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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仁生是活跃于粤港及东南亚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中药店，为华南及东南亚著名的老商号，历史跨越130年。在海外华人之中，它与“北京同仁堂”及“东方红”鼎足而立，商业网络非常广泛。余氏的创业经历正好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华人移民在东南亚落地生根、创业垦荒的历史，反映出华商在马来半岛开发历史上所扮演的“中介人”角色，见证了华商的经营圈如何跨进了马来半岛这个舞台。
南下马来亚
据余氏族谱称，余氏祖籍江西，至十六代的余鹤松才南迁至佛山，余鹤松乃江西一位“地师”（风水师），以堪舆为业，广植人脉。余鹤松经营的人脉正好协助其子余广培到南洋创业。1876年中秋后，余广培经父亲引线，向友人集得旅费，偕同妻子梁亚有（1855—1927）、弟弟余广晋途经香港，南下槟城。
抵达槟榔屿不久，余广培一行三人寄居在友人的“和源”布服店内，翌年成为“和源”的合伙人。由于槟城的布店众多，图利不易，余广培遂转与妻弟开办一家西式面包店，但由于面粉价格急升，经营亏本，后来更因“和源”合伙人闹出纠纷，“和源”易名“和泰”，余氏被迫退股，更连累旗下面包店因他声誉受损，债主临门，最终被迫倒闭，亏本约1550元。在当时，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经济逆境中，经友人引线，1879年余广培南迁到新加坡，寄居在一家叫“裕生”杂货店内工作，“每月工艮〔银〕均有十元”。在“裕生”杂货店工作期间，余氏除打点店内杂务外，还负责往来槟城和新加坡之间，为杂货店收取货款，加上向店东贷来货品，沿途售卖，手上也渐积累起资财。
这些取道不毛之地的收款之旅，也开阔了余广培的眼界，令他亲访不少马来半岛上刚开发的边陲地，有助余氏日后迁入刚开发的霹雳省，开创其“饷码”（包收税款，Tax Farming）、采锡（Tin Mining）和杂货业务。
经营“饷码”
1882年，余广培的事业历经了一番巨变，余广培开始经营“饷码”。
在18、19世纪之交，随殖民势力扩张，全球各大洲的物种加速了混种交流。例如，英人从巴西引入橡树，移植到马来半岛上，随着新式橡胶种植和开采技术的出现，透过华人园主大力开拓橡胶种植业，令马来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橡胶出口地。随英国的单车制造业、美国汽车工业冒起，更营造出庞大的车胎市场，加上全球工业化潮流，令汽车、罐头、轮胎等制造业跃起，马来地区出产的锡产和橡胶成了各国争逐的商品。这也吸引了英法势力插足东南亚，争夺土地和资源。
当时的霹雳省是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和缅甸国的缓冲区，锡产丰富兼具战略地利，为兵家和商旅必争之地，加上当时马来人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治真空的形势，更引来英国和法国争逐，各自把势力伸展进马来半岛上。英人为防患马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让缅甸和法国势力从中获利，遂决定捷足先登，把英国殖民势力由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些沿海据点，向马来半岛内陆大举扩张。但开发之初，英人还未能巩固统治，为便利英国政府采锡和收税，遂推出“饷码”投标这一一石二鸟的计策：一方面，把收税的专利权（如赌饷、酒饷、烟饷、当押饷、猪肉税）招标竞投，中标者同时享有税田上开采锡矿的专利权，这正好鼓励“饷码”商人大量引入华工，开发边缘地区。另一方面，英人坐收税饷和锡米供应之余，也可移民实边，稳握政权。
1882年，余氏在代雇主远行收款路上，看见一张“红毛政府”（指英殖民政府）公告，英人行将在霹雳省进行投标，把赌饷、酒饷及典当税三项专利权招商承办，价高者得，成功投得“税田”者，按标书所订，向英人缴付一笔固定税款后，即可专享“税田”上的三年收税权，赚取税饷差价。他见有利可图，遂向友人和雇主集资，用“裕生号余广”为登记名号，成功投得在霹雳埠务边（Gopeng）一区的税田，担任管理一职。
在当时英人心目中，华人正好是马来半岛上极佳的“饷码”经营者，相对于马来土著，华商具备以下的优点：首先，华人侨民的血缘、乡缘、业缘网络广布，组织能力较强大，筹集资金和人力的网络可以轻易跨越疆界，有助“饷码”经营；其次，华人侨民的经营知识丰富，如以脚搭水车辅助水淘法，尽用地利开采锡矿等；再者，华人侨民正好可助英人一臂之力，达到开采锡矿，移民拓边的目的。在这新形势下，不少经营“饷码”发迹的华商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地产、橡胶、采矿业），这也令华商社群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即使“饷码”之法被英殖民政府取消后，华商社群仍能保存其经济势力。
在投得“饷码”专利之初，余氏便告诉父亲：假若“祖宗有灵，将来三年期满，或可获数仟之资”，但1882至1884年间，他却多次透露旗下的“饷码”经营困难重重——他投得的税田“锡米”收获甚少，加上连年火灾，经营甚困，到1884年才发现了矿床主脉，可惜却遇上锡价下跌，盈利微薄。虽然“锡米”利润甚浅，但余广培又称税田上的主要利润，既非来自采锡，也非源于“饷码”税收，反是来自他在矿场内开设的杂货店——“仁生”号。
税田上的“仁生”杂货店
自1882年，余氏获得务边矿场上的“饷码”（税收）专利权后，便在矿场内开设了一家“仁生”店，由中国运来药材、土产和中式货品，例如“京青布脚带”、“水靴”、“粗着鞋”、“水屐”等），转售给税田上工作的矿工。
在19世纪，随英法势力开发东南亚，招来华工深入不毛之地，垦荒拓土，在香港、澳门等地出现了不少荐人馆（即所谓“猪仔馆”），招募华工南下。据估计至19世纪末，约八万名契约华工迁入霹雳一省。马来地区数目激增的华工为余氏提供了无限商机，税田上的华工越多，“仁生”杂货店的客源也就越宽广。
余氏把“饷码”、锡矿、杂货店三大环节连在一起的经营计策，为“仁生”杂货店赚来可观盈利。随余氏经营的矿场数目渐增，“仁生”杂货店的分支店也就越开越多，并分别在务边（位处今霹雳州）、金宝（Kampar，位处今霹雳州）等新开发区域设立分店。
由于矿场内华工汇款回乡的需求日增，“仁生”杂货店兼营起了汇兑生意。在1908年的《马来亚年鉴》上，便刊登了多家“仁生”杂货店的相片，店铺门楣上全挂有“汇兑”的大匾额。而从账簿记录所见，更证明汇兑一度是“仁生”杂货店最大宗的收入来源。透过联号网络，仁生以香港为中转站，从石叻（新加坡）、庇能（槟城）、吉隆、埧罗、金宝、芙蓉及务边等分店收取汇款，再由香港转赴广东各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余仁生已扩展成区内举足轻重的侨汇机构，而余家也堪称富甲一方。
此后，在汇兑业务的根基之上，余广培的儿子余东旋涉足银行业，并在1920年，与新加坡粤籍侨领吴胜鹏、李声余等，合伙创办利华银行（Lee Wah Bank），资本仅次于四海通银行及华侨银行。当时英属马来亚的银行业，多由汇丰银行及印度渣打银行垄断，而华侨经办的银行共有六间，除了四海通银行、华侨银行、利华银行外，还有资本较少的广益银行、广利银行和大华银行。
学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的华侨金融业存在着浓厚的“帮派主义”，其股东、客户和贷款对象皆以同帮关系来结合。新加坡有名的乡帮银行有：潮州籍的四海通银行、客家籍的侨崇银行、福建籍的华侨银行。余家的利华银行是当时新马唯一的“广府帮”银行，这也为余氏日后进军地产业奠下了基础。
回顾余广培在东南亚垦荒拓土的经历，它正好见证了华人移民在马来半岛开发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华人可说是英国殖民政府开发马来半岛的“中间人”，同时也是“饷码制度”在马来半岛推行的关键因素。而不少经营“饷码”的华商也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购地、采矿业、杂货业），即使“饷码”之法被废止后，不少东南亚华商家族仍能保存其经济力量，并在南洋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本文部分节选自《余仁生家族的创业、传承与应变》，载郑宏泰、周文港（编）《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2010
南下马来亚
据余氏族谱称，余氏祖籍江西，至十六代的余鹤松才南迁至佛山，余鹤松乃江西一位“地师”（风水师），以堪舆为业，广植人脉。余鹤松经营的人脉正好协助其子余广培到南洋创业。1876年中秋后，余广培经父亲引线，向友人集得旅费，偕同妻子梁亚有（1855—1927）、弟弟余广晋途经香港，南下槟城。
抵达槟榔屿不久，余广培一行三人寄居在友人的“和源”布服店内，翌年成为“和源”的合伙人。由于槟城的布店众多，图利不易，余广培遂转与妻弟开办一家西式面包店，但由于面粉价格急升，经营亏本，后来更因“和源”合伙人闹出纠纷，“和源”易名“和泰”，余氏被迫退股，更连累旗下面包店因他声誉受损，债主临门，最终被迫倒闭，亏本约1550元。在当时，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经济逆境中，经友人引线，1879年余广培南迁到新加坡，寄居在一家叫“裕生”杂货店内工作，“每月工艮〔银〕均有十元”。在“裕生”杂货店工作期间，余氏除打点店内杂务外，还负责往来槟城和新加坡之间，为杂货店收取货款，加上向店东贷来货品，沿途售卖，手上也渐积累起资财。
这些取道不毛之地的收款之旅，也开阔了余广培的眼界，令他亲访不少马来半岛上刚开发的边陲地，有助余氏日后迁入刚开发的霹雳省，开创其“饷码”（包收税款，Tax Farming）、采锡（Tin Mining）和杂货业务。
经营“饷码”
1882年，余广培的事业历经了一番巨变，余广培开始经营“饷码”。
在18、19世纪之交，随殖民势力扩张，全球各大洲的物种加速了混种交流。例如，英人从巴西引入橡树，移植到马来半岛上，随着新式橡胶种植和开采技术的出现，透过华人园主大力开拓橡胶种植业，令马来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橡胶出口地。随英国的单车制造业、美国汽车工业冒起，更营造出庞大的车胎市场，加上全球工业化潮流，令汽车、罐头、轮胎等制造业跃起，马来地区出产的锡产和橡胶成了各国争逐的商品。这也吸引了英法势力插足东南亚，争夺土地和资源。
当时的霹雳省是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和缅甸国的缓冲区，锡产丰富兼具战略地利，为兵家和商旅必争之地，加上当时马来人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治真空的形势，更引来英国和法国争逐，各自把势力伸展进马来半岛上。英人为防患马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让缅甸和法国势力从中获利，遂决定捷足先登，把英国殖民势力由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些沿海据点，向马来半岛内陆大举扩张。但开发之初，英人还未能巩固统治，为便利英国政府采锡和收税，遂推出“饷码”投标这一一石二鸟的计策：一方面，把收税的专利权（如赌饷、酒饷、烟饷、当押饷、猪肉税）招标竞投，中标者同时享有税田上开采锡矿的专利权，这正好鼓励“饷码”商人大量引入华工，开发边缘地区。另一方面，英人坐收税饷和锡米供应之余，也可移民实边，稳握政权。
1882年，余氏在代雇主远行收款路上，看见一张“红毛政府”（指英殖民政府）公告，英人行将在霹雳省进行投标，把赌饷、酒饷及典当税三项专利权招商承办，价高者得，成功投得“税田”者，按标书所订，向英人缴付一笔固定税款后，即可专享“税田”上的三年收税权，赚取税饷差价。他见有利可图，遂向友人和雇主集资，用“裕生号余广”为登记名号，成功投得在霹雳埠务边（Gopeng）一区的税田，担任管理一职。
在当时英人心目中，华人正好是马来半岛上极佳的“饷码”经营者，相对于马来土著，华商具备以下的优点：首先，华人侨民的血缘、乡缘、业缘网络广布，组织能力较强大，筹集资金和人力的网络可以轻易跨越疆界，有助“饷码”经营；其次，华人侨民的经营知识丰富，如以脚搭水车辅助水淘法，尽用地利开采锡矿等；再者，华人侨民正好可助英人一臂之力，达到开采锡矿，移民拓边的目的。在这新形势下，不少经营“饷码”发迹的华商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地产、橡胶、采矿业），这也令华商社群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即使“饷码”之法被英殖民政府取消后，华商社群仍能保存其经济势力。
在投得“饷码”专利之初，余氏便告诉父亲：假若“祖宗有灵，将来三年期满，或可获数仟之资”，但1882至1884年间，他却多次透露旗下的“饷码”经营困难重重——他投得的税田“锡米”收获甚少，加上连年火灾，经营甚困，到1884年才发现了矿床主脉，可惜却遇上锡价下跌，盈利微薄。虽然“锡米”利润甚浅，但余广培又称税田上的主要利润，既非来自采锡，也非源于“饷码”税收，反是来自他在矿场内开设的杂货店——“仁生”号。
税田上的“仁生”杂货店
自1882年，余氏获得务边矿场上的“饷码”（税收）专利权后，便在矿场内开设了一家“仁生”店，由中国运来药材、土产和中式货品，例如“京青布脚带”、“水靴”、“粗着鞋”、“水屐”等），转售给税田上工作的矿工。
在19世纪，随英法势力开发东南亚，招来华工深入不毛之地，垦荒拓土，在香港、澳门等地出现了不少荐人馆（即所谓“猪仔馆”），招募华工南下。据估计至19世纪末，约八万名契约华工迁入霹雳一省。马来地区数目激增的华工为余氏提供了无限商机，税田上的华工越多，“仁生”杂货店的客源也就越宽广。
余氏把“饷码”、锡矿、杂货店三大环节连在一起的经营计策，为“仁生”杂货店赚来可观盈利。随余氏经营的矿场数目渐增，“仁生”杂货店的分支店也就越开越多，并分别在务边（位处今霹雳州）、金宝（Kampar，位处今霹雳州）等新开发区域设立分店。
由于矿场内华工汇款回乡的需求日增，“仁生”杂货店兼营起了汇兑生意。在1908年的《马来亚年鉴》上，便刊登了多家“仁生”杂货店的相片，店铺门楣上全挂有“汇兑”的大匾额。而从账簿记录所见，更证明汇兑一度是“仁生”杂货店最大宗的收入来源。透过联号网络，仁生以香港为中转站，从石叻（新加坡）、庇能（槟城）、吉隆、埧罗、金宝、芙蓉及务边等分店收取汇款，再由香港转赴广东各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余仁生已扩展成区内举足轻重的侨汇机构，而余家也堪称富甲一方。
此后，在汇兑业务的根基之上，余广培的儿子余东旋涉足银行业，并在1920年，与新加坡粤籍侨领吴胜鹏、李声余等，合伙创办利华银行（Lee Wah Bank），资本仅次于四海通银行及华侨银行。当时英属马来亚的银行业，多由汇丰银行及印度渣打银行垄断，而华侨经办的银行共有六间，除了四海通银行、华侨银行、利华银行外，还有资本较少的广益银行、广利银行和大华银行。
学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的华侨金融业存在着浓厚的“帮派主义”，其股东、客户和贷款对象皆以同帮关系来结合。新加坡有名的乡帮银行有：潮州籍的四海通银行、客家籍的侨崇银行、福建籍的华侨银行。余家的利华银行是当时新马唯一的“广府帮”银行，这也为余氏日后进军地产业奠下了基础。
回顾余广培在东南亚垦荒拓土的经历，它正好见证了华人移民在马来半岛开发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华人可说是英国殖民政府开发马来半岛的“中间人”，同时也是“饷码制度”在马来半岛推行的关键因素。而不少经营“饷码”的华商也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购地、采矿业、杂货业），即使“饷码”之法被废止后，不少东南亚华商家族仍能保存其经济力量，并在南洋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本文部分节选自《余仁生家族的创业、传承与应变》，载郑宏泰、周文港（编）《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