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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八十年前的行走,它以摄影为记录手段,以双脚、驴车、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为旅行工具,足迹遍及祖国的中东部、西北部和南部,摄录了一个陷于困厄中的国家最质朴的多面景象。它将苦难的中国亲切地称为“她”(she),或许是第一次,旅行有了追寻民族国家认同的寻根意味。在发现中国的整个旅程中,从猎奇到体认、从体认到反思,从自我东方主义化的角度到民族本位主义的视野,一个国家的宏大轮廓就这样在四个人的壮游中清晰起来。这四个人分别是:梁得所(领队、时任《良友》画报主编)、张沅恒、欧阳璞和司徒荣。
梁得所(1905-1938),一位矮小瘦削、其貌不扬的广东人,曾因主编《良友》《大众》和《时代》画报名著一时,他是中国新型画报地位的奠基者。在时代的波荡中,他的命运流转挫折终至于因种种不堪而病逝,死时年仅33岁。这短促的一生,实在如渺茫的刹那,其间闪烁的光彩,八十年后再回眸,也让人生起无限的感慨。无论是作为一个生于世间的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位盖棺论定式的出版家、编辑家,或者文学家,他的一生,足称壮观的事迹,就是1932年那一次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全国摄影采风活动。
壮游从此始——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迅速将多灾多难的中国从军阀混战的泥潭推入了更为苦难的中日战争的深渊。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长江三角洲迅速沦为战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租界之外,尽遭战火蹂躏。第一次淞沪抗战使南京国民政府受到很大震动,在匆匆将党政机关迁往河南洛阳,并以之为行都的同时,开始出现将长安(今西安)定为陪都,改名西京的动议。来自南京的这些举动,意在引起国人在痛失东北之后对西北建设的关注。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边疆建设法案》,决议设立西北拓殖委员会。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边疆开发保持着持续性的关注和热情。
其时,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国家最真实境况的渴望,最终化作了付诸行动的百科全书式的旅行,这成为在美学认知上、知识谱系上构造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工作,近代以来,却由无数来自欧美日本的探险家把持,他们所进行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探险之旅鲜有中国人尝试。一直到民国初年,在面对庞大的清帝国遗产时,中国人经历了从反清复明式的换代革命到民族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人也逐渐明白,中国的自强之路首先需要以对自己国家的清晰认识为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私营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发起了一次在中国现代传媒史上颇可称道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全国采风活动。
对于此次活动,梁得所说:“伟大广阔的中华,许多山川风土人事物象,等待我们去采摄搜罗,刊布以传世。本报一向负着这种使命,历年承各地投稿者和特约通信员供给照片,对阅者贡献不少。我们尤以为未足,迟早要作特殊的经营,从事更有系统的搜集。一则为本报(即《良友》画报)开辟新鲜的稿源,使内容趋于丰实;二则分类整理,编刊大规模之图书;三则选择精彩供给各国画报,把中国固有文化和进步状况,向国际表扬。这些点便是我们基本的使命。” 良友公司当初策划这次活动,是将经营考虑与出版规划统合在一处的。而对于梁得所个人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事工”。
良友公司还凭借已经建立的良好社会声誉,为这次活动争取了官方与知识界的支持,其中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交通兼内政部长黄绍雄、次长甘乃光,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前铁道部部长叶恭绰等。他们还为活动题词:曾仲鸣题“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勇猛向前”;黄绍雄题“知河山之歧异而后能定政轨之趋正”;甘乃光题“使美丽山河印象映入全国人民脑际足以增加及坚强其爱国心”。蔡元培还撰写赠文发表在《良友》画报:“良友公司,自创刊良友杂志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仰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游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醇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左证。其目的之远大,实堪称赞。”也就可见时人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和支持了。
1932年9月15日,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广告词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宣告“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这天早上八点半,梁得所一行四人带着大小摄影机六架、影片及旅行用品共十四箱的行李,与前来送行的良友公司其他同事齐集在上海北火车站。这座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严重损毁的火车站连接着沪宁铁路,摄影团将乘坐京沪特别快车前往这次活动的首站——民国首都南京。
站台上人头攒动,良友公司两位经理伍联德与余汉生亲自前来欢送,并嘱咐梁得所一行到内地要见机行事,不要过分冒险。送行的人群中,有两位社会闻人:一位是画家摄影家胡伯翔,他最后为摄影团交代了一些镜头的话;另一位则是叶恭绰,他甚至与摄影团同行到苏州,在列车上对行程路线做最后的订正。临行前,良友公司同仁为旅行团打出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字——“前程万里”。
就这样,一次即使对良友公司而言也是划时代的全国摄影采风活动开始了。摄影团从上海出发,逶迤着向西再向北,沿着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途径南京、曲阜、济南、青岛、威海、天津、山海关、北平,而后,摄影团向西进发,越过燕山山脉,途径张家口、大同,抵达黄河河套地区,而后沿着黄河逆流而上,抵达宁夏甘肃境内采摄民族地区风情,继而折返陕西河南,接着南下,经湖北湖南,来到福建、广东、香港和广西,最后由海路返回上海。这一壮观的行程,实在是良友公司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行动,它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全景再现了中国各地最为真实的民风民俗和文化自然景观,使良友摆脱了初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形成了良友自身的国家叙事传统。
9月15日,这一天,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日本军国政府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时人访问——中国实在无奇不有
当天下午五时,梁得所一行行抵南京,“斜阳照着一阵微雨,天空出现彩虹”,可是他的心情并不清爽,作为一位介入公共舆论的画报主编和富有文采的知识分子,面对家国的困境,与当时所有忧国忧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凄怆之感挥之不去。接站的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代表黄英,这位政府公职人员也热衷摄影,多有作品在《良友》画报刊登。 在中央饭店安顿之后,梁得所一行驱车来到中山陵园,拜访原孙中山卫士马湘先生。马先生在广州观音山之变中奋不顾身救孙中山先生脱险,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马湘成为中山陵园主任,担任守卫陵园的工作。马先生以两桌酒席招待梁得所一行,坐中还有一位留着林森式胡须的王先生,他曾经是南洋三合会领袖,后来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位王先生即席吟诵了《总理龙舟歌》《洛阳即景诗》两首。他回忆去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他和陈果夫同游龙门石窟,陈果夫先吟两句:“满山都是佛,可惜佛无头。”王先生续道:“不知谁人杀,何处去报仇。”听得席中嘉宾格格笑了一阵。
“夜已央,明月终于冲出了云围”,梁得所想到了这中秋佳节,本来就是从前扶明灭清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纪念日,月饼乃是革命党人藏信通消息的纪念品,而1932年的中秋节又极不平凡,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紫金山上的明月,在乌云中暗淡无光”。
在南京期间,摄影团一行还访问了画家梁鼎铭在灵谷寺附近的画室。梁鼎铭二十年代曾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绘制月份牌,1926年受聘于黄埔军校,进行革命美术创作,1931年开始受委托创作大型油画《惠州战迹图》。摄影团一行访问时,梁鼎铭正在进行《惠州战迹图》的创作。梁得所有幸一睹梁鼎铭尚在创作中的作品,画面以写实主义的风格描画革命军攻打惠州城的激战情形,梁得所认为这幅画找不着中心的意境,“皆因作者受局部写实的束缚”。但是,梁得所还是认为这种写实主义风格的通俗倾向是好的,他有着古典主义的偏好,不忘揶揄现代派艺术一番,说通俗的文艺作品未必低过“天上掉下一个头,头上站着一只牛”式的未来派新诗。
离开南京,摄影团一行渡过长江,在浦口火车站沿津浦线一路北上,来到圣人的故乡山东曲阜。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梁得所看来,他对曲阜的印象是倾向于负面的。他以实录的笔法毫不客气地记录了摄影团一行访问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情形。这位只有十三岁的孩子有着过分的沉闷和老成,“微有倦容的脸部,颜色和身穿的淡青长衫有点相近”,似乎唯有如此才是圣人的模样。对于梁得所的提问,孔德成并不直接作答,而是由一位中年的族人代答。死板而做作的规矩不可能赢得梁得所的好感,拜访的谈话属于礼节性的问候,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1932年10月10日,畅游山东半岛之后,摄影团一行来到了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已经是伪满洲国与内地的边界,在此处可以时时感受到中日冲突的危机。面对像“小孩捉迷藏似的”零星冲突,山海关警备司令部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向摄影团表达了对抗日形势的意见。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险要关口,何柱国面临的是防御方面的捉襟见肘。由于前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除非宣战,外国军队有驻扎在关内的权利,导致中国守军疲于应付,“古今历史无此例,中国实在无奇不有”。梁得所专门提及张学良的政治主张,那时举国上下都认定张的不抵抗造成痛失东北的不可挽回的过错,何柱国说:“本来就是国仇家仇,张氏才与中央联合,也就因此促成沈阳事变,谁也没有不着急的;只是责任实在太重了。像我这样,在这里一年多了,不战不和的僵局,实在闷不过。”临别时,何柱国为摄影团题词——“长城何恃”,令梁得所发出感慨:“旧的城颓废了,新的砖石还是散着不能集拢,这便是目前中国的悲哀。”
在北平,摄影团首先访问了胡适。一见面,胡适首先招呼道:“请坐,请坐,东西乱得很。”接下来的话题主要围绕摄影,胡适喜欢摄影,曾将自己的摄影作品贴成一册《偶然的印象》,而梁得所正有约稿之请。胡适从抽屉中拿出一张胡适在自家院中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上的石栏杆说,这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胡适还为摄影团题词:“壮游从此始”。
吴佩孚,在梁得所看来是一位“失败之后而还能够获得国人相当敬仰”的老将军,“皆因他保持一种书生的固执气概,即如不倚外人庇护,宁入深山不出洋;其次如发妻之外无侍妾,生活早起”。其实,这位失势的英雄,晚年虽表面沉浸在佛学和花花草草之中,但是冀图东山再起,他创办所谓“救世新教会”,试图笼络北洋派系,在动荡的政局中渔利。此时的摄影团的记者们显然不会知道吴佩孚的用意,梁得所尊称其为“大帅”,而他们的交谈,皆因国势而起。在吴佩孚看来,如今的困局,究竟在于我们既得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的基本都丢掉了,长此以往,“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梁得所似乎对吴佩孚研究佛经感兴趣,他问道:“听说大帅今年研究佛经,请问改良人心的见解是否由此出发?”吴佩孚回答说:“我是主张以直报怨的,比如有人骂我,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有机会见面时,我得表白表白。”梁得所请吴佩孚留影题字,吴佩孚题诗一首:“国家元气要栽培,满目疮痍实可哀;换得天心人意转,慈悲渡世有如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残民以逞不胜诛!秦皇汉室早无道,旋转乾坤是丈夫。政局原来是舞台,这般过去那般来!来来去去无休息,日蹙生机不暇哀”。这诗已将吴佩孚的心境表露无遗,梁得所不由得感叹说:“吴佩孚至今还是吴佩孚。”
梁得所与张学良在北平的会面,使他们日后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其时担任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住在北平的顺承王府。当得知摄影团此前前往河北定县采访平民教育实验时,张学良说,他们工作很努力。梁得所并未冒然提问敏感问题,而是与张学良聊起了画报这个轻松的话题。张学良的个人风度显然令梁得所钦佩,他记述说:“我在看他身上素称入时的装束。虽然晚礼服领结上垂着两匹张作霖式的胡子,可是他写字时,右脚站着而左脚踏在椅子上,终于露出Prince of Wales式的Sprotsman的态度。”通过张学良,梁得所得知抗日敢死队当日炸沈阳日军军营,“不知又牺牲了几个人的性命”,而他还要马上接见敢死队来北平的代表。虽然没有提及抗日与否的问题,梁得所还是希望张氏终有解答谜题的一日。
离开北平,摄影团一行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访问“基督将军”冯玉祥。冯玉祥在图书馆接见了梁得所,刚一见面时,梁得所感到冯玉祥像是从巨人国里来的人物,进门时,门口几乎被他的身体塞满了。冯玉祥言谈极为爽直,他先是推荐了他近日所读的书——《科学宇宙观》《资本论》《新政治学》《唯物史观》和《圣经》,而后谈到了如何纾解民困改善民生的问题,他说唯有两个字“生产”,“譬如教平民卫生吃苹果先洗干净,先要他们有苹果吃然后讲卫生”,这颇与“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古训相通。梁得所谈到这次摄影团一行的目的就在于访摄生活实况,如果在杂志发表,还要注意宣传的效果,要给国人看一点未来的希望。对此,冯玉祥并不认同,他所:“希望总要有,穷苦毕竟是真相。老百姓做牛做马,我们的大官造几十万元的洋楼。”说到这里,冯玉祥自我解嘲地说:“我说话又要得罪人了。”上海也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可是平民主义的冯玉祥显然对上海没有好的印象,这是乡土意识和城市现代性的价值冲撞,他说:“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鸽子笼,藏着醉生梦死的人。除了一部分执笔者尚能革命之外,其余都是行尸走肉!”继而,冯玉祥感叹道中国圆转的人太多,率直的人太少,一次南京的会议上,谭延闿提议说中委月薪八百不够,建议增加,而冯玉祥当场反对,并说猪受主人豢养,有肉有皮还主人,“我们白受人民豢养,对猪亦有惭愧”。
国情采摄——批评中国不能轻易讲话
与在上海的观感不同,一进入广袤的中国内地,梁得所立刻感到中国是个“奥妙的国”,他也不免发通议论,“据我所知,有人以马粪煎汤补虚弱,理由是畜生当中只有马是跑着排泄的,粪里含有充分的气力”,因此,在中国自有自足的规则之下,“批评中国不能轻易讲话,因为中国另有世界”。话中虽有些揶揄的味道,无论如何,这毕竟是认识国情的开始。在此之前,以《良友》画报为代表,奉着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西式的文明与老旧的中国对立起来,分出开化与野蛮的区隔,但是所谓开化和野蛮、文明和进步,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势,绝非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总领概括。梁得所碰到了认识中国的困难,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代代中国人遇到的共同问题呢。
在一张行进在曲阜乡间道路上的照片中,梁得所坐在一架骡车上,他充分体味到了乡村之难,而这种难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而且也在驾车的骡子身上,“可怜那匹瘦骡拉得更辛苦。尤其是到泗水桥头,力竭不能上,骡夫狠命地骂它打它。它拼命拉上桥面,骡夫还不停打骂”。这骡子的命运,它所身负的重担,不就是老中国的写照吗?显然,梁得所深味到了其中的痛楚和艰难,但是他初步的自省却并没有使他从骡车上下来。山东行旅之艰,令梁得所的曲阜访问感受了异样的味道——那勉强撑门面的圣人家族弥漫的陈腐气息。
逗留北平期间,梁得所在下榻的北平青年会董事室接受了《北洋画报》的采访,梁得所说摄影团按计划将拍摄一万乃至两万五千张照片,“注重各地之名胜古迹、山川、城镇、现代建设、工业物产、社会政治、风土人情六项。其旅行路程,离北平后拟赴热河、库伦,经平绥路,赴宁夏,由宁夏沿水道入川,由川赴汉,再由汉赴河南山陕诸省。黄河流域工作完毕,再赴长江沿岸,两广及云贵各地。”(《记抵平之良友全国摄影团》)事实上,摄影团并未按原计划前往四川,在西北的路线做了大幅的调整。在谈到必要的安全防卫时,梁得所说听了名摄影师王小亭的建议,“不携武器损失不过财物,有武器则生命或且将有问题”。梁得所还说,这次旅行之后良友公司将会出版全国风土志。
在塞外,从张家口、大同到黄河河套地区,摄影团看到了殖民势力对人迹罕至的中国荒芜内地的蚕食,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屯垦和开发大西北。摄影团回到上海后,梁得所受邀在上海无线电台发表演讲,其中他很直观地肯定荒芜的大西北其实也是“无尽的富源”,他好像有了巨大的发现似的:“中国并非真穷,不过偶然拿着仓库的钥匙而挨饿罢了。”这与当时舆论所呼吁的“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不谋而合。
在河套平原,梁得所首先感到的是物价的低廉:小米一百斤洋三角,白米每元四十斤,猪肉每元十五斤,牛肉十二斤,奶酪二斤,鲤鱼每元二十斤,雉鸡每只一角,羊毛每百斤十五元,白煤每元一百五十斤,而一种廉价的商品便是鸦片烟膏,每元可以买二两。贱如泥沙的物价水平与上海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由于运输不灵,运费高昂,物产难以互通。因此,梁得所得出结论:“人民生计是很复杂的问题。”如若没有亲身体验中国内地的生活,梁得所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摄影团在西北所见便是外国天主教势力对当地的开发,行走在西北的土地上,他们沿途看见许多天主教堂,那些“就是屯垦的机关”。随着晚清政府签订传教条约,西北成为教会入侵的目的地,并且在那里占了不少的土地。“他们势力所到,随处筑起土堡,凡奉教的都受保护,并获衣食给养,替教堂耕作”,于是,教会形同地主,农民便成为佃户。在摄影团的眼中,各自为政的土堡,其中的房宇园林,“有着世外桃源的景象”。虽然冯玉祥主政西北期间曾经进行取缔并收回地权,但是由于外国势力改为用钱买地,黄河沿岸较为肥沃的土地又渐渐进入外国人的手里。而且,取缔的善后工作也没有做好,“冯氏败去后,那些屯垦的人口,强者流为土匪,弱者尽遭劫掠,一切经营,结果归于失败”。为此,梁得所提出三项解决的办法:用兵做先锋;办法公私兼顾;从小规模做起。
在西北的沙漠中,梁得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坚冰初结的黄河边,
我们下车步行沙漠上。
困旅的畏途偶作游览区,
荒凉何必再加叹荒凉;
且将足迹留下几步罢,
虽然是暂时的印象。
荒漠激起了梁得所的诗情,但这不是豪迈的边塞诗,诗文也缺乏文采,时代毕竟已经没有了盛唐昂扬精神气质的赋予。
在阿拉善,摄影团感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民族风情,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名叫定远营(俗称)王爷府的地方,往返共享了七天时间。第三天,摄影团抵达定远营,“城外许多大店家,是汉人开此收买山货的。我们进一间去歇息,店伴打量好一会。其实我们的衣履并无奇特,不过东南诸省脸色容貌总觉不同罢。他们听见我们说广东话,更觉稀奇说:‘这几个是不是汉人呢?’原来西北人种非常复杂,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还有什么生番熟番,都杂处境内。”对于民族地区的风俗、语言和分布的认知,是摄影团访摄的重点。在梁得所的眼里,定远营城中的士兵,不过还是前清的遗类,头上留着辫子,前后的补子上写着“亲兵”二字,这些人完全生活在上海的摩登生活之外,也就是说生活在“现代性”之外。
“世界是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这句艾略特的诗是梁得所在塞外旅途劳倦中的感受,而他进一步所想象的,更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旅行图景,他听着驼铃的叮当声,竟觉得那是非洲土人猎兽时所敲的乐器。这显示了摄影团深入了解中国内地的姿态,那是一种仍旧摆脱不了地域偏见的“他者”视角的姿态,那也是一次深入异域的新异却又乏味的旅程。
摄影团并没有进一步进入西北,也没有留下反映西北民族生活的更进一步的摄影资料,事实上,摄影团只是在它的东部边缘略作试探便折返而去了。他们顺着关陇地区向东而行,来到了古都长安——陕西省省会。面对这座具有山河形胜的古老城市,梁得所很容易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完全不像在西北异境的隔膜,他吟咏道:“长安帝皇都,千古逐鹿人。失者当时无,得者今何有?!”延续的还是中国传统怀古诗路子。在长安,摄影团在当地国民党驻军的帮助下,进行了西安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拍。1933年1月4日,摄影团四人先后乘坐飞机腾空,飞行约半个小时,拍摄了不少照片。
1933年4月,摄影旅行经湖北湖南和广东一路南下,接着沿西江西上,进入广西。在柳州,摄影团进行了第二次航拍,梁得所拿着随身携带的小型快镜做空中摄影之用,从空中俯瞰柳州城,梁得所想到了一句俗话:“生在苏州,着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在梧州,摄影团参观了广西大学并访问了时任校长的马君武博士。这位广西大学的创始人和首次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教育家、实业家热情地带领摄影团观摄附设的硫酸厂和林场,并讨论了开办实业的问题,从中也感到国土沦丧对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失,马君武说:“热河有极丰美的煤层和煤油矿,因此日本急于占夺。我们没有用的地方,到人手里就有大用。”
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旅行时逾半年,游历中国数省之后,考虑到时间和任务的关系,摄影团结束了行程,原本继续访摄西南诸省的计划便未实现。梁得所在总结这次漫长的旅行时说:“我们生在现代,眼见社会百般待改,或者感着无从着手,或者有人对于改革必然发生的烦扰怀着忧虑和恐怖。这都不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感觉时代给予我们许多服务的机会,而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欢欢喜喜地吃饭,吃菜;着着实实地做事,做人。”
虽然旅行团的感受仅仅是从事象出发,他们对国家时局的反思还只是停留在粗浅的表面,他们所摄得的两万多张照片大多仍属于旅游性质的风光照片,甚至,从新闻采访的角度而言,旅行团的访问还有欠深入和力度,但是接了地气的行走所带来的则是《良友》画报风格和价值立场的演变。作为一本新式画报,《良友》开始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轻易地为中国多样性的文化贴上野蛮与文明、进步与落后的标签。1934年,良友公司出版了赢得盛誉的大型画册《中华景象》,以图像志的编辑方法全面展示了中国的文化风土,或许也正是这次在经济上有些得不偿失的行走和《中华景象》的出版,良友图书公司一步走上了自己历史上辉煌的顶点。
梁得所(1905-1938),一位矮小瘦削、其貌不扬的广东人,曾因主编《良友》《大众》和《时代》画报名著一时,他是中国新型画报地位的奠基者。在时代的波荡中,他的命运流转挫折终至于因种种不堪而病逝,死时年仅33岁。这短促的一生,实在如渺茫的刹那,其间闪烁的光彩,八十年后再回眸,也让人生起无限的感慨。无论是作为一个生于世间的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位盖棺论定式的出版家、编辑家,或者文学家,他的一生,足称壮观的事迹,就是1932年那一次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全国摄影采风活动。
壮游从此始——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迅速将多灾多难的中国从军阀混战的泥潭推入了更为苦难的中日战争的深渊。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长江三角洲迅速沦为战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租界之外,尽遭战火蹂躏。第一次淞沪抗战使南京国民政府受到很大震动,在匆匆将党政机关迁往河南洛阳,并以之为行都的同时,开始出现将长安(今西安)定为陪都,改名西京的动议。来自南京的这些举动,意在引起国人在痛失东北之后对西北建设的关注。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边疆建设法案》,决议设立西北拓殖委员会。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边疆开发保持着持续性的关注和热情。
其时,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国家最真实境况的渴望,最终化作了付诸行动的百科全书式的旅行,这成为在美学认知上、知识谱系上构造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工作,近代以来,却由无数来自欧美日本的探险家把持,他们所进行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探险之旅鲜有中国人尝试。一直到民国初年,在面对庞大的清帝国遗产时,中国人经历了从反清复明式的换代革命到民族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人也逐渐明白,中国的自强之路首先需要以对自己国家的清晰认识为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私营出版机构“良友图书公司”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发起了一次在中国现代传媒史上颇可称道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全国采风活动。
对于此次活动,梁得所说:“伟大广阔的中华,许多山川风土人事物象,等待我们去采摄搜罗,刊布以传世。本报一向负着这种使命,历年承各地投稿者和特约通信员供给照片,对阅者贡献不少。我们尤以为未足,迟早要作特殊的经营,从事更有系统的搜集。一则为本报(即《良友》画报)开辟新鲜的稿源,使内容趋于丰实;二则分类整理,编刊大规模之图书;三则选择精彩供给各国画报,把中国固有文化和进步状况,向国际表扬。这些点便是我们基本的使命。” 良友公司当初策划这次活动,是将经营考虑与出版规划统合在一处的。而对于梁得所个人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事工”。
良友公司还凭借已经建立的良好社会声誉,为这次活动争取了官方与知识界的支持,其中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交通兼内政部长黄绍雄、次长甘乃光,铁道部次长曾仲鸣,前铁道部部长叶恭绰等。他们还为活动题词:曾仲鸣题“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勇猛向前”;黄绍雄题“知河山之歧异而后能定政轨之趋正”;甘乃光题“使美丽山河印象映入全国人民脑际足以增加及坚强其爱国心”。蔡元培还撰写赠文发表在《良友》画报:“良友公司,自创刊良友杂志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仰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游全国,采取壮丽的山川,醇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左证。其目的之远大,实堪称赞。”也就可见时人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和支持了。
1932年9月15日,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广告词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宣告“中国文化事业之创举: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今日出发”。这天早上八点半,梁得所一行四人带着大小摄影机六架、影片及旅行用品共十四箱的行李,与前来送行的良友公司其他同事齐集在上海北火车站。这座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严重损毁的火车站连接着沪宁铁路,摄影团将乘坐京沪特别快车前往这次活动的首站——民国首都南京。
站台上人头攒动,良友公司两位经理伍联德与余汉生亲自前来欢送,并嘱咐梁得所一行到内地要见机行事,不要过分冒险。送行的人群中,有两位社会闻人:一位是画家摄影家胡伯翔,他最后为摄影团交代了一些镜头的话;另一位则是叶恭绰,他甚至与摄影团同行到苏州,在列车上对行程路线做最后的订正。临行前,良友公司同仁为旅行团打出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字——“前程万里”。
就这样,一次即使对良友公司而言也是划时代的全国摄影采风活动开始了。摄影团从上海出发,逶迤着向西再向北,沿着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途径南京、曲阜、济南、青岛、威海、天津、山海关、北平,而后,摄影团向西进发,越过燕山山脉,途径张家口、大同,抵达黄河河套地区,而后沿着黄河逆流而上,抵达宁夏甘肃境内采摄民族地区风情,继而折返陕西河南,接着南下,经湖北湖南,来到福建、广东、香港和广西,最后由海路返回上海。这一壮观的行程,实在是良友公司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行动,它以百科全书的方式全景再现了中国各地最为真实的民风民俗和文化自然景观,使良友摆脱了初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形成了良友自身的国家叙事传统。
9月15日,这一天,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日本军国政府宣布承认伪满洲国。
时人访问——中国实在无奇不有
当天下午五时,梁得所一行行抵南京,“斜阳照着一阵微雨,天空出现彩虹”,可是他的心情并不清爽,作为一位介入公共舆论的画报主编和富有文采的知识分子,面对家国的困境,与当时所有忧国忧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凄怆之感挥之不去。接站的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代表黄英,这位政府公职人员也热衷摄影,多有作品在《良友》画报刊登。 在中央饭店安顿之后,梁得所一行驱车来到中山陵园,拜访原孙中山卫士马湘先生。马先生在广州观音山之变中奋不顾身救孙中山先生脱险,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马湘成为中山陵园主任,担任守卫陵园的工作。马先生以两桌酒席招待梁得所一行,坐中还有一位留着林森式胡须的王先生,他曾经是南洋三合会领袖,后来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位王先生即席吟诵了《总理龙舟歌》《洛阳即景诗》两首。他回忆去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他和陈果夫同游龙门石窟,陈果夫先吟两句:“满山都是佛,可惜佛无头。”王先生续道:“不知谁人杀,何处去报仇。”听得席中嘉宾格格笑了一阵。
“夜已央,明月终于冲出了云围”,梁得所想到了这中秋佳节,本来就是从前扶明灭清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纪念日,月饼乃是革命党人藏信通消息的纪念品,而1932年的中秋节又极不平凡,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紫金山上的明月,在乌云中暗淡无光”。
在南京期间,摄影团一行还访问了画家梁鼎铭在灵谷寺附近的画室。梁鼎铭二十年代曾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绘制月份牌,1926年受聘于黄埔军校,进行革命美术创作,1931年开始受委托创作大型油画《惠州战迹图》。摄影团一行访问时,梁鼎铭正在进行《惠州战迹图》的创作。梁得所有幸一睹梁鼎铭尚在创作中的作品,画面以写实主义的风格描画革命军攻打惠州城的激战情形,梁得所认为这幅画找不着中心的意境,“皆因作者受局部写实的束缚”。但是,梁得所还是认为这种写实主义风格的通俗倾向是好的,他有着古典主义的偏好,不忘揶揄现代派艺术一番,说通俗的文艺作品未必低过“天上掉下一个头,头上站着一只牛”式的未来派新诗。
离开南京,摄影团一行渡过长江,在浦口火车站沿津浦线一路北上,来到圣人的故乡山东曲阜。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梁得所看来,他对曲阜的印象是倾向于负面的。他以实录的笔法毫不客气地记录了摄影团一行访问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情形。这位只有十三岁的孩子有着过分的沉闷和老成,“微有倦容的脸部,颜色和身穿的淡青长衫有点相近”,似乎唯有如此才是圣人的模样。对于梁得所的提问,孔德成并不直接作答,而是由一位中年的族人代答。死板而做作的规矩不可能赢得梁得所的好感,拜访的谈话属于礼节性的问候,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1932年10月10日,畅游山东半岛之后,摄影团一行来到了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已经是伪满洲国与内地的边界,在此处可以时时感受到中日冲突的危机。面对像“小孩捉迷藏似的”零星冲突,山海关警备司令部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向摄影团表达了对抗日形势的意见。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险要关口,何柱国面临的是防御方面的捉襟见肘。由于前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除非宣战,外国军队有驻扎在关内的权利,导致中国守军疲于应付,“古今历史无此例,中国实在无奇不有”。梁得所专门提及张学良的政治主张,那时举国上下都认定张的不抵抗造成痛失东北的不可挽回的过错,何柱国说:“本来就是国仇家仇,张氏才与中央联合,也就因此促成沈阳事变,谁也没有不着急的;只是责任实在太重了。像我这样,在这里一年多了,不战不和的僵局,实在闷不过。”临别时,何柱国为摄影团题词——“长城何恃”,令梁得所发出感慨:“旧的城颓废了,新的砖石还是散着不能集拢,这便是目前中国的悲哀。”
在北平,摄影团首先访问了胡适。一见面,胡适首先招呼道:“请坐,请坐,东西乱得很。”接下来的话题主要围绕摄影,胡适喜欢摄影,曾将自己的摄影作品贴成一册《偶然的印象》,而梁得所正有约稿之请。胡适从抽屉中拿出一张胡适在自家院中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上的石栏杆说,这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胡适还为摄影团题词:“壮游从此始”。
吴佩孚,在梁得所看来是一位“失败之后而还能够获得国人相当敬仰”的老将军,“皆因他保持一种书生的固执气概,即如不倚外人庇护,宁入深山不出洋;其次如发妻之外无侍妾,生活早起”。其实,这位失势的英雄,晚年虽表面沉浸在佛学和花花草草之中,但是冀图东山再起,他创办所谓“救世新教会”,试图笼络北洋派系,在动荡的政局中渔利。此时的摄影团的记者们显然不会知道吴佩孚的用意,梁得所尊称其为“大帅”,而他们的交谈,皆因国势而起。在吴佩孚看来,如今的困局,究竟在于我们既得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的基本都丢掉了,长此以往,“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梁得所似乎对吴佩孚研究佛经感兴趣,他问道:“听说大帅今年研究佛经,请问改良人心的见解是否由此出发?”吴佩孚回答说:“我是主张以直报怨的,比如有人骂我,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有机会见面时,我得表白表白。”梁得所请吴佩孚留影题字,吴佩孚题诗一首:“国家元气要栽培,满目疮痍实可哀;换得天心人意转,慈悲渡世有如来。一将功成万骨枯,残民以逞不胜诛!秦皇汉室早无道,旋转乾坤是丈夫。政局原来是舞台,这般过去那般来!来来去去无休息,日蹙生机不暇哀”。这诗已将吴佩孚的心境表露无遗,梁得所不由得感叹说:“吴佩孚至今还是吴佩孚。”
梁得所与张学良在北平的会面,使他们日后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张学良其时担任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住在北平的顺承王府。当得知摄影团此前前往河北定县采访平民教育实验时,张学良说,他们工作很努力。梁得所并未冒然提问敏感问题,而是与张学良聊起了画报这个轻松的话题。张学良的个人风度显然令梁得所钦佩,他记述说:“我在看他身上素称入时的装束。虽然晚礼服领结上垂着两匹张作霖式的胡子,可是他写字时,右脚站着而左脚踏在椅子上,终于露出Prince of Wales式的Sprotsman的态度。”通过张学良,梁得所得知抗日敢死队当日炸沈阳日军军营,“不知又牺牲了几个人的性命”,而他还要马上接见敢死队来北平的代表。虽然没有提及抗日与否的问题,梁得所还是希望张氏终有解答谜题的一日。
离开北平,摄影团一行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访问“基督将军”冯玉祥。冯玉祥在图书馆接见了梁得所,刚一见面时,梁得所感到冯玉祥像是从巨人国里来的人物,进门时,门口几乎被他的身体塞满了。冯玉祥言谈极为爽直,他先是推荐了他近日所读的书——《科学宇宙观》《资本论》《新政治学》《唯物史观》和《圣经》,而后谈到了如何纾解民困改善民生的问题,他说唯有两个字“生产”,“譬如教平民卫生吃苹果先洗干净,先要他们有苹果吃然后讲卫生”,这颇与“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古训相通。梁得所谈到这次摄影团一行的目的就在于访摄生活实况,如果在杂志发表,还要注意宣传的效果,要给国人看一点未来的希望。对此,冯玉祥并不认同,他所:“希望总要有,穷苦毕竟是真相。老百姓做牛做马,我们的大官造几十万元的洋楼。”说到这里,冯玉祥自我解嘲地说:“我说话又要得罪人了。”上海也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可是平民主义的冯玉祥显然对上海没有好的印象,这是乡土意识和城市现代性的价值冲撞,他说:“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鸽子笼,藏着醉生梦死的人。除了一部分执笔者尚能革命之外,其余都是行尸走肉!”继而,冯玉祥感叹道中国圆转的人太多,率直的人太少,一次南京的会议上,谭延闿提议说中委月薪八百不够,建议增加,而冯玉祥当场反对,并说猪受主人豢养,有肉有皮还主人,“我们白受人民豢养,对猪亦有惭愧”。
国情采摄——批评中国不能轻易讲话
与在上海的观感不同,一进入广袤的中国内地,梁得所立刻感到中国是个“奥妙的国”,他也不免发通议论,“据我所知,有人以马粪煎汤补虚弱,理由是畜生当中只有马是跑着排泄的,粪里含有充分的气力”,因此,在中国自有自足的规则之下,“批评中国不能轻易讲话,因为中国另有世界”。话中虽有些揶揄的味道,无论如何,这毕竟是认识国情的开始。在此之前,以《良友》画报为代表,奉着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西式的文明与老旧的中国对立起来,分出开化与野蛮的区隔,但是所谓开化和野蛮、文明和进步,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势,绝非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总领概括。梁得所碰到了认识中国的困难,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代代中国人遇到的共同问题呢。
在一张行进在曲阜乡间道路上的照片中,梁得所坐在一架骡车上,他充分体味到了乡村之难,而这种难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而且也在驾车的骡子身上,“可怜那匹瘦骡拉得更辛苦。尤其是到泗水桥头,力竭不能上,骡夫狠命地骂它打它。它拼命拉上桥面,骡夫还不停打骂”。这骡子的命运,它所身负的重担,不就是老中国的写照吗?显然,梁得所深味到了其中的痛楚和艰难,但是他初步的自省却并没有使他从骡车上下来。山东行旅之艰,令梁得所的曲阜访问感受了异样的味道——那勉强撑门面的圣人家族弥漫的陈腐气息。
逗留北平期间,梁得所在下榻的北平青年会董事室接受了《北洋画报》的采访,梁得所说摄影团按计划将拍摄一万乃至两万五千张照片,“注重各地之名胜古迹、山川、城镇、现代建设、工业物产、社会政治、风土人情六项。其旅行路程,离北平后拟赴热河、库伦,经平绥路,赴宁夏,由宁夏沿水道入川,由川赴汉,再由汉赴河南山陕诸省。黄河流域工作完毕,再赴长江沿岸,两广及云贵各地。”(《记抵平之良友全国摄影团》)事实上,摄影团并未按原计划前往四川,在西北的路线做了大幅的调整。在谈到必要的安全防卫时,梁得所说听了名摄影师王小亭的建议,“不携武器损失不过财物,有武器则生命或且将有问题”。梁得所还说,这次旅行之后良友公司将会出版全国风土志。
在塞外,从张家口、大同到黄河河套地区,摄影团看到了殖民势力对人迹罕至的中国荒芜内地的蚕食,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屯垦和开发大西北。摄影团回到上海后,梁得所受邀在上海无线电台发表演讲,其中他很直观地肯定荒芜的大西北其实也是“无尽的富源”,他好像有了巨大的发现似的:“中国并非真穷,不过偶然拿着仓库的钥匙而挨饿罢了。”这与当时舆论所呼吁的“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不谋而合。
在河套平原,梁得所首先感到的是物价的低廉:小米一百斤洋三角,白米每元四十斤,猪肉每元十五斤,牛肉十二斤,奶酪二斤,鲤鱼每元二十斤,雉鸡每只一角,羊毛每百斤十五元,白煤每元一百五十斤,而一种廉价的商品便是鸦片烟膏,每元可以买二两。贱如泥沙的物价水平与上海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由于运输不灵,运费高昂,物产难以互通。因此,梁得所得出结论:“人民生计是很复杂的问题。”如若没有亲身体验中国内地的生活,梁得所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摄影团在西北所见便是外国天主教势力对当地的开发,行走在西北的土地上,他们沿途看见许多天主教堂,那些“就是屯垦的机关”。随着晚清政府签订传教条约,西北成为教会入侵的目的地,并且在那里占了不少的土地。“他们势力所到,随处筑起土堡,凡奉教的都受保护,并获衣食给养,替教堂耕作”,于是,教会形同地主,农民便成为佃户。在摄影团的眼中,各自为政的土堡,其中的房宇园林,“有着世外桃源的景象”。虽然冯玉祥主政西北期间曾经进行取缔并收回地权,但是由于外国势力改为用钱买地,黄河沿岸较为肥沃的土地又渐渐进入外国人的手里。而且,取缔的善后工作也没有做好,“冯氏败去后,那些屯垦的人口,强者流为土匪,弱者尽遭劫掠,一切经营,结果归于失败”。为此,梁得所提出三项解决的办法:用兵做先锋;办法公私兼顾;从小规模做起。
在西北的沙漠中,梁得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坚冰初结的黄河边,
我们下车步行沙漠上。
困旅的畏途偶作游览区,
荒凉何必再加叹荒凉;
且将足迹留下几步罢,
虽然是暂时的印象。
荒漠激起了梁得所的诗情,但这不是豪迈的边塞诗,诗文也缺乏文采,时代毕竟已经没有了盛唐昂扬精神气质的赋予。
在阿拉善,摄影团感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民族风情,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名叫定远营(俗称)王爷府的地方,往返共享了七天时间。第三天,摄影团抵达定远营,“城外许多大店家,是汉人开此收买山货的。我们进一间去歇息,店伴打量好一会。其实我们的衣履并无奇特,不过东南诸省脸色容貌总觉不同罢。他们听见我们说广东话,更觉稀奇说:‘这几个是不是汉人呢?’原来西北人种非常复杂,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还有什么生番熟番,都杂处境内。”对于民族地区的风俗、语言和分布的认知,是摄影团访摄的重点。在梁得所的眼里,定远营城中的士兵,不过还是前清的遗类,头上留着辫子,前后的补子上写着“亲兵”二字,这些人完全生活在上海的摩登生活之外,也就是说生活在“现代性”之外。
“世界是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单调”,这句艾略特的诗是梁得所在塞外旅途劳倦中的感受,而他进一步所想象的,更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旅行图景,他听着驼铃的叮当声,竟觉得那是非洲土人猎兽时所敲的乐器。这显示了摄影团深入了解中国内地的姿态,那是一种仍旧摆脱不了地域偏见的“他者”视角的姿态,那也是一次深入异域的新异却又乏味的旅程。
摄影团并没有进一步进入西北,也没有留下反映西北民族生活的更进一步的摄影资料,事实上,摄影团只是在它的东部边缘略作试探便折返而去了。他们顺着关陇地区向东而行,来到了古都长安——陕西省省会。面对这座具有山河形胜的古老城市,梁得所很容易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完全不像在西北异境的隔膜,他吟咏道:“长安帝皇都,千古逐鹿人。失者当时无,得者今何有?!”延续的还是中国传统怀古诗路子。在长安,摄影团在当地国民党驻军的帮助下,进行了西安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拍。1933年1月4日,摄影团四人先后乘坐飞机腾空,飞行约半个小时,拍摄了不少照片。
1933年4月,摄影旅行经湖北湖南和广东一路南下,接着沿西江西上,进入广西。在柳州,摄影团进行了第二次航拍,梁得所拿着随身携带的小型快镜做空中摄影之用,从空中俯瞰柳州城,梁得所想到了一句俗话:“生在苏州,着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在梧州,摄影团参观了广西大学并访问了时任校长的马君武博士。这位广西大学的创始人和首次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教育家、实业家热情地带领摄影团观摄附设的硫酸厂和林场,并讨论了开办实业的问题,从中也感到国土沦丧对国家带来的重大损失,马君武说:“热河有极丰美的煤层和煤油矿,因此日本急于占夺。我们没有用的地方,到人手里就有大用。”
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旅行时逾半年,游历中国数省之后,考虑到时间和任务的关系,摄影团结束了行程,原本继续访摄西南诸省的计划便未实现。梁得所在总结这次漫长的旅行时说:“我们生在现代,眼见社会百般待改,或者感着无从着手,或者有人对于改革必然发生的烦扰怀着忧虑和恐怖。这都不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感觉时代给予我们许多服务的机会,而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欢欢喜喜地吃饭,吃菜;着着实实地做事,做人。”
虽然旅行团的感受仅仅是从事象出发,他们对国家时局的反思还只是停留在粗浅的表面,他们所摄得的两万多张照片大多仍属于旅游性质的风光照片,甚至,从新闻采访的角度而言,旅行团的访问还有欠深入和力度,但是接了地气的行走所带来的则是《良友》画报风格和价值立场的演变。作为一本新式画报,《良友》开始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轻易地为中国多样性的文化贴上野蛮与文明、进步与落后的标签。1934年,良友公司出版了赢得盛誉的大型画册《中华景象》,以图像志的编辑方法全面展示了中国的文化风土,或许也正是这次在经济上有些得不偿失的行走和《中华景象》的出版,良友图书公司一步走上了自己历史上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