航业拆分等。因此，这就很容易引出一个颇有意味的疑问：这种“分”与“合”的轮回，推动其发生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其实无论“分”还是“合”，都只是国企改革可资选用的具体策略与手段，而既然是具体策略与手段，就必须视其特定的约束条件灵活掌握与切换。这就如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包治百病且永远有效的灵丹妙药，国企改革一路行进一路变化的内、外部情境，决定了改革的阶段性任务与重心必须应时而变。
　　当下国企兼并重组的现实依据主要在于：
　　首先，如果说当年央企拆分的主要诉求是打破垄断、构筑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那么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目前国企身处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譬如中国港中旅集团与国旅集团，由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民营互联网巨头正在纷纷利用自己的在线资源优势加强旅游业务，因此，即使两家央企合并后，仍需面对越来越严峻且快速更新中的市场挑战；再譬如中国南车与北车合并组成的中国中车，其所背负的“走出去”重任要求其必先形成合力，才能应对来自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以及日本川崎重工等“重量级”国外巨头的激烈竞争。
　　其次，如果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可溯源至一个压倒性的诱因——短缺经济的话，那么经由竞争而激发的产能扩张，已导致国企改革面临截然相反的阶段性任务——化解过剩产能。譬如钢铁行业，目前我国粗钢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近一半，产能利用率则已跌至表明“严重过剩”的75%以下，因此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国企往往具有重规模扩张、轻效率提升的行为偏好，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以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竞争，不失为一项切中时弊的有效举措。
　　第三，如果说中国的国企改革迄今还留存着一个不甚了然的世界性难题，即应该由谁，并且究竟如何，代表国家行使国资所有权，并承担起由此所有权而产生的所有者责任？那么时下旨在推进的以国资改革促国企改革，显然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难题的艰难求解，而通过兼并重组进而将原先只负责资产经营的国企，组建成为国资运营和管理的平台，显然又正合 “以国资改革促国企改革”的解题思路。
　　所以说新一轮国企兼并重组是又一次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接下来，希望合并后的国企能最大限度依托市场机制、适应市场要求，紧紧围绕提质增效做强做优做大，以点带面推动国企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