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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篇
1924年的校园，聚集了这样一群人：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匡互生、刘薰宇、朱光潜……这里不是京城的某个大学，而是一所乡下中学。她的名字叫——春晖中学。
半西式的校园坐落在世外桃源般的白马湖畔。走出教室，闲暇时间，凭栏远眺，湖光山色，诗意盎然，就像园林一般的宁静优美。他们以此为家，建起了极具自然风光的“小杨柳屋”“平屋”，精心栽种花木。他们还创办了校刊《春晖》，让五四后期的新文学氛围更加浓厚。
这所学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从此变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和远在天津张伯苓的南开中学遥相呼应，在当时就有了所谓“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说，至今依然被视为教育圣地。
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些后来的大师们，而是带头促成这一切的那个人——夏丏尊。因为他，这些人才机会才走到了一起。春晖中学，作为一张民国教育的名片，除了她的自然风光，更多了人文的气息。
二 艰难无果的求学之路
夏丏尊，生于1886年浙江绍兴上虞，当时还是清光绪年间，自幼在私塾求学。1900年14岁的夏丏尊考取了秀才。这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变法，“废科举，办学校”，那些靠吃八股饭的人一下子无所适从，还好的是，夏丏尊“中毒”不深。之后，他随朋友到上海的中西书院求学，未毕业，他得朋友的劝告，到绍兴府学堂去继续学业——这个学堂的学费、宿费均免收，如果成绩优异，还有一些奖学金。可是，他在这个学校也只读了半年又辍学了，因为他要回故乡去代他父亲在私塾的教学。从此，他便一边教学，一边仍努力自修英文。
1905年，19岁的夏丏尊前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7年又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的想法很简单，按照当时规定，入了官立专门学校，就有官费可领。然而，浙江过去的人太多了，他进入学校将近一年还没有领到官费。此时，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还要谋职糊口。这时的夏丏尊，年仅21岁。
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在几个学校就读过，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读到毕业，因此，他也始终没有取得过任何一张毕业文凭。而他后来多方面的成就，全靠他坚韧不拔的志向与勤劳力学的精神所至。
三 春晖之前的岁月
夏丏尊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
回国后，他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通译助教，为聘任的日本教员做翻译。五年后，注重“人格教育”、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接任了校长之职。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来了鼎鼎大名的李叔同。从此，夏丏尊与经亨颐、李叔同成了挚交，也为后来重聚白马湖结下前缘。
1912年，夏丏尊担任了大家都不愿意做的舍监——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导主任职务。这个工作很不受学生待见，经常会有学生向他做恶作剧。夏丏尊认为真正要作教育事业就要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除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于是，他“赢得”了阎罗、鬼王、夏木瓜（因学生看见夏丏尊头大而圆）等绰号。
对于学生，夏丏尊指出应采取的手段只有教育与教训两种。教育是积极的辅助，教训是消极的防治。用口舌去改造学生、感化学生原本就是不自量力的事情，特别在教训一方面，效果更是微乎其微。夏丏尊一心扑到了怎样去做好这件事上，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一连七八年，非星期日不出校门，夏丏尊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修养和学习钻研的态度，少说多做的秉性，赢得了学生的尊敬，甚至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
1920年3月，学校发生“倒经风潮”，夏丏尊等四大金刚与校长经亨颐均离去。秋天，夏丏尊应聘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又离开了长沙。1921年冬，回到了家乡上虞白马湖，在经亨颐主持的春晖中学任教，在学校附近盖平房定居，题名为平屋。后来把在这里写的散文随笔等辑为《平屋杂文》，并由他所工作的开明书店出版。
四 白马湖畔短暂的“春晖”岁月
夏丏尊是一位理想家，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出于信任，经亨颐校长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丏尊。夏丏尊约集了前文提到的那一群后来的大师们，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春晖中学开启了她新的生命航程。
白马湖畔虽有着田园风光，创业并不如想象中充满诗情画意。白马湖是多风的，而且风大如虎吼，尤其是冬天，夏丏尊深夜静听寒风怒号、湖水澎湃，睡不着就把自己比作山水画中的人物，作出种种幽渺的遐想。在夏丏尊离开十年后回忆起来，他这样描述白马湖畔：“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这样的环境却聚拢了一大批充满着新思想的教师，他们给春晖中学带来的是白马湖春日的东风。
在夏丏尊的带领下，一群真正做教育的人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他们组成了一个专业共同体，把许多经典的优美古文和鲁迅的作品带进课堂，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获得丰富的文学素养，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夏丏尊还经常在家里置办一大桌子的菜，邀请好友一起享受教育的欢乐。
最具代表性的是夏丏尊和李叔同之间的友谊。李叔同多才多艺，是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早在浙江的时候，李叔同教授图画和音乐，这原本并非主学科的课程却吸引了全校学生。夏丏尊认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说：“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但也承认：“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李叔同多么优秀，却也要坚持不学他，做自己。
后来李叔同出了家，就是弘一法师。夏丏尊也差点跟着出家，他简直信仰弘一法师。1923年，夏丏尊将日译本《爱的教育》译为中文。李叔同说：“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 这也正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夏丏尊在春晖的绰号也与以前不同，学生给他一个绰号“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这是他爱朋友、爱青年的体现。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发表一些意见罢了。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理想主义的夏丏尊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渐渐地，夏丏尊跟多年的老朋友经亨颐意见有越来越多差异，还有人看不惯他们新派教员的做法，说他们“宠坏”了学生。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友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
终于夏丏尊和他的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曾提出新式改革计划的匡互生等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而夏丏尊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开始了他新的人生使命。
五 出版家对教育依然情有独钟
在民国出版历史上，从事教育和出版的人不少，但是夏丏尊能够在出版中开拓出新的教育思想，把教育与出版进行深入、有机和成功的结合。
开明书店的起步是艰难的，在两年的实践摸索中，夏丏尊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学生们，正是昔日身为教师的夏丏尊几乎每天都要相处的对象。夏丏尊关心他们的成长，熟知他们的困惑和需求。他为青少年出书出刊，提供课内课外的精神食粮，正可看成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延续，这更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情怀。
在开明，夏丏尊不改教育家的本色，心无旁骛，在兹爱兹，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1926年3月，夏丏尊的译作《爱的教育》再版，改由开明书店印行，解放前夕，发行已经超过四十版。后来开明书店出版他的译作《续爱的教育》到解放前共出二十六版。二者都成为了新文学以来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最畅销书。夏丏尊还专门为中学生出版了很多具有很高价值的书籍，如经刘薰宇补充修订为春晖中学编的讲义《文章作法》，与叶圣陶合作《文心》《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在解放前均已发行二十版以上。在翻译方面，他自己及鲁迅等人的译作也在这期间出版。
最应值得称道的是夏丏尊牵头创办的杂志。1930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创刊，夏丏尊任主编；1936年1月，《新少年》创刊；1937年1月，《月报》创刊。后两者均由夏丏尊任社长。借助《中学生》杂志，夏丏尊将自己对教育、国文教学及写作的思考，写成了系统的文章，逐渐完成了个人的教育思想。
夏丏尊除了教育思想在出版物中直接投射外，他的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同样形成张力。夏丏尊做事平实稳重，是一个谦谦君子，不事浮夸，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没有轰轰烈烈，却持久而绵长。
六 铮铮铁骨的爱国情怀
随着日本的入侵，夏丏尊显示出来了一个教育家的爱国情怀。1927年，夏丏尊以开明书店为掩护，救助革命青年，为学生革命者被杀害而十分愤慨，说“宁愿早死，莫做先生”，之后愤然回乡从事著译。1932年，开明书店和立达学园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日军退出后，他到立达学园被炸现场视察，在满目疮痍的环境中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归途时拾了一堆像山峦状般的钢铁块回家，这就是日军投下的炸弹的碎片，是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后来他把这件事写成《钢铁假山》一文发表。
“八·一三”战争中开明毁于炮火，杂志停刊，书店同仁大多流迁后方。这时夏丏尊已51岁，因年老多病，只好留在上海。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环境日趋恶劣，他辞去了教职，深居简出，坚贞自守，却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但他刚强不屈，在狱中备受拷打，遭到百般凌辱。十天后，夏丏尊因年事较高，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这次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经此磨难，肺病复发，他的精神更加沮丧消沉。1942年10月13日，好友弘一法师圆寂于福建泉州，对他无疑又是沉痛的打击。
抗战胜利后，夏丏尊心中的喜悦与欢呼，有过于革命党推翻满清时的兴奋。然而他却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享年61岁，葬于上虞白马湖畔。
七 夏丏尊的教育思想举隅
《中学生》可看成是开明书店出版物特点的一个缩影。在《发刊辞》中，他这样写道：“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十几年间，《中学生》遵照这样的使命，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不曾懈怠，每期上万份，到抗战前夕累计印数近百万，成为20世纪30年代全国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主编夏丏尊和编辑叶圣陶他们，且编且写。讲知识，强调趣味，注重启发，照顾读者的理解能力；谈人生，态度平等，坦诚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当时的中学生评价说：“好懂、好看”，“读了这期等下期”，“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地走进这第二课堂”。夏丏尊虽然做的是出版工作，但谋的是教育的功效。
夏丏尊是提倡“语感”培养的第一人，把“传染语感于学生”说成是他“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还主张写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为了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六个“W”，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确回答这六个“W”，文风就正了。
我们今天的教育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实夏丏尊很早就清楚地指出学生的“实力”并不是什么财力、权力和武力，也并不是取得学士或者博士的文凭，而是一种普通的身心上的能力，比如健康力、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
夏丏尊从事出版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他认为，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各种教材——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只是培养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这些材料而忘记了提高能力这个目的，就跟“买椟还珠”同样愚蠢。在这一观点统率下，开明出版物呈现出既围绕着教育主题，又学科门类丰富多彩的特点。这和在近百年后今天的教育方向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近百年来我们并没有走出当时的教育迷途。
今天的教育说得比做得好得多。不少学校下苦功，出资金，不厌其烦开发各类所谓的课程，鼓吹提升学生的素养和能力成效显著，终究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只为一己之私，无论你描绘的愿景多么美好，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夏丏尊告诉我们做教育不需要高谈阔论，躬身去做才是最需要的。教师只是一个职业，不是高谈自己一个人的雄心就可以改变天下的运势。
教育需要的是独立和坚守，不必受时代的刺激，受流行弊病的所谓理念折腾。真正应该做的，便是投入到行动中去，以“真挚”的情感去做文、做人，而不是闭门造车或者从外界搬来一个似懂非懂的东西奉若神明。这些观点，夏丏尊在春晖中学时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的教育近百年来一直处于病态的境地，很多人开出了药方却没有药，不过还是空谈。今天的“改革”一词甚是流行，却连一个适合的方子也很难找到，而不少庸医却还在胡乱下药。今日一种方法，明日一套理念，何时能有一个坚守百年的教育方向？
教育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能够够得上“师”这个称呼的人才可以着手，其他的人是不被允许的。以前都是称呼“教员”的，夏丏尊说，这二者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自己提高修养，使自己够得上“师”这个称呼吧！
（选自《师道》）
1924年的校园，聚集了这样一群人：朱自清、丰子恺、李叔同、匡互生、刘薰宇、朱光潜……这里不是京城的某个大学，而是一所乡下中学。她的名字叫——春晖中学。
半西式的校园坐落在世外桃源般的白马湖畔。走出教室，闲暇时间，凭栏远眺，湖光山色，诗意盎然，就像园林一般的宁静优美。他们以此为家，建起了极具自然风光的“小杨柳屋”“平屋”，精心栽种花木。他们还创办了校刊《春晖》，让五四后期的新文学氛围更加浓厚。
这所学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从此变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和远在天津张伯苓的南开中学遥相呼应，在当时就有了所谓“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说，至今依然被视为教育圣地。
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些后来的大师们，而是带头促成这一切的那个人——夏丏尊。因为他，这些人才机会才走到了一起。春晖中学，作为一张民国教育的名片，除了她的自然风光，更多了人文的气息。
二 艰难无果的求学之路
夏丏尊，生于1886年浙江绍兴上虞，当时还是清光绪年间，自幼在私塾求学。1900年14岁的夏丏尊考取了秀才。这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变法，“废科举，办学校”，那些靠吃八股饭的人一下子无所适从，还好的是，夏丏尊“中毒”不深。之后，他随朋友到上海的中西书院求学，未毕业，他得朋友的劝告，到绍兴府学堂去继续学业——这个学堂的学费、宿费均免收，如果成绩优异，还有一些奖学金。可是，他在这个学校也只读了半年又辍学了，因为他要回故乡去代他父亲在私塾的教学。从此，他便一边教学，一边仍努力自修英文。
1905年，19岁的夏丏尊前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7年又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的想法很简单，按照当时规定，入了官立专门学校，就有官费可领。然而，浙江过去的人太多了，他进入学校将近一年还没有领到官费。此时，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还要谋职糊口。这时的夏丏尊，年仅21岁。
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在几个学校就读过，却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读到毕业，因此，他也始终没有取得过任何一张毕业文凭。而他后来多方面的成就，全靠他坚韧不拔的志向与勤劳力学的精神所至。
三 春晖之前的岁月
夏丏尊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
回国后，他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通译助教，为聘任的日本教员做翻译。五年后，注重“人格教育”、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接任了校长之职。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来了鼎鼎大名的李叔同。从此，夏丏尊与经亨颐、李叔同成了挚交，也为后来重聚白马湖结下前缘。
1912年，夏丏尊担任了大家都不愿意做的舍监——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导主任职务。这个工作很不受学生待见，经常会有学生向他做恶作剧。夏丏尊认为真正要作教育事业就要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除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于是，他“赢得”了阎罗、鬼王、夏木瓜（因学生看见夏丏尊头大而圆）等绰号。
对于学生，夏丏尊指出应采取的手段只有教育与教训两种。教育是积极的辅助，教训是消极的防治。用口舌去改造学生、感化学生原本就是不自量力的事情，特别在教训一方面，效果更是微乎其微。夏丏尊一心扑到了怎样去做好这件事上，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一连七八年，非星期日不出校门，夏丏尊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修养和学习钻研的态度，少说多做的秉性，赢得了学生的尊敬，甚至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
1920年3月，学校发生“倒经风潮”，夏丏尊等四大金刚与校长经亨颐均离去。秋天，夏丏尊应聘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一年后又离开了长沙。1921年冬，回到了家乡上虞白马湖，在经亨颐主持的春晖中学任教，在学校附近盖平房定居，题名为平屋。后来把在这里写的散文随笔等辑为《平屋杂文》，并由他所工作的开明书店出版。
四 白马湖畔短暂的“春晖”岁月
夏丏尊是一位理想家，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出于信任，经亨颐校长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丏尊。夏丏尊约集了前文提到的那一群后来的大师们，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春晖中学开启了她新的生命航程。
白马湖畔虽有着田园风光，创业并不如想象中充满诗情画意。白马湖是多风的，而且风大如虎吼，尤其是冬天，夏丏尊深夜静听寒风怒号、湖水澎湃，睡不着就把自己比作山水画中的人物，作出种种幽渺的遐想。在夏丏尊离开十年后回忆起来，他这样描述白马湖畔：“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这样的环境却聚拢了一大批充满着新思想的教师，他们给春晖中学带来的是白马湖春日的东风。
在夏丏尊的带领下，一群真正做教育的人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他们组成了一个专业共同体，把许多经典的优美古文和鲁迅的作品带进课堂，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获得丰富的文学素养，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夏丏尊还经常在家里置办一大桌子的菜，邀请好友一起享受教育的欢乐。
最具代表性的是夏丏尊和李叔同之间的友谊。李叔同多才多艺，是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早在浙江的时候，李叔同教授图画和音乐，这原本并非主学科的课程却吸引了全校学生。夏丏尊认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说：“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但也承认：“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李叔同多么优秀，却也要坚持不学他，做自己。
后来李叔同出了家，就是弘一法师。夏丏尊也差点跟着出家，他简直信仰弘一法师。1923年，夏丏尊将日译本《爱的教育》译为中文。李叔同说：“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 这也正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夏丏尊在春晖的绰号也与以前不同，学生给他一个绰号“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这是他爱朋友、爱青年的体现。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发表一些意见罢了。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理想主义的夏丏尊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渐渐地，夏丏尊跟多年的老朋友经亨颐意见有越来越多差异，还有人看不惯他们新派教员的做法，说他们“宠坏”了学生。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他们的友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
终于夏丏尊和他的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曾提出新式改革计划的匡互生等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而夏丏尊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开始了他新的人生使命。
五 出版家对教育依然情有独钟
在民国出版历史上，从事教育和出版的人不少，但是夏丏尊能够在出版中开拓出新的教育思想，把教育与出版进行深入、有机和成功的结合。
开明书店的起步是艰难的，在两年的实践摸索中，夏丏尊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学生们，正是昔日身为教师的夏丏尊几乎每天都要相处的对象。夏丏尊关心他们的成长，熟知他们的困惑和需求。他为青少年出书出刊，提供课内课外的精神食粮，正可看成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延续，这更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情怀。
在开明，夏丏尊不改教育家的本色，心无旁骛，在兹爱兹，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1926年3月，夏丏尊的译作《爱的教育》再版，改由开明书店印行，解放前夕，发行已经超过四十版。后来开明书店出版他的译作《续爱的教育》到解放前共出二十六版。二者都成为了新文学以来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最畅销书。夏丏尊还专门为中学生出版了很多具有很高价值的书籍，如经刘薰宇补充修订为春晖中学编的讲义《文章作法》，与叶圣陶合作《文心》《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话》等，在解放前均已发行二十版以上。在翻译方面，他自己及鲁迅等人的译作也在这期间出版。
最应值得称道的是夏丏尊牵头创办的杂志。1930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创刊，夏丏尊任主编；1936年1月，《新少年》创刊；1937年1月，《月报》创刊。后两者均由夏丏尊任社长。借助《中学生》杂志，夏丏尊将自己对教育、国文教学及写作的思考，写成了系统的文章，逐渐完成了个人的教育思想。
夏丏尊除了教育思想在出版物中直接投射外，他的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同样形成张力。夏丏尊做事平实稳重，是一个谦谦君子，不事浮夸，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没有轰轰烈烈，却持久而绵长。
六 铮铮铁骨的爱国情怀
随着日本的入侵，夏丏尊显示出来了一个教育家的爱国情怀。1927年，夏丏尊以开明书店为掩护，救助革命青年，为学生革命者被杀害而十分愤慨，说“宁愿早死，莫做先生”，之后愤然回乡从事著译。1932年，开明书店和立达学园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日军退出后，他到立达学园被炸现场视察，在满目疮痍的环境中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归途时拾了一堆像山峦状般的钢铁块回家，这就是日军投下的炸弹的碎片，是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后来他把这件事写成《钢铁假山》一文发表。
“八·一三”战争中开明毁于炮火，杂志停刊，书店同仁大多流迁后方。这时夏丏尊已51岁，因年老多病，只好留在上海。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环境日趋恶劣，他辞去了教职，深居简出，坚贞自守，却被认为是激进的“危险分子”，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但他刚强不屈，在狱中备受拷打，遭到百般凌辱。十天后，夏丏尊因年事较高，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这次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经此磨难，肺病复发，他的精神更加沮丧消沉。1942年10月13日，好友弘一法师圆寂于福建泉州，对他无疑又是沉痛的打击。
抗战胜利后，夏丏尊心中的喜悦与欢呼，有过于革命党推翻满清时的兴奋。然而他却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因肺结核在上海病逝，享年61岁，葬于上虞白马湖畔。
七 夏丏尊的教育思想举隅
《中学生》可看成是开明书店出版物特点的一个缩影。在《发刊辞》中，他这样写道：“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十几年间，《中学生》遵照这样的使命，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不曾懈怠，每期上万份，到抗战前夕累计印数近百万，成为20世纪30年代全国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主编夏丏尊和编辑叶圣陶他们，且编且写。讲知识，强调趣味，注重启发，照顾读者的理解能力；谈人生，态度平等，坦诚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当时的中学生评价说：“好懂、好看”，“读了这期等下期”，“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地走进这第二课堂”。夏丏尊虽然做的是出版工作，但谋的是教育的功效。
夏丏尊是提倡“语感”培养的第一人，把“传染语感于学生”说成是他“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还主张写文章要讲究“真实”和“明确”；为了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说话作文时留心六个“W”，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确回答这六个“W”，文风就正了。
我们今天的教育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实夏丏尊很早就清楚地指出学生的“实力”并不是什么财力、权力和武力，也并不是取得学士或者博士的文凭，而是一种普通的身心上的能力，比如健康力、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
夏丏尊从事出版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他认为，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各种教材——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只是培养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这些材料而忘记了提高能力这个目的，就跟“买椟还珠”同样愚蠢。在这一观点统率下，开明出版物呈现出既围绕着教育主题，又学科门类丰富多彩的特点。这和在近百年后今天的教育方向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近百年来我们并没有走出当时的教育迷途。
今天的教育说得比做得好得多。不少学校下苦功，出资金，不厌其烦开发各类所谓的课程，鼓吹提升学生的素养和能力成效显著，终究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只为一己之私，无论你描绘的愿景多么美好，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夏丏尊告诉我们做教育不需要高谈阔论，躬身去做才是最需要的。教师只是一个职业，不是高谈自己一个人的雄心就可以改变天下的运势。
教育需要的是独立和坚守，不必受时代的刺激，受流行弊病的所谓理念折腾。真正应该做的，便是投入到行动中去，以“真挚”的情感去做文、做人，而不是闭门造车或者从外界搬来一个似懂非懂的东西奉若神明。这些观点，夏丏尊在春晖中学时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的教育近百年来一直处于病态的境地，很多人开出了药方却没有药，不过还是空谈。今天的“改革”一词甚是流行，却连一个适合的方子也很难找到，而不少庸医却还在胡乱下药。今日一种方法，明日一套理念，何时能有一个坚守百年的教育方向？
教育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能够够得上“师”这个称呼的人才可以着手，其他的人是不被允许的。以前都是称呼“教员”的，夏丏尊说，这二者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自己提高修养，使自己够得上“师”这个称呼吧！
（选自《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