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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雍乾三朝，中国史学界历来是比较重视的。但民国以来的史学界的主流，对康雍乾三朝历来是以异族入侵，镇压反满人士，大搞文字狱而否定的。自从刘大年“论康熙”一文后，对康熙又开始褒了。至于近期无数关于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电视剧，更把清初的这三个皇帝描绘成了英明圣君。褒的内容，主要是“大一统”，对内削平以吴三桂为代表的藩王，对外征战，扩大了清皇朝的版图。至于整顿吏治，当然也写了许多，但最终还是写不出来，因为实际上并无多大成绩。
2000年开映了《雍正王朝》，2001年12月开映了《康熙帝国》，以后，颂扬这三朝的各种题材的电视剧更是不断涌现。宣传的是一切以皇室的稳定为重，肯定专制统治。宫中君臣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耍阴谋搞诡计，刀光剑影。掌权了就是“万岁”，维护他的地位就是维护国家稳定。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朝的阴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要扬弃的部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爱国志士们就为消除它而抛头颅洒热血。剧中歌颂这种文化，是与当前的一股思潮一致的。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人世后要读四书十三经以保持中国文化传统。2002年开映的《天下粮仓》，与《康熙王朝》的基调是一样的，借“阴兵借粮”的故事宣传乾隆的“政治才华”。李忠开仓救灾要杀。因为他“爱民不爱国”，饿死一方百姓是小事，影响皇帝声誉是大事。“战马闻杀声则奔，闻风声则跌”。一片歌功颂德“战马”就“奔”了，让“民不聊生”的事传出，是“风萧萧”之声，攻击皇帝不圣明，那就该杀。从康熙开始的“杀”与“保”不是根据对民有利还是有害，而是根据君王面上是否有光，似乎被完全肯定了。从这一原则得出的结论是，做官权太大了要杀，因为“功高会震主”，害民的贪官不一定要杀，因为他们会喊“圣上英明”。为民的好官也会被杀，因为他们比低了皇帝的威信。与贪官污吏作斗争也可能被杀，因为他们打的是喊“圣上英明”的人。只有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的糊涂官和装糊涂的官才能稳保安全并升官发财。因为他们除了吃皇粮外，对任何政治势力都没有威胁。
学术界和文艺界的这些褒的内容，概括起来，还是《清史稿》中褒康熙和乾隆的那些内容。在《清史稿》中，圣祖本记后面的论说是：“经文讳武，寰宇统一。”“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世宗本纪后面的论说是：“圣祖政尚惠仁，世宗以严明继之。”高宗本纪后面的论说则是：“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文奋武，於斯为盛。”可以看出，对康熙和乾隆，完全是褒的，而对雍正，则用婉转的语言贬的。现在对这三朝的宣传，与《清史稿》的不同之处，是把雍正朝也褒进去了。既然宣传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对这三个“大帝”该不该如此歌颂，也就应该讨论讨论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对古代的皇帝也是如此。评古人的功过要全面，不能以过盖功，也不能以功盖过。有过不要写成一无是处，同样，有功不要写成样样都好。本文不是全面评价这三朝的皇帝，而是针对现在评价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作为皇帝把国家看作是他自己的，是自然的事，现代人不必用是否实行民主去要求他。但要说一个皇帝是伟大的，至少他的作为，是能使国家在走向进步的基础上，做到国富民强。即使在他看来这是“朕”的天下，也应该是个“兴家子”而不是“败家子”。康雍乾的颂扬者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宣传的重点就在于这三个“大帝”是“兴”了清王朝，历史上也称这三朝时期为盛世。我认为，对这一说法，有几点必需澄清。
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国史书历来有褒贬两种说法：“武功旷世”和“穷兵犊武”。取何种评价，就要看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中国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清入关统治了全中国，对这个少数民族来说，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他们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化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分。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与这种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到雍正时期，更是特务横行。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镇压，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己的也没有幸免的。对这种镇压，过去都把吕留良，甘凤池，吕四娘这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的。当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的。但在清朝统治时期，老百姓因受当朝的压迫，要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仅仅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中国人对清皇朝统治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还是在民间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我们对古代的皇帝要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对这些被民众颂扬的人，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说到“文”，归根到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淮南子》上说，统治者不重视知识分子，国家就不会强。这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杀到不分清红皂白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特点，史书上是有明白记载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毫无政治含义的雅句也可被指为骂大清而抓去杀头，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评论这三朝的“文治”时，也必须考虑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写一事。应该说，这部全书的编成，有决策者之功，也有编辑者之功。此书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是一大功劳。但此书又排除了大量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献。这种排除，只是牵强附会地排除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对清王朝的作用，必须与清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全书的编写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能将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内容编入。在清入关统治中 国前，列朝列代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编者们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尽量小心，宁可多删，也不能漏进一些可做把柄的内容，以免遭到杀身之祸。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牵强附会地排除，结果是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删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做出的努力，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限制，造成这部全书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这三朝的“文”治时，决不能无视当时的文人是处在“武”力高压下，不能无视惨酷的文字狱。看到清初的“文字狱”还不能无视它对以后的影响。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再以脑袋试刀，在学术上只能去搞搞考据，形成乾嘉学派。这种考据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知识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说，对国家的衰落，种下了根子。
第四，从康熙到乾隆的反贪行动，是被宣扬得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这并不值得歌颂。因为这种反贪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成效，则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法现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优待八旗子弟，就在它极端专制下的特务统治。在这种格局下，贪赃枉法的旗人是无人敢动他的。受欺压被勒索的百姓是无权申诉的。皇帝反贪的决心看来不小，但决不会大到挖自己统治的根基。杀谁保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官吏们的清廉与否，而是取决于官吏们对皇帝忠与不忠。因此，这三朝“盛世”的反贪没有结果，是注定的。
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己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60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60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60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从1662--1796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88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现了政党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1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国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美国，也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独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国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论者对这三朝皇帝歌功颂德，不能将“功”全纳入他们身上，将过一概归诸“佞臣”。这种方法在评论其他“贤明圣君”时也常会出现。其结果，当然是圣君永远无过。这不是现代人在评历史，而是当时的臣下在颂皇帝。
第二，历史剧以历史事件说现在要说的话，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其实，作为戏剧作品，有些不符历史真实，还是可以的。倒是史学界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自从郭沫若在解放前“古为今用”以来，解放后史学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种手法的边。要“为今用”，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实的，也必然带有随意性。为今所需即采纳，不为今所需即抛弃，那里还有什么历史本来面目?“以古颂今”和“以古讽今”都不可取。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使当代的人能以史为鉴。这种总结不应是直接具体地借用，而是要总结其规律，以规律来为现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为今用”，只是为一时的宣传某一观点而糟蹋历史。第三，从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国几千年皇朝在统治集团内的“斧光烛影”，在治理国家中的“误国殃民”。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糟粕也能在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国文化时，重大误区是将帝王的行为说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帝主被尊为“万岁”，是正义的象征，反帝王者被贬为乱臣贼子，还必定是贪官污吏。其实，帝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帝王就一定有差别，有功有过。但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中国的现实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征，不管他个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作用。而统治集团中的争权夺利，则无论那一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糟粕的表现。反帝王者之中，当然有许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这种“过”，也不过与帝王之过相同。至于是与帝王的昏庸相对抗的“抗上”，则是不应否定的。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不应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现象了。
2000年开映了《雍正王朝》，2001年12月开映了《康熙帝国》，以后，颂扬这三朝的各种题材的电视剧更是不断涌现。宣传的是一切以皇室的稳定为重，肯定专制统治。宫中君臣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耍阴谋搞诡计，刀光剑影。掌权了就是“万岁”，维护他的地位就是维护国家稳定。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皇朝的阴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要扬弃的部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爱国志士们就为消除它而抛头颅洒热血。剧中歌颂这种文化，是与当前的一股思潮一致的。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人世后要读四书十三经以保持中国文化传统。2002年开映的《天下粮仓》，与《康熙王朝》的基调是一样的，借“阴兵借粮”的故事宣传乾隆的“政治才华”。李忠开仓救灾要杀。因为他“爱民不爱国”，饿死一方百姓是小事，影响皇帝声誉是大事。“战马闻杀声则奔，闻风声则跌”。一片歌功颂德“战马”就“奔”了，让“民不聊生”的事传出，是“风萧萧”之声，攻击皇帝不圣明，那就该杀。从康熙开始的“杀”与“保”不是根据对民有利还是有害，而是根据君王面上是否有光，似乎被完全肯定了。从这一原则得出的结论是，做官权太大了要杀，因为“功高会震主”，害民的贪官不一定要杀，因为他们会喊“圣上英明”。为民的好官也会被杀，因为他们比低了皇帝的威信。与贪官污吏作斗争也可能被杀，因为他们打的是喊“圣上英明”的人。只有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的糊涂官和装糊涂的官才能稳保安全并升官发财。因为他们除了吃皇粮外，对任何政治势力都没有威胁。
学术界和文艺界的这些褒的内容，概括起来，还是《清史稿》中褒康熙和乾隆的那些内容。在《清史稿》中，圣祖本记后面的论说是：“经文讳武，寰宇统一。”“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世宗本纪后面的论说是：“圣祖政尚惠仁，世宗以严明继之。”高宗本纪后面的论说则是：“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文奋武，於斯为盛。”可以看出，对康熙和乾隆，完全是褒的，而对雍正，则用婉转的语言贬的。现在对这三朝的宣传，与《清史稿》的不同之处，是把雍正朝也褒进去了。既然宣传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对这三个“大帝”该不该如此歌颂，也就应该讨论讨论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对古代的皇帝也是如此。评古人的功过要全面，不能以过盖功，也不能以功盖过。有过不要写成一无是处，同样，有功不要写成样样都好。本文不是全面评价这三朝的皇帝，而是针对现在评价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作为皇帝把国家看作是他自己的，是自然的事，现代人不必用是否实行民主去要求他。但要说一个皇帝是伟大的，至少他的作为，是能使国家在走向进步的基础上，做到国富民强。即使在他看来这是“朕”的天下，也应该是个“兴家子”而不是“败家子”。康雍乾的颂扬者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宣传的重点就在于这三个“大帝”是“兴”了清王朝，历史上也称这三朝时期为盛世。我认为，对这一说法，有几点必需澄清。
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国史书历来有褒贬两种说法：“武功旷世”和“穷兵犊武”。取何种评价，就要看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中国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清入关统治了全中国，对这个少数民族来说，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他们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化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分。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与这种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到雍正时期，更是特务横行。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镇压，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己的也没有幸免的。对这种镇压，过去都把吕留良，甘凤池，吕四娘这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的。当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的。但在清朝统治时期，老百姓因受当朝的压迫，要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仅仅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中国人对清皇朝统治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还是在民间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我们对古代的皇帝要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对这些被民众颂扬的人，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说到“文”，归根到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淮南子》上说，统治者不重视知识分子，国家就不会强。这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杀到不分清红皂白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特点，史书上是有明白记载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毫无政治含义的雅句也可被指为骂大清而抓去杀头，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评论这三朝的“文治”时，也必须考虑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写一事。应该说，这部全书的编成，有决策者之功，也有编辑者之功。此书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是一大功劳。但此书又排除了大量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献。这种排除，只是牵强附会地排除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对清王朝的作用，必须与清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全书的编写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能将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内容编入。在清入关统治中 国前，列朝列代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编者们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尽量小心，宁可多删，也不能漏进一些可做把柄的内容，以免遭到杀身之祸。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牵强附会地排除，结果是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删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做出的努力，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限制，造成这部全书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这三朝的“文”治时，决不能无视当时的文人是处在“武”力高压下，不能无视惨酷的文字狱。看到清初的“文字狱”还不能无视它对以后的影响。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再以脑袋试刀，在学术上只能去搞搞考据，形成乾嘉学派。这种考据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知识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说，对国家的衰落，种下了根子。
第四，从康熙到乾隆的反贪行动，是被宣扬得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这并不值得歌颂。因为这种反贪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成效，则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法现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优待八旗子弟，就在它极端专制下的特务统治。在这种格局下，贪赃枉法的旗人是无人敢动他的。受欺压被勒索的百姓是无权申诉的。皇帝反贪的决心看来不小，但决不会大到挖自己统治的根基。杀谁保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官吏们的清廉与否，而是取决于官吏们对皇帝忠与不忠。因此，这三朝“盛世”的反贪没有结果，是注定的。
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己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60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60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60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从1662--1796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88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现了政党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1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国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美国，也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独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国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论者对这三朝皇帝歌功颂德，不能将“功”全纳入他们身上，将过一概归诸“佞臣”。这种方法在评论其他“贤明圣君”时也常会出现。其结果，当然是圣君永远无过。这不是现代人在评历史，而是当时的臣下在颂皇帝。
第二，历史剧以历史事件说现在要说的话，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其实，作为戏剧作品，有些不符历史真实，还是可以的。倒是史学界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自从郭沫若在解放前“古为今用”以来，解放后史学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种手法的边。要“为今用”，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实的，也必然带有随意性。为今所需即采纳，不为今所需即抛弃，那里还有什么历史本来面目?“以古颂今”和“以古讽今”都不可取。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使当代的人能以史为鉴。这种总结不应是直接具体地借用，而是要总结其规律，以规律来为现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为今用”，只是为一时的宣传某一观点而糟蹋历史。第三，从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国几千年皇朝在统治集团内的“斧光烛影”，在治理国家中的“误国殃民”。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糟粕也能在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国文化时，重大误区是将帝王的行为说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帝主被尊为“万岁”，是正义的象征，反帝王者被贬为乱臣贼子，还必定是贪官污吏。其实，帝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帝王就一定有差别，有功有过。但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中国的现实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征，不管他个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作用。而统治集团中的争权夺利，则无论那一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糟粕的表现。反帝王者之中，当然有许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这种“过”，也不过与帝王之过相同。至于是与帝王的昏庸相对抗的“抗上”，则是不应否定的。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不应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