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印军越界进入中国领土”事件频频登上全球媒体头条。但实际上，印军越界进入的中国洞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亚东县，西与印度锡金邦相邻，南与不丹王国相接。1890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了中国西藏地方和锡金之间的边界。根据该条约规定，洞朗地区位于边界线中国一侧，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目前，洞朗地区与锡金之间的边界是中印边界锡金段的一部分；此次印度边防部队越界的地点与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接点问题没有关系。而且，中不边界问题是中、不两国的事情，与印度无关。印度作为第三方，无权介入并阻挠中不边界谈判进程，更无权为不丹主张领土。
　　这就引发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印度为何会在此次事件中自称代表不丹王国的利益？

　　原来，名义上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不丹曾长期是印度的“被保护国”，根据一系列的条约和协议，不丹的外交政策要接受新德里的所谓指导。尽管中不双方在陆上接壤，但中国和不丹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印度的干扰。
　　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接受新德里指导”的不丹也没有和其他很多重要的大国建交，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这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特殊关系”

　　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小国不丹一直以来充满了神秘色彩，直到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对其入侵，掀开了它成为大国博弈棋子的历史。1772年，在印度立足后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染指不丹，使其成为英国保护地；18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强迫不丹签订《辛楚拉条约》，割让不丹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半世纪后，英不之间再次签订了《普那卡条约》，规定不丹在对外事务上受英国指导。
　　一般认为，《普那卡条约》是当今印度-不丹特殊关系的最早源头。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通过1949年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从英国那里继承了“指导、保护”不丹的特殊权利。这意味着印度不仅可以作为不丹的所谓保护国干涉不丹外交，也在不丹国内有驻军——在中国和不丹的边境上，常年驻守的除了不丹军队以外，还有印方的指挥官。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曾刊文称，现今印军在不丹领土上有着相当数量的驻军。印度东部陆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本身就承担着所谓“保护”不丹的任务。由一名少将负责的印度军事训练大队在不丹安全部队训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1958年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中曾经说过：“任何对不丹的进攻，都被自动视为对印度的进攻”，两国之间的“大哥带小弟”的特殊纽带可见一斑。

　　《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不仅从军事和外交意义上让不丹附庸于印度，也让不丹在经济上成为印度的附属国。《印度斯坦时报》称，印度现在是不丹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丹有79%的进口货物来自印度，而出口产品的90%也流向印度。
　　除此以外，不丹货币与印度卢比挂钩，石油消费全部来自印度，生产的近九成水电由印度控制，而水电出口收入占不丹财政预算的30%。从水电站、公路到学校和医院，今日不丹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印度资本的色彩。
　　事实上，即使是印度公民，也在不丹境内享受有其他外国人无法享受的特权。比如，近年兴起的不丹旅游业，规定外国人入境时必须参加由不丹政府认证的特别旅游团，还需要每天消费200美元以上；然而对印度游客来说，前往不丹并不会这么麻烦，他们可以以散客身份免签入境不丹——如今被不丹豁免签证的国家只有三个，除了印度以外还有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由于印度对不丹的外交和军事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两国边境也基本不设防。

不丹的反抗

　　名义上是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的独立主权国家，实际上却在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诸多方面处处受制于新德里，这就是小国不丹所要面临的现实困境。不丹一代又一代领导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迂回方式，试图减少印度方面的操控，逐步实现国家的自力更生。
　　1949年条约之后，不丹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无法直接和除了印度以外的国家展开经济交流。直到1960年，印度政府才允许不丹和一家瑞典企业合建造纸厂，并邀请法国专家到不丹展开医疗服务。
　　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不丹对印度军队利用不丹领土展开军事行动大为不满，并表示1949年的条约“不是防卫条约”。《第一印度》网站作者沙布汉·格拉什认为，这是不丹领导层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印度驻军的不满。
　　在此之后，不丹寻求自主权的步伐加快：1969年不丹首次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扎努姆，并规定扎努姆与印度卢比以1：1的方式互换通兑；次年，不丹自己的外交部宣告成立；又一年后，不丹正式成为了联合国会员国。
　　1978年，不丹驻新德里的使节团宣布更名为不丹皇家大使馆，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两国的政治事件。很多印度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不丹渴望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并将其视为对1949年条约的某种意义上的“背叛”。1979年9月，不丹时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又表示，印度提供给不丹的外交指导意见“不再具有强制性”。
　　不丹能够减少对印度的依赖得益于其逐渐打开的外交通道——该国不仅仅与邻近的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将大使馆开到了比利时和科威特等国。此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非政府机构也给予了不丹财政上的援助，讓它能够减少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依赖。 　　到2007年，不丹终于迎来和印度重新修订1949年条约的契机。新的印度-不丹友好合作条约剔除了“不丹必须接受印度在外交层面指导”的条款，赋予了不丹更多的独立自主权，此外还首次允许不丹独自从第三方国家进口武器。
　　不难看出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丹在走向真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路上进步不少，但在《连线》杂志印度分社的P·斯塔布丹看来，在可见的未来，不丹并不敢完全将印度的影响力驱逐出境，“印度更不会允许不丹这么做”。
　　斯塔布丹举例称，与境况相同的尼泊尔相比，不丹从来没有在新德里面前打過所谓的“中国牌”，对于印度在不丹境内攫取水电资源的做法，不丹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声，反而还帮助印度打击不丹境内的印度反政府武装。
　　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也深知不丹的战略重要性。2014年当选总理后他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不丹。莫迪承诺继续加大对不丹的经济援助，尤其是在IT领域。印度媒体当时评论称，“莫迪专程到不丹，就是为了确保不丹不倒向中国”。

“幸福国家”的不幸

　　当今的不丹常常被视为世外桃源般的美好象征。这个深居高山峡谷间的小国面积和瑞士相仿，因为高端旅游业的引入逐渐成为了工业化地区居民心中“人生必须到访的圣洁目的地”。
　　这样独特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任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2年创造的所谓“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这个概念倡导政府领导人和公民都不要单一地关注经济衡量指标GDP，而是要更关心国民内心的幸福感。不丹政府还将GNH指标细化成了心理幸福、生态、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使用、社区活力及良好的管理状态这九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相应的指数标准。

　　一方面，GNH的引入让许多工业化国家开始反思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比如环境污染、心理疾病等；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项指标太过主观，是政客为推卸经济发展不力的责任而创造出来的“噱头”。
　　以不丹的例子来看，GNH的讽刺意义更是有些明显：作为全球最后一个通电视和网络的国家，该国国民曾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无法与外界做比较，因此会产生“盲目的幸福感”。更甚者，在联合国的《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中，不丹长期在列，其极度落后的经济面貌和基础设施很难让人信服其“幸福国家”的说辞，这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幸福指数有着天壤之别。
　　从长期来看，不丹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严重依赖也很难让不丹人“幸福”起来。印度学者比哈·比斯特发表于2012年的一份研究指出，不丹约有60%的政府开支都用来从印度进口货物，其国内企业在印度资本和产品面前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比斯特估计，约有90%到95%的印度对不丹援助，在实际上都以某种形式还了回去。另外，因为货币长期与印度卢比挂钩，不丹政府在汇率控制上也非常无力。
　　比斯特指出，由于不丹国内没有像样的工业门类，大量的产品都需要进口，这也导致不丹政府对外（主要是对印度）负债累累。在2011年度，不丹的政府负债率竟然占到了其GDP的八成。
　　2007年修约之后，印度控制不丹的法理依据已经消失。因此，从经济上来制衡这个弱小的国家是新的途径。《外交学者》曾报道称，2013年不丹大选前夕，印度通过停止对不丹提供家用燃气和柴油补贴等手段使不丹国内燃料价格翻倍，让寻求连任且有意与中国建交的首相吉格梅-廷莱在选举中落败。
　　如今，印度以不丹为借口侵入中国领土，不仅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是对不丹主权和独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