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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世界翻译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西方译界大多将翻译研究集中在文本层面，即原文与译文的研究，或译文如何忠实于原文。到了70年代，西方出现了以伊万·左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等理论，将翻译研究提升至文本层面以上，这些学派首先承认了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认为翻译即背叛，从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些背叛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上。而后在90年代，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概念，既继承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文化转向”的提出背后有着多种原因，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也比较多样，然而其缺陷值得反思。“文化转向”对未来的翻译研究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作者简介】吴际（1994.7- ），男，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英语口译专业。
自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兴起了文化研究，很快便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全球的翻译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文化层面。70年代以色列学家伊万·左哈尔（Even 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将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中历史、社会层面，脱离了对文本的单纯静态的研究。而后图里（Toury）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的行为规范，将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地加入翻譯研究。在1990年，苏
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提出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概念，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转折点。该书的介绍中否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这样的理论“have moved word to text as a unit， but not beyond”，同时也否定了“painst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originals and translations”，因为这样的比较并未将文本置于文化环境中。两位作者从而超越了语言的层面，而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限制以及语境、历史和惯例对翻译的影响成为他们主要的关注重点。他们利用这样的文化视角对一系列文本进行了分析，涉及到不同时间内翻译标准的变化、出版业为追求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实施的权力、女性文学和翻译、翻译与殖民以及改写（rewriting）等。勒菲弗尔关注到非常具体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读者接受或是拒绝文本，这些因素包括权力、意识形态、机构和操纵。他认为“Translation is the most obviously recognizable type of rewriting， and … it is potentially the most influential”，这是因为翻译作品最能够将原作者和作品投射到原始文化的边界以外。勒菲弗尔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控制着文学系统，分别是文学体系中的专业人士、文学体系外的赞助人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
1.翻译研究的自身发展。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以前附属于文艺学，因此当时的翻译被看作是一门艺术，强调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再现。而在1921年，德国学者本雅明（W. Benjamin）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就已经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说明了追求语言上绝对的“信”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翻译的研究应当脱离对文字的斤斤计较而转向更深远广阔的层面，即文化层面。
以色列学者伊万·左哈尔在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他借鉴了俄国从事文学编史工作的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独立的对象，而应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这之前对于翻译的研究是静态的，而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作品同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比如左哈尔提到在不同时期，某国或某地的文化相对于另一文化可能处于优势或劣势，在不同的情境下，该国或该地的译者便会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若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则译者的策略选择也会发生变化，这便形成一种动态的翻译研究。而后图里提出了翻译规范，将文本置于目标文化体系内从而判定其可接受性。这些规范是对于文化、社会和时代在社会文化上的一定限制，人们需要通过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必要过程才能够获得。由此可见，图里的理论也是建立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可以说这两位的观点对“文化转向”理论提供了最初的启发和理论基础。
2.文化研究与文化学派。文化学派重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文化对翻译有制约作用。巴斯内特曾利用身体与心脏的关系比喻文化与译文的关系，强调文化的作用。曾文雄教授认为，文化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甚至是庇罗的怀疑主义以及达尔文的唯物论和进化论，“这些怀疑、适者生存的理念‘颠覆’了上帝和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伦理结构， 而后发展起来蕴涵‘反叛’和‘独立’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文化学派认为“忠实”的翻译是做不到的，从而追求原文与译文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等，即文化功能的等值，研究的问题从如何忠实于原文，变成了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的原因、结果等。
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文化学派的创立都极大的推动了各个领域对于文化因素的考量，在翻译领域，文化研究和文化学派提高了学者们的文化意识，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打下了一定基础。
3.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destructuralism），又称后结构主义，是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者否定了语言学派认为的语言存在终极意义的理念，认为语言的存在有着无数种意义。本雅明抛开了传统的只关注原文语义和语言解构的翻译研究，他认为文章需要通过翻译才能继续存活，并认为传统的翻译只能在“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环境下才能达到。如果原文需要依靠翻译才能继续存活和传播的话，那么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应当高于原作者和原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决定了文章能否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新生命。除此之外，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将重点更多放在了影响文本的诸多其他因素上，比如意识形态等。总之，解构主义的诸多观点对“文化转向”都有较强的启发和推进作用。 4.语言学派的局限性。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在二十世纪末走入了翻译研究的死胡同。由于传统的语言学派在进行翻译研究时主要研究的是原文和译文词句之间的对应，而这样的对应尽管看似十分科学，却忽略了很多文字背后的因素，因此语言学派的研究被一些学者认为过分的规范化。但对于文学文本而言，单纯的字词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学类文本其语言背后包含的文化因素更多更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理论则不能很好的解释翻译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这便为“文化转向”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
西蒙（Sherry Simon）的《翻译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等著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包括翻译研究中的用语的性别歧视现象，比如17世纪的一些学者将翻译比作“les belles infidels”（不忠实的美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女人比作译作，译作经常被脱离于原作并被认为低于原作，而女性在社会和文学领域中也经常受到类似不公正的对待。另外，西蒙还表示其翻译实践是一种政治活动，目的就是使语言为女性发声。女性翻译学者认为语言具有操纵功能，传统的语言成就了男性的主导地位，而这样的状况可以通过翻译进行改变。除西蒙之外，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也致力于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文章/翻译的理论化》（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中，她阐释了女性主义作家和译者该如何在写作和翻译的过程中颠覆传统的父权话语以达到平等。女性主义译者对翻译的操纵引入了语言以外的因素，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尼兰贾娜（Niranjana）和斯皮瓦克（Spivak）等。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内容是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在语言、文化、法律等层面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问题，“其核心研究对象为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后殖民主义学家认识到翻译在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這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尼兰贾娜认为宗主国除了通过强制机器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外，还会利用哲学、历史、语言学等手段；反之，翻译也是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属于“文化转向”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文化转向”在为译学带来新风尚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文化学派突破了传统语言学派的思想，但是这种突破是一种全盘否定，而不是批判的继承，完全脱离了文本而关注文化背景。赵彦春认为，“文化转向”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并试图取消“原著、译著、忠实、对等”等概念。翻译归根到底还是文本的翻译，而文本终归是要用语言文字呈现出来，一味的试图排斥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而将精力完全放在文化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文化研究已成为不可阻挡之趋势，那么如何统一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可取之处，将原本对立的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是不远的未来译界需要考虑的问题。
由于翻译自身的发展、多元系统理论以及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打破了持续了几千年的翻译研究模式，从生硬的语言层面跳脱出来，将翻译置于动态的历史、文化、社会中，解释了许多传统语言学派无法解释的翻译现象，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也是翻译研究的必然出路。在未来“文化转向”也一定会出现更多方向的衍化以适应不同的翻译现象。任何理论最终都要为了实践而服务，“文化转向”从翻译实践中来，也回归到翻译实践中去。南京师范大学的胡牧曾说，“翻译研究的视角正在通过‘语言’、‘文化’、‘社会’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跨学科前景，正在超越当下而进入一个翻译研究的后时代。”相信翻译理论的殿堂会愈加精彩。
参考文献：
[1]彭萍.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41-142.
[2]谢天振.正确理解“文化转向”的实质[J].外国语，2014（5）：45-46.
[3]Jeremy Munday.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8.
[4]赵稀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西方到中国[J].学习与探索， 2017（1）：141-143.
[5]蒋晓华.结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7.
[6]葛晓晶.浅谈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衍化[J].外国语文，2012（7）：102-104.
[7]朱慧超.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J].文化学研究，2017（9）：86-88.
[8]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1-13.
[9]胡牧.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中国翻译，2011（5）：5-10.
[10]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90-96.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作者简介】吴际（1994.7- ），男，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英语口译专业。
一、“文化转向”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兴起了文化研究，很快便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全球的翻译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文化层面。70年代以色列学家伊万·左哈尔（Even 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将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中历史、社会层面，脱离了对文本的单纯静态的研究。而后图里（Toury）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的行为规范，将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地加入翻譯研究。在1990年，苏
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提出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概念，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转折点。该书的介绍中否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这样的理论“have moved word to text as a unit， but not beyond”，同时也否定了“painst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originals and translations”，因为这样的比较并未将文本置于文化环境中。两位作者从而超越了语言的层面，而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限制以及语境、历史和惯例对翻译的影响成为他们主要的关注重点。他们利用这样的文化视角对一系列文本进行了分析，涉及到不同时间内翻译标准的变化、出版业为追求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实施的权力、女性文学和翻译、翻译与殖民以及改写（rewriting）等。勒菲弗尔关注到非常具体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读者接受或是拒绝文本，这些因素包括权力、意识形态、机构和操纵。他认为“Translation is the most obviously recognizable type of rewriting， and … it is potentially the most influential”，这是因为翻译作品最能够将原作者和作品投射到原始文化的边界以外。勒菲弗尔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控制着文学系统，分别是文学体系中的专业人士、文学体系外的赞助人以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
二、“文化转向”出现的原因
1.翻译研究的自身发展。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以前附属于文艺学，因此当时的翻译被看作是一门艺术，强调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再现。而在1921年，德国学者本雅明（W. Benjamin）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就已经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说明了追求语言上绝对的“信”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翻译的研究应当脱离对文字的斤斤计较而转向更深远广阔的层面，即文化层面。
以色列学者伊万·左哈尔在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他借鉴了俄国从事文学编史工作的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独立的对象，而应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这之前对于翻译的研究是静态的，而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作品同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比如左哈尔提到在不同时期，某国或某地的文化相对于另一文化可能处于优势或劣势，在不同的情境下，该国或该地的译者便会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若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则译者的策略选择也会发生变化，这便形成一种动态的翻译研究。而后图里提出了翻译规范，将文本置于目标文化体系内从而判定其可接受性。这些规范是对于文化、社会和时代在社会文化上的一定限制，人们需要通过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必要过程才能够获得。由此可见，图里的理论也是建立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可以说这两位的观点对“文化转向”理论提供了最初的启发和理论基础。
2.文化研究与文化学派。文化学派重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文化对翻译有制约作用。巴斯内特曾利用身体与心脏的关系比喻文化与译文的关系，强调文化的作用。曾文雄教授认为，文化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甚至是庇罗的怀疑主义以及达尔文的唯物论和进化论，“这些怀疑、适者生存的理念‘颠覆’了上帝和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伦理结构， 而后发展起来蕴涵‘反叛’和‘独立’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文化学派认为“忠实”的翻译是做不到的，从而追求原文与译文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等，即文化功能的等值，研究的问题从如何忠实于原文，变成了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的原因、结果等。
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文化学派的创立都极大的推动了各个领域对于文化因素的考量，在翻译领域，文化研究和文化学派提高了学者们的文化意识，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打下了一定基础。
3.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destructuralism），又称后结构主义，是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者否定了语言学派认为的语言存在终极意义的理念，认为语言的存在有着无数种意义。本雅明抛开了传统的只关注原文语义和语言解构的翻译研究，他认为文章需要通过翻译才能继续存活，并认为传统的翻译只能在“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环境下才能达到。如果原文需要依靠翻译才能继续存活和传播的话，那么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应当高于原作者和原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决定了文章能否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新生命。除此之外，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将重点更多放在了影响文本的诸多其他因素上，比如意识形态等。总之，解构主义的诸多观点对“文化转向”都有较强的启发和推进作用。 4.语言学派的局限性。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在二十世纪末走入了翻译研究的死胡同。由于传统的语言学派在进行翻译研究时主要研究的是原文和译文词句之间的对应，而这样的对应尽管看似十分科学，却忽略了很多文字背后的因素，因此语言学派的研究被一些学者认为过分的规范化。但对于文学文本而言，单纯的字词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学类文本其语言背后包含的文化因素更多更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理论则不能很好的解释翻译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这便为“文化转向”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
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
西蒙（Sherry Simon）的《翻译中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等著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包括翻译研究中的用语的性别歧视现象，比如17世纪的一些学者将翻译比作“les belles infidels”（不忠实的美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女人比作译作，译作经常被脱离于原作并被认为低于原作，而女性在社会和文学领域中也经常受到类似不公正的对待。另外，西蒙还表示其翻译实践是一种政治活动，目的就是使语言为女性发声。女性翻译学者认为语言具有操纵功能，传统的语言成就了男性的主导地位，而这样的状况可以通过翻译进行改变。除西蒙之外，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也致力于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文章/翻译的理论化》（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中，她阐释了女性主义作家和译者该如何在写作和翻译的过程中颠覆传统的父权话语以达到平等。女性主义译者对翻译的操纵引入了语言以外的因素，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尼兰贾娜（Niranjana）和斯皮瓦克（Spivak）等。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内容是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在语言、文化、法律等层面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问题，“其核心研究对象为文化霸权和文化身份”。后殖民主义学家认识到翻译在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這主要表现在两点：首先，尼兰贾娜认为宗主国除了通过强制机器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外，还会利用哲学、历史、语言学等手段；反之，翻译也是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属于“文化转向”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四、对“文化转向”的反思
“文化转向”在为译学带来新风尚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文化学派突破了传统语言学派的思想，但是这种突破是一种全盘否定，而不是批判的继承，完全脱离了文本而关注文化背景。赵彦春认为，“文化转向”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并试图取消“原著、译著、忠实、对等”等概念。翻译归根到底还是文本的翻译，而文本终归是要用语言文字呈现出来，一味的试图排斥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而将精力完全放在文化层面上也是行不通的。文化研究已成为不可阻挡之趋势，那么如何统一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可取之处，将原本对立的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许是不远的未来译界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总结
由于翻译自身的发展、多元系统理论以及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打破了持续了几千年的翻译研究模式，从生硬的语言层面跳脱出来，将翻译置于动态的历史、文化、社会中，解释了许多传统语言学派无法解释的翻译现象，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也是翻译研究的必然出路。在未来“文化转向”也一定会出现更多方向的衍化以适应不同的翻译现象。任何理论最终都要为了实践而服务，“文化转向”从翻译实践中来，也回归到翻译实践中去。南京师范大学的胡牧曾说，“翻译研究的视角正在通过‘语言’、‘文化’、‘社会’而勾勒出更为广阔的跨学科前景，正在超越当下而进入一个翻译研究的后时代。”相信翻译理论的殿堂会愈加精彩。
参考文献：
[1]彭萍.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41-142.
[2]谢天振.正确理解“文化转向”的实质[J].外国语，2014（5）：45-46.
[3]Jeremy Munday.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8.
[4]赵稀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西方到中国[J].学习与探索， 2017（1）：141-143.
[5]蒋晓华.结构主义翻译观探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64-67.
[6]葛晓晶.浅谈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衍化[J].外国语文，2012（7）：102-104.
[7]朱慧超.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J].文化学研究，2017（9）：86-88.
[8]谢天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1-13.
[9]胡牧.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中国翻译，2011（5）：5-10.
[10]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