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坐着空中飞车在非洲尽情狩猎，乘着潜水艇遨游南极海底，目睹同行者径直横穿鲸鱼之肚。这是吴趼人于1908年出版的幻想小说《新石头记》里的科幻情节。书中，贾宝玉离开清廷所造就的“野蛮社会”，进入了另一个“文明境界”。那里丰衣足食、和平安宁，科技极其发达，耕种机械化，可以人工制造雨雪，生活用具全自动，陆上有空中飞车，地下有“隧车”，海中有“水靴”，人可以在海陆空自由穿梭翱翔。
　　吴趼人说，中国要想复兴，中国人要想过上贾宝玉所见的“文明境界”里的好生活，就必须通过真正的“立宪”来打破清廷治下的“野蛮社会”。这种“复兴情结”，是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晚清幻想小说共同的主题。
　　1910年出版的小说《电世界》中， “新中国”发明了一种电翅，只需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靠着这类技术， “新中国”轻松击溃了“西威国”的上千艘飞行战舰，然后在民族英雄“黄震球”的领导下统一全世界，建立起了将世界各民族置于中国统治下的“大同世界”。
　　但“复兴”是困难的。老舍的科幻小說《猫城记》对“复兴”不再有汪洋恣肆的畅想，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悲观。
　　书中， “我”和朋友从地球出发，进入火星气圈时发生丁事故，飞机毁了，朋友死了， “我”在火星世界幸存了下来，被长着猫脸的猫人带入了一个火星文明古国“猫城”。一进入这个国家，“我”就意识到它即将灭亡，猫国人已经全部迷恋上一种由外国人带来的“迷叶”，每日里沉浸在这种叶子带来的虚幻的精神焕发之中，不再致力于耕种和工作;城市脏乱不堪，到处是无所事事之人，教育腐败、文化堕落、学者无耻、政客荒唐，民众一方面恨外国人，一方面又对外国人惧怕得要命，同时非常热衷于内斗。最后， “我”目睹了猫人被凶残的“矮人”亡国灭种。
　　迷叶实为鸦片，猫城实为中国，矮人实为日本。 《猫城记》披着科幻（火星国度）的外衣，实际上描摹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者让猫城亡国灭种，其实是希望中国不要亡国灭种。
　　对“复兴”的畅想，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启动。迟叔昌在1956年出版了《割掉鼻子的大象》，故事的时间被放置在1975年， “我”被设定为一名新闻记者，去戈壁滩参观一座名为“绿色希望”的城市，在那里见到了一种被称为大象的巨型动物——“白猪一奇迹72号”，它是科学工作者“依靠科学”培育而成巨猪，是普通家猪体重的125倍。作者未曾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两年，就出现了“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的公社壁画。
　　或许是觉得仅仅在陆地上把猪培育成大象的未来畅想仍属保守，1963年，迟叔昌又出版了小说《大鲸牧场》，描述未来的中国人如何在海洋中“放牧”鲸鱼。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科幻小说，还有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布克是马戏团的一条小狗，不幸被汽车碾压而死。科学家们采用最新技术，把布克的头换到了另一条狗的身上，将它重新救活了。这呼应的是中国科学界当时高度迷恋的“双头狗实验”。
　　1963年摄制的《小太阳》，可能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科幻电影。影片讲述了几位少先队员为了提高祖国的粮食产量，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在老科学家的帮助下研制出一个可以发光的“小太阳”，并亲自将其发射到太空。
　　那么科幻到底该描写什么呢？由此产生了几次分歧。
　　20世纪70年代后期，部分作家认为，科幻属于文学，不必负担对儿童的科普义务，也不必一定要去预见美好的未来。但更高昂的声音坚持认为， “科幻”首先必须是“科学”，其次必须是“童话”。简言之，科幻小说必须姓“科（学）”，不许姓“文（学）”。
　　按照这个框框，1977年第一部《星球大战》全球上映时，号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曾猛烈批评该片对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同样反感《星球大战》的钱学森，也站出来为中国科幻指路，呼吁作家们从太空抽身，去畅想2000年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何等模样。
　　及至1983年秋，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又与“清污”合流。批评的基调也从姓“科”还是姓“文”，转变为姓“社”还是姓“资”。
　　此后，中国的科幻小说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科幻期刊从20余家锐减至只剩1家;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几乎消失殆尽。