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韬，字含谿，清代汉军镶红旗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举人。入仕后，辗转9省，历任陕西三原知县，河南光州知州，浙江按察司经历，云南知县，山西五台知县、榆次知县、保德知州，安徽颍州知府，江苏淮安知府，广西左江道台，奉天府尹，官至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他性格耿直，历官所至，以勤政廉明著称。其中，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起，在山西五台县担任知县10年，以创立社会福利机构——同善会的形式创办了五台崇实书院，聘请名师，又亲自课士，一举扭转了当地文风长期沉寂的局面，开创了“科甲连翩”的新气象。
　　体恤民情 为民作主
　　乾隆四十一年，王秉韬从河南光州调补五台知县。他身着布衣，不雇厨师，由妻子亲自下厨，粗茶淡饭，非初一、十五不食肉;不聘幕友，县署公文全部亲自创稿;不设账房管事，日用收支由库吏记录;不积压案牍，随报随审，审理廉明，并严禁差役勒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皇帝巡幸五台。雁平道缪其常为此在五台督办行斋各工，并派官员10余人各负其责。王秉韬从县城赴五台山，沿路发现民夫抬大木赴工地，便问民夫每日给多少雇价？民夫跪答：“道台命乡保派差服役，不付工钱，自己带的口粮已吃光，饥不得食。”连哭带诉，情景十分凄惨。王秉韬诧异道：“派差是知县的职责，道台怎么能越俎代庖？此事一定是下边官员舞弊。”便令民夫将所抬的大木放置道旁，说：“待我去见道台，定好雇价，再抬送大木也不会误工。”王秉韬见到缪其常说：“銮驾西巡，所需一切供应，皆由全省官绅抒诚捐办，非比寻常徭役派差民力。五台贫瘠，山谷的百姓糠菜终年不饱，而今让他们饿着肚子服役，用不了一月，百姓就会逃亡殆尽。等到圣驾来临，若有百姓在道旁呼冤，你能承担起罪责吗？”缪其常说：“不付工钱，我实不知，此事定是下边官员所为。”王秉韬立即去行斋工所诘责。一位同知，气焰嚣张，厉声辩解。王秉韬愤怒地拔出佩刀，要拉他与道台对质。行斋工所其余官员惊骇并为他讲情，这才决定了民夫抬木雇价，并当日公布告示。百姓见后齐声欢呼！王秉韬又请示缪其常：“大工不能不用土，而五台山有石无土，百姓用石块砌成池，等待山洪下来，淤积数年才成田，淤满一尺就是良田;若遇大水冲毁池田，还得再砌再淤，百姓非常艰苦！我从县城来此，见官工取池田之土，田主在道旁啜泣，情景实属可怜，请给田主修复土地的费用，让百姓再淤良田。”缪其常不得已，只好答应给百姓修复田地的费用，王秉韬当即公布定价。缪其常认为王秉韬遇事掣肘，十分恼怒，便密函巡抚，将王秉韬派去解押粮饷，另委派五台县令赴任。新县令上任后，欲除民夫雇价，即遭众人反对，只好按约执行。
　　五台县属大南路滹沱河南岸，旧有沃田若干顷，东、西有潭水灌溉，宜种稻插藕，每年征地丁银300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台山洪爆发，田地被河沙淤埋，厚达数尺，县府请求免税，但布政使不准，县府也不敢再报。当时，王秉韬已调任榆次知县，五台百姓赴省城呈情吁告，巡抚派王秉韬来五台劝解，布政使也派官员来视察。王秉韬让百姓掘沙至五六尺深，仍不见土，便说：“沙深厚，田确实不能修复，如果不免税，百姓会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对官府也无益处。”但一些道、州官员还在迎合布政使不准免税的决定，王秉韬据理争辩，终于获准免除捐税。
　　王秉韬在五台百姓中享有崇高声誉。光绪《五台新志·名宦志》称：“国朝循吏，在任年久而有守有为、济以学术，足以追配古人者，首推王秉韬。”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称其“刚果有为，事至立决，而行以仁恕……实心为民”。
　　别出心裁 慈善办学
　　乾隆时期，书院发展空前繁荣，许多历史上没有书院的州县也纷纷创办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年），贵州举人王家正担任五台县知县后，有感于五台县地僻民穷，缺少书院，遂以文庙正殿——明伦堂作为学习场所，因陋就简，创立了五台县第一所书院。书院费用由王家正自己捐俸，因而难以持久。乾隆四十一年，王秉韬继任后，决心借鉴明代江浙等地曾经如火如荼开展的同善会活动，一揽子解决书院办学经费、社会救济经费问题。

　　同善会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理学家、政治家杨东明罢官回到老家河南虞城，以名士间的亲睦会为基础，组织父老创立了慈善组织——同善会，会费由会员共同缴纳，每次金额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用于修路架桥、救济贫病，后将重点放在教化和善举上。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购置田地、房屋作为固定资产，以地租、房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定期举行联谊聚会，一般是每年4次。聚会目的有三：一是收集（摆渡）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主会人讲演，劝人安分行善，共建地方“好风俗”。同善会主要负责人由会员选举产生，每年还向会员发布《征信录》，公布捐款和开支情况，以求取信于众。
　　创始人杨东明的义举和学养让同善会模式得以推广，各地士人乡绅尤其是东林党人高攀龙、陈幼学等纷纷起而效仿，同善会很快遍布河南、山东、江西、福建等省，在江南尤为兴盛。但随着清兵入主中原，顺治初年严禁士人结社，同善会便销声匿迹。
　　乾隆四十年（1775年），王秉韬在家乡丁忧守孝期间，偶尔见到沈归潜著的《寿世慈航》，其中记载的高攀龙所订《同善会一则》对王秉韬触动很大。内称：以富者日积三分，每月可得九钱;贫者日积一文，每月可得三分。当时，还有一种俗称“状元会”的慈善组织，运作办法是：一人拿出10两，百人可集千金。放债取息，一月就能归还一人本金，还完则千金归公。如此这般，不伤财，不劳民，聚有限之资财，积无穷之德业。 　　次年，王秉韬被派任山西五台县知县。五台为穷县、小县，社会救济问题十分突出，而10年前王家正草创的书院也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困境。王秉韬决定采取“同善会”“状元会”的形式加以解决。在教谕平梓、训导姬梦彨、典史董邦畿的支持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发起倡议，历时6月，正式成立五台县同善会。一共募得银4163两，其中一半捐户为义务捐赠，声明不取本息。
　　王秉韬筹到资金后，便着手扩建书院。他将明伦堂大殿的东、西两楹隔开，作为山长居住、办公之所，又在内院修建东、西斋房各10间，作为诸生学习场所。又延请定襄县名儒刘嗣汉担任书院山长。刘嗣汉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曾长期担任定襄县晋昌书院山长兼主讲，是清代中期山西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光绪《定襄补志》称其“文无专集，每出一篇，人争诵之”。
　　王秉韬还利用公余时间，亲自为诸生讲学。他推崇当时盛行的实学，认为“德行”为本，“文艺”为末，“士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为了表明他的办学目的是“以期通经有用之实学”，特意将书院定名为“崇实书院”。
　　扩建书院、支付山长束修用去166两，同善会资金剩余近4000两，贷给本县80家商号，每月按一分半生息。其中，半分息作为书院办学经费;一分息按月返还捐户。据此，4年后可将捐户本金全部归还完毕，再将借贷利息减为年息一分半，“以抒商力”。如此，全年可得利息600两，书院修脯（教师工资）、膏火（学生奖学金）全年约需240两，救济孝子、节妇、鲧寡老人全年约需200两，剩余160两，每年用作置办田庄费，年可得田租10石粮，用于在东冶镇、窦村镇、城内次第开办义学，聘请文章、德行俱佳的生员主持，以教少童启蒙。王秉韬对自己首创的这套制度颇为自得，为了表彰士绅善举，并立案为据，他亲自撰写了《崇实书院记》《同善会碑》，勒石树碑，立于明伦堂，期待继任者能够发扬光大，使五台县民得其所、生安乐利，“士习民风百倍于今日”。
　　教泽两代 情同家人
　　在崇实书院，王秉韬有一个得意弟子，名叫徐润第。徐润第是五台县东冶镇人，20岁时参加王秉韬主持的童试（生员入学考试），文章深得王秉韬赞赏，被录取为第一名。徐润第在接下来的州试中又取得第一，院试获得第二，成为县学生员（秀才）。不久，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学业难以为继。王秉韬将他招入县署，一边亲授他科举之文，一边让他为两个儿子当家庭教师。王秉韬担任五台知县10年后，又先后调任山西榆次知县、署代州知州、保德知州，徐润第始终追随在身边，亲如师徒、父子。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徐润第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当时荐举其试卷的同考官（即房师）为五台知县屠珂。屠珂为江南名士，乾隆五十年（1785年）担任五台县知县后，因故挪用同善会资金4000两。当时，王秉韬正在担任署理代州知州。五台为代州属县。王秉韬获悉后派人追查，屠珂不得已倾囊归还。告发者为徐润第的同门史耀文孝廉，徐润第对此并不知情。但当时徐润第正追随在王秉韬身边，所以屠珂怀疑是徐润第，对他恨之入骨。乾隆五十三年，山西学政到代州考察学情，向屠珂咨询五台诸生情况。屠珂说：“五台能文者惟徐某一人，但品行不端，绝不可录取。”乡试时，徐润第考卷恰好分在屠珂一房，屠珂因对该卷文风极为欣赏，所以竭力推荐，但拆开弥封后才知是徐润第，顿时错愕不已。同考官开玩笑说：屠公为五台父母官，力荐五台考生，原来是想招致门下呀。屠珂忙说：“实在是暗中摸索所致，但这个人虎而冠，好讼多事，人品极差，如果录取，将来一定为害乡里。”正考官周兆基艴然不悦：“考官只论文，不论品。”副考官方维接过话说：“莫非有个人恩仇，否则怎么会在公堂之上如此放言！”屠珂不敢再说，只得填榜公布。
　　乾隆六十年（1795年），徐润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此时，王秉韬已调离山西，徐润第也离开了恩师身边，赴京任职。初授内阁中书，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佶山的家教，教其子阿灵阿读书。后补储济仓监督、选湖北施南府同知。廉洁奉公，一直生活困顿。在辞职返回途中，因门人阿灵阿等人资助的盘缠耗尽而坐困武昌。这时，他以前的授业弟子、王秉韬长子王瑶峰正在担任王秉韬任五台知县前担任过的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得悉后将徐润第接到光州。徐润第一边在州署帮助王瑶峰处理政务，一边授徒讲学，并整理写作了《臆说》《答门人王冠山（王秉韬次子）讲学书》。4年后，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王瑶峰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孝，徐润第也一同回到北京。不久，徐润第返回山西，先后为五台东冶镇、太原晋阳、崞县北社、介休贾村等地的晋商大贾担任家庭教师。
　　徐润第早年追随王秉韬，作为他最亲信的弟子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吃、住、生活在王秉韬家里，如同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晚年又吃住在其子王瑶峰的官署，佐理公文，他与王家的师生情、父子情延续了两代人。徐润第没有辜负王秉韬的培养，不仅先后考中举人、进士（乾隆六十年会试，山西仅考中两名进士，徐润第为其一），成为清代中后期山西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培养其子徐继畬中举、中进士，以后更是担任了广西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不仅成为晚清名臣，而且成为与林则徐齐名的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编纂了有思想拓荒意义的舆地学巨著《瀛寰志略》。
　　百年书院 历经沧桑
　　嘉庆十八年（1813年），徐润第之子徐继畬考中举人。3年后，徐继畬被崇实书院聘请为山长。徐继畬将徐润第担任湖北施南府同知时为恩施明伦堂撰写的对联题写刻成对板，挂到五台明伦堂露明柱上。联曰：学以明人伦也，若为功名富贵而来，发足便已错了;道在求放心耳，徒工语言文字之末，到头成个甚么。徐继畬又为五台明伦堂另外撰写了一副对联：堂系明伦，尽得子臣弟友，方是本源真学问;院名崇实，除却身心性命，都为垂束修工夫。父子进士、两代山长，在五台县乃至周边地区都传为佳话。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长期动荡，社会急剧变化，同善会和书院也历经曲折坎坷。同治八年（1869年），距离王秉韬创立同善会已将近一个世纪，日久弊生，制度形同虚设，管库者侵吞渔利，同善会资金被蚕食殆尽，书院陷入停顿。五台士绅田丕绪、徐铭、王春荣不忍坐视，联合县学数十名生员，多次禀请县、州、道、省各级整顿清查，历时10年之久，直到贵州举人章贵诚接任五台知县后，事情才有转机。

　　在代州、冀宁道两级上司的支持下，章贵诚排除干扰，责令库吏赔补亏空。到光绪三年（1877年），章贵诚一共追缴回拖欠的本息钱933千文，缴回义学钱151千文，入官房地变卖折价钱约1318千文，书吏、铺户共赔补钱约6000千文，收取新利钱16千文，除去各项开支，最后净得钱8100千文，发商生息。章贵诚制定了新的《同善会章程》。新章程接受旧章教训，对同善会的会长选任、经费管理、书院管理等的规定纤悉必具，不厌其繁。比如，大的方面，规定了同善会注入崇实书院的六千缗钱，分发当商生息，月息一分，全年获利720千文，作山长束修、生员膏火，以及书院其他开支;同善会每年召开会议，公举会长、总管，会长一年一换，不得连任;山长必须从外路延请，不许推举本地人担任，也不许官府人员代理。而小的方面，甚至规定了书院内粪土如何处理、工钱几何等等。而且，对违反者的相应处罚措施也制定得细致入微。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巡抚曾国荃下令各县纂修县志。次年，光绪《五台新志》编纂完成，知县孙汝明会同教谕、训导、典史，集体捐资，由崇实书院刊刻。光绪七年（1881年），孙汝明利用刊印县志的节余资金，在文庙外院的空旷场地上修建了东西考房各12间，大门外设围墙，建“鸿仪”“豹变门”两门，又在文庙偏西空地上建官厅3间，官厅后建门面房15间，出租贴补日常修葺。官厅之南，建房九间，为斋厨、役从之所。又在书院中建“点名亭”，门外建厅事班房，并将名宦祠、乡贤祠整修一新。这是继王秉韬之后，崇实书院进行的最大一次土木工程，五台县教育事业自此进入“文运渐启、文教聿兴、人材凤翩、科第蝉联”的新阶段。直到清末，崇实书院一直是五台县的最高学府，培养出了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民国时期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一鉴（五台县大建安村人，著名教育家，民国时期曾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总干事）等优秀学生。
　　留存下来的民国时期老照片表明，崇实书院的建筑格局、王秉韬题写的“崇实书院”门额，以及由徐润第撰写、徐继畬题写的长联，一直保持了130多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台文庙和崇实书院被改建为一排排的简易瓦房，成为县委招待所。宏敞气派的大木作建筑最终被混凝土楼房所取代，现为五台宾馆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