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未满12岁的孩子不在招魂之列。在羌族习俗里，未满12岁夭折的孩子称为花童，花童是不用招魂的。
　　除此，未被招魂的还有一家上山采药之人，他们被滚石所毙，在王明杰推算下，须到农历五月初二才得以招魂。“时间算得准才能把魂招回来，不然会闹鬼的。”
　　
　　唱经
　　
　　与许多人印象中的羌寨不同，萝卜寨是一座没有碉楼的羌寨。依山而建的黄泥材质建筑错落成群，宛如迷宫，分布在海拔1970米的高地之上。萝卜寨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被称为“凤凰寨”、“富顺寨”、“老虎寨”。
　　王明杰说，如今寨名的由来，源于一次大屠杀。萝卜寨地处汶川与茂县交界处，传说曾有一位寨子里的首领，为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而周旋于两地之间，最终惹恼了官府，官府攻上山寨，杀人如削萝卜，故得名萝卜寨。
　　震后至今，山寨之中，木头零碎地散落在黄泥里，只有汉明帝年间落成的龙王庙没有垮塌。废墟前面的空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帐篷，羌民们就在帐篷里继续着还得继续的生活。有人回到已经坍塌的家里掏东西，好一阵功夫过后，带走的是一串粘满黄土的腊肉。
　　王明杰守在三女儿家的小卖部后面，自己搭了一个小帐篷，没有进入群居的帐篷里。
　　忙碌一天的王明杰会想起张福良教给他的东西。在过去的好几年时间里，王明杰在各种场合为老释比敲羊皮鼓，听着他唱经，“内容很多，得一句一句学。”
　　释比唱经的内容包括上中下三卷，每卷各分十二段。上卷为祭山、还愿；中卷为安神、驱邪、嫁娶；下卷专门为凶死之人所唱。王明杰还没来得及将下卷学毕，老释比张福良便于地震中成为“凶死之人”。
　　王明杰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日子。2006年6月，汶川县政府给他颁发了一块“古羌释比文化传承人”的牌匾，“以前的老释比没有的，从我这一代释比开始发这个牌。”
　　在以往，释比的户口上写的是：文盲。一位研究释比多年的专家说。
　　
　　智慧
　　
　　在阿坝师专美术老师杨瑞洪的油画中，萝卜寨是一处白云飘渺的静谧之地。
　　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杨瑞洪和他的妻子唐平正陪朋友游览位于理县的桃坪羌寨。他们多年访游于此，熟悉这里的历史和风物。
　　“那天阳光真是太好了，”杨瑞洪回忆，“我们决定再待一会儿。”杨瑞洪一行在桃坪一位朋友家葱绿的葡萄棚里多喝了几盏茶。也就是这几盏茶的功夫，他们从汶川开来的汽车被砸成扁平。他们在葡萄棚里躲过一劫。
　　桃坪羌寨分为新旧两寨。旧寨有着延续两千年的历史，新寨则建于2006年。风行网络的“天仙妹妹”尔玛依娜是盛开于此的现代羌族传奇。
　　桃坪羌寨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羌族建筑的特点——靠山面水，坐北朝南，布局整饬。这些建筑全由石头垒成，威严而深沉，被称为“东方古堡”。桃坪最高建筑为碉楼，这些桃坪地标性建筑在古代主要用于抵御悍敌。
　　在桃坪，刚落成的新寨房屋倒塌了一片，新建的碉楼被削去了顶部，90%的建筑出现问题。在旧寨，虽然也有房屋倒塌和开裂，但整体受损程度好于新城，50%的建筑仍能使用。在唐平展示的一幅照片里，一户用黄泥做粘合材料——这是一种传统建筑手法——砌成的数层石楼在地震中完好无损。
　　杨瑞洪说，羌族经验丰富的老匠人能将梯形的斜线砌得笔直，那是一种抗震的结构。古羌寨闪烁着先人的智慧。
　　羌族先人的智慧仿佛一直延续。地震中，桃坪羌寨自来水中断。寨子里历经千年岁月的“古羌圣水”水道担负起全寨人的饮用和生活用水。
　　
　　1933年
　　
　　祖先的智慧也不能抵挡所有的灾难。茂县叠溪，浓缩了80年内两次大地震的苦难。
　　在茂县较场乡的叠溪中学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杨家将点将台，相传为佘老太君点将之处。1933年，茂县发生7.6级大地震时，这块巨石被硬生生震裂。1950年，在点将台上复又修筑一座碉楼。此番地震后，碉楼只剩下一半。
　　1933年8月25日是叠溪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幕。叠溪这座历史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古蚕陵重镇毁于一旦，只剩下一座残破的城隍庙。
　　整个叠溪古城在那次地震中只有6人生还。古城只余一个北门没有塌下，这次经历了8级地震后依然矗立在杂草之中。据说，当时全城倾覆，没有任何残迹可寻。地震造成的山崩，使岷江三处壅塞，形成三大“堰塞湖”。地震造就的两个大小“海子”保留至今，宛若山岭间镶嵌的蓝宝石，成为令游人心绪复杂的景观。
　　刘元生是当年叠溪古城里6位生还者之一。地震的时候，刘元生29岁，他于1961年去世。其子刘光复今年64岁，仍生活在叠溪。
　　
　　刘光复说叠溪自1933年大地震后，再也没有释比老人了。“不过，婚嫁丧葬的习俗还保留，会到茂县那边去请释比过来作法。”
　　现在居住此地之人口，都是1933年地震后，从乡下搬过来的。“现在较场这个地方，原来是和半山腰的悬崖一样平，1933年地震的时候，一下子下降了几十米，比坐电梯还快。”
　　此地已没有人会说羌语。刘光复说，住在山顶与河对面的人，在1933年地震中幸存者更多些，所以就还会说羌语。在叠溪山上的村庄，还保留着“转山会”的习俗——也就是祭山。此习俗仅限于山上，山下相关的风俗已于1933年终结。
　　刘光复所在的村庄在此次地震中没有村民死亡。村民家里，石墙都坏了，砖木结构没什么事，比较结实。这是源于1933年那次大地震之后的经验。
　　昭示着羌族信仰的白石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消失了。只是近些年来，新修的房子开始慢慢地拾回习俗，在屋顶置放白石。
　　叠溪是茶马古道的一条分支，跟汉族的交流较多。“现在待客也没有羌族人传统的砸酒，而是喝茶，跟汉族差不多了。”刘光复说。
　　
　　他者
　　
　　5月31日，羌族“北漂”吴松从成都坐上了去往茂县方向的越野车。茂县山间一处垒石而砌的羌寨是吴松的家乡。在羌族的传统里，人们倾向于聚居的生活方式，远离故土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事。几年前，当吴松还是高中生的时候，他不安于这“云上的生活”，头脑里升起离开的念想。这样的想法遭到了族人们的反对，他们所能接受的距离范围难以超越四川。
　　吴松带了几百块钱，悄然离开。他去到了上海，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比他们寨子里的碉楼还高的大楼清洗外墙。他开始了“蜘蛛人”的生活。每天都在半空中俯瞰着繁华的都市，但却隔绝于都市的墙壁之外。低薪与受辱让他逐渐地感到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回到家乡的他考入了阿坝师专，钻研美术，然后再次离家，去往同样高楼林立的北京，在798工厂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工作。
　　地震后，他需要和亲人们在一起。
　　他抵达茂县的时间是6月1日，一个本应看到众多孩子笑脸的日子。在茂县的县城，满大街都是卖樱桃的人，平时四五十元一斤的樱桃，现在是几块钱一斤。
　　茂县原来有一个很完整的古城，有四个门，城外还有护城河。之后，为了修筑水电站，四个门中有三个门被拆了，大石头拿去砌水电站了。
　　茂县90%都为羌人。行走在县城的街道上，飘过眼前的年轻一代已经完全看不出是羌族人。一些中老年妇人还穿着羌族传统服饰，在这些妇人的羌族裙子下，露出一条条牛仔裤。
　　年轻人大都已经不会说羌语了，比如吴松。但吴松说，这些年开始有点好转的迹象。在他的言说里，之所以好转可以解释为，只有濒危的东西才值得珍惜。
　　茂县山上的那些羌寨人，对传统保持得相对较好，不过如今山里退耕还林，人们没有了耕种的地方，只有靠政府给的补贴生活。年轻人都渴望到外面的世界转转。“没办法，这是生活的需要。”吴松说。
　　阿坝师专的杨瑞洪是吴松的老师。杨瑞洪自从1989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之后，生于汶川的他本可留在重庆，但他企望从家乡的山水间寻找本土精神，回到汶川，在阿坝师专做了一名美术老师。这么些年，杨瑞洪和他的妻子唐平走遍了羌寨，描绘和记录羌寨的众多迷人形象。
　　并不是所有从羌族聚居地出去的人都还会回来。
　　28岁的陈玉堂是西南民族大学里为数不多的羌族老师。在大学里，学习英语专业的他将羌族的情歌翻译成英文，出版了《羌族情歌100首》。
　　大学之前的岁月，陈玉堂生活在北川。北川中学是他的母校，他甚至在那里教过一年书。许多他所熟识的人被永远地埋在了倒塌的教学楼下。
　　陈玉堂来自北川县坝底乡高山上的一处村落。住在那里的村民如果没有了酱油，需要步行4个小时到山脚下买。陈玉堂曾经在一天之内，从山上走下山再走到北川县城，买了一本英汉对照词典，然后原路返回。他是凌晨出发，在第二天凌晨回到家里。这个速度在那座叫小岭后的羌寨里被传为美谈。
　　地震之后，没能跟家人联系上的陈玉堂从成都去往北川擂鼓镇，然后从擂鼓镇出发，花了5天的时间翻越山岭，回到家中，见到安好的亲人。
　　很多年前，陈玉堂就觉得自己之于故乡，已经成为“他者”。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看上去就是羌族的羌人。村子里已经没几个老人穿羌族服装。陈玉堂的羌族服饰装扮只存在于童年的记忆中。羌语更是没几个人说了。
　　在陈玉堂家的那个山寨里，人们仍然认为白石是值得敬畏的神物。“祖先靠白石的庇佑生活下来。”
　　敬畏自然在陈玉堂的家乡一直存在，人们不时祭拜山林。简朴的精神生活能够让他们安于现状。自地震以来，陈玉堂家所在的羌寨基本上处于盲点。“村子里的人都是认命了，他们是不需要心理干预的。”
　　“很多人都会说，他们住在那里面那么艰苦，为什么不搬出来呢，为什么要住在那里面呢？但是往哪里搬呢？一来他们对家有眷恋，还有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不一定比山上好。物质生活虽然不怎么样，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你仔细看，他们的表情和我们不一样。”陈玉堂说。
　　陈玉堂正在准备考博士，这是他那个羌寨里的人难得一见的情状。在他们村子里，只有一个释比几个人在跟着释比学习了。这些释比徒弟的出师过程并不比考博士容易，他们需要踩着十几把刀爬到树上去、用舌头舔烧红的铁块……
　　即便渴望成为释比之人的意念如此坚定，仍然不可否认的是，羌族的族群记忆在他们那里已是模糊的存在。
　　
　　腹地
　　
　　“这是我和释比老人的合影。”成都诗人钟鸣指着电脑上的数码照片说。那位释比老人就是王明杰。钟鸣家里有着令人惊叹的收藏。那些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在手电的照耀下，透出幽暗而神秘的光芒。钟鸣一直致力于办一个民间的博物馆。
　　地震的时候，一些藏品跌落，直至“粉碎性骨折”。“按价值计算，损失在上百万。”钟鸣懊悔没听夫人的话，养条狗多好。
　　对于此次发生地震的龙门山一脉，钟鸣一直保持着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些年，我往汶川方向走得较多，留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年刀耕火种的地缘早已生态失衡，所有山坳旱为土灰。岷江上游至都江堰、映秀、汶川、茂县、松潘、九寨，数百公里，群山连绵起伏，要么开山取石，整座大山被炸掉取走的比比皆是，要么修电站起坝拦河，岷江也几乎成了季节性河流。”
　　在钟鸣看来，汶川和龙门山脉乃是酝酿夏文明最重要的腹地之一，是破解5000年前华夏之谜的钥匙。
　　钟鸣介绍，从祖系看，黄帝和嫘祖的后裔，是青阳和昌意，分别降江水和若水，也就是岷江和大渡河，昌意娶了蜀山氏，遂有了后来的颛顼、尧、舜、夏禹等等，“蜀之为国，肇于人皇”。钟鸣认为这并非假说，即所谓的“世为侯伯”。而治水的大禹，就诞生在今天的地震中心带，这表明蜀地逸民和炎黄子孙的传承关系。“黄帝、嫘祖、大禹，均为古羌。羌氐戎三分天下，其中，风姓氏一族，顺昆仑、岷山、龙门、彭州进入丘陵地带，然后进入平原，三星堆文化就是这个族系的遗留物。”
　　“此次余震的移动，也正好是这个方位。”钟鸣认为，中国地形分为三级：青藏高原、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成都处于一级和二级之间，自高原而下，是最早适合人类居住的盆地，三星堆文化诞生于此绝非偶然。“一直争论不休的族属，从种种迹象来看，很有可能是最早起源于西北高地风姓氏迁徙蜀山的一支，从北方民间学者研究的资料看，与迁徙美洲的燧人氏、风姓氏是一个祖先。”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阿库乌雾是来自凉山的彝族人。“彝族来自羌族的一支，与羌族同源。”阿库乌雾说。
　　阿库乌雾刚从美国的印第安人聚居地区考察回来，他发现印第安人也有类似的白石崇拜，“他们在家里做仪式的时候，把白石烧红，浇上水，用蒸汽来熏。”阿库乌雾介绍，印第安人也认同自己的祖先来自于青藏高原一带，经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他们见到我就热烈地拥抱，好像见到自己的兄弟一样。”一位印第安酋长甚至把一块珍贵的胸牌送给阿库乌雾作礼物。
　　地震稍缓之后，钟鸣和夫人忙着联系那些身陷灾区的熟识之人。这当中有羌人村支书，有正帮钟鸣回忆古羌文的释比。有一位长者，曾在距汶川三公里处，指给钟鸣看古羌王的葬身之地。“这个传说中的羌王会不会就是大禹？这个寨子里的人，可能祖祖辈辈就守护着羌王。”
　　钟鸣认为，羌族文化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核心的部分遗存。“现在剩下的一些寨子只是表面的存在。民族的积淀不去研究不去挖掘，这比房子塌下来厉害多了。”
　　“三星堆实际上就是古羌文化。你看这些老虎、龙，都是古羌文化里的核心符号。”钟鸣指着他的收藏之物说，他研究三星堆已有多年。
　　钟鸣甚至不赞同羌族没有文字一说。“三星堆的文物里有大量的古文字符号，这实际上就是古羌文的一部分。这些很多都是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甲骨文只到殷商，羌文明可以追溯到夏之前。”
　　
　　重建
　　
　　5月12日的地震过去十几日了。在成都，杨瑞洪和唐平为汶川地震做了一次画展。他们在朋友的资助下准备买一辆越野车开回去，将未带走的重要物品从危楼里抢救出来。那些私人珍藏大都与羌族有关。
　　在萝卜寨，王明杰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了。
　　按羌族传统，释比一般要为凶死之人唱经三天三夜。但这次时间仓促，正常情况下，需祭祀传说中的羌人祖先穆解珠、穆比塔，这次都没有做。原来祭祀的时候要插两个旗，分男女，这次也没有。因为，在这个有着234户人家、接近1200人口的山寨里，几分钟里便有七八十个人遭遇了凶死。
　　地震之后，需要释比老人的时候太多了，丧葬、祭祀乃至于以后的重修房子，都要释比到现场唱经，原来有个60岁的老人正准备开始学习，地震之后决定不学了，“学了也用不了几年”。现在，他们开始叫年轻人学习释比了。以往，释比老人是一脉相承，如今，王明杰决定把12种技能分开教给12个年轻人，一人学一种，“只有一个人全学了，容易失传。”
　　羌语如果翻译成汉语，“有的意思就要变了。”语言又有不同的口音，释比之所以能传承羌族的文化，就因为释比有固定的口音，“学统一的语言，才能统一传下去。”
　　还在阿坝师专的时候，杨瑞洪知道学校曾几次请释比老人到学校的水泥房子里录音，那是一个研究羌族的项目。还没将所有内容录完，地震就来了。“录音最好去到释比老人居住的寨子里录，那才更有感觉。”现在，这寨子大部分已经消失了。
　　王明杰这些天听人说，萝卜寨还要建回原来的样子，继续做旅游景点，重建由国家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