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无论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显示出往往和原来所见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且正是在新的意义上，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教训，只因为辩证法是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令人信服的威力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者忘形无状，第二天写了一篇读者来信，打算给编辑部寄去。亏得老伴是个惊弓之鸟，没看完就大骂笔者“活得不耐烦”，边骂边把原稿没收了。……匆匆二十年，俯仰沉浮，早已淡忘这件事。不料前几天，翻检烂稿，竟发现那封没有寄出的信赫然犹存：想当年破家被抄来抄去，万一这几页信稿暴露出来，就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现行”罪证，今天还不免有些后怕。现托“法治”之福，敢将该信全文抄录如下，愿在新的意义上进行一点反思，同时借以纪念《横扫》这篇历史文献发表二十周年。
　　
　　编辑同志：
　　六月一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同日三版《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文所摘翦伯赞的一段话，里面也引用过这一句：
　　“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这句话这样孤立地引用，实在不很好懂。“它”究竟指的什么？是指“材料”呢，指“特殊性质”呢，还是指“政治经济学”呢？似乎怎样讲也讲不通。原来这句话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前面还有一句，对这一句的涵义直接相关。德文原文是这样的：
　　AufdemGebietederPolitischenkonomiebegegnetdiefreiewissen—schaftlicheForschungnichtnurdemselbenFeinde，wieaufallenanderenGebieten.DieeigentümlicheNaturdesStoffes，densiebehandelt，ruftwider sie die heftigsten，kleinlichsten und gehssigsten Leidenschaften dermenschlichen Brust，die Furien des Privatinteresses，auf den Kampfp1atz.英文译文则是：In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Economy，free scientific enquirymeets not merely the same enemies as in all the other domains.Thepeculiar nature of the material it deals with，summons as foes into thefield of the battle the most violent，mean and m alignant passions of thehuman breast，the Furies of private interest.德文后一句即社论所引一句，其中den sie behandelt的sie和wider sie的sie不是一回事，而是前一句中两个不同的名词：前者指die Politische kon omie(“政治经济学”)，后者指以斜体加以强调的die freie wissenschaftlicheForschung(“自由的科学研究”)。英译设法避免了这个容易产生夹缠的疑难：前者直译为定语从句it deals with，后者却没有用against it来直译wider sie，而是意译为as oes，就显得比德文简明多了。
　　因此，中译文中的“反对它”，即德文中的wider sie， 只有和前一句连在一起，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前一句的意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自由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仅会遇到它在其它一切领域中所遇到的敌人。”那么在后一句中，“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所要“反对”的，就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自由的科学研究”了。所以，我觉得，要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最好连同前一句一起引，或者至少应当对“它”字加点注解，不过那样又似乎有点罗嗦。不知你以为如何？此致敬礼
　　
　　一读者，1966，6，2
　　
　　今天抄完这封信，不禁哑然失笑。笑是对事物所含矛盾的最初判断，只要不一笑了之，接着就是反思和联想。想不到这封小信一下子引起许多想不通、也想不完的问题。
　　——首先，要笑自己当时顽梗难化：浩劫迫在眉睫，还有心思去钻“学术讨论”的死胡同。其实，和当时因海瑞引起的“清官”论相比，这封信根本沾不上“学术”的边，不过是一个外语老师的一次批改作业罢了。我当时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没有任何一点反对什么的政治目的，不过因为发现马克思的原文被肢解，感到不舒服，老实说——颇有一点鲁迅笔下的“新月派”的味道。信没有寄出，我为什么后来又感到侥幸和后怕呢？用不着讳言，就是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觉得个人的利害毕竟比人人可以负责的真理更重要。这件小事不足为训，今天值得反思的是：人们当时为什么把“学术讨论”想得那么简单，例如“清官”论者们为什么那么天真，费神费力写那些文章，纷纷主动往“政治问题”的陷坑里跳？人们的思维和愿望和当时的客观现实为什么相距那么远？难道不是因为当时的客观现实里面包含着一些看不见的令人无法思维的因素？这些因素难道只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左”，不也还有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比《资治通鉴》还要古老的封建权术，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引蛇出洞”之类？经过十年来的拨乱反正，这些因素当然已经不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和蔓延开来，但在某些人的习惯势力范围内是不是就消除殆尽了呢？这类与现代化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病毒如不加以根除，试问健康的学术讨论又怎么可能呢？
　　其次，不能不笑那篇社论的执笔者及其所属的什么“帮”无知——我原来确实颇不恭敬地认为他们是“无知”的，但今天可不这样看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初版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他们当时固然看不到；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所收此文却明明将“自由的科学研究”译作“反对”的宾词，他们再无知，也不会不知道这条引文对于他们的“伟大事业”十分不利。这就奇怪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明明恨不得把“自由的科学研究”一棍子打死，为此真正动员了“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他们正是一批“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为什么偏要拿马克思为“自由的科学研究”所作的庄严的辩护词当作棍子、当作铁扫把来“横扫”呢？难道他们果真象刘邦侮慢儒生一样，以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堆软骨头，哪怕明目张胆地肢解马克思，也不致于有谁敢站出来吭一声？尽管后来一段时间的事实证明，他们似乎并没有想错，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把自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又该怎么说？当然，只能说是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然而，回想在那个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的特定年月里，又有几个人敢于拿这点马克思主义常识来“理解”当时的“现存事物”呢？——顺便说一下，最近有些人也在进行反思，他们不满意“坏人整好人”的公式化答案，提出了“好人整好人”的“虔诚”说。这个新奇的观点也许能说明若干表面现象，甚至可能收到皆大欢喜的效果，但毕竟解释不了那场浩劫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想对它进行反思，我以为首先应当学习马克思在“自由的科学研究”中的严肃态度。他把“这里(按指政治经济学)涉及到的人”只看作“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只看作“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他在冷静而犀利的科学分析中，“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同样，在那场决非偶然的长达十年的政治浩劫中，必然也存在着“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无论整人者或被整者“主观上”如何“虔诚”，如何“超脱各种关系”，他们“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那么，现在要进行反思，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其中的那个“阶级关系和利益”，即当时的统治思想究竟是什么阶级的思想？所谓“革命行动”究竟是通向或有助于通向一个什么样的阶级专政？所谓“虔诚”的下面或背面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和具体的“利益”，例如，是借以争取回到革命队伍的质朴愿望，还是借以趋吉避凶的世故本能？是为了好找“关系”爬上去，还是为了替自己整人的野蛮行径或被整时跟着整人的卑鄙行径吹口哨壮胆？等等。当时的统治思想决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的一切所谓“革命行动”只能通向或有助于通向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些真相和实质问题近几年来似乎搞得比较清楚了；唯独每个人自己对那场浩劫应当承担哪些政治或道德上的责任，却一直得不到诚实而坦率的回答。当然，这里同样象马克思所说的，是“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但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同样不允许拿“虔诚”之类的主观辩解来模糊那些实质性的“阶级关系和利益”，以致妨碍我们和后人“为了不再出现悲剧而斗争”(语出今年第八期《读书》上的《历史，不能忘记》一文，该文作者针对一些“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类似说法，以沉痛的心情郑重呼吁：“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做了些什么？”)。
　　最后，要笑——该笑“自由的科学研究”了。所谓“自由的科学研究”，大概就是我们多年来喜闻乐见而又只闻不见的“双百”方针吧。笑它福大命大，经过十磨九难，终于没有被“仇神”们整垮，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力争放射它固有而从未有过的光辉了。不过，只要不一笑了之，我觉得很有必要乘此机会，认真体会一下马克思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08页)的全部含义：一，“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们再怎样以“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即使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他从事研究的那个领域内，“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所从事的“自由的科学研究”，即“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由于“这些规律本身”，由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已经成为“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三，“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是，一切现象表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回想“自由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尽管什么“帮”之类“仇神”们怎样反对过它，尽管今天在意识形态方面很难说摆脱了“死人抓住活人！”的局面，还可能会有什么“神”出来反对它，它终归在艰苦地前进，它的“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从“真理的标准”讨论到现在，多少宁“左”勿右的假面拆穿了，多少有进无退的难关闯过了，多少说一不二的死角打开了。尽管任重道远，“现代化”的观念还有待于巩固、深化和伸延，改革和开放毕竟已经成为“时代的标志”，更“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里用得着一句老话：形势比人还强！在新的形势下，过去垂泪祈求而不可得的“双百”方针就捏在每个人的手上，“自由的科学研究”将不但不需要什么人工培养，而且一定会成为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的社会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这就是大好形势。面临真正的不打引号的大好形势，忠于真理追求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者们倒是应当反思一下，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除了来自客观方面，还有没有一两个是来自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诚实的话，就应当重温一下马克思从但丁《神曲》摘引出来以勉励自己的两句名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另一句是：“走你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