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在试图捕捉它。
　　最近引起我注意的一个频繁从朋友们口中吐出的词组是“不敢生病”，大学教授、中小企业主、金领群体，莫不如此。“不敢生病”的原因不是“看病贵”，而是工作停不下来，或者中断的代价太大。
　　经济能力在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更广，但人们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不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恐惧感，只不过它的强度可能低于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恐惧”的理解。这种恐惧感，是从未来透支而来。
　　这时你可能会想到一个泛滥成灾的词组—“中产焦虑”，不过这种恐惧感所覆盖的人群，比含义模糊的“中产”要大，扩展的方向是往上的，包括相当一部分“高净值人士”；这种恐惧也不像“焦虑”那样可能具有病理性，而是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惶惑。
　　无时不在的内心惶惑，造成了与现实的经济地位不符的行为模式。

被质押的未来

　　说到对未来的透支，人们一定会想到金融。
　　不错，一般人所接触到的金融形式，简单地说就是把未来的现金流挪到今天来集中使用。这会让我们的生活杠杆化，我们今天所获得的生活，是以质押未来做代价。杠杆化的生活要确保安全，唯一的条件是未来是清晰可期的。
　　当前的中国，大部分努力进行阶层攀升的人们，生活都已经不同程度杠杆化了，然而未来真的清晰可期吗？
　　以房子为例。这几年，我的同龄人中出现的一个变化是，他们都出于各种原因购买了或打算购买第二套房屋。尽管在参加工作十几年后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但由于房价上涨，月供占收入的比例提高得更快。购买第一套房的时候，月供大致在两三千到五六千元这一区间，而第二套房则提高到七八千到两三万元。
　　负担变成原来的三四倍，但收入并没有这么大的涨幅。为了买房，人们往往一贷就是30年，而且月供会占据家庭收入的相当大比例—大到收入不能断流，也不能在现有基础上下降。30年人事变迁，我们对满足这两个条件真的这么确定吗？
　　事实上，人们对寿命是否还有30年都不太自信。
　　客观上看，在我们这一代人混迹社会的十几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个整体向好的趋势。但历史的事实并不必然转化为对将来的积极预期，许多人都只是硬着头皮在扛。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为什么人类早已脱离了匮乏时代，但一碰到最甜、最油的食物就难以抵抗？被广泛接受的答案是“贪吃基因”理论，祖先对饥饿的记忆深深铭刻在我们的DNA里。
　　与此相应，当人们面对笼统而非具体的“未来”问题时，消极心态往往会超过积极设想。正因为我们已经拥有衣食不愁的物质能力，那么进一步变好的迫切性就要弱于对失去当下生活水准的担忧—倒退比不前进更难接受，正如培根在《论恐惧》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那些一无所有的流浪者生活得快快乐乐。”这个心理过程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但它就像本能一样潜在。
　　与生活的杠杆化共生的不确定因素，其实就制造了这一潜意识被激活的环境。背负债务本身会削弱消费能力，从而带来突然的“降层”体验，而偿债能力一旦出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真实的社会地位下降。
　　因此，和未来现金流一起被集中挪到当下生活中来的，还有未来恐惧流，这就是对“不敢生病”的解释。这不是什么“中产焦虑”，而是只要加入了杠杆化的生活方式，就必然要面对的内心惶惑，除非是一个不负责任或者“没心没肺”的人。
　　为了界定“中产”，大前研一在2016年提出了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生活带来很大压力？是否不敢结婚、不敢生儿育女？是否对孩子未来的教育忧心忡忡？如果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就尚未达到中产阶级的经济水平。这样的描述显然会让一大堆自以为是“中产”的人仅存的一点安慰感瞬间崩溃。

对应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存在恐惧透支的人的范围表述为“组建了家庭（即便尚未结婚）而孩子尚未自立的非底层群体”。

　　对应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存在恐懼透支的人的范围表述为“组建了家庭（即便尚未结婚）而孩子尚未自立的非底层群体”。

富人也惶惑

　　以上对生活杠杆化群体的观察，主要来自一些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到60万元之间的样本。看上去收入差距不小，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程度差别不大，因为不同城市的生活有不同的硬性成本。
　　考虑到他们的恐惧透支可能跟他们还“太穷”有关，于是我又特意寻找算得上富裕的人群—所谓高净值人士。
　　谢明夷，北京益明投资的董事长。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80年代到深圳投资股票，后来又自己开办投资公司，如今拥有过亿资产。
　　谢明夷回顾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越富有越缺乏安全感的过程。
　　“在股市赚到了钱，就很怕会丢失。所以后来我投资了很多行业，办过学校、科技企业，投资过公路，开过餐馆。”他说，做这些事情，都是累得要死最终却不挣钱，“病急乱投医”是因为“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个风险信条。“后来鸡蛋确实分开在不同的篮子里了，问题是每个篮子里装的都是一堆臭鸡蛋。”
　　谢明夷出现在会上，是因为唐宁的资产配置思想成为了他解决纠缠内心的惶惑感的指引，事实上富人的惶惑也是财富管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一大动能。
　　我发现，资产配置、家族信托、投资移民等业务都非常受关注，与会者在用餐的时候，还在商量着具体如何安排资金。而这些业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资产或生活的安全性。
　　家族信托是为了将资产隔离在一个安全地带，使它不至于因为未来的变故而丧失，这是解决恐惧透支的一个直接方案。唐宁说，过去一年家族信托发展非常快速，预计在两三年时间里会成为成功人士隔离财富风险的主流手段。 　　投资移民则发展出“软性移民”这样一个新概念。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经济不景气，放开外国投资移民，但又不希望他们真正过来本国居住，于是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新方案，给尚未准备入籍他国但又认为未来或有需求的人一个提前的准备。
　　多年从事移民服务的好望角公司总经理詹惠敏把它解释为“移民不移家，移家不移國”，“其实相当于一个永久签证”。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的是詹惠敏说到一个词汇—“身份配置”。一个人如果连身份都需要备份，显然是为了给未来准备一条后路，而需要后路，是因为不安全感。詹惠敏告诉我，的确如此，“人们的焦虑和社会迅速分化有关，先富起来的人希望把财富、精神资产传给下一代，为了分散风险，就有需要进行身份配置。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也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具有的一个功能。”
　　如果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对国内政治、政策缺乏信心，显然在思维上太简单，归结于“仇富”则过于矫情。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种迅速变迁社会里的惶惑感，试图从其他“稳态社会”中寻求某种安全感的平衡，就像山顶洞人把粮食储存在不同的山洞里一样。

“一夜变白痴”

　　高净值人士同样存在的透支恐惧现象，说明这不是所谓“中产”才有的不安情绪。“组建了家庭而孩子尚未自立的非底层群体”，就是剥离了阶层分析的框架，而大致确定一个年龄范围。
　　从积极一点的侧面分析，这个年龄范围内的人们所存在的恐惧透支，还反映着社会快速前进，快得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脱节焦虑。
　　比这个范围年轻的人，代表着社会潮流，因而不会有明显的脱节焦虑。最新潮的风向都是由那些尚未成家的年轻人在引领，对技术剧变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赋予他们的基因之一。初为人父母者观察孩子们的成长顺序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电子产品的能力形成，甚至先于说话、行走的能力。
　　而比这个范围年长的人，则大多已经事实上脱节，也就无所谓害怕脱节了。退休的长者们在这几年里一样学会了使用电子产品、社交工具，生活还能跟上，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彻底丧失了在眼下的时代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
　　只有处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人，成长环境让他们不具备数字时代的基因，而工作又必须继续，那么适应社会剧变（尤其是技术剧变）本身就会成为巨大的心理负担。技术剧变造成的对未来生存环境的不可把握，同样会集中到当前，透支未来恐惧。“不敢生病”、不敢停歇客观上是因为工作繁多、学习任务重，而主观上则是担心自己—夸张点说—“一夜之间变成白痴”。

一个人如果连身份都需要备份，显然是为了给未来准备一条后路，而需要后路，是因为不安全感。

　　当代世界是在无数人的合作中运转的，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他其实是在和全世界对抗。一旦他完成分工的能力丧失，或者下降，就可能马上被整个合作体系无情抛弃。所以，合作越广泛，分工越细致，对知识全面性的要求会越低，人们反而会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如今广泛存在的“知识焦虑”，固然有商业故意放大甚至制造焦虑的一面，同时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合理反射。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一个社会还处在急剧变动当中。在一个稳态社会里，人们同样意识到知识的重要，但不会焦虑，因为未来是清晰的，变好和变坏都不会特别明显。
　　剧变社会会张扬欲望，而稳态社会会注重眼前。我们从中日电视剧的格调差异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日本偶像剧的主角一般都是平民化的身份，讲述普通人的生活，而中国偶像剧则大多是“玛丽苏、杰克苏”做主角，雕琢一些无缘无故的成功者的形象。除了天真少年、纯情少女，人们真的会打心里相信成功是那么轻易和完美吗？
　　果真如此，那就不存在恐惧透支了。事实是，人们用对偶像剧的代入来自我致幻，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以暂时缓解恐惧。电视剧一结束，我们还得回到现实，面对从未来穿越到现实的恐惧。甚至一部分人的恐惧还因为看偶像剧而加深了—因为关了电视他就会马上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充电”的时间。
　　上面说到的生活杠杆化、对失去的忧虑和脱节焦虑，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让人们发生一些不理性的决策。比如，生活的杠杆化可能会让人们进一步加大杠杆，拆东墙补西墙；脱节焦虑让许多人通过付费买来了一堆无用的所谓知识，一个“操作”很有意思，一些人在微博上向专家提问，一个问题就花掉500元，随后专家却把答案公开分享出来，旁人只要1元就可收听。对失去的忧虑会造成的盲目的投资，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宜信财富年会上说的那样，“去剪个头发就打听到某只股票要大涨”；或者像谢明夷所说的那样病急乱投医；有的人甚至智商剧降，在“资金不安全”的威胁下把所有积蓄汇给诈骗分子。
　　谢明夷现在已经不再焦虑，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旅游、摄影，享受美好时光。这和他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自己的财富有关，也和人生阶段有关。他的故事提示我们，种种恐惧透支可能都是阶段性的，它们会随着时间进展而有一个水到渠成的应对方法，不必把它们全部集中到今天，以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毕竟，即便为之发疯也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容易乱中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