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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有句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陶渊明的性格中,就有“狂狷”的特色。只是后来,“狷”胜了“狂”,他退出了官场,选择了田园,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深深的悲痛和失落。
陶渊明也是有报国安民之志的伟丈夫。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东晋末期和南朝宋初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典型特征就是分裂动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也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八)”就是他精神理想的写照。“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从序言看,好像陶渊明的做官仅仅是因为生活困窘,但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看就不能这样理解了。“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陶渊明传》)”出生名门,博学,而且他受到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身名门的陶渊明怎么可能仅仅为吃饭而出仕呢?在《读山海经·其十》中,陶渊明写道:“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可见他是有很强烈的济世之心的。曾祖陶侃的勋业也激励着他,要光耀门楣,为家族增光。但是,陶渊明却选择归隐,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归去来兮辞》中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身处官场对陶渊明来说就像坐牢一样,他为理想难实现而失意,为找不到知己而悲伤。痛定思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离开官场,归隐田园,既是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使然,更是去成全一个士人的另一种境界——“穷则独善其身”。“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急切中充分显露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根源是要追求精神的纯洁与自由。躬耕田园,是对一种清净自由纯洁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一生的行事准则来看,“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传》)”陶渊明认为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宰辅,自己也就耻于屈身刘宋王朝,自宋高祖(即宋武帝刘裕,南朝宋的建立者)王业渐隆,愈加不肯出仕。一个儒者的风骨已经完全熔铸在他的行为中,既然不肯苟合于世俗,又岂能自投罗网,屈身污浊的官场。由此,陶渊明由“狂”退回到“狷”,清狷。在田园素朴而美丽的诗意中,陶渊明找回了自己。
回家后生活的欢乐也彰显了他“狷者”的形象。第一,从归家时的心情看。看见熟悉亲切的家门,看到“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天伦之乐,让一夜未眠的陶渊明倦意顿失,“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种亲情的快乐无形中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形成了对比。“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受过道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面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怡然快乐,“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胜似神仙。这种快乐,让他顿悟,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云的“无心”是自己归来后无所羁绊的轻松与洒脱,鸟的“倦飞”是自己对官场厌倦的不苟合。自然本无情,但在作者这里却快乐无比,再次对比中,表明高洁之志、狷介之个性。第二,从归家后的日常生活看。“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在这一部分里,“息交以绝游”与“悦亲戚”“农人告余”等字眼里,通过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陶渊明的交友选择和人生志趣的选择:宁可与卑微、淳朴的农人为伍,也不和显贵、污浊的官员来往;宁可“三径就荒”作“饥冻”迫切的隐士,也要保持自己松菊一样的品格。他与山林为伍,在纯净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真如悠游自在的闲云野鹤。朴素自然的语言与淡泊纯朴的人性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体。所以,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陶渊明》中说:“檀济道说他(陶渊明)‘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受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
但快乐中也透露出了他隐隐的孤独,独来独往,没有知己,遗世独立。农人、亲戚虽亲近但只能是他生活上的伙伴,不能成为他人生理想的知己。因此,“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一个“善”(羡慕之意)充分表达出自己时运不济,人生志向无法施展,只能哀伤自己岁月老去,痛惜一番壮志空许。
通过以上对《归去来兮辞》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陶渊明离开官场的决绝、田园生活的快乐中,不断在声明自己的人格追求:厌恶浊污的官场,向往宁静淳朴田园,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品行高洁“清者”、任性而为“狷者”的形象。可是,我们又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既然已远离官场回归田园,为什么陶渊明要不断的重申自己的选择呢?是不是有拖泥带水之嫌呢?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拖泥带水的缠绵充分地展示出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士人的痛苦与悲伤:时运不济、壮志难酬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这种悲哀是深沉的。“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见一个虽满怀壮志、面对混乱的时局却无所皈依、被迫寄身于世而泪流满面的陶渊明。这个陶渊明是有些消极的,只能“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聊”字用得多好,姑且順应自然,乐天安命。太多的心不甘情不愿全部蕴含其中了。看似清静无为归隐田园,恰恰是在与这浊污的世界进行着无言而坚决的抗争。既然无法济世安邦,何不为后人留下一个精神的丰碑,给失意的人们铸就一座精神的堡垒,用以保护自己选择的自由出路,让平淡自然也成为他们心目中另一种高尚的艺术境地。所以他宁可挨饥受冻,尽管让妻儿受苦心有愧疚,也要离开那黑暗的官场。他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圣人。
我认为,陶渊明形象价值不仅仅在于弃官归隐体现了他品行的清高、个性的狷介,更在于快乐中隐含的深沉悲哀: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哪怕身心受苦也要为浊污世界中的人们点亮一盏道德的明灯。他为后世的文人所景仰,比如苏轼、白居易等,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通联:湖北荆州市江陵中学]
陶渊明也是有报国安民之志的伟丈夫。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东晋末期和南朝宋初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典型特征就是分裂动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也有济世安民的理想,“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八)”就是他精神理想的写照。“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从序言看,好像陶渊明的做官仅仅是因为生活困窘,但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看就不能这样理解了。“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陶渊明传》)”出生名门,博学,而且他受到的是儒家教育,而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身名门的陶渊明怎么可能仅仅为吃饭而出仕呢?在《读山海经·其十》中,陶渊明写道:“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可见他是有很强烈的济世之心的。曾祖陶侃的勋业也激励着他,要光耀门楣,为家族增光。但是,陶渊明却选择归隐,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归去来兮辞》中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身处官场对陶渊明来说就像坐牢一样,他为理想难实现而失意,为找不到知己而悲伤。痛定思痛,“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离开官场,归隐田园,既是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使然,更是去成全一个士人的另一种境界——“穷则独善其身”。“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急切中充分显露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根源是要追求精神的纯洁与自由。躬耕田园,是对一种清净自由纯洁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一生的行事准则来看,“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传》)”陶渊明认为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宰辅,自己也就耻于屈身刘宋王朝,自宋高祖(即宋武帝刘裕,南朝宋的建立者)王业渐隆,愈加不肯出仕。一个儒者的风骨已经完全熔铸在他的行为中,既然不肯苟合于世俗,又岂能自投罗网,屈身污浊的官场。由此,陶渊明由“狂”退回到“狷”,清狷。在田园素朴而美丽的诗意中,陶渊明找回了自己。
回家后生活的欢乐也彰显了他“狷者”的形象。第一,从归家时的心情看。看见熟悉亲切的家门,看到“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天伦之乐,让一夜未眠的陶渊明倦意顿失,“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这种亲情的快乐无形中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形成了对比。“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受过道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面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怡然快乐,“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胜似神仙。这种快乐,让他顿悟,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云的“无心”是自己归来后无所羁绊的轻松与洒脱,鸟的“倦飞”是自己对官场厌倦的不苟合。自然本无情,但在作者这里却快乐无比,再次对比中,表明高洁之志、狷介之个性。第二,从归家后的日常生活看。“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在这一部分里,“息交以绝游”与“悦亲戚”“农人告余”等字眼里,通过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陶渊明的交友选择和人生志趣的选择:宁可与卑微、淳朴的农人为伍,也不和显贵、污浊的官员来往;宁可“三径就荒”作“饥冻”迫切的隐士,也要保持自己松菊一样的品格。他与山林为伍,在纯净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真如悠游自在的闲云野鹤。朴素自然的语言与淡泊纯朴的人性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体。所以,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陶渊明》中说:“檀济道说他(陶渊明)‘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受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
但快乐中也透露出了他隐隐的孤独,独来独往,没有知己,遗世独立。农人、亲戚虽亲近但只能是他生活上的伙伴,不能成为他人生理想的知己。因此,“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一个“善”(羡慕之意)充分表达出自己时运不济,人生志向无法施展,只能哀伤自己岁月老去,痛惜一番壮志空许。
通过以上对《归去来兮辞》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陶渊明离开官场的决绝、田园生活的快乐中,不断在声明自己的人格追求:厌恶浊污的官场,向往宁静淳朴田园,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品行高洁“清者”、任性而为“狷者”的形象。可是,我们又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既然已远离官场回归田园,为什么陶渊明要不断的重申自己的选择呢?是不是有拖泥带水之嫌呢?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拖泥带水的缠绵充分地展示出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士人的痛苦与悲伤:时运不济、壮志难酬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这种悲哀是深沉的。“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见一个虽满怀壮志、面对混乱的时局却无所皈依、被迫寄身于世而泪流满面的陶渊明。这个陶渊明是有些消极的,只能“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聊”字用得多好,姑且順应自然,乐天安命。太多的心不甘情不愿全部蕴含其中了。看似清静无为归隐田园,恰恰是在与这浊污的世界进行着无言而坚决的抗争。既然无法济世安邦,何不为后人留下一个精神的丰碑,给失意的人们铸就一座精神的堡垒,用以保护自己选择的自由出路,让平淡自然也成为他们心目中另一种高尚的艺术境地。所以他宁可挨饥受冻,尽管让妻儿受苦心有愧疚,也要离开那黑暗的官场。他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圣人。
我认为,陶渊明形象价值不仅仅在于弃官归隐体现了他品行的清高、个性的狷介,更在于快乐中隐含的深沉悲哀: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哪怕身心受苦也要为浊污世界中的人们点亮一盏道德的明灯。他为后世的文人所景仰,比如苏轼、白居易等,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者通联:湖北荆州市江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