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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中国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先生的著作《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关于先秦时期音乐交流之谜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解读，以期进一步挖掘、整理先生留给学术界的宝贵学术遗产。
关键词：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时期
该书是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中的一本著作，它以丰富可信的史料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以“交流”为主线，以“中外音乐”为具体内容。共分五编，包括十三章的内容，下设三十九节，另外还有引言、结语、参考书目和文目录要、索引、后记及图片和曲谱。其中，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内容，根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为音乐交流之谜、与东临、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每一章节基本上按概述、史料评述、结构的建构来进行展开性讨论，每章节的乐论小标题，作者都运用了能反映该乐论核心思想的精炼语句，来反映本章节乐论的内容。
一、中国的伶伦律管是否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
在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最古老最有名的中外音乐交流的事件，要算是伶伦到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乐制，伶伦受皇帝派遣，去昆仑山一带采截竹子制作十二律管的传说，由于人们对于中国古代传说和古代地理在认识的局限性，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造成了许多误解。作者介绍了伶伦律管的传说背景，说到伶伦造律吕，即用竹子制成十二根律管来发出构成音乐的十二个音，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
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倫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指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是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国的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
在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 “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發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7
[2]冯文慈.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8
作者简介
黄辉（1991-），男，聊城大学音乐学院16级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音乐学院）
关键词：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时期
该书是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中的一本著作，它以丰富可信的史料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以“交流”为主线，以“中外音乐”为具体内容。共分五编，包括十三章的内容，下设三十九节，另外还有引言、结语、参考书目和文目录要、索引、后记及图片和曲谱。其中，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内容，根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为音乐交流之谜、与东临、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每一章节基本上按概述、史料评述、结构的建构来进行展开性讨论，每章节的乐论小标题，作者都运用了能反映该乐论核心思想的精炼语句，来反映本章节乐论的内容。
一、中国的伶伦律管是否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
在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最古老最有名的中外音乐交流的事件，要算是伶伦到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乐制，伶伦受皇帝派遣，去昆仑山一带采截竹子制作十二律管的传说，由于人们对于中国古代传说和古代地理在认识的局限性，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造成了许多误解。作者介绍了伶伦律管的传说背景，说到伶伦造律吕，即用竹子制成十二根律管来发出构成音乐的十二个音，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
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倫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指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是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国的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
在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 “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發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7
[2]冯文慈.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8
作者简介
黄辉（1991-），男，聊城大学音乐学院16级研究生，专业为音乐与舞蹈学，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