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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现状，作者采用《综合幸福问卷》对江西省6所高校的216名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处于较好水平，幸福感各维度得分普遍偏高；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在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运动年限、运动级别、运动项目等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独生子女运动员比非独生子女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幸福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幸福感，运动年限较长的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运动级别越高，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越高；网球、足球、篮球、排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毽球运动员幸福感程度最低；不同性别和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良好。关注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关系到运动员的素质发展和体育竞技的水平。
关键词： 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 调查研究
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中，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和谐的关键指标之一。随着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我国首都北京的召开，全民奥运的文化逐渐形成。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渲染下，一类特殊人群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那些活跃在高校体育赛场上的高水平运动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运动员”和“大学生”的“双重”身份。心理健康状况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及未来生涯发展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成果。但是，以往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消极心理学模式的角度。在这种模式下，研究者多是利用心理症状量表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测量模式主要是从“病理学”的角度评价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过于关注运动员的心理疾病症状和负性心理特征，忽视运动员心理上存在的良好的心理机能和积极的心理品质。这种顾此失彼的评估显然造成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研究的片面性。作为对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观的反抗和补充，积极心理学提出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PMH）的概念。积极心理健康认为消除或摆脱各种心理问题的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意味着正向力量或积极品质的产生与增加。截至目前，PMH基本上体现为不同的幸福感内容。幸福感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的整合共同构成PMH己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1]本次研究以这种崭新的积极心理健康观为指导，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测量，了解他们的幸福感状况，以促进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全面了解，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发挥运动员内在的心理潜能，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调查选取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江西中医学院共6所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施测，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42份，有效问卷216份，有效回收率为89.3%。年龄为18～24岁，平均年龄20.76岁。运动年限1～16年，平均年限6.21年。文科97人，理科119人。年级分布上，大一67人，大二96人，大三32人，大四21人。运动员级别上，一级94人，二级117人，三级5人。运动专项上，田径类74人，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88人，武术7人，网球10人，毽球15人，健美操22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由苗元江教授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O）。该问卷[1]（P365）是在整合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的基础上，建构的多方位、多测度、多功能的、本土化的测量幸福感的量表。包括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两个模块，共有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九个维度（共50个项目，采用7级计分）和一个幸福指数（采用9级计分）[2]。该量表在大学生及其他人群幸福感研究多次应用。此次测验的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r=0.91，折半信度为r=0.74。
（三）数据处理
问卷收集、筛选后采用SPSS for Window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各维度得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健康关注、友好关系、自我价值，接下来的依次是利他行为、人格成长、生命活力、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和负性情感（见表1）。根据综合幸福问卷对数据结果的解释，分数低于4分的属于低分，分数高于4分的属于高分。结果显示除了负性情感以外，其他维度得分均高于4分，说明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在这些维度上均处于良好状态，即幸福感水平较高。
（二）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差异比较
1.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城镇来源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差异比较
经t检验发现（见表2），除去生活满意、负性情感两维度，女性在其余7个维度的均分都要高于男性。仅在健康关注维度上，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女性别在其他八个维度均没有显著差异。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除负性情感（分数越高，幸福感程度越低）外，独生子女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差异显著。除生活满意外，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
2.不同运动年限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从事专业年限时间从1年到16年不等，在此根据运动年限将运动员划分为三组。然后对不同运动年限组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运动年限分组的不同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生活满意、负性情感、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七个幸福感维度表现出显著差异。进行事后LSD检验发现，9年及9年以上分组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除去正性情感维度，该组运动员在其余八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不同运动专项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运动专项的不同，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的显著差异。除正性情感、人格成长两维度之外，其他七个维度均呈现出显著差别。通过LSD事后检验发现，从事网球、三大球、健美操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而毽球运动员除去负性情感外，其他维度得分都显著低于其他运动员，幸福感水平最低（见表4）。
4.不同运动运动级别、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研究对不同运动级别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运动级别运动员的幸福感呈现出显著差异。三个级别的运动员在七个维度（负性情感、人格成长、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等）得分中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见表5）。一级运动员得分显著高于二、三级运动员，表明运动员的级别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对不同学业状况的运动员幸福感的F检验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讨论与分析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良好。宋卫对广东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部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运动员具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3]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无明显的性别差异。此结果与苗元江（2003）、李柞山（2006）、汪宏（2006）的研究结果相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遭受挑战，男女在个性的差异逐渐减小。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男女运动员都不存在明显差异。
高水平运动员中，独生子女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与苗元江、余嘉元（2003）的对高校学生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独生子女的大多数幸福感因子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往往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得到来自家庭更多的关爱，从而使得他们在个人的发展中获得更好的内在和外在条件。这种优势的地位导致独生子女运动员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
生源地的不同造成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来自城镇的高水平运动员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相比，明显具有较高的幸福感。城镇的运动员，由于在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在人格成长、个人发展方面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来自农村的运动员受制于相对贫乏的教育环境和生长环境，幸福感水平要低于来自城市的运动员。
运动年限的不同对运动员的幸福感造成显著的影响。研究发现，运动员从事运动年限时间越长，幸福感水平越高。运动年限时间越长，意味着运动员的运动训练、竞技经验更为丰富，竞技能力更为成熟。运动员容易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同样对于体育竞技也更容易适应，并且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且长时间的从事体育运动促使他们心理不断成熟和健康，从而保持相对较高的幸福感水平。相比之下，运动生涯尚短的运动员，由于经验不足，训练不够等诸多原因，不能获得良好的运动成绩。同时也不善于调节自己，情绪的起伏较大，容易产生一些负性的心理困惑，从而导致较低幸福感。
运动项目不同的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网球、三大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而毽球运动员在各个幸福感维度及总体幸福感的水平，都处于最低水平。三大球、网球及健美操，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受社会关注程度，都要远高于其他项目。毽球，是我国新近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在发展水平、普及程度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都无法与其他项目相比。而从事该项目的运动员无疑受到消极的影响，表现出较低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不受学业的影响。作为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期望、学习目标都有别于一般的大学生。以往研究发现，学业压力是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4][5]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研究结论并不与本研究相悖。同普通大学生一样，高水平运动员也面临学业的任务。来自学业的压力会导致高水平运动员心理问题的出现。但作为个人生活质量指标的幸福感，却不再受学业的影响。结合以往研究，调查发现学业状况是导致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但不是他们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方面，高水平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出现分化。运动级别作为衡量运动员成绩的一种标准，对运动员的幸福感程度产生影响。结果表明，一级运动员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这表明良好的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幸福感的主要源泉。运动成绩、运动级别成为预测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的晴雨表。同时，幸福感是影响运动员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运动员个人愉悦的情绪体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熟的人格特征、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及旺盛的生命活力对于运动员竞技成绩的提高、潜能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大量研究证明，运动员良好的心理品质是运动员取得良好竞技成绩的重要心理保证[6]。
四、结语
此次被调查的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较好，在多个维度得分较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心理状态良好。在差异比较上，研究发现：（1）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在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运动年限、运动级别、运动项目等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独生子女运动员比非独生子女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幸福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幸福感；运动年限较长的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运动级别越高，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越高；网球、足球、篮球、排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毽球运动员幸福感程度最低。（2）不同性别和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苗元江.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J].青年探索，2007，4.
[3]宋卫，杨春海，曾芊.广东高校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7，1.
[4]孙永泰，乔友健.近十年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研究[J].辽宁体育科技，2006，1.
[5]刘一民.山东省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心理行为适应性的调查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1，4.
[6]张力为，任未多.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与幸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AA080081）；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08JY03）。
关键词： 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 调查研究
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呼声中，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和谐的关键指标之一。随着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我国首都北京的召开，全民奥运的文化逐渐形成。在这样一种文化的渲染下，一类特殊人群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那些活跃在高校体育赛场上的高水平运动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运动员”和“大学生”的“双重”身份。心理健康状况对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及未来生涯发展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我国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成果。但是，以往对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消极心理学模式的角度。在这种模式下，研究者多是利用心理症状量表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测量模式主要是从“病理学”的角度评价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过于关注运动员的心理疾病症状和负性心理特征，忽视运动员心理上存在的良好的心理机能和积极的心理品质。这种顾此失彼的评估显然造成对运动员心理健康研究的片面性。作为对这种消极的心理健康观的反抗和补充，积极心理学提出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PMH）的概念。积极心理健康认为消除或摆脱各种心理问题的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意味着正向力量或积极品质的产生与增加。截至目前，PMH基本上体现为不同的幸福感内容。幸福感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的整合共同构成PMH己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1]本次研究以这种崭新的积极心理健康观为指导，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测量，了解他们的幸福感状况，以促进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全面了解，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发挥运动员内在的心理潜能，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调查选取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江西中医学院共6所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进行施测，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42份，有效问卷216份，有效回收率为89.3%。年龄为18～24岁，平均年龄20.76岁。运动年限1～16年，平均年限6.21年。文科97人，理科119人。年级分布上，大一67人，大二96人，大三32人，大四21人。运动员级别上，一级94人，二级117人，三级5人。运动专项上，田径类74人，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88人，武术7人，网球10人，毽球15人，健美操22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由苗元江教授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O）。该问卷[1]（P365）是在整合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的基础上，建构的多方位、多测度、多功能的、本土化的测量幸福感的量表。包括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两个模块，共有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九个维度（共50个项目，采用7级计分）和一个幸福指数（采用9级计分）[2]。该量表在大学生及其他人群幸福感研究多次应用。此次测验的问卷的Cronbach a系数r=0.91，折半信度为r=0.74。
（三）数据处理
问卷收集、筛选后采用SPSS for Window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各维度得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健康关注、友好关系、自我价值，接下来的依次是利他行为、人格成长、生命活力、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和负性情感（见表1）。根据综合幸福问卷对数据结果的解释，分数低于4分的属于低分，分数高于4分的属于高分。结果显示除了负性情感以外，其他维度得分均高于4分，说明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在这些维度上均处于良好状态，即幸福感水平较高。
（二）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差异比较
1.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城镇来源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差异比较
经t检验发现（见表2），除去生活满意、负性情感两维度，女性在其余7个维度的均分都要高于男性。仅在健康关注维度上，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女性别在其他八个维度均没有显著差异。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除负性情感（分数越高，幸福感程度越低）外，独生子女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不同生源地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差异显著。除生活满意外，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
2.不同运动年限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从事专业年限时间从1年到16年不等，在此根据运动年限将运动员划分为三组。然后对不同运动年限组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运动年限分组的不同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生活满意、负性情感、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七个幸福感维度表现出显著差异。进行事后LSD检验发现，9年及9年以上分组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两组。除去正性情感维度，该组运动员在其余八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不同运动专项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运动专项的不同，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的显著差异。除正性情感、人格成长两维度之外，其他七个维度均呈现出显著差别。通过LSD事后检验发现，从事网球、三大球、健美操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而毽球运动员除去负性情感外，其他维度得分都显著低于其他运动员，幸福感水平最低（见表4）。
4.不同运动运动级别、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研究对不同运动级别的运动员的幸福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运动级别运动员的幸福感呈现出显著差异。三个级别的运动员在七个维度（负性情感、人格成长、自我价值、生命活力、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等）得分中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见表5）。一级运动员得分显著高于二、三级运动员，表明运动员的级别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对不同学业状况的运动员幸福感的F检验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讨论与分析
此次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良好。宋卫对广东第四届大学生运动会部分运动员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运动员具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3]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无明显的性别差异。此结果与苗元江（2003）、李柞山（2006）、汪宏（2006）的研究结果相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遭受挑战，男女在个性的差异逐渐减小。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男女运动员都不存在明显差异。
高水平运动员中，独生子女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与苗元江、余嘉元（2003）的对高校学生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无论是主观幸福感，还是心理幸福感，独生子女的大多数幸福感因子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往往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得到来自家庭更多的关爱，从而使得他们在个人的发展中获得更好的内在和外在条件。这种优势的地位导致独生子女运动员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
生源地的不同造成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的差异。来自城镇的高水平运动员与来自农村的运动员相比，明显具有较高的幸福感。城镇的运动员，由于在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在人格成长、个人发展方面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来自农村的运动员受制于相对贫乏的教育环境和生长环境，幸福感水平要低于来自城市的运动员。
运动年限的不同对运动员的幸福感造成显著的影响。研究发现，运动员从事运动年限时间越长，幸福感水平越高。运动年限时间越长，意味着运动员的运动训练、竞技经验更为丰富，竞技能力更为成熟。运动员容易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同样对于体育竞技也更容易适应，并且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且长时间的从事体育运动促使他们心理不断成熟和健康，从而保持相对较高的幸福感水平。相比之下，运动生涯尚短的运动员，由于经验不足，训练不够等诸多原因，不能获得良好的运动成绩。同时也不善于调节自己，情绪的起伏较大，容易产生一些负性的心理困惑，从而导致较低幸福感。
运动项目不同的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网球、三大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而毽球运动员在各个幸福感维度及总体幸福感的水平，都处于最低水平。三大球、网球及健美操，无论竞技水平还是受社会关注程度，都要远高于其他项目。毽球，是我国新近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在发展水平、普及程度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都无法与其他项目相比。而从事该项目的运动员无疑受到消极的影响，表现出较低幸福感。
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水平不受学业的影响。作为高校学生中的特殊群体，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期望、学习目标都有别于一般的大学生。以往研究发现，学业压力是导致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4][5]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研究结论并不与本研究相悖。同普通大学生一样，高水平运动员也面临学业的任务。来自学业的压力会导致高水平运动员心理问题的出现。但作为个人生活质量指标的幸福感，却不再受学业的影响。结合以往研究，调查发现学业状况是导致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但不是他们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在这个方面，高水平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出现分化。运动级别作为衡量运动员成绩的一种标准，对运动员的幸福感程度产生影响。结果表明，一级运动员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其他运动员。这表明良好的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幸福感的主要源泉。运动成绩、运动级别成为预测高水平运动员幸福感状况的晴雨表。同时，幸福感是影响运动员运动成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运动员个人愉悦的情绪体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熟的人格特征、高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及旺盛的生命活力对于运动员竞技成绩的提高、潜能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有大量研究证明，运动员良好的心理品质是运动员取得良好竞技成绩的重要心理保证[6]。
四、结语
此次被调查的运动员幸福感状况较好，在多个维度得分较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心理状态良好。在差异比较上，研究发现：（1）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在是否独生子女、来源地、运动年限、运动级别、运动项目等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独生子女运动员比非独生子女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来自城镇的运动员幸福感高于来自农村的幸福感；运动年限较长的运动员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运动级别越高，运动员幸福感水平越高；网球、足球、篮球、排球及健美操运动员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毽球运动员幸福感程度最低。（2）不同性别和学业状况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苗元江.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J].青年探索，2007，4.
[3]宋卫，杨春海，曾芊.广东高校运动员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分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7，1.
[4]孙永泰，乔友健.近十年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心理健康研究[J].辽宁体育科技，2006，1.
[5]刘一民.山东省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心理行为适应性的调查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1，4.
[6]张力为，任未多.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与幸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AA080081）；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08JY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