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第一本埃尔伍德·斯潘塞·伯法著的《生产管理基础》一书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反映了我国读书界对管理这门科学的热忱和兴趣，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翻译出版外国管理名著方面落后于实际需要的问题。
　　《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要我谈一谈编辑出版《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情况，这里谨向广大读者作一简单的介绍。
　　编辑出版《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目的。说起来也很简单，用两个字来表示，就是“借鉴”，或者说是“借箭”。借鉴国外在管理科学上的成就，借他们这支“箭”用来射我们经济管理之“的”。也就是毛主席讲的“洋为中用”和“有的放矢”。
　　搞四化建设，没有管理现代化是不可能的。现代生产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高度社会化为特征的。它表现为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连续性和节奏性的要求大大增强。这样，要想使工业再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生产过程的速度日益加快，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实践说明，现代化决不仅仅意味着制造或引进一些先进的成套设备，不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即使有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会因管理混乱而拖住工业现代化的后腿。国外有人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的不是技术上的进步而是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这个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置之不论，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管理科学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要寻找适合我国企业情况的管理方法，创造出适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新的管理模式，离不开对于国外有关经济管理方面经验和理论的借鉴。打开窗子，实行“拿来主义”，以便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水平，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这就是我们决心编辑出版《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缘起和目的。
　　列入《丛书》中的著作，多数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管理经验和理论。如何正确看待这些理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其目的是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目的，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从管理的性质上来说，资本主义工业经营管理与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此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出现了“管理阶层”，但他们完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丝毫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和压榨的性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同广大职工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在管理上，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资本家的专制统治与“饥饿”纪律不复存在，已为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和自觉纪律所代替。
　　但是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还有其共同性的一面。无论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条件下，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的管理知识和组织生产经验，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些具有共性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无疑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充实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应当吸取的养料。列宁在评论“泰罗制”时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它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列宁选集》第三卷529页)。列宁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的二重性。那就是说，不要把从共同劳动过程中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不能全盘抛弃，而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吸取其合理的内核。正如列宁所强调指出的：“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7卷324—325页)那种对国外经济管理持一概否定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起来，顺应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实际需要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多数人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因此，《丛书》的选题也就从个时期开始。根据各个学派产生的时间顺序，收入的主要著作有：代表“古典管理理论”的有所谓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美国泰罗(一八五六——一九一五)的《科学管理原理》和《工场管理》。这是他的两本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科学管理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还收入“古典管理理论”在法国的代表法约尔(一八四一——一九二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法约尔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管理活动的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还提出了管理的十四条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此外，法约尔还特别重视管理教育，主张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管理并提高管理。法约尔不仅是个工程师，而且在法国担任过大公司的最高领导，在许多机构中从事过管理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他被西方管理学界推崇为“管理之父”。《丛书》还收入了属于“古典管理理论”家德国的韦伯(一八六四——一九二○)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美国厄威克(一八八九——)的《管理备要》等著作。他们在管理的组织原则和管理职能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厄威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八项原则：目标原则，相符原则(权力和组织必须相符)，职责原则，组织阶层原则，控制广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对职务要有明确的规定)。在厄威克同古利克合编的著作中，将古典管理学派的有关管理职能理论系统化，并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古利克的管理七职能论，基本上概括了古典管理学派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及其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古典管理学派的理论总结。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始产生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理论，是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而产生的一种学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经济、社会危机，把西方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引进企业管理的研究领域，企图用调节人际关系、改善劳动条件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收入本丛书的这类著作有梅奥(一八八○——一九四九)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美国罗特利斯伯格(一八九八——一九七四)的《管理与士气》。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是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进行了有名的霍桑工厂试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奠定了他们行为科学的基础。《丛书》还收入了行为学派后来的代表人物马斯洛(一九○八——一九七○)的《激励与个人》，他创造了“人类需要层次论”，以此说明人的行为的动机。还收入了麦格雷戈(一九○六——一九六四)的《企业的人事方面》，书中讲述了他的“X理论—Y理论”。麦格雷戈把传统的管理观点称做“X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主要是对工人进行管束和强制。他主张用诱导的办法，以鼓励职工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这一观点称为“Y理论”。他认为只有应用“Y理论”，才能在管理上取得成功。《丛书》还收入了后期行为学派美国利克特(一九○三——)的《管理的新模式》，他们都以不同的观点论述了企业在人际关系上如何进行管理和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
　　《丛书》着重收入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一些学派的著作。他们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一些学派。其产生和发展是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相联系的。如有社会系统学派巴纳德(一八八六——一九六一)的《经理的职能》。他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即由相互协作的各个组成的系统。还有决策理论学派西蒙(一九一六——)的《管理决策新科学》和西蒙、马奇合著的《组织》。他们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组成的系统。他们还对组织机构的建立同决策过程的联系等作了分析。西蒙由于在决策理论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一九七八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丛书》还收入了系统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卡斯特·罗森茨韦克合著的《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他们认为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系统管理理论的内容有助于自动化、控制论、管理情报系统、权变理论的发展。收入《丛书》的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作，有美国的德鲁克(一九○九——)的《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管理实践》和戴尔的代表作《伟大的组织者》。他们主张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加以概括和理论化。还有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伯法著《生产管理基础》与《现代生产管理》。他主张管理就是用数字模式与程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答案。此外，还收入了美国孔茨和奥唐奈·韦里克合著的《管理学》，苏联科兹洛娃著《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理论》，波波夫著《管理理论问题》，日本藻利重隆著《经营学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