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而且是国学大师、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先生在清华大学上课，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顿一下，等大家安静下来，又慢悠悠地补上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前一句表示谦虚，后一句带着自信，欲扬先抑，颇见性格。
　　课堂授课的“梁氏开头法”声名远播，它充分展示出以自谦为基础的自信，以自信为落脚点的自谦。自谦与自信相辅相成;不仅形式上独具特色，而且逻辑上无懈可击。试想，学问浩如烟海，不管是谁，无论怎样博学，又怎能够说自己学问够了？所以，即使是博学如梁启超也要承认“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而，如果你仅仅是“没什么学问”，你又来教什么书呢？这可是堂堂的清华园啊！所以，后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至关重要。事实上，梁启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著作等身，完全担得起“还是有些学问的”这个评价与称谓的。简短一个开场白，道出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第一，你要刻苦认真学习，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学问;第二，有一点知识、学问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学海无涯，你所掌握的知识、学问非常有限，所以，要时时自警、自谦。
　　第二位梁先生，即梁漱溟不仅学问深厚，而且积极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是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资深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接受全国政协秘书汪东林同志的访谈时，梁漱溟讲述了他早年开始社会实践活动的起因：“1916年夏天，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张耀曾先生下野，我本是他的机要秘书，亦去职南游，经苏州、杭州到湖南。时值在衡山的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率部溃走长沙，沿途军纪败坏，大肆抢掠。正巧我与溃兵同时进京，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我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撰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内战，让民众休养生息。”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一生以改造社会、贡献国家为使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意即我辈（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不出来干预和制止社会乱象，社会何以得和平？民众何能得安生？梁漱溟这等自信，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后来，梁漱溟创建“乡村建设”理论，并选择山东邹平积极推进建设实践。全面抗战開始后，他赴香港办报宣传抗战。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进攻香港，在日本飞机投弹轰炸香港时，大家都躲进防空洞避免被炸，只有梁漱溟照常在办公室办公，不躲不避。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上天赋予我改造国家的责任，如今事业未成，上天不会让我就这样被炸死的。”这极致的自信，其实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浩然正气。
　　陈垣是大师级学者、教育家，特别是在宗教史方面，堪称首屈一指。陈垣家中有3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他与同事、好友开玩笑时说：“唐三藏（即唐僧）不稀奇，我有四藏。”为了查证历史年月，陈垣花200银元从日本购得一部《三正综览》的副本，以此为基础，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编排演算和验证。对于其中的清朝部分，陈垣借助清朝的皇历逐年逐月逐日校对，成为万无一失的珍本。遇到别的著作有与此不同的说法，陈垣说：“这个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以我的说法为确。人不能什么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
　　陈垣所谓“有把握的自负”，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扎实研究功底上的自信。“有把握的自负”，重点是“有把握”，而不是自负。怎样才能做到有把握呢？陈垣做学问非常严谨，强调史学研究者在搜集和使用史料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是要使用第一手材料，二是对材料的搜集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即要努力把已经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搜罗殆尽，然后通读全部材料，细心深入研究，才可做到心中有数。
　　所以，谦虚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建立在“有把握”基础上的“自负”，亦是一种自信的表达。这样的自信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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