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朋友，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某个国有研究院工作，在老式筒子楼的一间宿舍安顿下来。他的邻居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原为单位的木匠，算是比较早期的农民工。不久他发现，单位已为这位邻居分了房，老人以临时工身份进入公司的那刻，就预示着在此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保障。而他这样表面风光的青年才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会在哪里，又能在这个单位呆多久，更谈不上在此安享晚年了。
　　其实这不是个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短期用工现象，早已从农民工这个层面扩散到了白领。与我们的父辈相比，年轻一代学历更高，薪水也更多，然而职业更不稳定，对自己的未来也更难把握。2005年上海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周期为46.4个月。这一数字与2004年相比缩短了9.2个月。从年龄分析，30岁以下年轻人的职业流动周期大大低于平均周期，为17.5个月。年轻劳动力的流动频率进一步加快。
　　除了中国原来一统天下的国有体系逐渐退出这个大背景外，白领用工的短期化，也是个世界性的现象。美国的一位诗人写道：“我们很自由，很自由，像一支迷失在海上的空船。”企业的战略调整日益频繁，希望员工灵活可变、适应力强、能够流动、愿担风险。这在提高了社会效率的同时，也使得人们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多选择。
　　白领用工的短期化，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人们缺乏安全感。20年前，大部分普通的工人能够知道，只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就能住上房、吃上饭、按时退休，过上安稳的生活。而现在你不能预期需要工作到何时、如何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未来的生活会达到怎样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正直接冲撞着许多宝贵的品格，如忠诚、坚定、目标远大等。
　　一是短期投入，缺乏忠诚。工作流动性的加强使得跳槽、转行的可能性大大提高。2009年7月，中国科协发布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在10个主要城市中，三成以上的工作者对职业道德持消极评价；六成人认为敬业精神不佳，其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职业忠诚度下降问题尤其突出。
　　二是不信任，继而不遵守既有的规则。世界经济的波动，使WTO也遭遇了信任危机。WTO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指出，自去年11月在华盛顿做出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仍在继续出台一系列新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该承诺。这种倾向势必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三是焦虑和不满增多。从2008年2月至今，欧洲第三大电信运营商法国电信已有23名员工自杀身亡。9月，一名自杀未遂的女经理的自杀原因是今年需要第三次变换工作地点。法国电信已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危机，其中包括暂停大约500项人员调动安排。另外，更灵活的流动机制也使得人们对现状不满。智联招聘2009年的调查显示，满意的职场人仅为7.8５。
　　现实既已如此，那么又应如何面对呢?
　　从社会层面来说，要建立各类风险保障的机制。医保、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就在于它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感。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罗斯福的重要政策就是支持工会、帮助农民、颁布社会保障法令。他认为，老百姓的经济安全感增强了，就有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冲击。
　　从企业层面来说，让个人在各类变化中变被动为主动。人们并非敌对变化和挑战，只是不希望是被动地参与。建龙收购通钢、上汽收购双龙也许在经济操作上无可厚非，但它们却无视了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最终造成了悲剧。另外企业还要推动评价体系的社会化，使得人们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或是社会角色中都能与大环境紧密相连，避免不断更换小环境带来的短视。
　　从个人层面来说，首先，拥有自己的实用技能是避免被企业“短工化”的基础；其次，工作网络的兴起推动了个人品牌的传播，个人品牌越强自主选择权限就越大：最后，要意识到即使在某个企业不能奋斗终身，但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你下一步前行的基础。因此，要避免短期化倾向，认真对待职业的每个片段，这样连接起来就有一个完美的职业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