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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狗秋千架》是刚进入文坛不久的莫言的标志性小说之一，它不经意中表现了莫言小说甚至世界文学的四大经典主题：离乡/还乡、宿命/抗争、桃源/荒原、爱情/婚姻;从而使该小说的内涵十分丰富，得到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极力揄扬。
【关键词】：莫言;《白狗秋千架》;多重主题
《白狗秋千架》（原名《秋千架》）于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第4期，是刚进入文坛不久的莫言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不仅莫言自己非常看重这篇小说，声称这篇小说对他的整个创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这部小说我特别看重呢？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在这之前的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提到过‘高密东北乡’。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纯种’的概念。‘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之后的我的很多小说里面都变成了舞台，此后，我的小说就有了自己固定的场所。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场景都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上展开了。” [1]“《白狗秋千架》是我很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高密北乡，也是写完这部小说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文学地在这里”后来我一系列作品都是围绕高密展开的……写《白狗秋千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是我文学的起点。”[2]“早年生活的最切痛的人生经验都集中在了这篇小说中。”[3]而且这部小说也是莫言最早引起同道嫉羡的小说，著名作家柳建伟2001年撰文回忆说到这是第一部让自己失眠的作品，是他认为能够进入世界短篇小说经典行列的作品;[4] 并曾获得过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文学评论家程光炜先生更是认为 “《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缩微胶卷”。[5]然而该作的专门研究并不够细致深入，解读还有很大空间。
一、离乡/还乡
离乡/还乡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情节模式及写作母题——尤其是近现代社会以来由于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进城出国，在城市或异国他乡的新奇感过后必然会思乡、还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人口的离乡正如雷达所说：“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体制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的巨大诱惑与吸引，于是逃离乡土，进入城市，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6]小说《白狗秋千架》真实地反映了年轻的暖和“我”都渴望离开农村，先是寄希望于蔡队长，，后寄希望于能考上大学的“我。在从秋千架上摔下后瞎了一只眼，只好彻底断了进城的念头。幸运的“我”通过自己的持续努力最终实现了离开农村进城。
然而故乡一直是人们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寄托，“还乡”这两个字眼常常以其迷离温暖的感觉无数次触动我们的心灵。还乡不同于回家：“回家作为一桩精神事件，是被放逐的罪人对于家园的寻找;是在路上的流人对于休憩、安妥的怀想;是饱受此岸、彼岸，尘世、天堂分裂之苦的凡人无法遏止的超越的冲动。而还乡则包括在城乡严重分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人进入城市，接受了现代性洗礼成为知识分子后，重又回到乡村的所见、所闻、所感。回家的紧张机制是灵与肉的两分，还乡的紧张机制则是城和乡、传统和现代的对立。[7]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我”离开乡村十年后成了大学的讲师、在父亲的劝说下，“终于下了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作为知识分子还乡的“我” 首先体会到的就是物是人非之感，记忆中白狗已经苍老到认不出来，童年时期的遗迹不再，昔日美丽可爱的初恋情人已变得丑陋粗俗;接下来发现自己已成为故乡的“局外人”和 “多余人”，乡亲们嘲笑“我”的具有先进的城市文化的言行。惶恐无力的“我”感到自己与乡村格格不入。离乡/还乡叙事模最终鸣奏出双重主题的交响：“一是挖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发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拯救国民灵魂的/呐喊;二是展现一代知识者在中西文化、城乡文化激烈碰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仿徨、苦恼和困惑”[8]
二、宿命/抗争
宿命/反抗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关于宿命，朱光潜先生曾这样界定：“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追求幸福的自然欲望使人相信，人生来就是为了活得幸福。当不幸事件不断发生，人的自然欲望遭受挫折，在悲欢祸福之间又找不到合理的正义原则时，人们就会困惑不解，说不清楚为什么在一个看来遵循道德秩序的世界里，竟会出现这样悲惨不幸的事情。……显然的答案就是：人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9]作为乡村“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的暖因为自己的美丽可爱而具有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先天的优势。暖第一次把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喜欢她的文艺兵队长蔡队长，第二次把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喜欢她的有可能考上大学的“我”。然而两次希望均落空，且暖因为从秋千架上摔下来而成了丑陋的“个眼”，且嫁给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暖认为：“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我信了命”。
然而人具有的追求幸福的天然冲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泯灭，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而且是压抑得越久越强，则抗争得越猛越烈！已经“信了命”的暖在多年后偶遇还乡的“我”后，一颗不死的追求幸福的心再次跳动;当白狗把当年的心上人、现在的城里知识分子的“我”领到暖等候的高粱地，暖不顾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大胆而坚定地向 “我”求种。暖的人生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故和打击，但她仍然未被彻底摧垮，“不幸的命运可以改变她的容颜，扭曲她的性格，但并不能改变她对‘纯种’、对健康生命的执着和向往，她不甘于沉默无力的人生，这是她生存的动力。”[10]
三、桃源/荒原
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乡村社会由于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固定，农民大多是有缺点的好人，他们无权无势，生活中有喜有悲，靠着乡里乡情相互扶持克服困难，相处久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大善大恶，变得宽容厚道。当城市的人们在高速发展的重压下透不过气来时，乡土家园成了人们心中向往的地方，作家笔下世外桃源的乡村社会、真诚质朴的乡里乡情，以丰富的质感、强力的当下意识冲撞着人们的心灵，遙远的乡村是人们心里一抹诗意的渴盼。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离开乡村十年了的“我”的眼中的乡村有美丽的一面：“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 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我国的农村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导致的工业城市对农村物力、财力、人力的剥夺，长期的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经济的“内卷化”，农村经济的粗放化和低机械化等多种因素;所以农村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艰辛困苦，不少农民将农村当做活地狱和荒原。小说《白狗秋千架》对此有真实的反映：一方面尚未逃离乡村的少年的“我”感觉“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已经逃离乡村十余年后还乡时“我”依然“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 另一方面一直未能成功逃离乡村的暖沦落成生产和生育的工具——“要不是垂着的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尽管她一出现就离我很近。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
四、爱情/婚姻
爱情作为人类独特而美好的情感，深深激荡着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青春期的萌动与期待，热恋中的狂热与痴迷，远离中的眷念与忧思都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爱情是超越功利性的、超越世俗性的、不计较成败对错的人生最美丽、最纯洁的情感追求，也因此浪漫的爱情是文学艺术常写常新的主题。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暖爱上文艺兵的蔡队长，等待蔡队长承诺的下乡征兵时把自己带走，然后嫁给蔡队长。不料蔡队长一去不返、没有音信;暖依然傻傻的等待，当暗恋暖的青梅竹马的“我”和暖的爹都攻击蔡队长早就忘了承诺，暖的脸上“浮起浓艳的红色”， “语无伦次地说：‘也许，他今年不来后年来，后年不来大后年来’”;原因仅仅是因为蔡队长在临走前一个晚上轻轻地亲了一下暖的头。在蔡队长久等不来且毫无音信的情况下，暖与青梅竹马的“我”拌嘴时承诺“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 于是一个陷入热恋中不能自拔的纯洁、天真、可爱的乡村姑娘立即鲜明地显现在读者面前。当很多年后，已经瞎了一只眼、沦落成哑巴的妻子的暖面对当年的恋人“我”的来访，一方面依然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我很快明白了她迟迟不出屋的原因，干净的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褶儿很挺的灰的确良裤子，显然都是刚换的……她右眼眶里装进了假眼，面部恢复了平衡。”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恋人蔡队长和“我”在她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要是我胆儿大，硬去队伍上找他，他就会收留我，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后来就在秋千架上出了事。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
婚姻是两个个人、家族的结合，因此，婚姻在以家庭和家族为主要社会关系基础的条件下，它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形成一种复杂的文化丛。结婚作为重要的成人仪式，其社会性大于个人性，理性大于感性，是绝不允许越雷池半步的;而结婚导致的婚姻关系则是一种持久的社会关系，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也因此现实的婚姻也是文学艺术常写常新的主题。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在没能等来蔡队长，又因为荡秋千发生的意外事故成了“个眼”拒绝了“我” 后，嫁给了哑巴。嫁给了哑巴的暖依然尽力地干着农活，给哑巴生了三个儿子，全力主持着哑巴一家的生活，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唯一的怨恨是没有一个能够陪自己说话的孩子。
参考文献：
[1] 莫言.小說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
[2] 刘志福编. 霍建起电影《暖》[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81.
[3] 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2.
[4] 柳建伟.永垂不朽的声音——我看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 3） .
[5]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8）：12.
[6] 雷达.城的灯[J].小说评论，2003（3）：4
[7] 李丽.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J]..文艺争鸣 2010（11）.
[8] 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2：.
[9]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21.
[10] 康林.莫言与川端康成： 以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雪国》为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11（ 3） ： 129 -137.
【关键词】：莫言;《白狗秋千架》;多重主题
《白狗秋千架》（原名《秋千架》）于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第4期，是刚进入文坛不久的莫言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不仅莫言自己非常看重这篇小说，声称这篇小说对他的整个创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为什么这部小说我特别看重呢？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 ‘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在这之前的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提到过‘高密东北乡’。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纯种’的概念。‘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之后的我的很多小说里面都变成了舞台，此后，我的小说就有了自己固定的场所。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场景都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上展开了。” [1]“《白狗秋千架》是我很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高密北乡，也是写完这部小说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文学地在这里”后来我一系列作品都是围绕高密展开的……写《白狗秋千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是我文学的起点。”[2]“早年生活的最切痛的人生经验都集中在了这篇小说中。”[3]而且这部小说也是莫言最早引起同道嫉羡的小说，著名作家柳建伟2001年撰文回忆说到这是第一部让自己失眠的作品，是他认为能够进入世界短篇小说经典行列的作品;[4] 并曾获得过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文学评论家程光炜先生更是认为 “《白狗秋千架》已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全部农村成长史的缩微胶卷”。[5]然而该作的专门研究并不够细致深入，解读还有很大空间。
一、离乡/还乡
离乡/还乡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情节模式及写作母题——尤其是近现代社会以来由于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进城出国，在城市或异国他乡的新奇感过后必然会思乡、还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人口的离乡正如雷达所说：“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体制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的巨大诱惑与吸引，于是逃离乡土，进入城市，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6]小说《白狗秋千架》真实地反映了年轻的暖和“我”都渴望离开农村，先是寄希望于蔡队长，，后寄希望于能考上大学的“我。在从秋千架上摔下后瞎了一只眼，只好彻底断了进城的念头。幸运的“我”通过自己的持续努力最终实现了离开农村进城。
然而故乡一直是人们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寄托，“还乡”这两个字眼常常以其迷离温暖的感觉无数次触动我们的心灵。还乡不同于回家：“回家作为一桩精神事件，是被放逐的罪人对于家园的寻找;是在路上的流人对于休憩、安妥的怀想;是饱受此岸、彼岸，尘世、天堂分裂之苦的凡人无法遏止的超越的冲动。而还乡则包括在城乡严重分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人进入城市，接受了现代性洗礼成为知识分子后，重又回到乡村的所见、所闻、所感。回家的紧张机制是灵与肉的两分，还乡的紧张机制则是城和乡、传统和现代的对立。[7]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我”离开乡村十年后成了大学的讲师、在父亲的劝说下，“终于下了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作为知识分子还乡的“我” 首先体会到的就是物是人非之感，记忆中白狗已经苍老到认不出来，童年时期的遗迹不再，昔日美丽可爱的初恋情人已变得丑陋粗俗;接下来发现自己已成为故乡的“局外人”和 “多余人”，乡亲们嘲笑“我”的具有先进的城市文化的言行。惶恐无力的“我”感到自己与乡村格格不入。离乡/还乡叙事模最终鸣奏出双重主题的交响：“一是挖掘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发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拯救国民灵魂的/呐喊;二是展现一代知识者在中西文化、城乡文化激烈碰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仿徨、苦恼和困惑”[8]
二、宿命/抗争
宿命/反抗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关于宿命，朱光潜先生曾这样界定：“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追求幸福的自然欲望使人相信，人生来就是为了活得幸福。当不幸事件不断发生，人的自然欲望遭受挫折，在悲欢祸福之间又找不到合理的正义原则时，人们就会困惑不解，说不清楚为什么在一个看来遵循道德秩序的世界里，竟会出现这样悲惨不幸的事情。……显然的答案就是：人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9]作为乡村“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的暖因为自己的美丽可爱而具有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先天的优势。暖第一次把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喜欢她的文艺兵队长蔡队长，第二次把逃离乡村、追求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喜欢她的有可能考上大学的“我”。然而两次希望均落空，且暖因为从秋千架上摔下来而成了丑陋的“个眼”，且嫁给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暖认为：“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我信了命”。
然而人具有的追求幸福的天然冲动无论如何都不会泯灭，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而且是压抑得越久越强，则抗争得越猛越烈！已经“信了命”的暖在多年后偶遇还乡的“我”后，一颗不死的追求幸福的心再次跳动;当白狗把当年的心上人、现在的城里知识分子的“我”领到暖等候的高粱地，暖不顾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大胆而坚定地向 “我”求种。暖的人生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故和打击，但她仍然未被彻底摧垮，“不幸的命运可以改变她的容颜，扭曲她的性格，但并不能改变她对‘纯种’、对健康生命的执着和向往，她不甘于沉默无力的人生，这是她生存的动力。”[10]
三、桃源/荒原
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乡村社会由于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固定，农民大多是有缺点的好人，他们无权无势，生活中有喜有悲，靠着乡里乡情相互扶持克服困难，相处久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大善大恶，变得宽容厚道。当城市的人们在高速发展的重压下透不过气来时，乡土家园成了人们心中向往的地方，作家笔下世外桃源的乡村社会、真诚质朴的乡里乡情，以丰富的质感、强力的当下意识冲撞着人们的心灵，遙远的乡村是人们心里一抹诗意的渴盼。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离开乡村十年了的“我”的眼中的乡村有美丽的一面：“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 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相比，我国的农村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导致的工业城市对农村物力、财力、人力的剥夺，长期的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经济的“内卷化”，农村经济的粗放化和低机械化等多种因素;所以农村的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艰辛困苦，不少农民将农村当做活地狱和荒原。小说《白狗秋千架》对此有真实的反映：一方面尚未逃离乡村的少年的“我”感觉“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已经逃离乡村十余年后还乡时“我”依然“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 另一方面一直未能成功逃离乡村的暖沦落成生产和生育的工具——“要不是垂着的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尽管她一出现就离我很近。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
四、爱情/婚姻
爱情作为人类独特而美好的情感，深深激荡着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青春期的萌动与期待，热恋中的狂热与痴迷，远离中的眷念与忧思都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坎上。爱情是超越功利性的、超越世俗性的、不计较成败对错的人生最美丽、最纯洁的情感追求，也因此浪漫的爱情是文学艺术常写常新的主题。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暖爱上文艺兵的蔡队长，等待蔡队长承诺的下乡征兵时把自己带走，然后嫁给蔡队长。不料蔡队长一去不返、没有音信;暖依然傻傻的等待，当暗恋暖的青梅竹马的“我”和暖的爹都攻击蔡队长早就忘了承诺，暖的脸上“浮起浓艳的红色”， “语无伦次地说：‘也许，他今年不来后年来，后年不来大后年来’”;原因仅仅是因为蔡队长在临走前一个晚上轻轻地亲了一下暖的头。在蔡队长久等不来且毫无音信的情况下，暖与青梅竹马的“我”拌嘴时承诺“他不要我，我再嫁给你”。 于是一个陷入热恋中不能自拔的纯洁、天真、可爱的乡村姑娘立即鲜明地显现在读者面前。当很多年后，已经瞎了一只眼、沦落成哑巴的妻子的暖面对当年的恋人“我”的来访，一方面依然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在“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我很快明白了她迟迟不出屋的原因，干净的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褶儿很挺的灰的确良裤子，显然都是刚换的……她右眼眶里装进了假眼，面部恢复了平衡。”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恋人蔡队长和“我”在她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要是我胆儿大，硬去队伍上找他，他就会收留我，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后来就在秋千架上出了事。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
婚姻是两个个人、家族的结合，因此，婚姻在以家庭和家族为主要社会关系基础的条件下，它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形成一种复杂的文化丛。结婚作为重要的成人仪式，其社会性大于个人性，理性大于感性，是绝不允许越雷池半步的;而结婚导致的婚姻关系则是一种持久的社会关系，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也因此现实的婚姻也是文学艺术常写常新的主题。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在没能等来蔡队长，又因为荡秋千发生的意外事故成了“个眼”拒绝了“我” 后，嫁给了哑巴。嫁给了哑巴的暖依然尽力地干着农活，给哑巴生了三个儿子，全力主持着哑巴一家的生活，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唯一的怨恨是没有一个能够陪自己说话的孩子。
参考文献：
[1] 莫言.小說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
[2] 刘志福编. 霍建起电影《暖》[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81.
[3] 莫言.白狗秋千架[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2.
[4] 柳建伟.永垂不朽的声音——我看莫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 3） .
[5]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J].文艺争鸣.2012（8）：12.
[6] 雷达.城的灯[J].小说评论，2003（3）：4
[7] 李丽.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J]..文艺争鸣 2010（11）.
[8] 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2：.
[9]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见《朱光潜全集》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421.
[10] 康林.莫言与川端康成： 以小说《白狗秋千架》和《雪国》为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11（ 3） ： 129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