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被银监会的日均贷存比考核和央行的量化紧缩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商业银行，只能借助于理财产品、票据和委托贷款等手段，使银行“双重表外化”的现象愈发严重。存款“出逃”到理财，是负债方的表外化；银行大量代销融资性信托理财产品，委托贷款急剧放量，是资产方的“表外化”。“双重表外”业务的扩张，脱离了监管者的监管范围，且表内表外没有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表内贷款如果出现损失，靠拨备冲，而表外贷款出现了风险，银行为避免声誉上的损失，而就只能转嫁给表内，被迫动用表内贷款替换理财资金。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上旬，银行理财产品总额已达7万亿元。监管当局显然是紧张了。银监会最终叫停了信贷类银信合作并出台了72号文，要求银行在今年底前将“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计提拨备。对于从事票据业务的银行的资质也被要求更严格的限制。
　　金融脱媒被视为当下利率市场化的最重要的突破。因为中国国内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贴现利率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已基本到位，只剩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方面存在管制。而在贷款利率方面，面对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方面，银行在贷款利率上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在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在上浮，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或扩大下浮比例在目前来看意义都不大了。
　　存款利率市场化某种程度似乎成为了中国整个利率市场化完成的“标志”。观察家们认为，摆脱当前货币政策紊乱状态的方向，在于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包括大额存款单，允许某些银行差额化定价等，早日实现存款利率上限的退出。
　　在我看来，这就是要加息，把利率市场化作为一种宏观政策的手段来使用本身就是利率市场化的一种曲解，就目前而言，中国加息的过程本身恰恰还是行政化的。何为利率市场化？它应是一种机制，中央银行通过市场买卖证券的方式，操纵核心或者基准利率来“舞动”各种期限和各种风险水平的利率，而所有这些利率－资金的价格最终会对资金的总量、配置乃至整个实体经济产生“意想之中”的影响。
　　中国显然离这个境界还非常的遥远，只不过是因为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学家们把“要不要调整利息率”与“利率市场化”这两个本来就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了一谈。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市场化它是一个长变量的过程，是各种经济体制条件成熟后水到渠成的一种结果。由此，我方才能理解中国的最高金融管理者之一周小川行长曾经的表述，他当时指出，从这次危机来看，利率过低会影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并导致银行选择发展其他非信贷业务，利差还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在利差方面应保持一定的水平，因为利差过小会影响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获取利润的动力，会影响银行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无独有偶，易纲副行长也表达过类似的“困惑”。他指出，推动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会产生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易纲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的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中国实现利率市场化要解决的可能远远不是实现存款利率的浮动和减小利差这些形式上的标志，而是支撑利率市场化一系列背后的经济条件、市场条件、监管条件以及体制条件。中国不是不可以马上放开存款的上限控制，放开竞争之后，某家银行会出现可能的竞争失败，而竞争失败还会由政府兜底。这种“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的存在会加剧市场竞争。
　　当下的困局都根植于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作为短期的宏观政策需要考虑的，可能只能是尽量选择一个减少这种机制影响的政策方向，而不是选择放大这一机制扭曲效应的方向。推进利率市场化首先得让资金的供给和需求自然释放，不能人为冻结。目前整个银行体系二十几万亿元的资金被冻结，即便浮动存款利息也是一个不正常的利息。尽快结束甚至放松量化紧缩，回到价格调控的轨道，让不应该 “出表”的资金按照市场的方式重新回到银行“表内”，这其中才有一点利率市场化的真正意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