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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译者的任务》一文涉及翻译的本质、原著的可译性、原著与译文的关系、翻译的忠实与自由等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在翻译中,忠实具有相对性,只有从语用的角度看待翻译的忠实和译者的自由,才能实现翻译目的。
关键词: 翻译本质翻译目的忠实原则自由原则
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3)一文中,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从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的本质,在文中提出的诸多翻译观点是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本雅明对译者任务的解读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范畴,他认为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做的,正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1](陈德鸿、张南峰,2000)。
如果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作,那么翻译的目的何在?本雅明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提出“纯语言”的概念,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中通过再创作释放束缚在原作中的纯语言。由于“纯语言”隐藏在原作中,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把握,于是翻译便陷入不忠或不可译的窘境。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了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原作赖以存在的温床,脱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原作的生命便宣告终结。一部作品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流传,就要归功于翻译。“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语言的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许钧、韩少功,2003:203)。正是由于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在译文中得以“重新构建”,从而原作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全新的理解,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得以延续。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说:“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与生命的现象紧密关联而对生命没有意义一样,译文源自原文。与其说源自其生命,毋宁说源自其来世的生命……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3](陈永国,2005)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原文和译文地位的高低之争从来就没有定论。当一部译作获得了来世的生命,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达到的效果相同,那么这部译作便跟原作一样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部译作很成功,它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原文的他者?”[4](Marilyn Gaddis Rose,1997:5)翻译的论题通常在“忠实”观念的支配下展开,译者始终致力于寻找实现“忠实”的途径(如“神似”和“形似”、“异化”和“归化”),却对“忠实”和原文的“意义”这些概念本身鲜有质疑,导致译者的角色不停地变换,从最初对原文的“愚忠”到后来的“背叛”,再到后来寻求原文和译文地位的平衡(“形神兼似”),因而译文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在原文后来的生命里,其形式和意义都在不断转变。
二、翻译的目的和本质
1.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的语言里找出可以在原作内唤出回响的意向”。译者不但要从原文中找出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而且要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因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语言内在联系”,即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翻译,认为翻译是在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复制与创作活动。这与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如同招魂/通灵(translation as channeling),即借助中介(译者)实现生者(译入语读者)与死者(原作者)的对话。”[5](卢玉铃,2004:57)
但是,如果译者完全忽视译文的受众,即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则可能造成读者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便无法实现,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翻译目的的解读应该在上升到语意的层面,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之后,最后落实到语用的层面,充分考虑译作在译作读者中的可接受程度。弗米尔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6](诺德,2006:15)
2.翻译的本质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法的取向”[7](崔永禄,2001:3)。只有揭开翻译的本质,译者才能明确任务,进而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准确地译出原文。“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崭新的面貌,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8](罗贝尔·埃斯卡皮,1987:139)。本雅明也把译文看作是原作的“来世再生”,从而使译文享有和原作一样的地位。他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功能与特点,认为翻译“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2](陈永国,2005:65),因为以传播信息为目的的翻译会陷入迎合读者的误区,以致无法传递原文的本质内容,产生拙劣的译文。
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从对原文本的分析出发,终于文本的再造。阅读必须从作品本文开始,其目的既然是对作品进行诠释,自然要受到文本的制约。[9](艾柯,1997:27)由于存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原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两种不同语言的等值转换便难以实现。不仅如此,雅各布森所指出,尽管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但是,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如诗歌和双关语,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pect of Translation,1959)。
原文的可译性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0]。原文的不可译性是导致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二者矛盾的根源。
三、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原则
1.忠实原则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12](钱钟书)。正是由于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具有本质的差异,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语言风格的把握都可能出现偏差,译者忠实于原作的努力最终却会带来不忠的结果,忠实便成为翻译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
实现原文到译文的转化不是在译文中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在译文的语言里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因为“原文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某种客观性和实在性”[11](许钧,2002:25)。尽管不可能实现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但译者不应放弃忠实于原文的努力,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原作的形式,因为形式有时也表达意义,在诗歌翻译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2.自由原则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阐释、再创作,将原作转换成译文,都离不开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正如鲁宾逊所说:“译者永远不是,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翻译应当从人出发,特别是从译者的感受出发。”[13](谭载喜,2004:24)因此,即使是针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作出截然相反的阐释,由此产生不同的译文。
然而,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并不是以译者为中心,也不是否定忠实原则。译者只需改变以原文作者为中心、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做法,充分考虑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从而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
四、结语
尽管本雅明把译文看作原文来世的生命,打破了译文从属于原文的传统观念,从而让译文享有和原文平等的地位,但他从纯语言的角度阐释翻译的本质,并抽象地谈论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完全忽略译文读者的存在,否定了翻译的交际功能,这种观点在翻译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此外,由于纯语言难以把握,从纯语言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便让译者陷入窘境。在翻译实践中,再高明的译者也无法彻底解决不可译和忠实的矛盾,因此,本雅明所提出的理论只是翻译的理想境界。
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忠实只能是相对忠实,不存在绝对忠实。尽管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频繁陷入不可译的窘境,但可译性仍是翻译的本质。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译者只有充分考虑与原文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才能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坚持忠实原则,并努力促成二者的和谐统一,这是实现译者任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A].W.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许钧,韩少功,关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话[J].译林,2003,(03)
[3]陈永国,2005:4—5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Rose,Marilyn Gaddis.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Manchester:St.Jerome,1997.
[5]卢玉玲.翻译的幽灵——评道格拉斯·罗宾逊的《谁在翻译?——超越理性论译者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4,(2).
[6]崔永禄.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7]诺德著.张美芳,王克非主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8]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9]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Allen,Sture.Transl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110[C].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Ltdm,1999.
[11]许钧.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J].中国翻译,2002,(3).
[12]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97.
[1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 翻译本质翻译目的忠实原则自由原则
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3)一文中,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从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的本质,在文中提出的诸多翻译观点是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本雅明对译者任务的解读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范畴,他认为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做的,正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1](陈德鸿、张南峰,2000)。
如果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作,那么翻译的目的何在?本雅明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提出“纯语言”的概念,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中通过再创作释放束缚在原作中的纯语言。由于“纯语言”隐藏在原作中,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把握,于是翻译便陷入不忠或不可译的窘境。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了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原作赖以存在的温床,脱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原作的生命便宣告终结。一部作品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流传,就要归功于翻译。“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语言的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许钧、韩少功,2003:203)。正是由于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在译文中得以“重新构建”,从而原作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全新的理解,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得以延续。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说:“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与生命的现象紧密关联而对生命没有意义一样,译文源自原文。与其说源自其生命,毋宁说源自其来世的生命……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3](陈永国,2005)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原文和译文地位的高低之争从来就没有定论。当一部译作获得了来世的生命,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达到的效果相同,那么这部译作便跟原作一样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部译作很成功,它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原文的他者?”[4](Marilyn Gaddis Rose,1997:5)翻译的论题通常在“忠实”观念的支配下展开,译者始终致力于寻找实现“忠实”的途径(如“神似”和“形似”、“异化”和“归化”),却对“忠实”和原文的“意义”这些概念本身鲜有质疑,导致译者的角色不停地变换,从最初对原文的“愚忠”到后来的“背叛”,再到后来寻求原文和译文地位的平衡(“形神兼似”),因而译文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在原文后来的生命里,其形式和意义都在不断转变。
二、翻译的目的和本质
1.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的语言里找出可以在原作内唤出回响的意向”。译者不但要从原文中找出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而且要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因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语言内在联系”,即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翻译,认为翻译是在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复制与创作活动。这与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如同招魂/通灵(translation as channeling),即借助中介(译者)实现生者(译入语读者)与死者(原作者)的对话。”[5](卢玉铃,2004:57)
但是,如果译者完全忽视译文的受众,即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则可能造成读者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便无法实现,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翻译目的的解读应该在上升到语意的层面,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之后,最后落实到语用的层面,充分考虑译作在译作读者中的可接受程度。弗米尔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6](诺德,2006:15)
2.翻译的本质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法的取向”[7](崔永禄,2001:3)。只有揭开翻译的本质,译者才能明确任务,进而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准确地译出原文。“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崭新的面貌,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8](罗贝尔·埃斯卡皮,1987:139)。本雅明也把译文看作是原作的“来世再生”,从而使译文享有和原作一样的地位。他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功能与特点,认为翻译“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2](陈永国,2005:65),因为以传播信息为目的的翻译会陷入迎合读者的误区,以致无法传递原文的本质内容,产生拙劣的译文。
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从对原文本的分析出发,终于文本的再造。阅读必须从作品本文开始,其目的既然是对作品进行诠释,自然要受到文本的制约。[9](艾柯,1997:27)由于存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原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两种不同语言的等值转换便难以实现。不仅如此,雅各布森所指出,尽管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但是,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如诗歌和双关语,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pect of Translation,1959)。
原文的可译性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0]。原文的不可译性是导致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二者矛盾的根源。
三、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原则
1.忠实原则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12](钱钟书)。正是由于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具有本质的差异,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语言风格的把握都可能出现偏差,译者忠实于原作的努力最终却会带来不忠的结果,忠实便成为翻译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
实现原文到译文的转化不是在译文中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在译文的语言里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因为“原文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某种客观性和实在性”[11](许钧,2002:25)。尽管不可能实现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但译者不应放弃忠实于原文的努力,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原作的形式,因为形式有时也表达意义,在诗歌翻译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2.自由原则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阐释、再创作,将原作转换成译文,都离不开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正如鲁宾逊所说:“译者永远不是,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翻译应当从人出发,特别是从译者的感受出发。”[13](谭载喜,2004:24)因此,即使是针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作出截然相反的阐释,由此产生不同的译文。
然而,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并不是以译者为中心,也不是否定忠实原则。译者只需改变以原文作者为中心、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做法,充分考虑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从而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
四、结语
尽管本雅明把译文看作原文来世的生命,打破了译文从属于原文的传统观念,从而让译文享有和原文平等的地位,但他从纯语言的角度阐释翻译的本质,并抽象地谈论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完全忽略译文读者的存在,否定了翻译的交际功能,这种观点在翻译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此外,由于纯语言难以把握,从纯语言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便让译者陷入窘境。在翻译实践中,再高明的译者也无法彻底解决不可译和忠实的矛盾,因此,本雅明所提出的理论只是翻译的理想境界。
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忠实只能是相对忠实,不存在绝对忠实。尽管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频繁陷入不可译的窘境,但可译性仍是翻译的本质。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译者只有充分考虑与原文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才能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坚持忠实原则,并努力促成二者的和谐统一,这是实现译者任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A].W.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许钧,韩少功,关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话[J].译林,2003,(03)
[3]陈永国,2005:4—5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Rose,Marilyn Gaddis.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M].Manchester:St.Jerome,1997.
[5]卢玉玲.翻译的幽灵——评道格拉斯·罗宾逊的《谁在翻译?——超越理性论译者的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4,(2).
[6]崔永禄.翻译的斡旋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
[7]诺德著.张美芳,王克非主译.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8]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9]艾柯等著.柯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Allen,Sture.Transl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110[C].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Ltdm,1999.
[11]许钧.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J].中国翻译,2002,(3).
[12]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97.
[1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