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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幸一有时会想，他或许该早点离开福岛第一核电站；或许他该在自己穿着普通工作服努力恢复电力、而其他人已经穿上防护服的那天就离开；或许是3号反应堆爆炸那天，他看到一朵粉红色蘑菇云升上天的时候就撤离。
又或许，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他感到地面震动的时候，就驱车离开。当时水泥路面像水波一样晃动，玻璃窗纷纷碎裂，一名女员工在广播里惊叫：“请疏散！请疏散！”很快，数百名工人涌向总部大楼，而中川像化石一样僵在那里。
40分钟后，他们看到海水向后退去，又过了几分钟，14米高的海啸向岸边袭来，吞没了日本东北海岸的6座核反应堆。整座核电站除了总部大楼全部断电。
中川本可以那天就撤离的——毕竟他只是一名分包商，碰巧在核电站做常规的维护和检查而已。可是他怕一走工作就不保：“我不能对他们（核电站的人）说不，因为我的公司将来还需要他们提供工作。”
中川和其他工人并不知道，核反应堆已经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地震和海啸引起了各种混乱，工厂里的工人无法得到新的信息。双重自然灾害演变成一场核灾难，中川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但是他并不清楚核辐射水平。直到一名记者告诉他真实数字，他才说：“真的吗？天哪，我都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不想被视作胆小鬼。
于是，中川成了一名英雄，成了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福岛50勇士”中的一员。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好几百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努力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可怕核危机。
日本媒体把他们记入史册。可现如今，大多数勇士已经被忘却。
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关心的话题是令人担忧的核辐射、有关抵制核电的辩论，以及在应对核事故过程中反应不合格的东京电力公司。他们无暇顾及英雄。冒着生命危险阻止危机蔓延的工人仍然是无名者，甚至不怎么发声，因为他们担心说出真相后会被人们和形象丑化的东电公司联系起来。
震后的24小时，中川和同事们努力清理厂区的垃圾和瓦砾，为东京赶来的消防精英们开出一条道，以便他们向过热的反应堆注水降温。部分东电公司的人穿着防护服，中川没有，他还是穿着自己公司的灰色棉织工作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觉得自己被烤傻了。”
与此同时，反应堆随时有熔毁的危险。没有电力为过热的反应堆注水，燃料棒暴露在外，存放反应堆的建筑里弥漫着氢气。东电公司的工人们准备往反应堆注入海水，但为时已晚。他们刚要付诸行动，第一反应堆就爆炸了。
爆炸后没过多久，中川的老板打電话来冲他大吼：“你他妈的在干什么？离开那地方！”而中川身边的人都在讨论6个核反应堆全部爆炸可能引发的末日危机。“我再也受不了了。”中川瞅准了一个没人注意的时机，冲出大楼开车回家。
曾经的家园成了一座鬼镇。家人和邻居都已经疏散，中川的汽车已经没有足够的汽油开到疏散中心。这时，他的老板又打电话来了，提出如果他能回到核电站工作，会将他的工资提高10倍。中川给依旧在核电站清理废墟的工友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他。
这也许是个大错误。第二天，他看到一朵粉色的蘑菇云从3号反应堆上升起，当时他正在核电站的南区修理电线，穿的还是那套灰色棉质工作服。
尽管媒体大多报道说，这些在海啸后依旧留在核电站的人是英雄，事实上大多数“英雄”有各自的动机，比如中川，他的公司和东电公司有生意联系。还有来自东京和大阪贫民区的散工，到福岛工作是为了钱。甚至据说，有些是日本黑社会的成员，直到去年夏天一项法律规定公司不得与犯罪集团有牵连，才终止雇佣关系。可是接受采访的工人们说，只要有人愿意来工作，他们的背景并不重要。
事实上，有太多人返回核电站工作，以至于数百名工人的身份都无人统计。“核事故以前，进出工人的身份都要严格核查的，”核电站员工木村说，“不过这之后，规矩就被放在一边——有些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工作。”有的公司为了说服人们去核电站工作，甚至承诺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还有人自称是遭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力才留下来的。山本健二是一家电力工程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说，反应堆爆炸后，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的承包商们就强迫当地的小公司派工人去核电站。“他们急需工人，还威胁小企业，如果拒绝派人就再也别想在福岛做生意了。”当地的经济严重依赖东电公司，这样的威胁对在福岛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很现实且有效。许多小企业如果不和东电合作就难以为继。
不少人就像中川这样，从小在核反应堆的阴影下长大。中川的父母曾试图让他高中毕业后到东电公司上班，但他不肯，因为看不惯东电的趾高气扬。然而他又无法摆脱东电的影响：他工作的小电力公司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东电“大哥”的鼻息。“我想过换工作，却并不容易。”中川说，“我们这里只有核电站，我还有家要养，没有别的选择。”
2011年4月份，中川第二次回到核电站，拿到了一件防护服和一台核辐射监控仪。不过损害无可避免，8月份他离开核电站时，身体已经遭受了大量辐射，相当于体检规定标准的3倍。直到秋天，政府才开始跟踪调查这些工人的健康状况。
有法律要求核电厂工人将遭受的核辐射值记录在本子上，但是富田顺二、稻田等外来工人在第一核电站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收到过记录本。富田不知道体内积累了多少辐射。“我从没有在核电站工作过，6月份以前也没人跟我提过什么本子。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用之可弃的人。”
有些工人说他们对安全措施不甚了解，还有的人则根本不在乎。稻田说，不少人摘掉了辐射监控仪，以便继续留下来工作赚钱，甚至还有人在充满辐射的环境里摘掉防护面罩抽香烟。
东电公司曾说安全高于一切。然而事故发生后几个月，东电才开始向稻田这样的新人做安全讲座：“我们的核电站是安全的，因为有好几层厚重的混凝土保护。”稻田反问：“安全？这鬼地方都爆炸了，声音大得不得了。他们是在开玩笑吗？”
稻田还说，有些事情处理非常草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反应堆冷却水的处理。东电公司设法净化及清理了大部分高度污染的冷却水，而且一些用于抽水的水泵严重漏水。有一次，稻田被要求挖一条连接反应堆和堤坝的沟渠，以疏导污水。问题是，堤坝又挨着大海。“很容易就想得到废水会污染大海，但我们不得不按照东电的指令行事。”
对福岛50勇士来说，危机同样远未结束。工人们目睹了太多真相，对核电厂周围的净化清理工作并不乐观。正在从事净化除污工作的野村武说：“他们告诉我们，净化工作要花3年时间。完全是胡扯。得花上更长的时间，人们才敢返回家园……那一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10期
又或许，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他感到地面震动的时候，就驱车离开。当时水泥路面像水波一样晃动，玻璃窗纷纷碎裂，一名女员工在广播里惊叫：“请疏散！请疏散！”很快，数百名工人涌向总部大楼，而中川像化石一样僵在那里。
40分钟后，他们看到海水向后退去，又过了几分钟，14米高的海啸向岸边袭来，吞没了日本东北海岸的6座核反应堆。整座核电站除了总部大楼全部断电。
中川本可以那天就撤离的——毕竟他只是一名分包商，碰巧在核电站做常规的维护和检查而已。可是他怕一走工作就不保：“我不能对他们（核电站的人）说不，因为我的公司将来还需要他们提供工作。”
中川和其他工人并不知道，核反应堆已经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地震和海啸引起了各种混乱，工厂里的工人无法得到新的信息。双重自然灾害演变成一场核灾难，中川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但是他并不清楚核辐射水平。直到一名记者告诉他真实数字，他才说：“真的吗？天哪，我都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不想被视作胆小鬼。
于是，中川成了一名英雄，成了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的“福岛50勇士”中的一员。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好几百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努力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可怕核危机。
日本媒体把他们记入史册。可现如今，大多数勇士已经被忘却。
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关心的话题是令人担忧的核辐射、有关抵制核电的辩论，以及在应对核事故过程中反应不合格的东京电力公司。他们无暇顾及英雄。冒着生命危险阻止危机蔓延的工人仍然是无名者，甚至不怎么发声，因为他们担心说出真相后会被人们和形象丑化的东电公司联系起来。
震后的24小时，中川和同事们努力清理厂区的垃圾和瓦砾，为东京赶来的消防精英们开出一条道，以便他们向过热的反应堆注水降温。部分东电公司的人穿着防护服，中川没有，他还是穿着自己公司的灰色棉织工作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觉得自己被烤傻了。”
与此同时，反应堆随时有熔毁的危险。没有电力为过热的反应堆注水，燃料棒暴露在外，存放反应堆的建筑里弥漫着氢气。东电公司的工人们准备往反应堆注入海水，但为时已晚。他们刚要付诸行动，第一反应堆就爆炸了。
爆炸后没过多久，中川的老板打電话来冲他大吼：“你他妈的在干什么？离开那地方！”而中川身边的人都在讨论6个核反应堆全部爆炸可能引发的末日危机。“我再也受不了了。”中川瞅准了一个没人注意的时机，冲出大楼开车回家。
曾经的家园成了一座鬼镇。家人和邻居都已经疏散，中川的汽车已经没有足够的汽油开到疏散中心。这时，他的老板又打电话来了，提出如果他能回到核电站工作，会将他的工资提高10倍。中川给依旧在核电站清理废墟的工友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他。
这也许是个大错误。第二天，他看到一朵粉色的蘑菇云从3号反应堆上升起，当时他正在核电站的南区修理电线，穿的还是那套灰色棉质工作服。
尽管媒体大多报道说，这些在海啸后依旧留在核电站的人是英雄，事实上大多数“英雄”有各自的动机，比如中川，他的公司和东电公司有生意联系。还有来自东京和大阪贫民区的散工，到福岛工作是为了钱。甚至据说，有些是日本黑社会的成员，直到去年夏天一项法律规定公司不得与犯罪集团有牵连，才终止雇佣关系。可是接受采访的工人们说，只要有人愿意来工作，他们的背景并不重要。
事实上，有太多人返回核电站工作，以至于数百名工人的身份都无人统计。“核事故以前，进出工人的身份都要严格核查的，”核电站员工木村说，“不过这之后，规矩就被放在一边——有些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工作。”有的公司为了说服人们去核电站工作，甚至承诺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还有人自称是遭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力才留下来的。山本健二是一家电力工程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说，反应堆爆炸后，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的承包商们就强迫当地的小公司派工人去核电站。“他们急需工人，还威胁小企业，如果拒绝派人就再也别想在福岛做生意了。”当地的经济严重依赖东电公司，这样的威胁对在福岛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很现实且有效。许多小企业如果不和东电合作就难以为继。
不少人就像中川这样，从小在核反应堆的阴影下长大。中川的父母曾试图让他高中毕业后到东电公司上班，但他不肯，因为看不惯东电的趾高气扬。然而他又无法摆脱东电的影响：他工作的小电力公司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东电“大哥”的鼻息。“我想过换工作，却并不容易。”中川说，“我们这里只有核电站，我还有家要养，没有别的选择。”
2011年4月份，中川第二次回到核电站，拿到了一件防护服和一台核辐射监控仪。不过损害无可避免，8月份他离开核电站时，身体已经遭受了大量辐射，相当于体检规定标准的3倍。直到秋天，政府才开始跟踪调查这些工人的健康状况。
有法律要求核电厂工人将遭受的核辐射值记录在本子上，但是富田顺二、稻田等外来工人在第一核电站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收到过记录本。富田不知道体内积累了多少辐射。“我从没有在核电站工作过，6月份以前也没人跟我提过什么本子。我觉得自己被当成了用之可弃的人。”
有些工人说他们对安全措施不甚了解，还有的人则根本不在乎。稻田说，不少人摘掉了辐射监控仪，以便继续留下来工作赚钱，甚至还有人在充满辐射的环境里摘掉防护面罩抽香烟。
东电公司曾说安全高于一切。然而事故发生后几个月，东电才开始向稻田这样的新人做安全讲座：“我们的核电站是安全的，因为有好几层厚重的混凝土保护。”稻田反问：“安全？这鬼地方都爆炸了，声音大得不得了。他们是在开玩笑吗？”
稻田还说，有些事情处理非常草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反应堆冷却水的处理。东电公司设法净化及清理了大部分高度污染的冷却水，而且一些用于抽水的水泵严重漏水。有一次，稻田被要求挖一条连接反应堆和堤坝的沟渠，以疏导污水。问题是，堤坝又挨着大海。“很容易就想得到废水会污染大海，但我们不得不按照东电的指令行事。”
对福岛50勇士来说，危机同样远未结束。工人们目睹了太多真相，对核电厂周围的净化清理工作并不乐观。正在从事净化除污工作的野村武说：“他们告诉我们，净化工作要花3年时间。完全是胡扯。得花上更长的时间，人们才敢返回家园……那一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
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