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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开始，我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长江流域规划和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工作。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从1959年12月最初提出建设方案，到1988年12月全面建成，我一直担任规划设计工作。其中，从1973年具体负责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和现场设计及配合施工工作，到1983年回武汉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工作，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并在这里渡过了七个春节。
缘起
1958年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根据这一决议，以长办为主，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开始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经过几年的争论，初步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否定了美国人最初提出而当时苏联专家倾向的南津关坝址。但这也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坝址上移，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等于白白丢掉了一个二三百万千瓦的电站；第二，三斗坪坝址下游至南津关一段38公里的峡谷河道航道条件难以改善，将成为发展川江航运的盲肠；第三，三峡电站担负调峰作用，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位日夜变化在十米以上，更会影响航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59年12月，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主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当时我在会上介绍了两级开发方案，在葛洲坝（南津关下游约3公里处的一个江心小岛，现在已经全部被挖掉了——笔者注）建一个反调节水库，与三峡工程配套，既可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又可控制三峡电站尾水位变化。这个方案得到好评，交通部领导赞许。
因为当时我是长办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所以长办党委就正式决定让我来抓葛洲坝工程设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前，我们编制完成了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上报给中央。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葛洲坝工程相应地也搁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三峡工作被迫基本陷于停顿。林一山和我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1969年，当时缺电非常厉害，水电部研究对策，设想上三峡工程。为此水电部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提防洪，因为一提防洪就涉及到库容、水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光讲发电，提了一个最低的蓄水位——145米方案。水电部和湖北省一起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当时毛泽东主席从军事角度考虑，否定了这个报告。他曾经对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讲：你头上顶200亿立方米水，怕不怕呀！
1970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他们在报告中说，葛洲坝水库库容只有十几亿立方米，长江那么大，万一被炸垮了也不怕。
同年3月，周总理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下命令，让林一山到北京开会。这时候林一山和我才被解放了。我跟着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讨论会。周总理在会上作报告，讲到三峡工程时，含着眼泪说：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建设这项工程，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林一山让我起草了一个报告，主张先修三峡工程，或者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同时上马。
同年4月，周总理在听取水电部军管会关于电力建设的汇报时，提出先建葛洲坝工程还是先建三峡工程，现在不作结论，都做准备。
当时中央正在做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把三峡工程列了进去。周总理的秘书顾明，曾经把这个报告草案拿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三峡工程要上了。但后来情况变化，这个报告草案没能发下来。
这时候，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催促周总理批准兴建葛洲坝的报告。周总理也非常着急。1970年12月16日，周总理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总理致信毛主席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
12月 26日，毛主席在他 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中央跟着也有一个批示，是按照周总理意思起草的：“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周总理同意先建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给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这和水电部和湖北省希望通过葛洲坝工程解决华中地区缺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初期建设
1970年12月30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做出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任第一指挥长兼政委，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为指挥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任政委，水电部林汉雄任参谋长，此外还有二十几个副指挥长。
葛洲坝工程开工的时候，我在长办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在三斗坪主持搞“斗、批、改”。当时葛洲坝工程指挥部认为林一山和我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因此，张体学在开工大会上公开批评了我。后来，他同意我到工地来，但不担任职务，只当普通一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眼睛受伤，我提出到广州治眼睛，当时我哥哥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工作，张体学表示同意。我在广州治好眼睛以后，回到长办，有时候去工地看一看。
葛洲坝工程开工以后，是按照原来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但是原来的设计是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先修建三峡工程，后修建葛洲坝工程，以此思路来进行设计的。先修建葛洲坝工程，遇到的问题大不一样了，应该说是技术难度增加了不少，主要是这么几点：一是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设计泄洪流量会大大增加；二是发电装机容量比原设计加大；三是施工导流、截流复杂性增加，施工围堰的工作量增加；四是航道情况不一样，船闸因为要满足一些小船的通航，适应能力要增强。此外，葛洲坝地质条件较差，勘测、试验研究的工作深度远远不够，情况尚不完全清楚，地基处理难度相当大。同时，我们还担心，先修建葛洲坝工程，可能会增加三峡大坝坝址河床淤泥，将来三峡大坝施工的时候会增加难度。
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修建了葛洲坝工程以后，船不能过了，长江航运将要中断。这主要是交通部门的意见，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二是葛洲坝工程土法上马，出动了10万民工，混凝土浇筑质量很差，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
在当时的气氛下，由于设计方案已经国务院上报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准，要重新研究设计方案是很困难的，阻力很大。周总理了解这个情况后，于1972年11月8日、9日，两次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护士一次又一次地给他送药，与会人员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他坚持与会。张体学主动检讨，说我们回去鼓干劲，一定把工程做好，做不好，把我的脑袋杀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说，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要杀头我们一起杀头，先杀我周恩来的头。要把方向找对，然后才能鼓干劲。周总理还说，葛洲坝工程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如果失败了，是要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后，周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即林一山（长办）、张体学（湖北省）、袁宝华（国家计委）、谢北一（国家建委）、沈鸿（机械工业部）、马耀骥（交通部）、廉荣禄（葛洲坝工程指挥部）、钱正英和王英先（水电部），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
不久，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就写出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1月21日，周总理又一次听取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汇报，果断地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周总理指定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具体修改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
修改设计和复工
因为周总理把具体修改施工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长办，所以当时林一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会议情况，让我赶快准备，弄出一个工作大纲来。这之后不久，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了。
1973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我们起草的修改初步设计的工作大纲。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4月，由周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定，中国组织了一个大坝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大坝和船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一共10个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我是副团长。我们10个人在美国呆了8个星期，跑了13个州，看了已建的和在建的26座大坝和船闸，以及设计科研单位、大学、工厂、实验室。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天然河道的重大措施。这时候，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田纳西河上尼卡加克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通过海运寄给了我们。我们回来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说，这次考察对我们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起了积极作用。
1973年夏，张体学在北京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叮嘱别人：葛洲坝复工莫忘了通知他。葛洲坝工程停工以后，张体学就病了，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肺癌。到美国考察以前，我和林一山、刘书田、廉荣禄、王京5个人去医院看他。我们一进门，还没有和别人打招呼，他就说：老魏你来了，眼睛怎么样？我说：眼睛好多了。他说：葛洲坝靠你们了，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我说：张省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葛洲坝工程干好。他又说：我1970年批评你，批评错了。我说：你不要在意这事，身体要紧，安心养病，我从美国回来再向你汇报。但是我从美国考察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他就去世了。张体学人是很好的，襟怀坦白。周总理主持葛洲坝工程座谈会开完后，他回去原原本本做了传达，而且湖北省委做记录，一直下发到了基层，周总理批评他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大力支持，没有张体学的积极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都很难干成。当然张体学也有局限性，比如对困难认识不足；技术上基本不内行，对现代工程主张土法上马；听了一些人不正确的话，发生了一些差错。
张体学去世后，周总理十分悲痛，特意关照水电部，对钱正英讲，葛洲坝只能做成，不能失败。
当时李先念副总理对葛洲坝工程也非常重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毛主席指示的工程做好。我们考察团从美国回来，李先念专门找严恺谈了一次，详细了解情况。我们在修改施工设计方案的时候，他说，一方面要加强施工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要等新设计方案完全审查完毕才恢复动工，“哪里好干就在哪里干”。
当时，陈丕显获得解放，到湖北做领导工作，对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帮助很大。他当时重点抓“一二三”三个国家重点工程，所谓“一”指的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二”指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葛洲坝工程。当时葛洲坝工程代号叫“330”。为什么叫“330”呢？因为1958年毛主席参加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经过三峡坝址的时间是3月30日。
在各方面共同促进下，修改设计的工作进展很快，到1973年底，大的轮廓已经基本完成。
1974年，谷牧刚刚解放出来，当国家建委主任。李先念交代他亲自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进行调查。我陪谷牧在葛洲坝呆了十几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然后又看了丹江口工程、十堰二汽。从二汽回北京以后，谷牧就在友谊宾馆主持召开了建委座谈会，审查葛洲坝的修改初步设计方案。我对修改设计方案作了汇报，特别详细说明了二江泄洪闸的设计思路。总的来说，相比原来的设计，修改后的设计在泄洪能力、装机容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原设计是16孔泄洪闸，我们扩大到27孔，流量可达到每秒11万立方米，保证工程安全。机组原来是10台17万千瓦机器，总装机容量是170万千瓦。我们根据沈鸿的意见，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装21台机，2台17万千瓦的，19台12万5千瓦的。谷牧同意修改设计的各项内容，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经国务院批准，1974年9月，谷牧到葛洲坝工地，正式宣布工程复工。
1975年，水电部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考察大坝。考察组在巴基斯坦主要考察了两个大坝，一个是英国人设计的，一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在印度河的干流上叫塔贝拉工程，一个在印度河的支流上叫曼格拉工程。看了这两个工程以后，考察组认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英国人设计的曼格拉大坝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站得住脚，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同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准长办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初步修改设计报告。
大江截流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因为工程设计合理，施工准备比较充分，工程质量提高了，工程建设进度也比较快，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
1980年7月，邓小平亲赴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视察。在船上，我向邓小平系统汇报了三峡工程的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并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对施工情况比较满意。
但就在即将实现大江截流前夕，葛洲坝工程建设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1980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反映了一些专家对葛洲坝工程的不同意见。这些专家认为，葛洲坝工程危险得很，一是地质条件很差，葛洲坝工程就好比放在一个玻璃镜子镜面上，水一急就要滑掉或被冲掉；二是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下游消能设计的问题。当时的设计方案是在消力池工程下边的基础设立封闭排水系统，消力池的底板采用较轻型结构，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工程量。这些专家提出这种设计不安全，认为万一基础排水失灵，这个底板就要漂起来，建议把消能工程改为重型结构，就是不靠基础排水，而靠自己的重量来保证稳定。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以后，国务院准备葛洲坝二期工程不做了，钱挪出来修建五强溪水电站。
国务院会议以后，钱正英专程到葛洲坝工地，找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冯寅、我，还有长办的两个总工程师曹乐安、张邦祚，在林一山的房间里座谈。钱正英明确问：二江泄洪闸到底安全不安全？这次谈话每个人都是畅所欲言。长办由我负责汇报。我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次安全试验，又看了巴基斯坦两个大坝，保证绝对安全。冯寅是1950年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密云水库是他负责设计的。他在葛洲坝工程问题上是有顾虑的，这次他也发了言。他说，我做土坝有些经验，但像二江泄洪闸这样的工程，我没有经验。钱正英听取了长办的意见，回到北京以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
听了钱正英汇报以后，国务院总理还是很不放心，决定到工地现场视察。1981年元旦下午，他乘飞机到了葛洲坝工地，也是由我具体做的汇报。我没打草稿，整整讲了三个小时，当年的录音带现在还保留着。国务院总理听完以后，对工程质量问题、大江截流问题、二江泄洪闸的安全问题、航运问题心里都有了底，发表了他的意见：在工地看到的情况，比在北京听到的好得多，同意大江截流，恢复二期工程施工。
1月3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开始，4日合龙。国务院总理没等大江合龙，就离开葛洲坝，到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去了。
大江截流结束以后，有人又说大江围堰做不起来，特别是格型钢板桩纵向围堰，结果大江围堰很顺利地兴建起来了。
航运问题也曾经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恢复通航以前，一些船长讲：原来过南津关的时候，大摇大摆；现在你们修葛洲坝工程，把我们限制在这个胡同里面走，我们出了事故是会被戴手表的（指戴手铐——笔者注）。当时一些交通技术干部，说修了葛洲坝工程以后，形成“一关四口”，即南津关、上下航道的进出口，把长江卡死了，南津关将会变成难出关。事实上，大江截流以后，到6月份就正式恢复通航，试航时洪水流量达到每秒6万立方米的时候，三江航道走船平平稳稳，一碗水放在船上，纹丝不动。
原来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问题。1981年7月，水轮发电机试运转72小时，发现二江电厂一号机组烧瓦。所谓烧瓦，简单一点讲：水轮机和发电机接头处有一个推力轴承，其里面是乌金瓦，当运行发电时，乌金瓦瓦温上升过高，就会烧瓦。我们请了很多人，反复找原因。沈鸿还专门从广东请了一位油膜专家陈国栋到工地协助。我们日日夜夜摸索找问题作实验，最后总算找到了症结所在：轴承冷却油不够干净，油路不通畅，导致油膜不能建立，瓦温过高，发生烧瓦。这样，我们解决了问题，到国庆节的时候一号机组就安全运营了。到12月的时候，葛洲坝电力正式上网商业运营，安全问题有了保证。葛洲坝21台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其中转桨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同类发电机组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建成大型水电设备。
1980年，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局长席金生参观葛洲坝工程后，感慨地说，中国人能够建成葛洲坝这样的工程，什么样的大坝他们都能建造了。
1981年12月8日，葛洲坝二期工程开工，次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1982年，长办领导班子改组，林一山退居二线，黄友若任党委书记，我任第一副书记。同年底，黄友若调回水利部，钱正英找我谈话，由我全面主持长办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从1983年起，我回到武汉，不再常驻葛洲坝工地，但我还是重点抓葛洲坝工程，还经常到工地去。
葛洲坝十年
从1973年修改设计到1983年回到武汉，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这十年，是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的十年。作为我个人来讲，也经历了不少磨炼。
长办在工地设有葛洲坝代表处。长办党委给葛洲坝工程局专门下了一个文，指派党委副书记张魁元和我为总代表，张魁元管理行政，我负责业务，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长办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负责设计的技术干部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勘测的人员有1000多人，搞水文工作的也有三四百人，加起来有2000多人，规模相当大。
葛洲坝工程由长办进行设计，葛洲坝工程局承担施工，我们两家合作得非常好。当时水电部调刘书田任葛洲坝工程局党委书记，这之前他先后在三门峡、刘家峡干过，还曾担任水电部基建司司长；葛洲坝大江截流以后，他回到北京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曾说，葛洲坝工程能不能搞好，关键就看刘书田和我能不能合作好。事实证明，我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好，相互支持，像亲兄弟一样。当时葛洲坝工程局局长是湖北省委派的廉荣禄，我们两个人相处得也很好，他后来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长办在葛洲坝工地负责设计工作，质量上出不得一点问题，担的责任很大，大家神经绷得很紧张。那个时候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施工是三班倒，我们常常是零点班到工地检查，监督施工质量。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葛洲坝二江泄洪闸有响声。有人就说，唐山地震影响到这儿来了。我说，没那个事。事实是当时过大洪水，声音大了一点。此外，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设计图纸需要修改的，现场就要临时决定。为此，大量设计人员集中在工地，随时修改设计，保证施工。
长办人员在葛洲坝工地生活非常艰苦，不仅住得很简陋，而且因为工作起来没定点，吃饭没规律，吃冷的也是常事。许多人因此得了病。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葛洲坝工地工作期间，我经常晚上熬夜，食堂好心送肉包子当宵夜，但都冷了，结果在二江电厂一号机组调试阶段，我生了一场大病，肚子莫名其妙地非常痛。我先后到葛洲坝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看病，但都没有检查出究竟是什么毛病。折腾到最后，同济医院的一个老专家解决了我的问题，他对我讲：放心吧，不通则痛，你现在是肠胃不通，用生大黄泡水喝，肠道通了就好了。我按照他说的办法做，喝了个把月，天天拉肚子，最后不痛了。这个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湖北省委很照顾我，给了我一个煤气炉，从工地回来晚了，可以自己下个面条、热个饭吃。
葛洲坝工地的路不好走，再加上我眼睛受过伤，视力很不好，眼镜1000多度，我不知摔跤摔了多少回，两个膀子都曾摔伤过，一个膀子是粉碎性骨折，一个膀子是韧带拉伤。好在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40多岁，扛得住，也没留下什么残疾，要是现在摔一下就完了。
那时候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工作人员的家基本上都安在武汉。我们和妻子儿女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十分不便。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我在葛洲坝工地，儿子长期在外地当兵、读书，武汉家里面一般只有老伴和女儿。女儿当时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曾到工地看过我。
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宣告全部建成。通过葛洲坝工程建设，妥善解决了长江干流上建坝存在的许多技术难题，完成了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的任务。作为全程参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激动、自豪。今天，水利、航运、发电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数据已经对葛洲坝工程的功绩作了无声的评说。我相信，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葛洲坝工程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效益。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
缘起
1958年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根据这一决议，以长办为主，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开始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经过几年的争论，初步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否定了美国人最初提出而当时苏联专家倾向的南津关坝址。但这也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坝址上移，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等于白白丢掉了一个二三百万千瓦的电站；第二，三斗坪坝址下游至南津关一段38公里的峡谷河道航道条件难以改善，将成为发展川江航运的盲肠；第三，三峡电站担负调峰作用，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位日夜变化在十米以上，更会影响航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59年12月，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主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当时我在会上介绍了两级开发方案，在葛洲坝（南津关下游约3公里处的一个江心小岛，现在已经全部被挖掉了——笔者注）建一个反调节水库，与三峡工程配套，既可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又可控制三峡电站尾水位变化。这个方案得到好评，交通部领导赞许。
因为当时我是长办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所以长办党委就正式决定让我来抓葛洲坝工程设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前，我们编制完成了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上报给中央。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葛洲坝工程相应地也搁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三峡工作被迫基本陷于停顿。林一山和我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1969年，当时缺电非常厉害，水电部研究对策，设想上三峡工程。为此水电部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提防洪，因为一提防洪就涉及到库容、水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光讲发电，提了一个最低的蓄水位——145米方案。水电部和湖北省一起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当时毛泽东主席从军事角度考虑，否定了这个报告。他曾经对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讲：你头上顶200亿立方米水，怕不怕呀！
1970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他们在报告中说，葛洲坝水库库容只有十几亿立方米，长江那么大，万一被炸垮了也不怕。
同年3月，周总理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下命令，让林一山到北京开会。这时候林一山和我才被解放了。我跟着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讨论会。周总理在会上作报告，讲到三峡工程时，含着眼泪说：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建设这项工程，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林一山让我起草了一个报告，主张先修三峡工程，或者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同时上马。
同年4月，周总理在听取水电部军管会关于电力建设的汇报时，提出先建葛洲坝工程还是先建三峡工程，现在不作结论，都做准备。
当时中央正在做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把三峡工程列了进去。周总理的秘书顾明，曾经把这个报告草案拿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三峡工程要上了。但后来情况变化，这个报告草案没能发下来。
这时候，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催促周总理批准兴建葛洲坝的报告。周总理也非常着急。1970年12月16日，周总理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总理致信毛主席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
12月 26日，毛主席在他 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中央跟着也有一个批示，是按照周总理意思起草的：“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周总理同意先建葛洲坝工程，主要是考虑给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这和水电部和湖北省希望通过葛洲坝工程解决华中地区缺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初期建设
1970年12月30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先上马的修改设计尚未做出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任第一指挥长兼政委，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为指挥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震任政委，水电部林汉雄任参谋长，此外还有二十几个副指挥长。
葛洲坝工程开工的时候，我在长办担任生产组副组长，在三斗坪主持搞“斗、批、改”。当时葛洲坝工程指挥部认为林一山和我主张先上三峡工程，是和他们对着干的。因此，张体学在开工大会上公开批评了我。后来，他同意我到工地来，但不担任职务，只当普通一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眼睛受伤，我提出到广州治眼睛，当时我哥哥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工作，张体学表示同意。我在广州治好眼睛以后，回到长办，有时候去工地看一看。
葛洲坝工程开工以后，是按照原来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的。但是原来的设计是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先修建三峡工程，后修建葛洲坝工程，以此思路来进行设计的。先修建葛洲坝工程，遇到的问题大不一样了，应该说是技术难度增加了不少，主要是这么几点：一是没有三峡大坝调节洪水，葛洲坝工程设计泄洪流量会大大增加；二是发电装机容量比原设计加大；三是施工导流、截流复杂性增加，施工围堰的工作量增加；四是航道情况不一样，船闸因为要满足一些小船的通航，适应能力要增强。此外，葛洲坝地质条件较差，勘测、试验研究的工作深度远远不够，情况尚不完全清楚，地基处理难度相当大。同时，我们还担心，先修建葛洲坝工程，可能会增加三峡大坝坝址河床淤泥，将来三峡大坝施工的时候会增加难度。
因为情况变了，却还套用原来的设计，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工程质量不好，于是就有人向中央反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修建了葛洲坝工程以后，船不能过了，长江航运将要中断。这主要是交通部门的意见，也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二是葛洲坝工程土法上马，出动了10万民工，混凝土浇筑质量很差，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
在当时的气氛下，由于设计方案已经国务院上报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准，要重新研究设计方案是很困难的，阻力很大。周总理了解这个情况后，于1972年11月8日、9日，两次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护士一次又一次地给他送药，与会人员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他坚持与会。张体学主动检讨，说我们回去鼓干劲，一定把工程做好，做不好，把我的脑袋杀了，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说，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要杀头我们一起杀头，先杀我周恩来的头。要把方向找对，然后才能鼓干劲。周总理还说，葛洲坝工程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如果失败了，是要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后，周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即林一山（长办）、张体学（湖北省）、袁宝华（国家计委）、谢北一（国家建委）、沈鸿（机械工业部）、马耀骥（交通部）、廉荣禄（葛洲坝工程指挥部）、钱正英和王英先（水电部），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
不久，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就写出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1月21日，周总理又一次听取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汇报，果断地作出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周总理指定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具体修改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
修改设计和复工
因为周总理把具体修改施工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长办，所以当时林一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会议情况，让我赶快准备，弄出一个工作大纲来。这之后不久，林一山眼睛生了黑色素瘤，先是在北京同仁医院，后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手术治疗。这样，修改设计方案的工作就由我具体负责了。
1973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我们起草的修改初步设计的工作大纲。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4月，由周总理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定，中国组织了一个大坝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大坝和船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一共10个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我是副团长。我们10个人在美国呆了8个星期，跑了13个州，看了已建的和在建的26座大坝和船闸，以及设计科研单位、大学、工厂、实验室。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天然河道的重大措施。这时候，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我们一套田纳西河上尼卡加克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通过海运寄给了我们。我们回来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说，这次考察对我们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起了积极作用。
1973年夏，张体学在北京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叮嘱别人：葛洲坝复工莫忘了通知他。葛洲坝工程停工以后，张体学就病了，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肺癌。到美国考察以前，我和林一山、刘书田、廉荣禄、王京5个人去医院看他。我们一进门，还没有和别人打招呼，他就说：老魏你来了，眼睛怎么样？我说：眼睛好多了。他说：葛洲坝靠你们了，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我说：张省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葛洲坝工程干好。他又说：我1970年批评你，批评错了。我说：你不要在意这事，身体要紧，安心养病，我从美国回来再向你汇报。但是我从美国考察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他就去世了。张体学人是很好的，襟怀坦白。周总理主持葛洲坝工程座谈会开完后，他回去原原本本做了传达，而且湖北省委做记录，一直下发到了基层，周总理批评他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大力支持，没有张体学的积极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丹江口工程、葛洲坝工程都很难干成。当然张体学也有局限性，比如对困难认识不足；技术上基本不内行，对现代工程主张土法上马；听了一些人不正确的话，发生了一些差错。
张体学去世后，周总理十分悲痛，特意关照水电部，对钱正英讲，葛洲坝只能做成，不能失败。
当时李先念副总理对葛洲坝工程也非常重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毛主席指示的工程做好。我们考察团从美国回来，李先念专门找严恺谈了一次，详细了解情况。我们在修改施工设计方案的时候，他说，一方面要加强施工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要等新设计方案完全审查完毕才恢复动工，“哪里好干就在哪里干”。
当时，陈丕显获得解放，到湖北做领导工作，对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帮助很大。他当时重点抓“一二三”三个国家重点工程，所谓“一”指的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二”指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葛洲坝工程。当时葛洲坝工程代号叫“330”。为什么叫“330”呢？因为1958年毛主席参加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经过三峡坝址的时间是3月30日。
在各方面共同促进下，修改设计的工作进展很快，到1973年底，大的轮廓已经基本完成。
1974年，谷牧刚刚解放出来，当国家建委主任。李先念交代他亲自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进行调查。我陪谷牧在葛洲坝呆了十几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然后又看了丹江口工程、十堰二汽。从二汽回北京以后，谷牧就在友谊宾馆主持召开了建委座谈会，审查葛洲坝的修改初步设计方案。我对修改设计方案作了汇报，特别详细说明了二江泄洪闸的设计思路。总的来说，相比原来的设计，修改后的设计在泄洪能力、装机容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原设计是16孔泄洪闸，我们扩大到27孔，流量可达到每秒11万立方米，保证工程安全。机组原来是10台17万千瓦机器，总装机容量是170万千瓦。我们根据沈鸿的意见，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装21台机，2台17万千瓦的，19台12万5千瓦的。谷牧同意修改设计的各项内容，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经国务院批准，1974年9月，谷牧到葛洲坝工地，正式宣布工程复工。
1975年，水电部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考察大坝。考察组在巴基斯坦主要考察了两个大坝，一个是英国人设计的，一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在印度河的干流上叫塔贝拉工程，一个在印度河的支流上叫曼格拉工程。看了这两个工程以后，考察组认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英国人设计的曼格拉大坝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站得住脚，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同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准长办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初步修改设计报告。
大江截流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因为工程设计合理，施工准备比较充分，工程质量提高了，工程建设进度也比较快，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
1980年7月，邓小平亲赴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视察。在船上，我向邓小平系统汇报了三峡工程的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并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对施工情况比较满意。
但就在即将实现大江截流前夕，葛洲坝工程建设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1980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反映了一些专家对葛洲坝工程的不同意见。这些专家认为，葛洲坝工程危险得很，一是地质条件很差，葛洲坝工程就好比放在一个玻璃镜子镜面上，水一急就要滑掉或被冲掉；二是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下游消能设计的问题。当时的设计方案是在消力池工程下边的基础设立封闭排水系统，消力池的底板采用较轻型结构，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工程量。这些专家提出这种设计不安全，认为万一基础排水失灵，这个底板就要漂起来，建议把消能工程改为重型结构，就是不靠基础排水，而靠自己的重量来保证稳定。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以后，国务院准备葛洲坝二期工程不做了，钱挪出来修建五强溪水电站。
国务院会议以后，钱正英专程到葛洲坝工地，找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冯寅、我，还有长办的两个总工程师曹乐安、张邦祚，在林一山的房间里座谈。钱正英明确问：二江泄洪闸到底安全不安全？这次谈话每个人都是畅所欲言。长办由我负责汇报。我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次安全试验，又看了巴基斯坦两个大坝，保证绝对安全。冯寅是1950年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密云水库是他负责设计的。他在葛洲坝工程问题上是有顾虑的，这次他也发了言。他说，我做土坝有些经验，但像二江泄洪闸这样的工程，我没有经验。钱正英听取了长办的意见，回到北京以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
听了钱正英汇报以后，国务院总理还是很不放心，决定到工地现场视察。1981年元旦下午，他乘飞机到了葛洲坝工地，也是由我具体做的汇报。我没打草稿，整整讲了三个小时，当年的录音带现在还保留着。国务院总理听完以后，对工程质量问题、大江截流问题、二江泄洪闸的安全问题、航运问题心里都有了底，发表了他的意见：在工地看到的情况，比在北京听到的好得多，同意大江截流，恢复二期工程施工。
1月3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开始，4日合龙。国务院总理没等大江合龙，就离开葛洲坝，到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去了。
大江截流结束以后，有人又说大江围堰做不起来，特别是格型钢板桩纵向围堰，结果大江围堰很顺利地兴建起来了。
航运问题也曾经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恢复通航以前，一些船长讲：原来过南津关的时候，大摇大摆；现在你们修葛洲坝工程，把我们限制在这个胡同里面走，我们出了事故是会被戴手表的（指戴手铐——笔者注）。当时一些交通技术干部，说修了葛洲坝工程以后，形成“一关四口”，即南津关、上下航道的进出口，把长江卡死了，南津关将会变成难出关。事实上，大江截流以后，到6月份就正式恢复通航，试航时洪水流量达到每秒6万立方米的时候，三江航道走船平平稳稳，一碗水放在船上，纹丝不动。
原来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问题。1981年7月，水轮发电机试运转72小时，发现二江电厂一号机组烧瓦。所谓烧瓦，简单一点讲：水轮机和发电机接头处有一个推力轴承，其里面是乌金瓦，当运行发电时，乌金瓦瓦温上升过高，就会烧瓦。我们请了很多人，反复找原因。沈鸿还专门从广东请了一位油膜专家陈国栋到工地协助。我们日日夜夜摸索找问题作实验，最后总算找到了症结所在：轴承冷却油不够干净，油路不通畅，导致油膜不能建立，瓦温过高，发生烧瓦。这样，我们解决了问题，到国庆节的时候一号机组就安全运营了。到12月的时候，葛洲坝电力正式上网商业运营，安全问题有了保证。葛洲坝21台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其中转桨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同类发电机组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建成大型水电设备。
1980年，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局长席金生参观葛洲坝工程后，感慨地说，中国人能够建成葛洲坝这样的工程，什么样的大坝他们都能建造了。
1981年12月8日，葛洲坝二期工程开工，次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1982年，长办领导班子改组，林一山退居二线，黄友若任党委书记，我任第一副书记。同年底，黄友若调回水利部，钱正英找我谈话，由我全面主持长办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从1983年起，我回到武汉，不再常驻葛洲坝工地，但我还是重点抓葛洲坝工程，还经常到工地去。
葛洲坝十年
从1973年修改设计到1983年回到武汉，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这十年，是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全体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的十年。作为我个人来讲，也经历了不少磨炼。
长办在工地设有葛洲坝代表处。长办党委给葛洲坝工程局专门下了一个文，指派党委副书记张魁元和我为总代表，张魁元管理行政，我负责业务，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长办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负责设计的技术干部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勘测的人员有1000多人，搞水文工作的也有三四百人，加起来有2000多人，规模相当大。
葛洲坝工程由长办进行设计，葛洲坝工程局承担施工，我们两家合作得非常好。当时水电部调刘书田任葛洲坝工程局党委书记，这之前他先后在三门峡、刘家峡干过，还曾担任水电部基建司司长；葛洲坝大江截流以后，他回到北京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曾说，葛洲坝工程能不能搞好，关键就看刘书田和我能不能合作好。事实证明，我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好，相互支持，像亲兄弟一样。当时葛洲坝工程局局长是湖北省委派的廉荣禄，我们两个人相处得也很好，他后来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长办在葛洲坝工地负责设计工作，质量上出不得一点问题，担的责任很大，大家神经绷得很紧张。那个时候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施工是三班倒，我们常常是零点班到工地检查，监督施工质量。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葛洲坝二江泄洪闸有响声。有人就说，唐山地震影响到这儿来了。我说，没那个事。事实是当时过大洪水，声音大了一点。此外，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设计图纸需要修改的，现场就要临时决定。为此，大量设计人员集中在工地，随时修改设计，保证施工。
长办人员在葛洲坝工地生活非常艰苦，不仅住得很简陋，而且因为工作起来没定点，吃饭没规律，吃冷的也是常事。许多人因此得了病。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葛洲坝工地工作期间，我经常晚上熬夜，食堂好心送肉包子当宵夜，但都冷了，结果在二江电厂一号机组调试阶段，我生了一场大病，肚子莫名其妙地非常痛。我先后到葛洲坝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看病，但都没有检查出究竟是什么毛病。折腾到最后，同济医院的一个老专家解决了我的问题，他对我讲：放心吧，不通则痛，你现在是肠胃不通，用生大黄泡水喝，肠道通了就好了。我按照他说的办法做，喝了个把月，天天拉肚子，最后不痛了。这个病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湖北省委很照顾我，给了我一个煤气炉，从工地回来晚了，可以自己下个面条、热个饭吃。
葛洲坝工地的路不好走，再加上我眼睛受过伤，视力很不好，眼镜1000多度，我不知摔跤摔了多少回，两个膀子都曾摔伤过，一个膀子是粉碎性骨折，一个膀子是韧带拉伤。好在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40多岁，扛得住，也没留下什么残疾，要是现在摔一下就完了。
那时候长办驻葛洲坝工地工作人员的家基本上都安在武汉。我们和妻子儿女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十分不便。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我在葛洲坝工地，儿子长期在外地当兵、读书，武汉家里面一般只有老伴和女儿。女儿当时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曾到工地看过我。
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比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宣告全部建成。通过葛洲坝工程建设，妥善解决了长江干流上建坝存在的许多技术难题，完成了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的任务。作为全程参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者，我感到无比激动、自豪。今天，水利、航运、发电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数据已经对葛洲坝工程的功绩作了无声的评说。我相信，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葛洲坝工程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效益。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