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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鉴论断》一名《历代将鉴博议》，其作者旧题为“戴少望”或“戴溪”，然而通过对戴溪生平的考察，可以確知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包恢《敝帚稿略》所载《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表明，饶廷直才是此书的初撰者。《将鉴论断》中原无将领简传，朝鲜本《将鉴博议》中的传文系朝鲜世宗下令添加，现存朝鲜本并非直接翻刻自元至正本。《将鉴论断》在宋元明时期作为军事教育读本和武举考试参考书，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在朝鲜王朝，《将鉴博议》更是被官方纳入武举考试范畴，备受重视;此书在日本也有流传。
[关键词]《将鉴论断》，《将鉴博议》，戴溪，饶廷直，域外汉籍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29-08
《将鉴论断》又名《历代将鉴博议》（简称《将鉴博议》），是一部成书于宋代的军事人物评论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兵家类存目著录“《将鉴论断》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收录此书，系据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影印。学界对于此书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古棣、许保林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均曾专门对此书的兵学思想和学术价值予以评述。①
《将鉴论断》作者旧题“戴少望”或“戴溪”，但此说疑点颇多，清代学者多表质疑，至今未有定论。
当代学者对此书版本源流的表述也有不少舛误和模糊之处。对于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学界亦尚未能予以充分利用和解读。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将鉴论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展开。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将鉴论断》的作者与版本源流进行考辨，并对此书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历程与轨迹予以考察，以期就教于方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子部十载：
《将鉴论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隐春秋传序》，称其字曰少望，则此书当为溪作。……此本为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勋尝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达宾序，题曰《将鉴博议》，与宋版不同。考《永乐大典》已引为《将鉴博议》，则其来久矣。②
这段话提供了三条重要信息：其一，宋麻沙版《将鉴论断》题“宋戴少望撰”，明郭勋重刻本亦如此;其二，少望为戴溪之字，故“戴少望”即为戴溪;其三，《将鉴论断》与《将鉴博议》为一书两名。
这三条信息各自都能找到确凿的佐证。首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明抄本《将鉴论断》内有《将鉴论断序》，序末署“绍兴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③其后又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王钺所作之序，序中称：“有宋绍兴中，戴少望先生尝取春秋讫于五季诸将行事之概，折衷以理而论述之，凡一百篇，目曰《将鉴》。”①这表明，明抄本及其所据明刻本，与麻沙版和郭勋重刻本一样，皆支持作者为“宋戴少望”的说法。
其次，《宋史·戴溪传》记载：“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南岳庙。……权工部尚书，除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赠特进、端明殿学士。”②“肖望”虽与“少望”有别，但形、音皆相近，混淆或通用的可能性很大。南宋佚名撰《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载：“戴溪字少望，温州人，淳熙五年姚颖榜同进士出身。（嘉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秘书监），四年四月为权工部尚书。”③南宋时，永嘉为温州辖县，且两则材料对戴溪的履历记载相互吻合，表明“戴溪字少望”有其史料依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间朝鲜刻本《历代将鉴博议》正文前题“省元戴溪少望撰”，“省元”与《宋史·戴溪传》中“为别头省试第一”的说法相吻合，更印证了“少望”确为戴溪之字。
再者，古代一书多名实属常见。对比现存诸版本《历代将鉴博议》与明抄本《将鉴论断》，“论”和“断”的内容也确实相似度极高。又《宋史·艺文志》“兵书类”载：“戴溪《历代将鉴博议》十卷。”④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则载：“戴溪《将鉴博议论断》十卷。”⑤这表明所谓“将鉴论断”极可能是“将鉴博议论断”的省称，自宋代至明代，书名经历了从《历代将鉴博议》到《将鉴博议论断》再到《将鉴论断》的变化过程，更坐实了“论断”“博议”实为同书异名的判断。
综合以上材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戴溪即戴少望，是《将鉴论断》（亦即《将鉴博议》）的作者。然而这一结论却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戴溪的生活年代与《将鉴论断序》末所署的时间“绍兴辛酉”（1141年）并不十分相符。
四库馆臣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提要中指出：“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开禧中尚官资喜堂说书，而此书自序题绍兴辛酉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岁三十八年，距开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应如是之老寿，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⑥而现代学者的研究则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证据：潘猛补在点校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时，指出桥头《戴氏宗谱》中有叶适所撰《戴溪行状》，云戴溪生于绍兴甲子（1144年），“后于此序三年”;⑦周梦江在《叶适年谱》中则考证指出，戴溪死时75岁，反推其生年当为1141年。⑧两种说法略有差异，但无论戴溪生于1141年还是1144年，他都绝不可能在1141年作序。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真如四库馆臣所言，是“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呢？这种可能性显然极低。首先，南宋翟安道曾在张预《百将传》基础上编纂《张氏集注百将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收录此书宋刊残本十卷，书中大量征引署名为“戴溪”的评论，这些评论内容与《将鉴论断》相似度极高，基本可以断定即源自后者。翟安道与戴溪为同时代人，且同样在朝为官，他撰著此书的时间，据李裕民先生考证，是淳熙十一年（1183年）前后。⑨彼时距戴溪考中别头试第一名不过六年，即使之前真有名为“戴少望”者，翟安道将其与戴溪混淆的可能性也很低。其次，在成书于南宋的史籍中也难觅任何名为“戴少望”者的蛛丝马迹，且叶适《水心集》、魏了翁《鹤山集》、陆九渊《象山集》、韩淲《涧泉集》等文集中屡屡出现的“戴少望”，无一例外皆指戴溪。 古棣提出了另一种猜想：“绍兴辛酉”或为“嘉泰辛酉”（1201年）之误刻。⑩这样的确能与戴溪的生活时代相吻合，但问题在于，“绍兴”与“嘉泰”并不形近，又关乎著书时间，误刻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如前文所述，翟安道在淳熙十一年即已征引过此书内容，且在引文末署名“戴溪”，戴溪却在此之后近二十年才为此书作序，显然不合情理。
既然以上解释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究竟何以解释戴溪生活时代与序中“绍兴辛酉”之间的矛盾呢？不妨回归现存文本加以审视。如前所述，明抄本《将鉴论断序》末署“绍兴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但序文中只谈了此书的内容与撰述意图，不涉及作者信息。而明万历间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卷首元至正乙巳年（1365年）杨维桢序之后，有与《将鉴论断序》内容基本相同的序文，只是序名为“将鉴博议叙”，值得注意的是序文最后署“绍兴辛酉中秋日叙”，①并无“戴少望”三字。尽管正文前确有题名曰“省元戴溪少望撰”，但依据序文这一细节，仍可以得出一种猜想：这篇作于“绍兴辛酉”的序或许并非戴溪所撰。
包恢《敝帚稿略》中的《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为这种猜想提供了证据。跋文称：
《将论百篇》者，绍兴辛酉通守邓州饶公讳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据已成之功而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败论者，如度之于长短，分寸不差;如权之于轻重，铢两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为法;其所去者虽少，亦可以为戒。以此亦犹之鉴焉，一举目而阅之，妍丑不可逃矣。……况公非特有此奇书，实有奇节也。公本通守邓州，以守缺，权州事，因敌称我朝已从和议，许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偿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报，乃坚守而死之。……今新江西运管黄君应龙，乃公里人也，知其事为详，且得百论，皆公亲稿，以示予。……某闻而悲之，因书其后，当有世之大手笔发挥，以昭垂来世而为永鉴者云。②
跋文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跋文题目中称饶廷直之书为《将鉴》，与《将鉴论断》《将鉴博议》之简称相同，跋文中也着重阐释了“鉴”的含义。第二，跋文正文又称此书为《将论百篇》，同样与《将鉴论断》的内容和篇数相符。第三，包恢明确提到饶廷直之书作于“绍兴辛酉”年。第四，包恢言此书“迹已行之事，据已成之功而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与《将鉴论断》的内容相符，其称“其所取者既多，可以为法;其所去者虽少，亦可以为戒，以此亦犹之鉴焉，一举目而阅之，妍丑不可逃矣”，也与《将鉴论断序》中“善者可法，恶者可戒，皎然明白，如指诸掌”之语语意非常接近。③综上，可以推测，饶廷直作于绍兴辛酉的这部《将鉴》，当与《将鉴论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将鉴论断》之前身。
包恢在跋文中所言饶廷直以邓州通判权知州事，并在宋金议和后金人索取邓州时拒绝交出城池、守节而死的事迹，洪迈《夷坚志》中亦有记载：
饶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进士，豪俊有气节。……后三年，岁在庚申，朝廷复河南，以为邓州通判。金人叛盟，邓城陷，缢而死。④
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割让邓、唐二州事在绍兴十一年末、十二年初，饶廷直之死当在此时，则其于“绍兴辛酉中秋日”撰《将鉴》，时间上是没有问题的。《夷坚志》又记载，邓死后，家人“扶其柩还乡”，⑤则其手稿一并被带回家中亦属自然。到宋末时，与饶廷直同里出身的黄应龙得到其手稿，并请求同样身为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资溪一带）人的包恢作序，于情于理都讲得通。
那么，饶廷直的《将鉴》如何变成了《将鉴论断》，又如何与戴溪产生了联系呢？首先要考虑饶廷直的撰述背景和目的。据《夷坚志》，饶廷直成为邓州通判在绍兴庚申年（1140年），当时邓州处于宋金对峙前线，饶廷直以通判权知州事，其首要任务即是保卫邓州。他在任职的第二年撰著《将鉴》，显然有激励和教育将帅的用世之意，即《将鉴论断序》中所谓“区区论述之意，欲以少补于世”，⑥而并非是要将此书藏之名山。所以尽管他保留有手稿，但将此书抄本赠予部下将官或是寻求付梓皆有相当的可能性，这就为此书的流出提供了条件。戴溪应当是辗转得到了此书，然后对此书进行了文字上的增补和改动。包恢在跋文中未提到《将鉴》书中有断语，而《将鉴论断》中每位将领名下却有“一语标目，评其得失”，⑦应当正是戴溪所加，戴溪治《春秋》出身，对于“微言大义”颇有心得。而且，恐怕正因为是在原有“将论”之外添加了断语，所以此书之名才成了“将鉴论断”。
不过，戴溪的断语与书中“将论”并非完全合拍。四库馆臣即已发现了书中内容的内在龃龉，称此书：
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于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读《三略》之书者始可以立功，则又衣冠而拯焚溺，与南渡事势迥乎不合矣。①
这恰恰表明，《将鉴论断》非成于一人之手。此书初成于有恢复中原之志的饶廷直之手，数十年后又由尊尚《春秋》的名儒戴溪加以改动，增补以崇儒抑武为主旨的断语，如此便可以解释这种龃龉产生的原因了。
而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之“将鉴博议叙”末仅署“紹兴辛酉中秋日叙”，无“戴少望”三字，表明戴溪也没有打算掠人之美，而是保留了饶廷直原序之貌，否则留下“绍兴辛酉”这个明显漏洞殊为不智。至于不署饶廷直之名，恐怕是因为戴溪乃辗转得到此书，也并不清楚原撰者是谁。而正文前题“省元戴溪少望撰”，显然是书坊商人意欲利用戴溪的“省元”名号来开拓销路。翟安道在淳熙十一年即引用书中内容，表明此书当在戴溪中“省元”后不久即付梓，正是书坊要利用“省元”热度射利的体现。但这种营销方式自然“坐实”了戴溪为此书作者的身份，后来再翻刻，书商便干脆在序文末也署上“戴少望”之名了。
综上所述，饶廷直应当便是《将鉴论断》的初撰者，戴溪在饶廷直《将鉴》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改动，撰成了《将鉴论断》（《将鉴博议》），由于戴溪的“省元”名头，此书被书坊多次翻刻，戴溪作为此书作者的身份也逐渐被坐实。 就笔者所见，《将鉴论断》现存以下版本：
1.明抄本3种，皆10卷，4册，10行20字，无格，正文前有《将鉴论断》序、成化十二年王钺序。国家图书馆藏一种、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两种。
2.明刻本残卷，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藏。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存1～4卷，10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题宋戴少望撰。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存5～10卷。10行20字，大黑口，四周双边，似明中前期刻本。
3.明武定侯郭勋刊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书前有正德十年（1515年）达宾序，宁波天一阁藏。
4.明万历刻本8卷，题《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署名元郭世臣，4册，日本尊经阁文库藏。
5.明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铜活字印本10卷，9册，题《历代将鉴博议》，署名省元戴溪少望撰。前有《将鉴博议叙》、至正乙巳杨维祯序，尾有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权近跋，永乐二十年卞季良跋、宣德九年（1434年）金镔跋，皆言此本所用铜活字铸造始末。又有正统二年南秀文跋，表明系此年排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6.明万历间朝鲜刊本10卷，即朝鲜光海君年间刊本，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10行15字，版心有上下花纹。复旦大学图书馆、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7.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鲜刻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8.朝鲜英祖四十一年（1765年）序刊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鱼尾。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9.朝鲜木版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10.朝鲜木版本残卷，题《历代将鉴博议》，1册，四周单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鱼尾。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11.朝鲜刻本残卷，仅存卷一，题《历代将鉴博议》，德国巴伐利亚邦立图书馆藏。
12.朝鲜刻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署宋戴溪著，6册。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
13.朝鲜旧抄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10行17字，单栏，版心白口，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将鉴论断》以上13种现存版本可分为3个系统：“将鉴论断”系统（第1、2种），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第3、4种）和朝鲜本“将鉴博议”系统（第5～13种）。
“将鉴论断”系统的两种版本来源较为清晰。明抄本王钺序中明言：“柰旧刻豕亥模糊，广安州守端溪许侯近日受正本于佥宪姑苏范公，爱逾拱璧，遂因其素有之材，付诸梓人，不月而讫工，将与四方君子共之也。”①可见抄本所据之本乃广安知府许某所刻本，这一刻本源于所谓“正本”，应当是时代较早之版本，可能即是宋本。现存明刻本残卷在版式上与抄本相同，当出于同源。四库馆臣言宋麻沙本“采辑古来善用兵者，始于孙武，终于郭崇韬，凡九十三人，各以时代为次”，②明抄本亦收录将帅九十三人，其中六人分上下篇，其余人各一篇，合计九十九篇。这与序中所言“百篇”数目不符。通过与《将鉴博议》诸版本比对，可知明抄本中少收了“蒙恬”，应当是漏刻所致。
明抄本与四库馆臣所见之麻沙本在人物次序上又有细微差异：四库馆臣言麻沙本“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则顺序当为孙武、范蠡，而明抄本顺序却为孙武、吴起、范蠡。这说明“将鉴论断”系统从宋到明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细微形变，舛误不少。
国内“将鉴博议”系统，实际上就是明正德间郭勋刊本及其衍生版本。《历代将鉴博议》在《宋史·艺文志》即有著录，且现存诸版本皆足百篇，证明其宋代祖本刊刻时间当早于漏刻一人的宋麻沙本《将鉴论断》。古棣曾提出，“历代将鉴博议”或为戴溪之书之原名，“将鉴论断”为别名，据此来看，其说不无道理。又据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中至正乙巳年杨维桢序，此年前后“右辖张公”（疑即张士诚）得此书于吴兴，命人刻印，“分示诸校”。③则元至正年间亦有刊本。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程敏政曾作《读〈将鉴博议〉》，④证明此时有《将鉴博议》流传于世。到正德年间，武定侯郭勋重刊《历代将鉴博议》，天一阁藏本即此本。据书前正德十年达宾所作之序，此书乃据宋本《历代将鉴博议》重刊。⑤郭勋（1475—1542年），字世臣，号东泉，又号苍山，系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于正德三年承袭武定侯爵位。《明史》称其“颇涉书史”，⑥他曾刊刻过《皇明英烈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数十种书籍。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等著录，郭勋刊本其后又衍生出《将鉴偶评》《将鉴通论》等坊刻本，普遍粗制滥造，甚至连“戴少望”都误刻为“戴望之”。⑦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八卷本《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是万历年间书坊据郭勋本重刊，只是由十卷压缩为八卷，还故意将时代改窜为“元”，其署名为“郭世臣”而非“郭勋”，可能是因為郭勋在嘉靖年间下狱而死，声名狼藉，故而书商不愿直署其名。
朝鲜本“将鉴博议”系统现存八种版本，彼此间在正文文本内容上完全一致，除了抄本外，其他七种版本书前皆有杨维桢《将鉴博议序》和未署姓名的《将鉴博议叙》。有学者认为，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乃翻刻自元至正本。⑧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诸朝鲜本书前之杨维桢序的确能表明，朝鲜本源于元至正年间的刻本，但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本就是直接翻刻自后者。许保林在《中国兵书通览》中称，《将鉴论断》“体例是以人物标目，目下有一句总的评语……接着是人物传记，最后是戴氏的论断”。⑨这一体例描述适用于朝鲜“将鉴博议”系统诸版本，却并不适用于“将鉴论断”系统和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的版本，因为两系统四个版本正文中均无所谓“人物传记”。 朝鲜本中独有的将领传记实际上是在朝鲜王朝世宗时期才由朝鲜官方添加上去的。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世宗十九年（即明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十九日，世宗下令：
命集贤殿，参考史传，撰集《将鉴博议》所载诸将事实，令集贤殿应教南秀文跋其卷尾。其跋曰：兵家之书多矣。然论历代名将行事得失而折衷以理者，未有若《博议》一书，实将帅之龟鉴也。国家故令武士莫不讲习，而劝课有方，其教练之规，可谓至矣。然其为书，只著论议，而不载事迹，如无按之断，读者恨之。训练观提调曹备衡、边处厚等具辞以闻，上命集贤殿，参考史传，剟取其事，分入论右，务要简易，仍令铸字所印成广布。臣伏睹是书所载，总九十四人。权谋如孙、吴，杀降若白起，虽幸而成功，固无足取，至若武侯、汾阳之忠义正大，为将帅者诚不可不知，而我殿下垂精将略，特修此编，以教武士，盖欲得武侯、汾阳之辈而用之也。读者苟能据其事以知成败，参诸论以卞是非，则所见必高，所趋必正，蔚然为仁义诗书之帅，可以副殿下教育作成之至意，其勉之哉！①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正统二年朝鲜铜活字印本，书末跋文与实录中所载跋文完全吻合。此本当即现存所有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之本源。
到朝鲜成宗十年（即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侍讀官李昌臣曾向朝鲜成宗提到：“《将鉴》兵书，患不得见。曩者，令平壤印《将鉴博议》，然板顽字讹，不可读。”又说平壤旧印本“只有论而无传”。成宗表示：“不识本传，何以知其行迹？”遂下令将正统二年改修之《将鉴博议》于平壤付梓，并“颁之”。②此后朝鲜王朝在光海君、英祖在位时期均曾重刊正统二年本《将鉴博议》，即今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所藏所谓明万历间、清康熙间朝鲜刻本。
综上所述，现存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并非元至正刻本之翻刻本，而是增入将领简传后的新版本。不过，“将鉴论断”系统和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的四种现存版本虽在无简传方面比朝鲜本更接近宋本原貌，但刻印质量不佳，舛误甚多。而朝鲜本除了增入将传，其他内容相当忠实于元至正刻本，前述《将鉴博议叙》末的署名细节就是明证，且刻印质量上佳，舛误很少。故而在研究此书时还是应该注意多参考朝鲜本。
前文已述，饶廷直在绍兴辛酉年撰著《将鉴》时，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此书作为教育将帅的读本，希望以此激励其志气、提高其素养。数十年后，经戴溪修改增补的《将鉴论断》问世时，时势已经变化，人们不再热衷于“恢复中原”，更乐意在偏安一隅的局势下追逐功名。在这种情况下，《将鉴论断》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的价值就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南宋的武举考试中文场所占比重甚至略高于武场，不仅要考《武经七书》，还要考策问，所以南宋大多数武举进士都是文士出身，考中后也很少从军，只是将其当作跻身官场的资本。所以，《将鉴论断》对于武举考生应付文场考试有相当的帮助，只要熟读其书，在其观点基础上有所发挥，就比较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即使是在普通科举中，有关军事的时务策问，也可以把《将鉴论断》当作重要的参考。宋代书坊商人正是抓住了考生的这种心理，才愿意一再翻刻《将鉴论断》，并以戴溪的“省元”名号来吸引考生，以求射利。到了元末，据杨维桢的《将鉴博议序》可以看出，《历代将鉴博议》被地方当局重新刊刻，分给部下将校阅读，再次发挥了军事教育读本的功能。
明朝建立后，武学教育和武举考试中相当重视《武经七书》和《百将传》，朝廷规定“武职子弟令其习读《武经七书》、《百将传》及操习武艺”。③作为与《百将传》相似的将领教育读本，《将鉴论断》也受到一定的重视。明天顺、成化年间，叶盛受命督宣府镇（今山西大同）钱饷，主持宣府武举时，曾出题曰：
问教兵有书，若风后力牧之说、鸣条牧野之事，遐哉邈矣。行于后世，目为武经，有类为《七书》者矣，有辑为《总要》者矣，又有为《百将》者矣，有为《将鉴论断》者矣。所谓《七书》《总要》，其篇目次第编叙之法，可得而言欤？所谓传、论有可得而举其一二欤？其所列诸将始为何人？终于何人？果皆当欤？否欤？其亦有得失之可议欤？试一言之。④
《将鉴论断》赫然出现在武举试题中，表明其是当时参加武举者的必读书之一。黄佐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所撰《南雍志》中记载，南京国子监除了《武经七书》《百将传》之版外，也藏有《将鉴论断》之版，“存者三十四面，失者十面”，①证明《将鉴论断》也曾被南京国子监当作常备教材之一。
明代将领们也确实较为重视阅读《将鉴论断》，如宣德年间曾担任山东都指挥佥事的将领韩青，“操执清慎，门无私谒，暇则与贤士大夫讲论古今，及将鉴、武经诸书以资闻见”。②又如广洋卫副千户刘苍，“十五岁入武学，身自刻励，不烦督奖，每赴演武教场，夜四鼓起，读将鉴一篇。……身通小学、四书、史略、七书、将鉴诸籍，又能为宋赵孟頫书”。③文臣中也不乏阅读此书者，如前引程敏政《篁墩文集》中有《读将鉴博议》一篇，即为明证。
正因为《将鉴论断》作为武举考试参考书和将领教育读本的价值，所以在明朝被屡屡翻刻和抄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还有学者为此书撰写续编，明末清初黄虞稷在其《千顷堂书目》卷十三《兵家类》中就著录有王由道《续将鉴博议》一书，称其“字汝元，乐平人，正德丁卯举人”。④
相较而言，《将鉴论断》在朝鲜王朝受重视的程度更高。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鲜王朝创始人李成桂在其即位教书中，明确规定：
其讲武之法，主掌训练观，以时讲习《武经七书》及射御之艺，以其通经多少、艺能精粗，第其高下。⑤
仿效宋、明武学教育制度，确立了《武经七书》在武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到朝鲜世宗十一年，训练观提调李春生、边处厚等上书世宗，称：
臣等窃谓《将鉴博议》，具历代诸将行事之得失，备《春秋》圣人褒贬之权衡，实七书之羽翼，宜讲明之有素。乞于武学取才，亦并考试，庶乎爪牙之臣，本之以武经，参之以《博议》，其于受命临戎之际，得尽料敌设奇之略矣。⑥
[关键词]《将鉴论断》，《将鉴博议》，戴溪，饶廷直，域外汉籍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29-08
《将鉴论断》又名《历代将鉴博议》（简称《将鉴博议》），是一部成书于宋代的军事人物评论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兵家类存目著录“《将鉴论断》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收录此书，系据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影印。学界对于此书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古棣、许保林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均曾专门对此书的兵学思想和学术价值予以评述。①
《将鉴论断》作者旧题“戴少望”或“戴溪”，但此说疑点颇多，清代学者多表质疑，至今未有定论。
当代学者对此书版本源流的表述也有不少舛误和模糊之处。对于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学界亦尚未能予以充分利用和解读。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将鉴论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展开。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将鉴论断》的作者与版本源流进行考辨，并对此书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历程与轨迹予以考察，以期就教于方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子部十载：
《将鉴论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隐春秋传序》，称其字曰少望，则此书当为溪作。……此本为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勋尝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达宾序，题曰《将鉴博议》，与宋版不同。考《永乐大典》已引为《将鉴博议》，则其来久矣。②
这段话提供了三条重要信息：其一，宋麻沙版《将鉴论断》题“宋戴少望撰”，明郭勋重刻本亦如此;其二，少望为戴溪之字，故“戴少望”即为戴溪;其三，《将鉴论断》与《将鉴博议》为一书两名。
这三条信息各自都能找到确凿的佐证。首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明抄本《将鉴论断》内有《将鉴论断序》，序末署“绍兴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③其后又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王钺所作之序，序中称：“有宋绍兴中，戴少望先生尝取春秋讫于五季诸将行事之概，折衷以理而论述之，凡一百篇，目曰《将鉴》。”①这表明，明抄本及其所据明刻本，与麻沙版和郭勋重刻本一样，皆支持作者为“宋戴少望”的说法。
其次，《宋史·戴溪传》记载：“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南岳庙。……权工部尚书，除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赠特进、端明殿学士。”②“肖望”虽与“少望”有别，但形、音皆相近，混淆或通用的可能性很大。南宋佚名撰《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载：“戴溪字少望，温州人，淳熙五年姚颖榜同进士出身。（嘉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秘书监），四年四月为权工部尚书。”③南宋时，永嘉为温州辖县，且两则材料对戴溪的履历记载相互吻合，表明“戴溪字少望”有其史料依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间朝鲜刻本《历代将鉴博议》正文前题“省元戴溪少望撰”，“省元”与《宋史·戴溪传》中“为别头省试第一”的说法相吻合，更印证了“少望”确为戴溪之字。
再者，古代一书多名实属常见。对比现存诸版本《历代将鉴博议》与明抄本《将鉴论断》，“论”和“断”的内容也确实相似度极高。又《宋史·艺文志》“兵书类”载：“戴溪《历代将鉴博议》十卷。”④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则载：“戴溪《将鉴博议论断》十卷。”⑤这表明所谓“将鉴论断”极可能是“将鉴博议论断”的省称，自宋代至明代，书名经历了从《历代将鉴博议》到《将鉴博议论断》再到《将鉴论断》的变化过程，更坐实了“论断”“博议”实为同书异名的判断。
综合以上材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戴溪即戴少望，是《将鉴论断》（亦即《将鉴博议》）的作者。然而这一结论却面临一个巨大挑战：戴溪的生活年代与《将鉴论断序》末所署的时间“绍兴辛酉”（1141年）并不十分相符。
四库馆臣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提要中指出：“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开禧中尚官资喜堂说书，而此书自序题绍兴辛酉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岁三十八年，距开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应如是之老寿，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⑥而现代学者的研究则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证据：潘猛补在点校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时，指出桥头《戴氏宗谱》中有叶适所撰《戴溪行状》，云戴溪生于绍兴甲子（1144年），“后于此序三年”;⑦周梦江在《叶适年谱》中则考证指出，戴溪死时75岁，反推其生年当为1141年。⑧两种说法略有差异，但无论戴溪生于1141年还是1144年，他都绝不可能在1141年作序。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真如四库馆臣所言，是“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呢？这种可能性显然极低。首先，南宋翟安道曾在张预《百将传》基础上编纂《张氏集注百将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收录此书宋刊残本十卷，书中大量征引署名为“戴溪”的评论，这些评论内容与《将鉴论断》相似度极高，基本可以断定即源自后者。翟安道与戴溪为同时代人，且同样在朝为官，他撰著此书的时间，据李裕民先生考证，是淳熙十一年（1183年）前后。⑨彼时距戴溪考中别头试第一名不过六年，即使之前真有名为“戴少望”者，翟安道将其与戴溪混淆的可能性也很低。其次，在成书于南宋的史籍中也难觅任何名为“戴少望”者的蛛丝马迹，且叶适《水心集》、魏了翁《鹤山集》、陆九渊《象山集》、韩淲《涧泉集》等文集中屡屡出现的“戴少望”，无一例外皆指戴溪。 古棣提出了另一种猜想：“绍兴辛酉”或为“嘉泰辛酉”（1201年）之误刻。⑩这样的确能与戴溪的生活时代相吻合，但问题在于，“绍兴”与“嘉泰”并不形近，又关乎著书时间，误刻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如前文所述，翟安道在淳熙十一年即已征引过此书内容，且在引文末署名“戴溪”，戴溪却在此之后近二十年才为此书作序，显然不合情理。
既然以上解释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究竟何以解释戴溪生活时代与序中“绍兴辛酉”之间的矛盾呢？不妨回归现存文本加以审视。如前所述，明抄本《将鉴论断序》末署“绍兴辛酉中秋日戴少望序”，但序文中只谈了此书的内容与撰述意图，不涉及作者信息。而明万历间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卷首元至正乙巳年（1365年）杨维桢序之后，有与《将鉴论断序》内容基本相同的序文，只是序名为“将鉴博议叙”，值得注意的是序文最后署“绍兴辛酉中秋日叙”，①并无“戴少望”三字。尽管正文前确有题名曰“省元戴溪少望撰”，但依据序文这一细节，仍可以得出一种猜想：这篇作于“绍兴辛酉”的序或许并非戴溪所撰。
包恢《敝帚稿略》中的《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为这种猜想提供了证据。跋文称：
《将论百篇》者，绍兴辛酉通守邓州饶公讳廷直之所作也。迹已行之事，据已成之功而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不徒以成败论者，如度之于长短，分寸不差;如权之于轻重，铢两不舛。其所取者既多，可以为法;其所去者虽少，亦可以为戒。以此亦犹之鉴焉，一举目而阅之，妍丑不可逃矣。……况公非特有此奇书，实有奇节也。公本通守邓州，以守缺，权州事，因敌称我朝已从和议，许以此郡迫而取之，如取偿焉。而公不得命，已奏而未报，乃坚守而死之。……今新江西运管黄君应龙，乃公里人也，知其事为详，且得百论，皆公亲稿，以示予。……某闻而悲之，因书其后，当有世之大手笔发挥，以昭垂来世而为永鉴者云。②
跋文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第一，跋文题目中称饶廷直之书为《将鉴》，与《将鉴论断》《将鉴博议》之简称相同，跋文中也着重阐释了“鉴”的含义。第二，跋文正文又称此书为《将论百篇》，同样与《将鉴论断》的内容和篇数相符。第三，包恢明确提到饶廷直之书作于“绍兴辛酉”年。第四，包恢言此书“迹已行之事，据已成之功而为之辨其是非，定其得失”，与《将鉴论断》的内容相符，其称“其所取者既多，可以为法;其所去者虽少，亦可以为戒，以此亦犹之鉴焉，一举目而阅之，妍丑不可逃矣”，也与《将鉴论断序》中“善者可法，恶者可戒，皎然明白，如指诸掌”之语语意非常接近。③综上，可以推测，饶廷直作于绍兴辛酉的这部《将鉴》，当与《将鉴论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将鉴论断》之前身。
包恢在跋文中所言饶廷直以邓州通判权知州事，并在宋金议和后金人索取邓州时拒绝交出城池、守节而死的事迹，洪迈《夷坚志》中亦有记载：
饶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进士，豪俊有气节。……后三年，岁在庚申，朝廷复河南，以为邓州通判。金人叛盟，邓城陷，缢而死。④
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割让邓、唐二州事在绍兴十一年末、十二年初，饶廷直之死当在此时，则其于“绍兴辛酉中秋日”撰《将鉴》，时间上是没有问题的。《夷坚志》又记载，邓死后，家人“扶其柩还乡”，⑤则其手稿一并被带回家中亦属自然。到宋末时，与饶廷直同里出身的黄应龙得到其手稿，并请求同样身为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资溪一带）人的包恢作序，于情于理都讲得通。
那么，饶廷直的《将鉴》如何变成了《将鉴论断》，又如何与戴溪产生了联系呢？首先要考虑饶廷直的撰述背景和目的。据《夷坚志》，饶廷直成为邓州通判在绍兴庚申年（1140年），当时邓州处于宋金对峙前线，饶廷直以通判权知州事，其首要任务即是保卫邓州。他在任职的第二年撰著《将鉴》，显然有激励和教育将帅的用世之意，即《将鉴论断序》中所谓“区区论述之意，欲以少补于世”，⑥而并非是要将此书藏之名山。所以尽管他保留有手稿，但将此书抄本赠予部下将官或是寻求付梓皆有相当的可能性，这就为此书的流出提供了条件。戴溪应当是辗转得到了此书，然后对此书进行了文字上的增补和改动。包恢在跋文中未提到《将鉴》书中有断语，而《将鉴论断》中每位将领名下却有“一语标目，评其得失”，⑦应当正是戴溪所加，戴溪治《春秋》出身，对于“微言大义”颇有心得。而且，恐怕正因为是在原有“将论”之外添加了断语，所以此书之名才成了“将鉴论断”。
不过，戴溪的断语与书中“将论”并非完全合拍。四库馆臣即已发现了书中内容的内在龃龉，称此书：
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于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读《三略》之书者始可以立功，则又衣冠而拯焚溺，与南渡事势迥乎不合矣。①
这恰恰表明，《将鉴论断》非成于一人之手。此书初成于有恢复中原之志的饶廷直之手，数十年后又由尊尚《春秋》的名儒戴溪加以改动，增补以崇儒抑武为主旨的断语，如此便可以解释这种龃龉产生的原因了。
而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之“将鉴博议叙”末仅署“紹兴辛酉中秋日叙”，无“戴少望”三字，表明戴溪也没有打算掠人之美，而是保留了饶廷直原序之貌，否则留下“绍兴辛酉”这个明显漏洞殊为不智。至于不署饶廷直之名，恐怕是因为戴溪乃辗转得到此书，也并不清楚原撰者是谁。而正文前题“省元戴溪少望撰”，显然是书坊商人意欲利用戴溪的“省元”名号来开拓销路。翟安道在淳熙十一年即引用书中内容，表明此书当在戴溪中“省元”后不久即付梓，正是书坊要利用“省元”热度射利的体现。但这种营销方式自然“坐实”了戴溪为此书作者的身份，后来再翻刻，书商便干脆在序文末也署上“戴少望”之名了。
综上所述，饶廷直应当便是《将鉴论断》的初撰者，戴溪在饶廷直《将鉴》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改动，撰成了《将鉴论断》（《将鉴博议》），由于戴溪的“省元”名头，此书被书坊多次翻刻，戴溪作为此书作者的身份也逐渐被坐实。 就笔者所见，《将鉴论断》现存以下版本：
1.明抄本3种，皆10卷，4册，10行20字，无格，正文前有《将鉴论断》序、成化十二年王钺序。国家图书馆藏一种、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两种。
2.明刻本残卷，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藏。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存1～4卷，10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题宋戴少望撰。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存5～10卷。10行20字，大黑口，四周双边，似明中前期刻本。
3.明武定侯郭勋刊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书前有正德十年（1515年）达宾序，宁波天一阁藏。
4.明万历刻本8卷，题《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署名元郭世臣，4册，日本尊经阁文库藏。
5.明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铜活字印本10卷，9册，题《历代将鉴博议》，署名省元戴溪少望撰。前有《将鉴博议叙》、至正乙巳杨维祯序，尾有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权近跋，永乐二十年卞季良跋、宣德九年（1434年）金镔跋，皆言此本所用铜活字铸造始末。又有正统二年南秀文跋，表明系此年排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6.明万历间朝鲜刊本10卷，即朝鲜光海君年间刊本，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10行15字，版心有上下花纹。复旦大学图书馆、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7.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鲜刻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8.朝鲜英祖四十一年（1765年）序刊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鱼尾。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9.朝鲜木版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四周双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10.朝鲜木版本残卷，题《历代将鉴博议》，1册，四周单边，版心有上下花纹鱼尾。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11.朝鲜刻本残卷，仅存卷一，题《历代将鉴博议》，德国巴伐利亚邦立图书馆藏。
12.朝鲜刻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署宋戴溪著，6册。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
13.朝鲜旧抄本10卷，题《历代将鉴博议》，5册，10行17字，单栏，版心白口，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将鉴论断》以上13种现存版本可分为3个系统：“将鉴论断”系统（第1、2种），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第3、4种）和朝鲜本“将鉴博议”系统（第5～13种）。
“将鉴论断”系统的两种版本来源较为清晰。明抄本王钺序中明言：“柰旧刻豕亥模糊，广安州守端溪许侯近日受正本于佥宪姑苏范公，爱逾拱璧，遂因其素有之材，付诸梓人，不月而讫工，将与四方君子共之也。”①可见抄本所据之本乃广安知府许某所刻本，这一刻本源于所谓“正本”，应当是时代较早之版本，可能即是宋本。现存明刻本残卷在版式上与抄本相同，当出于同源。四库馆臣言宋麻沙本“采辑古来善用兵者，始于孙武，终于郭崇韬，凡九十三人，各以时代为次”，②明抄本亦收录将帅九十三人，其中六人分上下篇，其余人各一篇，合计九十九篇。这与序中所言“百篇”数目不符。通过与《将鉴博议》诸版本比对，可知明抄本中少收了“蒙恬”，应当是漏刻所致。
明抄本与四库馆臣所见之麻沙本在人物次序上又有细微差异：四库馆臣言麻沙本“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则顺序当为孙武、范蠡，而明抄本顺序却为孙武、吴起、范蠡。这说明“将鉴论断”系统从宋到明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细微形变，舛误不少。
国内“将鉴博议”系统，实际上就是明正德间郭勋刊本及其衍生版本。《历代将鉴博议》在《宋史·艺文志》即有著录，且现存诸版本皆足百篇，证明其宋代祖本刊刻时间当早于漏刻一人的宋麻沙本《将鉴论断》。古棣曾提出，“历代将鉴博议”或为戴溪之书之原名，“将鉴论断”为别名，据此来看，其说不无道理。又据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中至正乙巳年杨维桢序，此年前后“右辖张公”（疑即张士诚）得此书于吴兴，命人刻印，“分示诸校”。③则元至正年间亦有刊本。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程敏政曾作《读〈将鉴博议〉》，④证明此时有《将鉴博议》流传于世。到正德年间，武定侯郭勋重刊《历代将鉴博议》，天一阁藏本即此本。据书前正德十年达宾所作之序，此书乃据宋本《历代将鉴博议》重刊。⑤郭勋（1475—1542年），字世臣，号东泉，又号苍山，系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于正德三年承袭武定侯爵位。《明史》称其“颇涉书史”，⑥他曾刊刻过《皇明英烈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数十种书籍。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等著录，郭勋刊本其后又衍生出《将鉴偶评》《将鉴通论》等坊刻本，普遍粗制滥造，甚至连“戴少望”都误刻为“戴望之”。⑦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八卷本《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是万历年间书坊据郭勋本重刊，只是由十卷压缩为八卷，还故意将时代改窜为“元”，其署名为“郭世臣”而非“郭勋”，可能是因為郭勋在嘉靖年间下狱而死，声名狼藉，故而书商不愿直署其名。
朝鲜本“将鉴博议”系统现存八种版本，彼此间在正文文本内容上完全一致，除了抄本外，其他七种版本书前皆有杨维桢《将鉴博议序》和未署姓名的《将鉴博议叙》。有学者认为，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乃翻刻自元至正本。⑧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诸朝鲜本书前之杨维桢序的确能表明，朝鲜本源于元至正年间的刻本，但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本就是直接翻刻自后者。许保林在《中国兵书通览》中称，《将鉴论断》“体例是以人物标目，目下有一句总的评语……接着是人物传记，最后是戴氏的论断”。⑨这一体例描述适用于朝鲜“将鉴博议”系统诸版本，却并不适用于“将鉴论断”系统和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的版本，因为两系统四个版本正文中均无所谓“人物传记”。 朝鲜本中独有的将领传记实际上是在朝鲜王朝世宗时期才由朝鲜官方添加上去的。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世宗十九年（即明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十九日，世宗下令：
命集贤殿，参考史传，撰集《将鉴博议》所载诸将事实，令集贤殿应教南秀文跋其卷尾。其跋曰：兵家之书多矣。然论历代名将行事得失而折衷以理者，未有若《博议》一书，实将帅之龟鉴也。国家故令武士莫不讲习，而劝课有方，其教练之规，可谓至矣。然其为书，只著论议，而不载事迹，如无按之断，读者恨之。训练观提调曹备衡、边处厚等具辞以闻，上命集贤殿，参考史传，剟取其事，分入论右，务要简易，仍令铸字所印成广布。臣伏睹是书所载，总九十四人。权谋如孙、吴，杀降若白起，虽幸而成功，固无足取，至若武侯、汾阳之忠义正大，为将帅者诚不可不知，而我殿下垂精将略，特修此编，以教武士，盖欲得武侯、汾阳之辈而用之也。读者苟能据其事以知成败，参诸论以卞是非，则所见必高，所趋必正，蔚然为仁义诗书之帅，可以副殿下教育作成之至意，其勉之哉！①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正统二年朝鲜铜活字印本，书末跋文与实录中所载跋文完全吻合。此本当即现存所有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之本源。
到朝鲜成宗十年（即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侍讀官李昌臣曾向朝鲜成宗提到：“《将鉴》兵书，患不得见。曩者，令平壤印《将鉴博议》，然板顽字讹，不可读。”又说平壤旧印本“只有论而无传”。成宗表示：“不识本传，何以知其行迹？”遂下令将正统二年改修之《将鉴博议》于平壤付梓，并“颁之”。②此后朝鲜王朝在光海君、英祖在位时期均曾重刊正统二年本《将鉴博议》，即今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所藏所谓明万历间、清康熙间朝鲜刻本。
综上所述，现存朝鲜本《历代将鉴博议》并非元至正刻本之翻刻本，而是增入将领简传后的新版本。不过，“将鉴论断”系统和国内“将鉴博议”系统的四种现存版本虽在无简传方面比朝鲜本更接近宋本原貌，但刻印质量不佳，舛误甚多。而朝鲜本除了增入将传，其他内容相当忠实于元至正刻本，前述《将鉴博议叙》末的署名细节就是明证，且刻印质量上佳，舛误很少。故而在研究此书时还是应该注意多参考朝鲜本。
前文已述，饶廷直在绍兴辛酉年撰著《将鉴》时，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此书作为教育将帅的读本，希望以此激励其志气、提高其素养。数十年后，经戴溪修改增补的《将鉴论断》问世时，时势已经变化，人们不再热衷于“恢复中原”，更乐意在偏安一隅的局势下追逐功名。在这种情况下，《将鉴论断》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的价值就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南宋的武举考试中文场所占比重甚至略高于武场，不仅要考《武经七书》，还要考策问，所以南宋大多数武举进士都是文士出身，考中后也很少从军，只是将其当作跻身官场的资本。所以，《将鉴论断》对于武举考生应付文场考试有相当的帮助，只要熟读其书，在其观点基础上有所发挥，就比较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而即使是在普通科举中，有关军事的时务策问，也可以把《将鉴论断》当作重要的参考。宋代书坊商人正是抓住了考生的这种心理，才愿意一再翻刻《将鉴论断》，并以戴溪的“省元”名号来吸引考生，以求射利。到了元末，据杨维桢的《将鉴博议序》可以看出，《历代将鉴博议》被地方当局重新刊刻，分给部下将校阅读，再次发挥了军事教育读本的功能。
明朝建立后，武学教育和武举考试中相当重视《武经七书》和《百将传》，朝廷规定“武职子弟令其习读《武经七书》、《百将传》及操习武艺”。③作为与《百将传》相似的将领教育读本，《将鉴论断》也受到一定的重视。明天顺、成化年间，叶盛受命督宣府镇（今山西大同）钱饷，主持宣府武举时，曾出题曰：
问教兵有书，若风后力牧之说、鸣条牧野之事，遐哉邈矣。行于后世，目为武经，有类为《七书》者矣，有辑为《总要》者矣，又有为《百将》者矣，有为《将鉴论断》者矣。所谓《七书》《总要》，其篇目次第编叙之法，可得而言欤？所谓传、论有可得而举其一二欤？其所列诸将始为何人？终于何人？果皆当欤？否欤？其亦有得失之可议欤？试一言之。④
《将鉴论断》赫然出现在武举试题中，表明其是当时参加武举者的必读书之一。黄佐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所撰《南雍志》中记载，南京国子监除了《武经七书》《百将传》之版外，也藏有《将鉴论断》之版，“存者三十四面，失者十面”，①证明《将鉴论断》也曾被南京国子监当作常备教材之一。
明代将领们也确实较为重视阅读《将鉴论断》，如宣德年间曾担任山东都指挥佥事的将领韩青，“操执清慎，门无私谒，暇则与贤士大夫讲论古今，及将鉴、武经诸书以资闻见”。②又如广洋卫副千户刘苍，“十五岁入武学，身自刻励，不烦督奖，每赴演武教场，夜四鼓起，读将鉴一篇。……身通小学、四书、史略、七书、将鉴诸籍，又能为宋赵孟頫书”。③文臣中也不乏阅读此书者，如前引程敏政《篁墩文集》中有《读将鉴博议》一篇，即为明证。
正因为《将鉴论断》作为武举考试参考书和将领教育读本的价值，所以在明朝被屡屡翻刻和抄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此外，还有学者为此书撰写续编，明末清初黄虞稷在其《千顷堂书目》卷十三《兵家类》中就著录有王由道《续将鉴博议》一书，称其“字汝元，乐平人，正德丁卯举人”。④
相较而言，《将鉴论断》在朝鲜王朝受重视的程度更高。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鲜王朝创始人李成桂在其即位教书中，明确规定：
其讲武之法，主掌训练观，以时讲习《武经七书》及射御之艺，以其通经多少、艺能精粗，第其高下。⑤
仿效宋、明武学教育制度，确立了《武经七书》在武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到朝鲜世宗十一年，训练观提调李春生、边处厚等上书世宗，称：
臣等窃谓《将鉴博议》，具历代诸将行事之得失，备《春秋》圣人褒贬之权衡，实七书之羽翼，宜讲明之有素。乞于武学取才，亦并考试，庶乎爪牙之臣，本之以武经，参之以《博议》，其于受命临戎之际，得尽料敌设奇之略矣。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