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名篇，有着“史诗”的美誉（毕飞宇语），也入选了部编版教材。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虽然老师们都非常重视，但大多沿用一贯的教学思路，“旧瓶装旧酒”，他们或重于文言，字词落实，语段翻译;或在“人物、情节、环境和主题”上，反复纠缠，亦步亦趋，不仅没有进一步发掘小说的深刻意义、审美价值，而且未能有效激發学生的阅读热情，提高学生阅读素养，达到语文课程改革的预期。
　　笔者以为，教师应当在原有的解读理念和教学框架之上，从叙述学的角度，重新打量短篇小说《促织》，在不断的追问中，组织教学，探寻《促织》的叙事魅力。
　　一、追问“叙事对象”
　　促织是小说中主要的叙事对象。那么，小说写到了哪些促织？又暗示了什么呢？小说围绕“促织”展开，教师一般都会引导学生概括情节：征促织、捕促织、卜促织、得促织、失促织、获促织、斗促织、进促织，在叙述结构上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特征。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应当进一步追问：作为叙述的对象促织，在文中仅有一只吗？如果不是，能分几类，如何理解？
　　我们把文中的促织分为两类。第一类促织为“宫中的促织”，主要用来满足天子嬉戏的个人欲望。而这种个人的欲望又转化为对民间百姓一种特殊的“科敛”，百姓因此承受着一种严重的经济甚至是生计的负担。在征收促织的过程中，官府的权力始终做到了“保驾护航”，如有反抗和抵触，甚至是不称意，则会杖至“两股间脓血流离”。第二类促织是“市中的促织”，这类促织训练有素。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通过豢养促织，作为牟利的工具，且看“昂其直，居为奇货”“居之以为利而高起直”等句都昭示着他们利用促织获取暴利、谋夺百姓财物的目的。在权力和暴利的催迫下，百姓只能任人鱼肉和宰割了。无路可走的百姓也只能接受悲惨的命运，成为“魂化的促织”。（正如下图所示）
　　由此，作者借促织构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圈层”结构，而这个结构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和隐喻功能。毋庸置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受到外部力量层层压迫，他们无力反抗，更无法反抗。无怪乎，小说一开头就写到“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二、追问“叙述视角”
　　针对“宫中的促织”、“市中的促织”以及“魂化的促织”的叙述，在视角上有变化吗？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视角蕴藏着生命，它能感觉也能思考;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审美地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我们发现，作者叙述“宫中的促织”、“市中的促织”时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客观呈现了人物生存的环境，而在叙述“魂化的促织”时明显采用了不同于前两者的限知（人物）视角，也就是人物成名的视角：“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喜而收之。”我们一般认为这一段的好处在于制造了悬念，保留了“促织”是成名之子魂魄所化的秘密。与后文“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形成了照应。
　　但是我们还应该更深层次地去看待蒲松龄选择叙述视角时的匠心和深意。实际上本段叙述涉及两只促织。后一只“短小、黑赤色”的是成名儿子魂魄所化。它不仅不怕成名，还主动“跃落襟袖间”，是很好的伏笔。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一只促织。小说家并没有着意刻画这只促织的体态样貌，而是刻画了成名的一系列动作、神态——忽闻、惊起、喜、捕、覆、举、急趋。在成名视角的引领下，读者也仿佛随着他听闻虫鸣而激动万分，随着他觇视、跳跃和扑虫。但是请稍稍冷静一下，“宛然尚在”“虚若无物”的叙述分明在提醒读者，成名此时所追逐的促织并不真实存在呀，它全然是成名的错觉，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画面。退一步讲，如果此时此刻精神恍惚的成名要出现幻觉，不也应该是儿子的模样吗？由此再看前文的一句话，“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不觉更是触目惊心。不复以儿为念，那是以什么为念呢？一个“则”字，清清楚楚地表明是以“蟋蟀笼虚”为念，而非以儿为念了。
　　成名视角的使用导致叙事的触角进入了人物（成名）异于常人的心理状态，翻开了人物（成名）的潜意识——父子亲情已经让渡于人虫利益。如果说作者通过全知视角给读者描绘了一个虫高于人的现实世界的话，经由限知（人物）视角展现的则是成名虫高于子的情感世界。蒲松龄深刻地揭示出小小的促织不仅在物质层面摧残了人物的生活，而且在精神层面扭曲了人物的亲情关系、价值观念。
　　三、追问“叙事修辞”
　　小说以成名免役、进学、得富而圆满结束，这样的结尾是否削弱了作品的批评意味？这个问题往往会被教师作为本课教学的终极问题提出来，然后师生经过讨论，一般能得出以下的回答：看似圆满的结局是成名儿子的牺牲换来的;成名在找促织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各级官僚也因促织得到了恩荫。由此可见，表面上圆满的结局，并不能掩盖社会压迫的悲剧。
　　看似妥帖的回答，其实还是很粗疏的。不妨追问一下，小说结尾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方式吗？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叙事手法呢？仔细一读，结尾的讽刺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给人一种荒诞可笑的阅读感受。结尾表层的欢喜、热闹和深层的悲凉、冰冷有着强烈的反差。这显然是在叙事上运用反讽手法的结果。它首先体现在对官僚体系的讽刺上。先看献虫，成名“进宰”，宰“献诸抚军”，接着“入宫中”，“上大嘉悦”，层层上递;再看封赏，是由“上”至“抚臣”至“宰”至成名，层层下达。由此形成官僚体系的运转闭环。显而易见的，一是“上”是权力的中心，其他人物都是依附于这个中心的，也是下文“天子偶用一物……而奉行者即为定例”议论的现实依据;二是官僚体系运转自如，只有参与其中，才能获得奖赏分得利益，有关各方早就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所谓“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再看抚军得到促织后，“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作为掌握全省军政大权的地方大员，不在奏疏上细呈民情，而是仔细条陈促织小虫的才能，其媚上邀宠的丑态一个“细”字便刻画得淋漓尽致。更觉可笑、可气的是，只因为献了促织，宰竟然“以卓异闻”。要知道“卓异”可是当时对官员考绩的最高评语。可见当时官僚体系的腐败昏庸。
　　其次，体现在对成名的讽刺上。虽然成名可以“成名”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按当时的观念来看，成名应该在科举上有所成就，而不应该是因为献虫而“入邑”。无疑，成名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反讽的意味。仔细分析我们还发现，“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小说开篇，成名以一个失败的读书人的形象登场了，然而又由于为人“迂讷”被“报充里正役”，成为征收促织的直接受害者。可以说是饱受折磨，苦不堪言。其后，成名看到妻子从“驼背巫”处求得的图画，“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注意此时的成名已经放下了儒者“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示，走上了求神拜佛的与读书人理性相悖的道路。再看结尾处，“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的描述，细细品咂“不数年”这三个字，不禁让人寻思成名在这几年是如何积累财富、扩大家业的。是善于经营，生财有道，还是也成为了统治阶级中的一份子，成了盘剥百姓的一员？这哪里还是当初那个不敢敛户口，“不终岁，薄产累尽”的穷书生。成名的转变，标志着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人性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与其说是成名人性的怯懦造成的，不如说是反映了外部环境对人的扭曲和摧残。因为，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征促织”，成名的一生将是怎样的？岂意其至此哉！
　　综上，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促织》放在叙事对象、叙事视角、叙事修辞等角度下，重新审视，我们不仅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小说的思想主题，也不禁深深折服于蒲松龄小说创作的独到匠心。正如郭沫若题联所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